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引进一种简单但又安全的加密方式，这种方式要容易获取，也要便于阅读；通过这种方式，无论何种意图的信息，对于收信人之外的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密封”的。
——《每季评论》，1853 年
自从人类开始发明创造以来，就有人利用这些发明从事不法之事。“众所周知，没有人比犯罪分子更善于利用科学的最新成就了，”约翰·邦菲尔德—一位芝加哥警员，在 1888 年接受《芝加哥先驱报》的采访时说，“只要有利可图，那些受过教育的犯罪分子就能从每一项新发明上刮到甜头。”电报当然也不例外。它给肆无忌惮者提供了欺诈、盗窃以及行骗的新手段。
早在观感电报机的时代，查普就曾提议将电报用于传递股票市场的信息，但他的建议被拿破仑否决了。然而，等到 19 世纪 30 年代，观感电报恰恰被用于这一用途，而且没过多久，就有人盯住了其中的可乘之机。两个银行家，弗朗索瓦和约瑟夫·布朗，收买了巴黎—波尔多线上，靠近图尔的一处小电报站的操作员。在发送巴黎股市当天涨跌情况的信息时，这个操作员会故意加进去一些可以辨认出来的小错误。通过远远地观察着电报塔上指示臂的变化，那些对于其他人来说不过是偶然出现的失误，对布朗兄弟来说，则意味着先于他人了解到股市的状况，且又不会被人看到与同伙接触。这个阴谋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 1836 年才被人揭穿。
电报有战胜距离的本领，想要利用信息失衡的人有了用武之地：所谓信息失衡，就是指特定的信息在某些地方已经众所周知，但在其他地方还不为人知，在这些地方，掌握这一信息就可以牟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赛马。在赛场之上，比赛结果当场就会宣布，但在发明电报之前，通常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赛马的结果才能传到全国各地的庄家手中。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庄家之前得知比赛的结果，然后再去下注就万无一失了。几乎是电报发明之初，就立下了规矩，不允许用电报传送这类消息；但可惜的是，在监管新技术犯罪这场猫鼠游戏中，不法分子往往比立法者要先行一步。
有一则故事就是发生在 19 世纪 40 年代，在德比跑马大赛的当天，一名男子来到了伦敦的肖尔迪奇火车站，声称他把行李和一条围巾忘在了朋友处，而他的朋友，恰巧就在距离赛马场最近的那一站。于是，他给他的朋友发了一条看似完全与比赛无关的电报，请他将行李和围巾送来。之后，他收到了一条回复：“你的行李和格子花呢围巾将随下一班列车抵达。”看似无心地提到了“格子花呢”，其实是代指获胜马匹的毛色，毫无悬念，此人在赌马中狠赚了一笔。
可是，其他人在玩同一个花样的时候，就没那么幸运了。另有个男子，在唐克斯特跑马大赛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来到了肖尔迪奇火车站。按他的说法，他的朋友要从唐克斯特寄来很重要的包裹，而且是用头等车厢。他想要给他的朋友发一封电报，询问装包裹的车厢的编号。然而，电报员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因为不像参赛的马匹，这条线路上的车厢是没有编号的。根据《电报轶事》一书的记载，当他的要求受到质疑时，这名男子立刻就逃跑了，而且露出了“可怕的、鬼怪般的狞笑”。
事实上，这些诡计之中都用到了密码，只是被巧妙地伪装了起来。因为，在电报投入使用的初期，使用密码是不被允许的—除非是政府或者电报公司。
比如说，电力电报公司就“利用神秘符号”将股票价格由伦敦发送到爱丁堡，换句话说，就是利用密码。电报公司利用密码本，将伦敦的股票价格编成密码，发到爱丁堡之后再行破译。在爱丁堡，电报公司将价格张贴在会议大厅中，银行家、商人和经销商们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就可以进入大厅，获取股价信息。
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电报网络尚未广泛铺开之前，这种安排对各方来说都还不错；通过将信息传送到几百英里之外，电报公司就是在利用信息失衡，将在伦敦众所周知的信息，变成值钱的商品在苏格兰出售。
