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共享支持者远远不只构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更代表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影响力可能与资本主义时代初期神学向意识形态世界观的跃进一样显著和持久。
以产消者构成的协同主义者和由投资者组成的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虽然处于初级阶段，却在塑造着整个21世纪上半叶经济战争的关键形态。回想一下，在第一部分里，我们研究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经济是如何通过将工人与自有生产工具相分离，以及将股东投资者与其对自有公司的管理相分离，来实现向通信/能源矩阵转移的。今天，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通信/能源矩阵让消费者成为自己的生产者。产消者这一新概念反过来促成了更多的合作，并在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条件下进行着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分布式网络化共享，扰乱了资本市场的运作。协同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冲突，它将有可能重新定义未来几年内的人类发展进程。如果为这个新兴的文化事件设定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一切事物的民主化”。
自由文化运动、环保运动、收回公地运动，这些运动是这出徐徐展开的文化大戏的共同缔造者。每一个运动的宣言和理念中都具有独特且鲜明的隐喻。在同一时间，这些运动因为越来越多地借用彼此的理念、战略和措施，而更加接近彼此，从而形成一个单一的框架。
如果说自由文化运动拥有某一个触发点，且在那一刻所有黑客的希望和想象都被激发，那么这一触发点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开始攻击他们，并显露出计算机和软件革命商业化丑陋的一面。1976年，愤怒的比尔·盖茨发表了一则谩骂式的警告，以表达他对黑客的谴责和愤怒：
大多数电脑爱好者必须明白，你们的电脑中使用的大部分软件都是偷来的。电脑硬件必须花钱购买，软件却可以分享。谁关心过软件开发者是否得到了报酬？这样做公平吗？……谁能接受承担了专业工作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事实上，除了我们，没有人会投入大量资金开发软件……但是，我们并不愿意把自己开发的软件提供给软件爱好者免费使用。更直接地说，你们所做的事就是盗窃。1
盖茨的谴责并非空穴来风。计算机和软件行业日臻成熟，黑客文化在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牌科技类高校中十分流行，他们在一种轻松且具有创造性的氛围中进行软件开发的协同共享。然而，他们此刻需要面对盖茨这位新成员，他试图将这次通信革命带来的成果推向商业社会。盖茨是第一个与他们划清界限的人，而另外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的年青黑客理查德·M. 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则接受了盖茨的挑战，并触及了盖茨的底线。
免费软件拉力赛
斯托曼认为，软件代码正在迅速成为“人—人”以及“人—人—物”沟通的语言，允许私营企业获得这种通信方式的所有权，设定其他人使用软件代码的条件并实现租赁收益，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斯托曼宣称，所有软件都应该是免费的，他将自己的观点比喻为“啤酒不是免费的，言论却是自由（免费）的”。斯托曼和盖茨的观点极端对立。盖茨认为，免费使用软件是盗窃行为，斯托曼则认为软件的使用就好像言论自由一样，应该不受限制。
为了创建一种技术方法来保证软件的分发、协同和免费，斯托曼将身边最好的程序员组成了一个合伙人组织。他们选择了一种名为GNU的免费操作系统，该系统完全由免费软件组成，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访问、使用和修改其中的代码。斯托曼等人随后于1995年创立了免费软件基金会，并发出了4条自由宣言：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运行程序都是自由的。学习软件的工作原理应是自由的，出于个人意愿和计算目的修改软件的工作方式应是自由的……为帮助身边人而分发软件副本应是自由的。（而且）分发修改过的软件版本，并将其拷贝给他人应是自由的。这样，整个社会都有机会从你对软件所做的修改中获益。2
