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科技的史诗
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是值得怀疑的。稀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经济学认为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才要优化配置资源，才有供给曲线。但实际情况是，几十亿年来地球的物质资源不增不减，而人类的财富、生活却越来越丰富。在物质并没有增多的前提下，是什么驱动了增长？什么是真正稀缺的? 答案是深科技（Deep Tech）！是深科技把几十亿年都没有价值的“沙子”变成了今天十分珍贵的“半导体材料”，是深科技把有害的“大肠杆菌”变成了今天效率最高的“合成化合物工厂”，是深科技把普洒世界的阳光变成了永不枯竭的“光能”。什么是深科技？我对其的定义是需求驱动的以基础科学突破为依托的解决产业问题的科技体系！
我把深科技分为平台型科技和专用型科技两种。
平台型科技：往往是划时代的通用技术，它的出现会按照“创新扩散曲线”改变众多行业，比如18世纪的蒸汽机、19世纪的电力、20世纪的互联网、21世纪的人工智能和基因测序等。
专用型科技：指某一行业的特定技术。比如今天的合成生物学技术、化合物半导体技术、无人驾驶汽车、软硬件数据深度融合技术等。
麻省理工学院（MIT）作为全球最顶尖的理工科大学，一向注重基础研究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其多元交叉的院系设置和学科设置充分体现了其解决产业问题的良苦用心。每年美国高校科技创业中拿到A轮投资并制造出产品的“有效比率”约为20%，而麻省理工学院却能达到50%！ 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源创力孵化器（CRII）”，以每年孵化60个深科技项目的速度验证了以上数据。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作为世界上最权威的科技媒体之一，其评选的“10大全球突破性技术”是每年深科技创新的典型代表。这个榜单涵盖了未来5年内的科技价值创造趋势,是企业和投资者不能忽略的内容。
我无须在此评论每个入选技术，因为本书中的各位专家对各个技术有详细的解读和评论。这里，我想表述三个观点。
一、全球8个深科技地理位置和科技创新链条的重构
世界深科技的分布是环大西洋和环太平洋展开的。这和2017年的“10大全球突破性技术”领先公司的分布是一致的。科特勒咨询集团（KMG）在2016年针对人工智能、基因测序、合成生物学、医疗技术、新材料以及下一代计算6个领域的深度技术和顶级人才进行了统计。我们发现，32%的全球化合物半导体的科技专利和创业公司汇集在美国太平洋地区，而美国西海岸已经是世界级的基因测序（NGS）和合成生物学产业的集群，有接近一半的全球相关专利和顶级人才汇聚于此。在全球人工智能的专利和数学顶级人才中,更有超过40%的人才都在泛大西洋沿岸，如美国波士顿、英国和法国，其中法国的数学技术和英国的无人驾驶车底层技术、后量子时代的“格密码”技术更是领先于全球，那里有最好的专家和最贵的人才（2016年，牛津大学人工智能博士生的毕业起薪为300万英镑/年）。当我们聚焦医疗技术的时候，从大西洋沿岸到德国的黑森林地区，欧洲的7大“医谷”涵盖了2016年全球医疗技术和器械申报的55%，深科技和深科技人才高度集群化。我们确定了8个“世界深科技集群”，这些集群占全球6大新兴技术专利和应用科研转化数量的75%以上。
故事并没有讲完，如果我们再在这个“深科技地图”上加上一层“产业地图”，你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反差——产业中心和技术中心的分离！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这种状况，美国原创的深度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却发生在中国，比如无线充电产业、化合物半导体产业、新能源车产业、显示产业等。深科技的价值实现往往是跨区域的，深科技的市场价值创造需要不同的市场环境和产业生态。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光学材料技术和人才，在新型光学材料领域也有很多专利。但是，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公司在做量子点光学材料的时候，它们碰到了问题：美国没有制作该材料的公司而且购买该材料的客户也不在美国！整个大屏幕显示产业的制造技术和终端客户已经几乎被亚洲的企业垄断！因此，这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公司最终把总部设在了中国，贴近客户的应用研发、生产、营销全部在中国，而基础研发留在了麻省理工学院。
在我们进行全球科技产业战略咨询和科技投资的过程中看到的这种例子有很多。深科技的地理分布和科技产业的地理分布并不总是重合的，这是全球流动性增加和全球化分工的一个必然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在需求高端化和传统科技发达国家制造业能力虚无化的背景下，需求驱动的深度科技产业化正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这也是我要谈的第二个观点。
二、中国在全球科技产业中的新角色：高端需求引领全球深科技产业发展