既然有利可图，那么不可避免地，一名无良经纪人开始打上了这块肥肉的主意，他想要不交费用，就把宝贵的信息搞到手。此人邀请了两名电报员到酒吧小聚，并且许诺说，只要两人把股价信息私下给他，那么所有相关收益，都给两人若干分成。但是，他后来没有信守当初的承诺，两名书记员与他反目成仇，将他举报到了当局。
这个经典的案例充分说明了，无论密码本身多么安全，人永远是链条上最为脆弱的一环。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前仆后继地想要设计出无法破解的密码。
密码学—摆弄代号和密码—是维多利亚时期绅士们的普遍爱好。惠斯通和他的朋友，查尔斯·巴贝奇（此人试图制造一台机械计算机的失败努力最为出名），都是密码破译爱好者—事实上，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黑客。“在我看来，解码是最令人着迷的艺术之一，”巴贝奇在他的自传里写道，“我恐怕在它身上花了过多的时间。”
他和惠斯通都喜欢破译登载在报纸的分类小广告里的加密消息—这是当时很流行的年轻情侣间交流的方式，因为不像信件或者电报，将一张报纸带回家里不会引起怀疑。有一次，惠斯通破译了一名牛津大学生和他在伦敦的恋人使用的密码。当大学生发文邀请女友同他私奔之后，惠斯通也用同样的密码登了一则消息，反对私奔之事。女孩绝望之下，登了最后一则消息：“亲爱的查理：不要再写了，我们的密码被破解了！”还有一次，惠斯通破译了一封完全用数字密码写成的 7 页纸的信件，那是 200 年前查理一世留下来的。他还设计了一种巧妙的加密方式，尽管这种方式通常被称为普莱费尔密码，以他的朋友里昂·普莱费尔命名。巴贝奇也发明了好几种特殊的密码。
毋庸置疑，对电报密码的需求是存在的；有一种常见但又未必公道的看法，就是电报没有信件安全，因为在它发送、中转和抄录的过程中，说不定会有谁对其中的内容看上一眼。事实上，大部分的电报员都恪守诚实，但对于隐私的顾虑还是相当普遍的。
“人们应该做出努力排除一个重大的难题—关系到使用电报进行私人通信—那就是对保守秘密之权利的侵犯。”《每季评论》—在 1853 年发文抱怨道，“本来是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的知心话，却要被至少半打人把每个字都读上一遍。确实，电报员发誓会保密，但有时候我们写的东西相当私密，完全无法容忍被陌生人读到。这是电报行业的严重失误，必须得到及时纠正。”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密码。
与此同时，关于何时可以使用密码的法规愈加混乱复杂，因为国际电报网络正在创建，而各国相关的规定往往有所不同。大多数的欧洲国家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使用密码，在普鲁士，甚至有一条法规要求所有电报都要留存备份。还有各式各样的法规，规定电报可以使用哪些语言；任何未经认可的语言都被视为密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双边互联协议，不同法规引起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到了 1864 年，法国政府决定是时候整顿一下混乱的法规现状了。主要欧洲国家都被邀请到了巴黎，共同为国际电报进行立法。有 20 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参会，到了 1865 年，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了。禁止非政府人士使用密码的法规被废除了；终于，人们可以合法地使用密码发送电报了。毫不奇怪，人们立刻就开始这么干了。
在美国，由于电报网络是由私人公司而不是政府控制的，从未有过禁止使用密码的规定，所以他们发展得较早。事实上，最早的电报密码可以追溯到 1845 年，当时有两本有关密码的书籍得到了出版，旨在帮助生意人利用电报秘密地进行沟通。
那一年，身为律师和国会议员的弗朗西斯·O.J.史密斯，是摩尔斯最初的支持者之一，出版了《摩尔斯电磁电报的秘密语言》一书。几乎与他同时，亨利·J.罗杰斯出版了《秘密通信的电报词典—利用摩尔斯电磁电报》。