为了实现他的宣言，斯托曼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创建了GNU通用公共许可证，这个项目能确保他实现这4条自由宣言。这些许可证被斯托曼戏称为“著佐权”（Copyleft），是版权法的另一种应用途径。3不同于传统版权法赋予软件持有人的禁止他人复制、使用或分发其作品的权利，“著佐权”协议许可允许作者“让每个获得软件副本的人都能重新制作、修改或分发这些副本，并要求所修改或分发的任何副本或改编版本也受同样的许可协议制约”。4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成为建立软件免费共享机制的媒介。该协议引入了很多奥斯特罗姆所提出的共享管理特性，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对代码的包含条件和排除限制，对代码的访问、提取、监控等权限的管理，以及对资源的自我管理、加强和监护。GNU通用公共许可证以及其他遵循该协议的免费软件协议，赋予了数百万人与他人自由协同创作软件的合法手段，其中也包括经过正式商定并具有经营原则的法律手段。此外，GPL也为后来的自由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将文化自由运动进行了拟人化的描述，并且创造了一种贴切的说法——“代码即是法则”。5
在斯托曼发布GNU操作系统和GNU通用公共许可证6年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位名叫莱纳斯·托瓦德斯（Linus Torvalds）的年轻人针对类似Unix操作系统的个人计算机开发了一款免费软件内核，该软件与斯托曼的GNU项目兼容，并遵循免费软件协会公布的GNU通用公共许可证进行分发。这款名为Linux的软件内核使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个人用户能够通过互联网彼此协作，共同提高免费软件代码的质量。6
今天，世界范围内速度最快的500台超级计算机以及90%的世界500强企业都运行GNU/Linux系统，其使用范围甚至涵盖平板电脑和手机等嵌入式系统。7
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和法律史教授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曾在1999年这样记录了Linux带来的重要开创性：
由于托瓦德斯选择遵循免费软件基金会的GNU通用公共许可证来公布Linux内核代码……因此，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程序员选择继续贡献他们的力量，对Linux内核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维护。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协议可以确保没有人能够获得Linux的所有权。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能够测试和改进代码并发布改进后的代码。8
GNU/Linux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全球框架下的免费软件协同，并以最佳的方式实现了资本市场条件下的软件开发。莫格林继续写道：
Linux内核的开发证明了互联网集结程序员的协同能力，该能力超越了以往任何商业公司。人们彼此平等地开发和维护一个超过100万行的代码项目，开发人员遍布全球，且这种劳动是无偿的，这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9
免费软件运动也不是没有遭到过批评，甚至在IT圈内都有类似的声音。1998年，免费软件运动的一些重要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他们称为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组织。该组织的两位创始人埃里克·S. 雷蒙德（Eric S. Raymond）和布鲁斯·佩伦斯（Bruce Perens）曾警告说，免费软件的理念会吓走商业利益。他们尤其担心软件的免费性可能会让人认为软件开发成本为零。对于私营企业而言，零边际成本就意味着零边际利润、零利益和免费商品。对商业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过于重大的理念性飞跃。10
该组织选择开放源代码软件。实际上，免费软件和开放源代码软件之间的区别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开放源代码软件与免费软件都基于大致相同的许可协议。然而，雷蒙德和佩伦斯都急于让商业社会认可开放源代码软件作为一个实际商业提案的优点，但其前提是持有软件授权是不道德的行为。11
斯托曼和雷蒙德都承认，免费软件和开放源代码软件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差别。但斯托曼认为，开放源代码软件这一转变弱化了免费软件运动的概念，削弱了这一运动的实际效果，从而为软件的商业化打开了一扇门。从长远来看，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概念鼓励了在许可协议之下获取长远收益的行为。因此，斯托曼总结并断言：“开放源代码软件是一种软件开发方法，免费软件却是一场社会运动。”12
斯托曼理所当然地认为，开放源代码会让更多的商家使用免费软件，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家同意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初衷或理念，而是因为开放源代码可以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带来更多的用户，并且使他们从中获益。斯托曼警告说：“这些用户迟早会因为一些实际的好处而被建议重新使用专有软件。”13尽管如此，开放源代码软件已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已引起大量商家的注意，同时，它还可继续从学术界和民间获得技术支持。
