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处于纳粹占领下的法国是困难而又危险的。相比之下，返程的路——至少对于一个笑容灿烂的二十岁小姑娘来说——就易如反掌了。
到达圣塞巴斯蒂安仅仅几天，在经历了不计其数的会议和情况汇报会之后，伊莎贝尔再一次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在三等车厢的长凳客座上坐了下来——这是她仓促之下能够买到的唯一一个座位——看着卢瓦尔河谷在自己身边经过。车厢里寒冷刺骨，挤满了多话的德国士兵和一直低着头、把双手放在大腿上的胆小怕事的法国男女。她的手包里装着一片硬奶酪和一个苹果，可即便感觉很饿——实际上是饥肠辘辘——她也没有打开自己的包。
她发觉自己身上破破烂烂、满是破洞的棕色裤子和羊毛大衣十分引人注目。她的脸颊得了风伤，上面满是划痕，双唇也干得皴裂开来。但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她的内心，她在比利牛斯山上获得的成就改变了她，让她成熟了不少。一生中，她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她认识了军情九处的一位特工，正式开辟了一条逃生路线。她成了他们的主要联络人——被称为“夜莺”。她手包的衬里中藏着十四万法郎，足以建立起好几座安全屋，为飞行员们和沿途那些敢于收留他们的人购买食品和衣服。她向自己的联络人伊恩（他的代号是“星期二”）保证，剩下的那些飞行员随后就会到达。给莱维先生发去“夜莺放声歌唱”的电报时也许是她此生最骄傲的时刻。
火车到达巴黎下车时已经接近宵禁的时间了，秋天中的城市在萧瑟漆黑的夜空中颤抖着。风儿翻滚着穿过裸露的树枝，哗啦哗啦地翻动着空荡的花栏，吹拂鼓动着雨棚。
她走出车站，经过自己在拉布尔多内大道上的老公寓，心中突然涌起了一种……向往之情——她猜自己应该这样形容。这是她记忆中最接近家的地方，而她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去过——或是看看自己的父亲了。自逃生路线开辟之时起，她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住在一起并不安全，于是她回到了自己最近租住的一间肮脏的小公寓——不配套的桌椅，地板上的床垫，坏掉的炉灶；地毯还散发着上一任房客留下的烟草味，墙壁上则满是水渍。
走到公寓的前门，她暂时停下脚步，四下张望了一番，安静的街道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把万能钥匙插进锁孔里，轻轻扭转了一下。伴随着咔嗒的响声，她察觉到了危险。事情有些不太对劲，屋里的东西被人挪动过——一个阴影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隔壁那间被店主遗弃了好几个月的小酒馆里传来了叮叮当当的金属声。
她缓缓转过身来，凝视着漆黑、安静的街道。周围停放着她未曾发现的卡车，从少数几家凄惨的小咖啡馆里透出来的三角形灯光映照在人行道上；在灯光的照耀下，士兵们变成了纤瘦的黑影，来回地移动着。一种逃亡的氛围充斥着这个昔日里热闹非凡的社区。
街道的对面，一盏没有打开的路灯立在那里，旁边还靠着一个几乎比周围的夜色还要浓黑的影子。
是他在那里。她心里清楚，即便她看不到他。
她缓缓走下楼梯，心里依旧保持着警惕，小心翼翼地一次只迈一步。她确信自己能够听到他在不远处呼吸着，注视着她。她本能地预料到他会忧心忡忡地等待她的归来。
“盖坦。”她轻轻唤了一声，声音出口时还带着几分试探，试图抓住他，“你这几个月一直都在跟着我。为什么？”
什么动静也没有，她身边刺骨的冷风吹动着沉默。
“过来。”她恳求道，微微抬起了自己的下巴。
依旧什么动静也没有。
“现在又是谁没有准备好呢？”她问道。这样的沉默有些伤人，但她能够理解。在他们所要面对的风险面前，爱情也许是所有选择中最危险的一个选项。