这两部密码书都不过是对单词进行了数字编号（打个比方，在史密斯的词汇表里，A1645 的意思是“孤独”，而全书中大概共有五千个类似的代码），但是，鉴于在电报发送中，数字往往会引起混淆—电报员更习惯于发送可辨识的文字，而不是毫无意义的一串字符—密码的设计者很快改变了策略，开始用一个单词来代指另一个单词，甚至是一个句子。到了 1854 年，从纽约发到新奥尔良的电报中，有 1/8 是使用密码的。通过当时的一种密码就可以看出，电报往往被用于在紧急情况中传递噩耗，此密码用单独的拉丁单词代表不同的灾难情形:coquarum 代指“订婚取消了”，cambitas 代指“锁骨折断了”，而 gnaphalio 的意思是“请寄来一些轻便的衣物”。
当然了，这些密码其实也没那么神秘，因为每个人都能拿到密码本（尽管有些情况下，可以特制专门的密码本）。但是没过多久，使用这些并不秘密的密码，当时也被称作“商业”代码，其优势很快就显露了出来—那就是省钱。通过使用密码，一个单词可以代替好几个单词要表达的意思，发电报就更便宜了。
对于那些主要考虑安全性，而不是经济实惠的人来说，通常更倾向于加密，虽然编码和解码花费的时间更久（因为被替换的是字母，而不是整个单词），但是破译的难度也会加大。
尽管密码和加密让电报用户获益匪浅，但却给电报公司带来了极大不便。密码导致电报公司的收入锐减，因为需要发送的字数减少了；而加密给电报员增添了无限麻烦，因为读取和发送胡言乱语比日常用语要困难得多。
发送乱句带来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电报联盟（ITU）的重视，所以在制定有关使用密码和加密的新法规时，会议采取的做法是，对于密码电报，如果使用念得出来的单词代替复杂语句，且每个单词都不超过七个音节，就会被按正常电报对待。而对于加密电报（也就是那些胡言乱语），每五个字母按一个单词收费。鉴于电报中所用单词的平均长度要多于五个字母，这就意味着加密电报的收费标准被提高了。
19 世纪 70 年代中，跨洋电报也为电报密码的发展推波助澜，因为虽然电报公司能将信息发送到遥远的国度，但为此收取的费用相当不菲。威廉姆·克劳森-图埃—一位海运经理，发明了 ABC 密码，这是首个被大量销售的商用密码。它的词汇表总量巨大，都是单独使用某个单词代表一个常用的句子，其优势在发送昂贵的跨洲电报时尤其明显（跨大西洋电报最初的收费是每件 20 英镑，也就是 100 美元左右，至少包含 10 个单词。此费率减半之后又再次减半，但电报公司的利润却提高了，因为低价格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在商业信息占到九成以上的长途电报中，密码的使用率达到了 95% 以上。
密码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或许为了更加安全保密，又或许因为现有的密码不能满足专业领域的需求，很多公司开发了自己的密码，用于和海外的贸易伙伴沟通。打个比方，烟花制造商德特威勒，设计了一种密码，其中“节日”一词代表着“一箱三只勐犸象鱼雷（烟火名）”。在印度，农业部有一种专门应对气候和饥荒的密码，其中“信封”一词代表着“成群的蝗虫糟蹋了庄稼”。捕鱼业、矿产业、香肠产业、银行业、铁路公司和保险公司都有自己的密码书，而且往往长达数百页，详细列举了各种特定的常用句和情形。
比如说，通过使用一种商用密码，接下来的一条冗长消息—“西部地区的普通品牌和名牌面粉均市场低迷，国内贸易和出口需求都不旺盛；卖出 8000 蒲式耳（1 蒲式耳约为 36 升。——编者注）。杰纳西价位为 5.12 美元。小麦，需求相对旺盛，市场坚挺，基本面反应迟滞，有下行趋势；卖出 4000 蒲式耳，单价 1.10 美元。玉米，国外新闻引发市场动荡；没有重大销售业绩。仅有一笔买卖，以 67 美分的单价，卖出 2500 蒲式耳”—可以被缩减为“糟糕、过来、船尾、热切、黑暗、疼痛、位于、缺陷、采用”，仅仅使用了 9 个单词。
到了 1875 年，对于商用密码的运用开始有失控之势。有些密码包含奇怪的单词，比如“chinesiskslutningsdon”。好吧，只有 6 个音节—但是完全谈不上容易念，而且有 21 个字母之长。电报公司认为很多人都在扭曲规则。所以，1875 年，国际电报联盟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要求每个单词不得超过 15 个字母的上限，来打击上述行为。新政策一阵风一般，刮出了一大批新密码，虽然符合新的规定，但还是会使用“apogumnosometha”这样编造出来的单词（尽管长度确实短了些）。