尽管如此，免费软件和开放源代码软件都更侧重于确保代码这一新媒体语言的普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个极客的代码练习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一夜之间，数百万人创建了虚拟社交沙龙，彼此连接在一起。社交媒体的出现让人们的话题从对代码的讨论转向了彼此的沟通和对话。互联网成了虚拟的全球市民广场，人们共享音乐文件、视频、图片和新闻。突然之间，免费软件运动成了一场更大的自由文化运动的一部分。雷蒙德用“集市”比喻虚拟空间中的活动表象，这些活动表象可能是创意、愿望、梦想融合在一起的无数种表现形式，也可能是人们在其中的深度合作和角色扮演。14一种对互联网的认识正在逐渐形成，那就是互联网是创造社会资本的地方，而不是创造资本市场的地方。世界上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希望登台演出，彼此分享各自创作的视频和照片，分享音乐心得，用博客记录想法并分享观点，在维基百科上编纂学术条目，希望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可以给他人带去价值。
这种人类社会属性的变化超越了血缘、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演变为一种全球性意识。这是由27亿业余爱好者引领的一种规模空前的文化现象。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一分散、协同和横向操作的通信媒介，这场文化的全球民主化成为可能。而互联网的这种操作逻辑则有利于建立一种开放共享的民主化自我管理形式。
劳伦斯·莱斯格是最早看到这种民主化文化媒介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意义的人之一。至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文化”这个词被分成高低两个层次。其中隐含的意义是，前者创造具有持久价值的社会资本，后者退居其次，是用于娱乐群众的廉价文化。
但是，互联网颠覆了这种文化尺度。现在，20亿业余爱好者发现自己正居于上层，为上至社会精英和下至普通百姓重新定义社会导向。但是，文化的民主化却无法得到保证。莱斯格等人警告说，商界和专业人士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反对这种颠覆，这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关闭了互联网上那些独具合作潜力和个体创造性的论坛。
介质即主宰
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创造依赖于介质的性质。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革命催生了图书及期刊，而后来的电力革命又催生了受版权保护的电影、广播和电视。媒体的集中特性以及贡献者的边界和轮廓使文化的内容具有“个体化”性质。15
印刷技术使个人版权成为可能。虽然个体作家以前也存在过，比如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阿奎那，但这非常罕见。在文字文化中，一部手稿往往由数百名匿名文士合作，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抄写的过程中，文士可能会改变文本的微小细节，或者放大文稿中的一两句话。他们对文稿所做的这些改变，很难被当作重要的原创性贡献。文士通常将自己视作复印机。即使自己的名字与整部作品联系在一起，也很少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自己独创思想的体现。相反，他们认为，观点不应该来自对自己产生启示的想象或灵感，而应该完全来自内心独特的创造性见解。然而，这样的观点显得非常奇怪，甚至不可理喻。
印刷技术允许任何人写下他们的想法，然后通过印刷和广泛阅读的形式实现写作的民主化。接着，版权法的出台又激发了人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话语这一新颖想法。既然能够拥有对自己话语的所有权，不可避免地，人们继而顺理成章地认为，思想也是自我劳动的产物，因此，个人成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印刷技术以及版权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关闭了部分公共交流的渠道（在文字或口头文化中，一个人拥有自己话语的所有权，并对倾听者收取费用，这种想法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图书印刷也关闭了另一个层次的交流。在口头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实时发生的。在人与人的沟通交流中，思维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主题常常不停变化。而图书正好相反，它是一种单向的对话，整本书一般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或一个观点，而观点则永远固定在了那些打印出来的纸张上以及前后书皮之间的书页里。