或许她错了。他并不在这里，永远也不曾注视过她、等待过她。也许她只不过是一个傻姑娘，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街头，对一个不想要她的男人心存渴望。
不。他就在那儿。
这一年的冬天比去年的还要糟糕。一位愤怒的神明用铅灰色的天空和坠落的雪花猛攻着欧洲。日复一日，再复一日。对于一个已然变得荒凉而又丑陋的世界来说，这样的寒冬无疑是残忍地雪上加霜。
和占领区的许多小城镇一样，卡利沃也变成了一座绝望的孤岛，仿佛与世隔绝，村民们对于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在生存都变得如此艰辛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有时间会钻研传单、寻求真相。他们只知道自从美国人参战以来，纳粹们开始变得愈加愤怒和吝啬。
1942年2月初的一个阴冷的清晨，黎明还未到来。树枝啪的一声被雪压断了，窗玻璃看上去就像是池塘里破裂的冰块。薇安妮早早醒了过来，久久地凝视着卧室的人字形天花板。一阵头痛猛地袭上她的太阳穴，她感觉浑身冒汗、疼痛难忍。吸气时，她的肺部感受到了灼烧的感觉，让她不禁咳嗽起来。
她并没有兴趣从床上爬起来，却也不想把自己饿死。这个冬天，她们的定量配给卡已经愈发没有用处了，因为根本就没有食物、鞋子、布料或皮革可供分配。薇安妮已经没有烧炉子用的木料了，也没有钱支付电费。在煤气如此珍贵的情况下，就连洗澡这种简单的事情也变成了需要忍受的累人工作。她和索菲像小狗一样抱在一起睡觉，身上盖着成山的棉被和毯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薇安妮已经动手烧掉了任何木质的物品，还卖掉了自己的贵重物品。
此时此刻，她几乎把自己拥有的每一件衣物都穿在了身上——法兰绒裤子、她亲手织的内衣、一件旧羊毛衫和一条围巾，可起床后还是在不停地发抖。她的双脚一触地就因为冻疮而痛得抽搐起来。她抓过一条羊毛裙，把它套在裤子的外面。这个冬天她瘦了不少，因此不得不用别针把裙子别在腰上。她咳嗽着走下楼梯，呼出的白色气团几乎瞬间就消失在她的眼前。她一瘸一拐地走过客房的门口。
上尉已经离开好几个星期了。尽管薇安妮痛恨承认这一点，但在这个时节，他的离开比他的出现更令人难熬——至少他在的时候家里还能有饭可吃、有柴可烧。他不愿意让屋子里冷冰冰的。薇安妮告诫自己尽可能少吃他提供的食物——她告诉自己，饥饿是她的责任——可什么样的母亲会让自己的孩子受罪呢？难道薇安妮真的要让索菲饿死，才能证明她对法国的忠诚吗？
黑暗中，她在原本已经穿了两双袜子的脚上又多套了一双满是破洞的袜子，然后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戴上了她最近用索菲的旧婴儿毯制成的连指手套。
在结着霜的厨房里，她点起了一盏油灯，举着它缓缓走到室外，一边费力地喘着气一边爬上了光滑结冰的山坡，朝着谷仓走去。途中，她还两次滑倒在结冰的草坪上。
即便她戴着厚厚的连指手套，谷仓的金属门把手摸上去还是凉得要命，她不得不用尽全身的力气才缓缓地把门推开。走进谷仓，她放下了油灯。在她的身体如此虚弱的情况下，挪动汽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她痛苦地做了一次深呼吸，心一横，走向了汽车。她挂上空挡，然后弯下腰抓住保险杠，使出全身的力气推动着车身。汽车缓缓地向前挪动着，似乎是在对她指指点点。
看到活板门露了出来，她取回油灯，慢慢地沿着梯子爬了下去。在她遭到辞退、家中的积蓄也被用尽的那漫长而又黑暗的几个月中，她已经卖掉了家中一件又一件的珍宝：卖画赚来的钱换来了冬日里鸡兔所需的饲料，利摩日的茶具套装换来了一袋面粉，银质盐和胡椒罐换来了一对老母鸡。
打开妈妈的首饰盒，她低头凝视着里面的天鹅绒内衬。不久之前，那里还摆放着不少人造有色玻璃首饰以及许多好货。几对耳环、一只银丝手镯、一枚用红宝石和铸铁做成的胸针，如今那里却只剩下了几颗珍珠。