1885 年，规定变得更加严格。密码电报中每个单词不得超过 10 个字母，而且必须是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葡萄牙语或拉丁语中真实存在的单词。更有甚者，电报站可以要求发信人提供单词真实存在的证据。再一次地，适用新规定的密码被迅速设计了出来。电报公司试图减少密码使用的每一项举措都被越来越狡黠的密码编译者破解掉了。
然而，到了这个阶段，不仅仅是电报公司，使用者们也认识到了密码电报存在的问题。每一个密码词汇包含的内容如此之多，传送中写错一个字母（或者一点一划），都可能完全改变想要表达的意思。
一件极其生动的案例发生在 1887 年 6 月，弗兰克·J.普利姆罗斯—费城的羊毛商人，派威廉姆·B.托兰去堪萨斯，代理购买羊毛的业务。通过一种在现货贸易中广泛使用的商用密码，两人相互发了几轮电报，交流有关交易的信息。但在普利姆罗斯给威廉姆发电报，想要告知他自己已经购买了 500000 磅羊毛时，事情出了大错。在他们使用的密码中，“我已经买了”由“湾（bay）”一词替代，“500000 磅”由“确（quo）”一词替代，所以，“我已经买了 500000 磅各式羊毛”，用密码表达出来就是“湾确各式羊毛”。
这条电报在发送中误被写成了“买（buy）确各式羊毛”，可能是因为摩尔斯电码中“a”（点、划）和“u”（点、点、划）之间只有一“点”之差。结果是，托兰收到电报后，误以为普利姆罗斯是在指示他“买 500000 磅各式羊毛”，而他也尽责地完成了任务。等到错误被发现之时，市场已经急转直下，普利姆罗斯因之亏损了 2 万美元。他起诉了西部联合，也就是发送错误信息的电报公司，但是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因为他没有要求对信息进行核实—这是一项可以选择接受的服务，但要支付几美分的费用。最后，经过一场漫长的法庭拉锯战，最高法院裁决电报公司退还收取的 1.15 美元电报费。
为了预防此类错误，又有新的密码发明了出来，这次，密码词汇排除了特定行业的专业用词，以此来避免混淆，而且密码词汇之间至少要相差两个字母以上。这样，即使在电报发送中弄错了一个字母，也不会有被当成其他密码词汇的风险。专门的查表式密码书也被发明了出来，对于电报纠错很有帮助。
然而，少于 10 个字母，且与其他单词至少要相差两个字母的真实存在的单词数量非常有限，再一次地，密码设计者开始扭曲规则，故意使用拼错的单词。严格来说，这种做法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密码词汇应该是法定语言中真实存在的单词，但是密码设计者们也很清楚，电报员不可能知道所有法定语言中每个单词的拼法。
但是到了 1890 年，国际电报联盟也风闻了这一花招，并且决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对所有可以使用的词汇进行汇编；使用任何官方词汇之外的单词，都将按加密收费。1894 年，第一版汇编正式出版了，其中包含 256740 个单词，均由 5 到 10 个单词构成，来源于 8 种法定语言。但是这一版汇编受到了广泛诟病—尤其是因为相当多的常用词汇被遗漏了。很快，国际电报联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汇编，旨在收录数百万的词汇。但是，无论是印刷数千份如此庞大的汇编，还是让电报员费力核对电报中的每个词汇，都非常地不切实际，于是这项计划还是被放弃了。
换句话说，尽管监管的法规时常变化，总有可以绕开规则的新密码被设计出来。最终，电报用户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发送密码电报的权利。
密码电报的一项重要用途是银行使用。通过电报进行资金划转的安全性令人担忧，这对在线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主要的困难就是存在欺诈风险”，1872 年《电报杂志》发文称），所以银行开始使用极其复杂的私人密码来确保资金安全转移。尽管已经有了一套转移资金的规程，但其可靠性不高，且高度依赖交易双方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两端电报员的正直。确定的是，存在对于一个可靠性更高的划款模式的需要，而且如果能吸引急需用钱的人都来使用电报，将会释放出全新的市场潜力。
