被告朱高正为《自由台湾周刊》发行人兼总编辑，被告吴祥辉为总企划（附证一），于本年内，连续诽谤李敖如下：
一、6月16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一期中，由吴祥辉署名，发表《街头运动的时代到了》。文中“诅咒别人死”一节内，诽谤李敖说：
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在美国成立之后，台湾岛内党外并未做出有规模而有效的反应，李敖便企图游说一些人士出面组织发起委员会。但是，当被问及他加入委员会与否时，他却明白表示不干这等事。这种事成有份，事败无干，诅咒别人死的行径，是所有街头运动分子的死敌（附证二）。
本自诉重点，不在辨正“企图游说”之事，而在纵有此事，怎么就是“事成有份，事败无干”？怎么就是“诅咒别人死”？查自来思想家的职责，就在鼓舞后进，自己并不实际介入。因为思想家自有思想的活动范围，思想家并不要做政治家。在台湾，胡适、殷海光等思想家都鼓舞过别人做政治家，成立新党，但这是“事成有份，事败无干”吗？这是“诅咒别人死”吗？古书中说：“我自不能为仲尼，而能教人做仲尼。犹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桓霸也。”（《华阳陶隐居内传》中陶弘景语）难道陶弘景“诅咒别人死”吗？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一。
二、7月15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五期中，由本刊采访组署名，发表《再见自由中国迎接自由台湾》。文中有被告康文雄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说：
过去据我所见以笔力影响台湾最巨者恐非李敖莫属，无论在文字、功力上都无法置疑。我尊敬他但也鄙视他。美丽岛事件之前，他那么惊惧而不敢参加党外运动，《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甚至暖流出版社当初想以二十五万出版他的《中国历史演义》，他也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但是，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附证三）。
本自诉重点，不在辨正所谓“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之事（因为前辈李敖在露脸牺牲时，今天的党外后辈，尚不知人在哪儿）和所谓“《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之事（因为《美丽岛》等刊物出版时，一些党外后辈早已数典忘祖，从未向李敖约过稿）。而所谓“暖流出版社”出资约李敖出版《中国历史演义》，李敖拒用真名云云，从无此事。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这家叫作“暖流出版社”的出版社，而这套书由远流出版社出版时，却正正挂的是“李敖校订”等名字（附证四）！李敖并未“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二。
三、同期又有所谓黄纪男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言语历历，并说黄纪男责备李敖“幕后！幕后！只叫别人去死”等话，业经黄纪男在7月13日电话中一一否认（附证五）。经李敖把电话中对话公布后，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复在7月28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七期中发表《敬告李敖》，说黄纪男发言，他们“存有录音带备查”，并反指李敖“睁眼说瞎话”（附证六）。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三。
四、8月11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九期中，由史文（化名）署名，发表《中研院的小三公》。文中在丑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后，笔锋一转，诽谤李敖说：
丁邦新的事，李敖都很清楚。为了怕李敖把他的诸般丑事给抖了出来，遂百般奉承李敖，还在选院士前提报李敖当史语所的编审——相当于研究员的职务，结果被中研院打回。但丁邦新为了拉拢李敖，现仍在替李敖努力找位子（附证七）。
查李敖与丁邦新自从预官八期同队受训后，二十六年来，毫无往还，从何“都很清楚”丁邦新的事？又从何被丁邦新“百般奉承”？所谓丁邦新提报李敖任史语所“编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一、史语所从无“编审”编制，又从何提出？二、纵有，丁邦新岂敢提出？三、纵提出，李敖岂屑为之哉？）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这段文字，用意在含沙射影指李敖因得丁邦新好处，故不抖出丁邦新的“诸般丑事”。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四。
查诽谤罪的构成，行为人以言词或举动为之，构成普通诽谤罪；以文字或图画为之，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构成加重诽谤罪。本案的犯行，恰为加重诽谤，已至为明确。特此择举列出四项，请惠为审理，科以应得之刑。
198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