薇安妮脱下一只连指手套，用手掌捧起了那些珍珠。只见它们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如同年轻女子的肌肤一样富有光泽。
它们是她与母亲之间仅存的一点联系了——也是她的家族最后的一点遗产。
索菲本可以在自己的婚礼上戴上它们，或是把它们传给自己的女儿。
“不过她今年冬天就要把它们吃进肚子里去了。”薇安妮说。她也不确定让自己的声音哽咽起来的是忧伤、悲痛抑或是解脱。家里还有东西可以变卖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幸运的事情才对。
她低头盯着那些珍珠，感受着它们在自己手掌中的重量以及它们从她的身体里吸收热量的过程。某一个瞬间，她看到它们散发出了无尽的光芒。紧接着，她无情地戴上了手套，沿着梯子爬了回去。
荒凉的寒冷冬日又过去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贝克还是杳无消息。二月末的一个寒冷的清晨，薇安妮伴着沉重的头痛和高烧醒了过来。她一边咳嗽一边颤抖着爬下床，缓慢地从床上拿起一张毯子裹在身上，却丝毫不起作用。她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即便身上已经穿了一条裤子、两件毛衣和三双袜子。屋外咆哮的狂风冲撞着百叶窗，吹得遮光布下面冰封的玻璃发出了咔嗒咔嗒的响声。
她慢慢吞吞地做着早上例行的事务，试着不让自己深呼吸，以免让咳嗽涌上胸口。尽管她长满冻疮的双脚每迈出一步，疼痛都会蔓延开来，她还是用稀稀的玉米糊给索菲做了一顿贫乏的早餐。吃过饭，母女俩出门走进了漫天的大雪中。
她们在沉默中步履艰难地走到了镇子上。雪还在无穷无尽地下着，把她们眼前的道路都铺成了白皑皑的一片，还把树木裹得严严实实。
教堂坐落在镇子边缘的一块凸起的小高地上，一边紧挨着河流，另一边则是老修道院的石灰墙壁。
“妈妈，你还好吗？”
薇安妮再一次向前耸起了肩膀。她捏了捏女儿的手，除了连指手套的手感之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一股气息断断续续地冲撞着她的肺部，让她感觉胸口像着了火一般。
“我很好。”
“你应该吃点早餐。”
“我不饿。”薇安妮说。
“哈。”索菲嘟囔了一句，继续在大雪中步履艰难地向前走去。
薇安妮领着索菲走进了教堂。这里暖和得连她们嘴里喷出的哈气都消失不见了。中殿优雅地向上拱起着，看上去像是一双紧握着的祈祷的手，两边固定着优美的木梁，彩色玻璃窗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色彩。大部分的靠背长凳都已经坐满了，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冬季中。
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在中殿里叮叮当当地回响起来。大门重重地关上了，将大雪中残留的一丝微弱的自然光挡在了门外。
约瑟夫神父走上讲道坛。在薇安妮的一生中，这位慈祥的老神父一直都主持着这座教堂，“今天，我们要为那些死去的男同胞们祈祷，我们祈祷这场战争不会再长久地持续下去……祈求反抗敌人、保持真我的力量。”
这并不是薇安妮想要听到的布道。她之所以会到教堂里来——不畏严寒——是为了让神父的布道在这个礼拜日中安抚她，用类似“荣誉”、“责任”和“忠诚”之类的词语来启发自己。可今天，那些理想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病入膏肓、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保有自己的理想？她该如何在接受敌人施舍的食物时面对自己的邻居，即便那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口粮？其他人比她更加饥饿。