语言被视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验分享，而印刷技术如此不同寻常的原因是与语言相比，它是一种“孤独性的体验”。印刷技术实现了沟通私有化。人们阅读的过程都是独立进行的，读者不能与作者交流。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处于自己独立的世界中，无法进行实时对话。阅读的这种单向性本质强化了“沟通是一种纯粹发生在心灵内部的自主行为”这一看法。这样，沟通的社会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当人们阅读时，读者就退入一个远离社会的封闭空间。沟通的封闭实际上建立了数百万个自我的世界。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指出，阅读文化比口头文化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更自主。她写道：
将社会视为离散单元的集合体的概念或“个人优先于集体”的概念更适合读者而不是倾听者。16
而互联网正好相反，它消除了界限，使著作权变成了一种协同开放的形式，而非始终受版权保护的封闭过程。莱斯格提醒人们注意互联网上文化创造的模仿特性。对于起步者来说，互联网一代写的文字并不多，他们主要通过图像、声音和视频进行交流。由于互联网的分布特性，对不同类型的内容进行混合、匹配、剪切和粘贴非常容易。而且由于在互联网上复制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孩子们从小就认为分享信息和分享谈话之间没什么区别。互联网互联互通以及互动的性质亟待人们展开合作，从而产生了莱斯格所说的“混音”文化，即其中每个人都参与到其他人的活动中，使用多种媒体，将自己的更改添加到共同的主题里，并将作品传给其他人，这样往复，永无止境。莱斯格说：“这些混音都是对话。而正如上一代人在对话中不向彼此收费一样，互联网一代也有同样的感觉，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彼此间对话的性质稍有不同。”17
虽然现在的对话交流还局限于大约27亿人，但这种新的“混音”交流形式已经变得几乎和口头交流一样便宜。18要确保这种全球对话以及协同文化不被切断，就需要寻求法律手段，以确保这种新的“公共品”的开放性。2001年，莱斯格和一些同事创立了一个名为“知识共享”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追随斯托曼和其他免费软件运动，颁发名为“创造共享制”的“著佐权”许可证书，该证书对任何文化内容的创造者免费。它提供了多种选择，作者可以标记自己创造的那部分内容，并确定他们希望其他人可获得这些内容的自由度。莱斯格解释说，“知识共享”证书的关键特征是使用“保留部分权利”来代替“保留所有权利”。
自由可以指自由地分担工作，也可以指自由地进行混合创作，或两者兼有。这些限制是指该作品仅用于非商业目的，或者只有当用户平等分享时方可使用（赋予他人可继承的权利的自由），或两者兼有。创作者可以混合利用这些自由和限制，这产生了三个层次、6个不同种类的许可证。19
莱斯格列举了一个他最推崇的使用知识共享许可证的实例。
《我的生活》（My Life）是由艺术家科林·慕彻勒（Colin Mutchler）创作的一首歌曲。他将这首歌曲的吉他乐谱上传到了一个免费网站，让其他用户可以在“知识共享”的授权下进行下载。一位名叫科拉·贝丝（Cora Beth）的17岁小提琴手下载了这个乐谱，在上面加入了小提琴乐谱，并将歌曲改名为“我的生活改变了”，然后重新把它上传到该网站，让其他人随意下载修改。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这首歌曲的混音版本。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创作者能够在不违反现行的版权法且无律师阻挠的情况下进行创作。20
“知识共享”证书正以一种近乎“病毒式”的速度扩散。截至2008年，该证书已对1.3亿件作品进行了授权，其中不乏很多唱片界的大牌作品。21 Flickr网站就有近2亿张拥有该授权的照片。22 2012年，也就是仅在YouTube推出“知识共享”视频库一年后，就有超过400万个视频上传到该网站。23 2009年，维基百科依据“知识共享”，对其网站内的所有内容进行了重新授权。24
“知识共享”还建立了一种科学共享的模式。研究人员认为，版权保护法（尤其是专利技术）阻止了信息的及时共享，拖延了研究进度，妨碍了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并且阻碍了创新。更糟糕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为巨头公司（例如生命科学公司、农业、制药公司）提供了一种阻碍创造力并打压竞争的手段。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实验室和世界各地由基金会赞助的实验室中，科学家们不再用版权法保护他们的研究成果，而是将他们的研究上传到那些受规管的共享开源网络中，与同行们免费共享。
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采用了“知识共享”证书。25这是一个长期开展的基因队列研究课题，旨在对10万名志愿者提供的基因组数据进行排序和传播，以便推进个人订制医疗领域的研究。26所有受“知识共享”证书授权的基因组数据将被放置在公共领域，允许科学家在互联网上自由访问，并免费使用他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27