1872 年，西部联合（当时美国最大的电报公司）决定实施一套新的安全操作体系，以保证在数百个城镇之间，可以通过电报划转最高 100 美元的资金。这一计划之下，公司的电报网络被划分为二十个区域，每一区域都有专门的监管人。首先，发件电报站会向区域监管人发电，确认已收到钱款；之后，监管人才会发电报给收件电报站，授权其支付这笔款项。这两条电报都是通过密码电报发送的，其密码是对单词进行数字编码。每个电报站都有相应的密码本，其中每一页都有数百个单词。但是，不同电报站的密码本中，单词对应的数字编码也是不同的；只有区域监管人一人同时掌握两个以上电报站的密码本。
每一密码本都要保有使用记录，每进行一次电报汇款，此密码本使用次数的编号都要作为电报的内容一并发送。密码本中还有单独的一页，包含不同金额对应的密码。而一个特殊的密码，仅有区域监管人和两端电报站的操作员知道，也要被包含在电报内容之中，有时是电报的第一个字，有时是电报的最后一个字。这一系统的安全性得到认可，在 15 个大城市之间，最高可以汇转 6000 美元的款项，“为商业人士解决偶尔的燃眉之急。”
这项业务很快流行了起来，仅 1877 年，就有 38669 桩交易，共计 250 万美金，进入了此系统流转。“此种服务，解决了陷入意想不到的场合中的人们的需要，使其免于损失和窘迫，是当代文明最伟大的福利之一。”詹姆斯·里德—一位电报编年史作家在 1878 年写道。尽管如此，对于电报的确切属性的误解还有存在。一位妇女走进了电报站，要求将 11.76 美元汇给某人，但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要汇 12 美元，因为她担心散钱太多“会在通过电缆时弄丢”。
即便引进了新的安全措施，还是有办法通过滥用电报赚钱。1886 年，在史上第一桩利用电报赌马赢钱事件后的第 40 年，一位名叫迈尔斯的英国男子，贿赂了埃克斯钱吉电报公司在伦敦干草市场电报站的电报员，通过延迟发送赛马比赛结果的电报，给他创造下注的机会。迈尔斯被警方逮捕了，但是当法院审理时发现，唯一与电报有关的罪名是破坏电报设施。故意延误信件是违法行为，但延误电报不是。法律随后进行了修改，篡改、延误和泄露电报内容都被列为了违法行为。还没有来得及登上被告席，迈尔斯就因为过度服用鸦片而猝死。但此案再一次说明了技术的进步先于法律的制定。
在某些情况下，截获电报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由政府操作，为保障国家安全之时。结果就是，为了躲避敌国政府窥视的目光，外交官和间谍使用密码和加密电报已成为例行公事，但这些保护机密的努力却有成功也有失败。关于截获电报，最为臭名昭著的案例可能就是帕尼扎尔迪电报了，以及其给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在巴黎陆军部带来的不幸后果—也就是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1894 年 10 月 15 日，炮兵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被陆军部传唤，并被要求当场写下几个句子。原来，陆军部发现有奸细在向德国人出卖情报，并且掌握了一份奸细手写的文件。德雷福斯刚刚写下了几个字，就被拿来和这份文件进行了比对。基于笔迹的相似，德雷福斯被指认为文件的作者，当场就被以叛国的罪名逮捕了。
两周之后，相关消息走漏了出去，《自由言论报》对事件进行了报道，称德雷福斯因间谍罪被捕，涉嫌被德国或意大利收买。由此引发的强烈抗议将法国社会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德雷福斯支持者（以坚信德雷福斯受到诬陷的自由党为主），另一派是德雷福斯反对者（以认为他有罪的保守党为主，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军队）。由于德雷福斯是犹太人，其反对派被控犯有反犹太主义，而此事件引发的政治观点的极端分化进一步煽动了反犹情绪，国内分裂严重。
随着紧张气氛的加剧，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亚历山德罗·帕尼扎尔迪上校，给他在罗马的上级发了一封电报，称据他所知，德雷福斯并不是他们的间谍，但也不能排除他直接与罗马的上层官员联络。鉴于媒体各种不着边际的指控，帕尼扎尔迪强烈建议，如果德雷福斯确实不是意大利的间谍，罗马应该就此事作出官方的正式声明。本着上述目的，帕尼扎尔迪给罗马发了一封电报—也就是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密码电报之一。