她陷入了深深的思虑之中，过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仪式已经结束了。薇安妮站起身来，感到这个动作让自己的眼前一阵天旋地转。她紧紧抓住靠背长椅，寻找着支撑。
“妈妈？”
“我没事。”
在她们左手边的过道上，教区居民们——大部分都是女人——正鱼贯而出。每个人看上去都和她一样虚弱不堪、形容枯槁、筋疲力尽，身上层层叠叠地裹着羊毛织物和报纸。
索菲牵起薇安妮的手，拉着她走向敞开的大门。在门槛处，薇安妮停顿了一下，颤抖着咳嗽起来。她不想再回到那个寒冷的白色世界里。
她迈出门槛（记得在他们的婚礼上，安托万就是从这里把她抱出教堂的……不，那是勒雅尔丹宅院的门槛；她糊涂了），走进了风雪之中。薇安妮用头上缠着的那条厚重的编织围巾紧紧地围住自己的喉咙，俯身向前，顶着风艰难地在潮湿的大雪中挪动着。
待她到达庭院外破损的院门口时，她已经喘不上气来了，猛烈地咳嗽起来。她绕过被大雪覆盖着、挎斗里支着机关枪的摩托车，走进了光秃秃的果园。他回来了，她没精打采地想着，现在索菲能有口饭吃了……就快走到前门时，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向下坠去。
“妈妈！”
她听到了索菲的声音，还从中听出了她的恐惧。薇安妮心想，我吓到她了，然后立马感到有些后悔，可双腿实在是虚弱得站不起来。她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远处，她听到房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随即便是她的女儿尖叫着“上尉先生！”的声音，尔后又是一阵靴跟敲击木头地板的声音。
她重重地倒在地上，脑袋撞上了被雪覆盖的台阶。她躺在那里心想，我要休息一会儿，然后就起来给索菲做午餐……可是家里还剩下什么可吃的东西呢？
紧接着，她感觉自己飘浮了起来，不，也许是飞了起来。她睁不开眼睛——她实在是太累了，而且头痛欲裂——可她能够感觉自己正在移动，身体震颤了起来。安托万，是你吗？是你在抱着我吗？
“把门打开。”有人说道。一阵木头碰撞的声音过后，那个声音又说：“我要脱掉她的外套。去把德·尚普兰夫人叫来，索菲。”
薇安妮感觉自己被放在某种柔软的东西上面，那是一张床。
她润了润自己皲裂干枯的双唇，试图睁开眼睛。这个动作费了她很大的力气，害她不得不试了两次。当她终于设法睁开眼睛时，视线却是模糊的。
贝克上尉正坐在她卧室的床边，握着她的一只手，俯身向前，脸庞紧紧地凑了过来。
“夫人？”
她感觉到他温暖的鼻息扑打在自己的脸上。
“薇安妮！”瑞秋大喊着奔进了房间。
贝克上尉一下子就站直了身子，“她晕倒在雪地里了，夫人，头还撞到了台阶，是我把她抱上来的。”
“万分感激。”瑞秋说着点了点头，“现在让我来照顾她吧，上尉先生。”
贝克站在那里。“她没有吃东西。”他生硬地回答，“她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了索菲，我看到了。”
“这就是战争中的母爱，上尉先生。好了……请原谅……”她走过他的身边，在薇安妮身边的床沿上坐了下来。他又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上去有些激动不安，随即离开了房间。“所以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索菲。”瑞秋温柔地说着，伸手捋了捋薇安妮潮湿的头发。
“我还能怎么办呢？”薇安妮说。
“你不可以死。”瑞秋说，“索菲需要你。”
薇安妮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眼。她沉沉地睡了过去，梦到自己正躺在某种柔软的东西上，身下是一亩又一亩向四面八方延伸开来的黑土地。她能够听到有人正在黑暗中呼唤她的名字，朝她走来，却丝毫不想挪动自己的身体；她就这样睡呀，睡呀，睡呀……醒来时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不远处的壁炉里正燃着熊熊的火苗。
她缓缓坐起身来，感觉全身无力、摇摇晃晃，“索菲？”