尽管“知识共享”证书取得了成功，莱斯格仍然竭尽全力地解释他并不是“逐渐摒弃版权运动”的一分子。28他认为，版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可行，但需要给予开放源一定空间来确保商业市场与共享的同时存在。我猜想，他的想法在短期内是正确的，但从长远来看并非如此。
在经济生活中，当资源稀缺时，专利和版权意识就会蓬勃发展；在资源丰富时，专利和版权意识则没有用武之地。当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近乎免费，且边际生产成本接近于零时，知识产权保护还有何意义？
对传统的版权和专利保护来说，开放源许可的发展壮大已经是严重的威胁，因为创意作品从以前的单一署名权成果逐渐变为多人协同的共同成果。同时，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信息混合而成的大数据也正在被更多地分享。正如信息需要自由一样，“大数据也需要得以传播”。为什么大数据具有这样的价值？这是因为，通过对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贡献者以及来源进行分析，可以寻找一种模式，举一反三，并利用大家共享的数据来解决问题。在一个分布式协同的社会中，数百万的个人数据有助于集思广益，通过公共分享使所有人受益，而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封闭的知识产权形式。
新共享理论
旨在鼓励文化民主化的开放源代码许可协议当然是一件好事，其附带的法律文书规定的共享管理运作模式更是锦上添花。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很多方面都可以采用公共管理的方式，并得到最佳的优化，因为共享能为我们建立社会资本和信任。但是，我们能否依靠开放源代码许可、公共管理等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呢？这些都属于法律工具和管理方法，并不能算作世界观，因为它们缺少一项总体描述，缺乏对人类未来旅程的全新演绎，更缺乏对现实的理解。
IT界、互联网和自由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意识到，尽管他们通过免费软件许可以及“知识共享”协议等方式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的理念缺少理论元素。虽然他们的活动声势浩大，但其眼光的远大性比不上其活动的活跃性。他们发现自己所做的仅仅是“救火工作”而已，而不是开辟一片新的天地。由于资本主义市场所有权依然存在，这些人往往被约束在回旋集中的旧范式里，很难打造出一片新天地。
虽然自由文化理论家开始努力为该运动寻找一个理论框架，但这种努力仍处于空想阶段。2003年，杜克大学法学教授、“知识共享”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共领域的第二次圈地运动和建设》（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的文章，引发了关于寻找理论依据的争论。29
他的文章指出，经济趋势基金会和其他遗传及环境活动家之所以如此努力，是为了保持遗传基因组的共享和开放性，人类基因组和其他所有基因组都是人类进化的“共同遗产”，因此不能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30
博伊尔感觉到，新出现的“生物信息学模糊了计算机建模和生物研究之间的界限”，它使开放源的基因组研究从狭隘的企业利益中跳出来，解放了生物医学研究，使地球上的遗传资源管理工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责任。
通过这个例子，博伊尔从自由文化者与传统市场捍卫者之间日复一日的斗争中跳出，转而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思考，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当前人类进程的形式。他的观点十分深刻，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他写道：
我们希望至少在未来的世界中，更多的知识和创造性生产是免费的，这样的未来是一定可以能实现的。斯托曼解释说，这里的“free”是指“自由言论”中的自由，而不是“免费啤酒”中的“免费”，但是我们希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不仅不受集中控制，成本也很低，甚至为零。当生产的边际成本为零，传输和存储的边际成本也趋近于零时，创作的过程就成了一种添加剂，大部分劳动也将无须付费。这样的世界看起来和现在稍有不同，但这至少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或者是这个可以预见的未来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勇于接受的未来。31
我们应该如何打造这样的未来？当然，我们不能生搬过去的公共领域中那些模糊的法律概念。博伊尔等人都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能将松散的想法进行整合的理论，并构建一个框架讨论他们想建立的世界。
博伊尔开始意识到，伴随了自由文化运动20年的环保运动已成功发展了一套严谨的普遍理论，它不仅能启发环保运动的发展，而且能把这两项运动协调起来，使之共同发展。