知识到财富的转化过程一直在演变。从知识创造端到需求实现端，全球深科技创新链条一直在演变的过程中。300年前，知识创造稀缺但需求巨大，现在则是知识创造端呈现爆炸性增长，而全球需求端增长缓慢，甚至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需求已死”的观点。以前，深科技创新链各个环节的工作需要不同的创新组织完成，现在则是一个创新组织就能承担深科技创新链的全部工作环节（如苹果公司和华大基因公司）。这使得需求作用能够直达科技创新链的源头，并导致需求端在深科技创新链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中国需求日趋高端化。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以深圳、上海、杭州为代表的城市对技术产品的需求逐步进化到足以拉动人工智能、基因测序、新能源等新一轮通用性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创新。中国对新型技术产品需求的高级化和多元化已经超越发达国家，正在成为国际化科技创新的“力量中心”。
中国正在吸引全球8大科技创新节点资源的汇聚。中国有深圳这样的产业配套完备和个性化定制能力极强的城市，且深圳在国际科技创新链中的作用正日益凸显。最近5年，仅深圳一个城市就吸引了2000多个来自波士顿、牛津、硅谷、慕尼黑、特拉维夫等地的国际级科技公司及人才到深圳创办企业或设立卓越中心、孵化器，而且这在中国城市中并非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说明中国的发展路径是从最早的全球低成本加工中心，到世界增值制造工厂，再到今天的正在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中心。中国在国际科技创新格局中的角色的重要变化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机遇。企业和政府需要更大的规划和载体将中国的优势放大，实现国际范围内新一轮创新资源的聚合。
三、中国如何行动：国际深度科技社会实验区和离岸科技创新中心
中国应鼓励深圳等领先城市在建设国际化创新城市方面实现跨越。关键是利用产业生态优势演绎好市场需求带动的故事，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创新格局中的角色，实现从制造者到重要创造者的角色转变。
2016年10月，我在深圳向李克强总理汇报了离岸创新和国际技术实验室的核心思路：通过人大立法，在特定区域设立以深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实验区。利用深圳在需求端的特殊优势构建国际新技术、新产品的体验中心，重点解决国际范围内的颠覆式创新产品的社会实验瓶颈，进而带动源头型深科技和人才围绕技术特区大规模聚集，使技术特区成为国际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聚合全球的创新资源，实现打造国际化创新城市的战略目标。
中国的领先城市需要构架两个关键平台。
（一）国际深度科技社会实验室
目前，如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新一代计算、超材料、肿瘤免疫治疗、合成生物产业等颠覆式创新产品要实现大规模应用，都需要一个真实的社会实验场景，以形成相应的社会管理规范和法规体系，同时利用需求端反馈，完善产品。一些生命健康技术也需要小范围的社会实验来改进技术、实现应用。这些工作在传统的科技发达国家完成颇有困难，但中国的领先城市却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特色小镇或区域。2016年，我们联合深圳前沿产业基金、源创力和招商局集团漳州公司共同发起的厦门湾“无人驾驶汽车新技术社会实验室（小镇）”获得了来自有“无人汽车行业斯坦福”之称的美国密歇根大学Mcity以及包括福特、特斯拉、谷歌等近60个会员车企的积极响应，足以说明需求所在。
（二）离岸科技创新中心
如前文所述，深科技的源头创新集中在8个“深科技集群”，这些集群占全球6大新兴技术专利和应用科研转化数量的75%以上。我们如果想获得深科技和顶级人才，就必须深入这些集群，在这些集群中设立“国际离岸创新中心”，让这些顶尖人才不用离开本地就可以参与中国产业链的创新，在加速阶段再进入中国落地。这些离岸创新中心将扮演“研究院+孵化器”的角色，下载“大脑”，就近转化人才。中国科协和深圳市已经率先行动，2017年，深圳市支持了以源创力（CRI）为代表的10家机构在海外设立“国际离岸创新中心”，其分布在牛津、柏林、斯德哥尔摩、波士顿、硅谷等地。
各位亲爱的读者，无数的研究和案例已经证明：真正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是永不停步的“变革和创新”。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是一部人类不断求新求变的万年史诗！正如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博士所说：“如果5年内你还在按照一样的方式做着一样的生意，那么你就快要关门大吉了！”
拥抱技术，用自己的努力和天赋去改变世界吧！永远有一个未来在等着你去创造，永远有一个承诺等着你去实现！
祝阅读愉悦！
曹虎 博士
科特勒咨询集团（KMG）中国区总裁
2017年4月4日，深圳小径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