客房的门打开了，贝克上尉出现了。他穿着法兰绒的睡衣和一件羊毛衫，脚上蹬着长筒靴。他开口说了一句“晚上好，夫人”，然后露出了笑脸，“太好了，你醒了。”
她穿着自己的法兰绒裤子、两件毛衣、一双袜子，头上还戴着针织帽。是谁给她穿的衣服？
“我睡了多久了？”
“只不过一天而已。”
他走过她的身旁，钻进了厨房，片刻之后回来时手里端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一块蓝纹乳酪、一片火腿以及一片面包，一声不吭地把食物放在她旁边的桌子上。
她看着它们，胃里痛苦地呻吟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看了看上尉。
“你撞到了自己的头，差点没命。”
薇安妮摸了摸自己的前额，感觉头上鼓着大包的地方十分的脆弱。
“如果你死了，索菲可怎么办？”他问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你离开得太久了，家里的食物已经不够我们两个人吃了。”
“吃吧。”他低着头凝视着她。
她不想移开视线，为自己对他的回归感到如释重负而倍感耻辱。当她终于看向别处、把目光落在自己的身旁时，她看到了食物。
她伸手把盘子捧在手中，端到了嘴边。熏火腿鲜香的气息夹杂着奶酪的淡淡臭味令她陶醉，彻底击溃了她的良心，引诱她告诉自己，眼下她已经别无选择了。
1942年3月初，春天的脚步似乎还很遥远。昨天晚上，同盟国军队炸毁了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工厂，杀死了巴黎市郊数百名居民。这一举动让巴黎人——包括伊莎贝尔在内——感到既紧张又焦躁。美国人带着复仇的心态参战了，空袭如今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现实。
这个寒冷的雨夜，伊莎贝尔在浓雾中骑着自行车穿过泥泞多辙的乡间小路，被雨水粘到脸上的头发模糊了她的视线。声音在迷雾中被放大了，野鸡的叫喊声被车轮在泥巴里滚动的声音、头顶上几乎永不停歇的飞机嗡嗡声以及看不见的田间牛叫声打断了。一条羊毛头巾是她头上唯一的保护。
仿佛是有一支不确定的木炭笔在羊皮纸上画下了一条线似的，分界线缓缓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看到了黑白相间的检查站大门两边支着的一卷卷带刺铁丝网，门边，一个德国哨兵正坐在椅子上，大腿上放着一把来复枪。伊莎贝尔靠近时，他站起来把枪口对准了她。
“站住！”
她慢下车速，车轮卡在了泥巴里，害得她差一点从车座上摔下来。下了车，她迈进了淤泥之中。她的大衣衬里中藏了五百法郎的纸币，还有一套为附近安全屋里藏匿的飞行员准备的伪造身份证。
她朝着德国士兵笑了笑，推着车朝他走了过去，双脚重重地踩在了泥坑里。
“证件。”他说。
她把伪造的朱丽叶特证件递给了他。
他翻看了一下，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她能够看出他为自己在雨夜中被安置在如此僻静的边境感到很不高兴。“过去吧。”他的声音听上去百无聊赖。
她把证件放回口袋里，重新爬上自行车，拐上湿乎乎的马路，飞快地骑走了。
一个半小时之后，她到达了小镇布朗托姆的外围。这片自由区里虽没有德国士兵，可法国警察近来却证明了自己和纳粹一样危险，所以她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几个世纪以来，小镇布朗托姆都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治愈肉体、启迪灵魂的圣地。在黑死病和百年战争毁坏了这里的郊野之后，本笃会僧侣们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石灰岩修道院，一边背靠高耸的灰色悬崖，另一边则俯瞰宽敞的德罗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