现代环保运动存在一种双重现象。生态科学界一直在研究构成地球生命系统复杂的动态平衡的方式和关系，同时，活动家们也在利用其获得的知识，不断探索重新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新途径。例如，早期活动家就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生态学家们对生物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他们意识到，要想保护物种，就必须把重点放在保护它们的栖息地上。这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濒危物种之所以常常处于危险之中，都是由于政治、商业和住宅的肆意规划。这些规划打乱了生态系统，破坏了复杂的动态生态平衡，造成了天然动植物数量的锐减。20世纪90年代，在获得了这方面的数据后，活动家们开始推动“跨境和平公园”，这是一个正在世界各地实施的全新发展理念。它的使命是：重新连接先前被国界割断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要恢复生物迁徙方式，还要恢复各种生态系统中复杂的物种关系。
“跨境公园”的理念脱离了目前强调环境的隔离、私有化和商业开发的论调，有利于整合区域生态系统的共享区域，并在其中恢复和管理生物的多样性。让大自然的界限取代政治和商业界限具有重要意义，它重新定义了社会发展方向，使人们抛弃对个人私利、商业追求和地缘政治的考虑，转而追求自然的总体幸福感。
“跨境公园”代表着一个大逆转的开始。在地球环境共享被逐渐隔离了半个世纪后，“跨境公园”重新恢复了共享，尽管恢复程度十分有限。
生态学因其重要性而成为一门学科，因为它强调地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能以共生和协同的方式运行，以维持整体的功能。达尔文则更关注生物个体和物种，他从资源背景的角度看待环境，而生态学则从环境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环境。
生态学的前身是对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研究。20世纪初，俄国科学家弗拉基米尔·沃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扩大了生态学的概念，将地球的生态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涵盖了进去。沃纳德斯基的观点与传统科学思想截然不同，他并不认为地球的地质过程是由生物学进程的演变独立造成的。他于1926年出版了重要著作，提出了地质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发展具有共生关系这一基本理论。沃纳德斯基提出，地球上惰性化学品的循环受到生命物质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反过来，这些生命物质也受到在地球上循环的惰性化学物质的质量和数量的影响。他把这个新理论称为“生物圈”。32他对地球进化方式的看法改变了科学家们理解和研究地球运作的理论框架。
生物圈被描述为：
一个“综合的生活和生命保障系统”，包括目前自然存在的任何生命形态的地球外层，及其大气层自下而上的环境。33
生物圈从栖息着最原始的生命形态的大洋海底向上延伸到平流层，只有约64.4千米。在这个狭窄的区域，地球上的生物进程和地质进程以一种复杂的形式不断相互影响。生物圈决定了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进化之路。
20世纪70年代，公众逐渐意识到全球污染和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生物圈科学的地位因而变得更为重要。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发表的盖亚假说引发了科学界的新一轮兴趣，他们开始日益关注工业污染对生物圈造成的影响。
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有机生命体，地球化学和生物进程互相影响、互相检查，以确保在地球温度下，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使这个星球适宜生命的延续。这两位科学家引用了氧气和甲烷调节的例子。地球上的氧气含量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氧气太多会使全球面临大灾难的威胁，氧气太少则会面临阻断生命传承的威胁。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的理论认为，当氧气含量超过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时，某种预警信号就会触发微小细菌，释放更多的甲烷到大气中，以减少氧含量，直到达到稳定状态。34
盖亚假说已经被地球化学、大气科学、生物学等许多学科的科学家采纳。他们对保持气候稳定的地球化学进程和生命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共生反馈循环进行研究，并就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更全面的生态学新观点将单个物种的适应和进化看作更大、更一体化的进程的一部分，以及这个星球整体适应和进化的一部分。