这封电报采用的是一种数字编码式的商用密码，其中，不同的数字代表不同的音节、字母和常用单词。和其他所有外交电报一样，这封电报也立刻就被法国邮电部截获了，并向外交部发送了一份复件，递交密码局的破译人员。（法国再次站在了行业领先的地位；当时的法国是第一个设立了专门的军事情报破译部门的国家。）
密码局的破译人员很快就鉴别出了密码的来源。这是一种几个月前由意大利编写人，保罗·布拉维利设计的商用密码。这种密码使用一位数字代表元音和标点符号，两位数字代表辅音和一些常用的动词，三位数字代表常用音节，四位数字代表关键词。这一体系使得用布拉维利密码书写的电报很容易识别。
事实上，那一年的年初，破译人员就已经知晓了布拉维利密码。当时是因为都灵伯爵—意大利国王的侄子，和格拉泽萝公爵夫人—一位住在巴黎的传奇的意大利美人，两人之间通信不断。法国陆军情报局认为，此举像极了间谍与上级之间的接触，于是下令破译他们的电报。但是相关人员都没有头绪，因为所有的电报都是用数字写成的。最后，一名法国特工潜入了公爵夫人的房间，结果找到了一本香气怡人的小册子：她的布拉维利密码本。两人的信件很快就被破译了出来，但是信件的内容，用官方的描述来说就是“单纯的、自然的、毫不做作的感情”—这是恋人之间的通信，而不是间谍之间。因为这个插曲，密码局对布拉维利密码有所掌握。
但是，和很多其他的商用密码一样，布拉维利密码也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定制，以此来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密码本的每一页都包含了编号从“00”到“99”的 100 个单词。单词的编号与页码的编号组合成一个四位数字，构成单词的完整代码。而密码书的每一页上都有一处空白，使用者可以对页码重新编号。通过将两套布拉维利密码本按同样的方式重新编号，两人就可以相对更加保密地交换信息了—因为对 100 页进行重新排列后，可能得出的组合是个天文数字。在此之外，有些页中还会留有空白，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入单词，这样，此编码代表的意思截获者就无从得知了。
当破译人员试图直接使用布拉维利密码本破解电报时，得出的内容莫名其妙；很显然，为了增加安全性，帕尼扎尔迪对密码本的页码进行了重新编号。但是，由于电报中的一个词汇—“德雷福斯”—是已知的，一些替换过的页码是不难推知的。最终，电报的一部分被破解了出来：“如果德雷福斯上尉与您没有关联，发表公开声明进行否认将是明智之举。”而电报结尾的内容还不能确定；破译人员猜测可能是“我们的使者受到警告。”
法国陆军部参谋长拿到了这条模煳的信息，他本人是德雷福斯的反对派，当时正急于给定罪拿下确凿的证据。所以，当几天之后，破译人员发现电报的结尾部分其实应该是“以防媒体胡乱报道”时，他们的长官并不满意。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判断到底哪个解读是正确的：那就是，让帕尼扎尔迪再发一封电报，其内容要事先知晓，并且使用同一密码。一名双面间谍向帕尼扎尔迪传递了些虚假的情报，当他再次用密码电报向罗马的上级汇报时，密码局又拿到了一份复件。这次破译完成之后，证实了之前的第二种猜测；德雷福斯是清白的。
然而，事已至此，军队不想承认自己冤枉了好人，所以，他们递交给法庭的是第一次破译出来的错误版本，且又对其大肆夸张。（密码的错综复杂使得破译者可以对电报的内容随意指证。）结果是，德雷福斯被判有罪，发往法属圭那亚的魔鬼岛服刑。
对于一个因为电报落入冤狱的人来说，又因为另一份电报而沉冤昭雪，这似乎是恰如其分的结局。1896 年，德国大使馆武官办公室的废纸篓被法国情报人员搜查，并从中找到了一张未被发送的气动管电报卡，且已撕成了几片。原来，这张电报卡是发送给法国陆军部的另一位官员，费迪南德·华新·埃斯特黑齐少校的，很大可能是，他才是德雷福斯所受指控罪行的真正主谋。然而，又过了整整十年，德雷福斯才被最终复职。这一次，是巴黎知识分子主导了释放德雷福斯的运动，由小说家埃米尔·左拉领导，他的著作《我控诉》就是为德雷福斯辩护。（此案在政治上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直到 1995 年，法国军队才最终承认，德雷福斯一直都是清白的。）
人们原本以为电报是人与人相互理解的桥梁，是世界和平的使者，结果，它却给欺诈、盗窃、谎言和行骗提供了新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