如果地球的运行更像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有机体，那么破坏了地球生态平衡的人类活动则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进入灾难性的不稳定状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被排入大气，造成了地球的不稳定状态。由工业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持续升温，地球的水循环系统已经被显著改变，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快速恶化，并引发了4.5亿年来第六次物种灭绝事件，对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和未来健康造成了可怕的威胁。
人类正在迅速意识到，生物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首要社区，我们都属于这个社区，它的良好状态是我们生存和幸福必不可少的保证。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责任感，即在我们的家庭、企业和社会中，在更大范围的生物圈内，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应提升健康水平。
詹姆斯·博伊尔及其同事们寄希望于从环境角度进行类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而创造他们的文化环保理论。这是一个主张公共领域不可分割性的系统理论，它可以将所有不同的利益和倡议结合起来。但他们仍在寻觅中，因为事实上，他们类推的根据就是将人类团结起来的一个公共框架。应用于生物圈的普遍理论决定了社会的整体福利。
在资本主义时代，地球生态系统的隔离、私有化和商业开发急剧提升了极少数人的生活标准，却是以牺牲生物圈本身作为代价的。当博伊尔、莱斯格、斯托曼、本科勒等人仍在哀叹以能在市场上交换的私有权封闭各种共享的后果时，这种形式造成的损害已经远比无法自由沟通和创造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对陆地和海洋共享、淡水共享、大气共享、电磁频谱共享、知识共享、遗传共享的隔离已经扰乱了地球生物圈复杂的内部动态平衡，危及了每个人的福祉，也危及了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生存。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能为大家带来共同利益的普遍理论，那么恢复生物圈群落的健康似乎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自由文化运动和环保运动的真正历史意义是，他们都在与隔离力量做斗争。通过重新恢复各种共享，人类开始以团结的态度思考和行动。我们认识到，终极创造力正在重新将我们连接起来，并将我们拉入日益庞大的关系系统，这个关系系统包括构成生物圈共享的一整套关系网。
如果想通过推动文化发展寻求文化的意义，那么就必须探索我们与更大的物联网之间的关系。我们必将与这个物联网联系在一起，这个物联网就是我们的公共生物圈，以及这个生物圈之外的宇宙。“自由言论”不是“免费啤酒”，但如果不以尊重地球生命的态度团结起来并重新进行协作、构想人类的旅程，那么“自由言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与隔离相对的不仅仅是开放，还应该是超越。
由于互联网通信具有分散、协同、横向分布的性质，所以它既是一种媒介，也是一个领域。反过来说，这个领域又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在这里，人类为了凝聚成为一个整体而团结起来，并建立必要的社会资本。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里扩展知识范围，了解更多与我们共存的、构成公共生物圈的其他生物群落，因为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它们。
社会共享仅仅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栖息地，以及生物圈的一个区域。事实证明，社会共享也是在公共领域中不变的能源法则，决定着自然界成熟生态系统的最佳福祉。在像亚马孙流域这样的顶级生态系统中，热力学效率是最优的，因为物质消耗的水平没有显著超过生态系统吸收、循环废物和补充储备的能力。在顶级生态系统中，共生和协同关系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能量损耗，优化资源利用，并根据每个物种的需求提供丰富的资源。同样，在经济中，当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就达到了最佳效率状态。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产量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每增加一次废物循环所消耗的时间、人力、资本和电力等能源支出就应该尽可能减少，以达到优化资源可用性的临界点。
用来实现文化和环境共享的法律工具也惊人地相似。例如，保护地役权就是通过一系列模仿文化领域的“知识共享”许可条约来实现的。我和我的妻子在弗吉尼亚州的蓝岭山脉附近拥有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变成了保护黑熊、白尾鹿、红狐、野生火鸡、浣熊以及其他原产于该地区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区，这块地在保护地役权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使用权是受限制的。虽然我和我的妻子拥有这片土地，但我们不能将它分割出售，或在上面搭建任何建筑物。
保护地役权可能要求土地保持原始状态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或出于景区美观的考虑作为开放空间。像“知识共享”证书一样，地役权的目的是通过分离土地所有权和享有独家使用权来推动共享的发展。
保护地役权将某些用途转移到公共领域，从而改变了隔离现象。这种法律手段与具有相似功能的开放源知识许可并无不同。二者的目的都是消除地球上的各种共享隔离现象（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重新开启并恢复共享，以修复生物圈，并使其蓬勃发展。
重点是，共享不会只停留在公共土地上，而是不断向外延伸，直到地球生物圈的边缘。我们人类是地球上物种进化家族的一员。生态科学正在让我们认识到，整个生物家族的福祉取决于每个成员的福祉。共生关系、协同效应和反馈机制创造了大规模协同形式，从而让这个大家庭始终保持活力，并让生物圈家庭一直存在下去。
我来分享一件与共享概念有关的私人逸事吧。大约25年前，当我第一次开始有关共享的演化、转移和重建方面的写作时，我怀疑自己当时对此已近乎痴迷，这种痴迷让我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看到隔离现象。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每当出现一个能推进我们曾称之为“参与式民主”（这个术语后来被“对等参与”所取代）的机会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形成新的共享的可能性。我的沉思冥想成了朋友和同事的笑柄，更不用说我的妻子了。每当我提起我正在写作的新书，或我的办公室正在着手开展的工作时，我都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别再说共享了……事实并非如此。”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听说有人遭受了这种罕见的“共享苦恼”，随后，这种苦恼开始蔓延。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隔离”和“共享”这两个词。这两个术语在整个社会中传播，像流行病一样在公共广场扩散，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在虚拟空间传播。全球化是这两个词滋生的温床，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比喻，它不过是在全球“互联互通”的外衣下虚伪地掩饰着政府的不作为和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私有化。
新一代的学者和活动家继续反对这一现象：将地球上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私有化，并集中在几百家商业企业手中，然后为它贴上“全球化”的标签。他们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与之正好相反：要将被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吸收进来，让更多的人参与对地球资源的分享。
全球共享时代
1999年，数以万计代表着包括工会、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活动家、农场组织、公平贸易活动家、学者和宗教团体等所有非政府组织及其利益的活动家走上西雅图的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在当地召开。他们的目标是收回公共资源。抗议者遍布华盛顿州会议和贸易中心周围的繁华街道。他们堵住路口，并阻止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出席预定的会议。西雅图市议会也加入了抗议者的队伍，该市议会一致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西雅图市是多边投资协定自由区。众多国际媒体参与了对此事件的报道，其中有不少媒体站在了抗议者一边。伦敦的《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撰写了措辞严厉的社论，对世贸组织进行抨击：
（世贸组织）行使（其）权力的方式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质疑者说，其英文缩写真正的意思是“世界接管”（World Take Over）。在一系列裁决中，它已经代表了私营企业（通常是美国企业）的利益，推翻了帮助世界穷人、保护环境、维护健康的措施。35
虽然该次抗议活动导致600多人被捕，但它标志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至少现在，社会上已经存在明确的公众反对意见了。36
同时，街头示威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许多活动家都是电脑黑客，他们负责组织示威活动的传播工作。这是最早使用电子邮件、聊天室、网络现场直播、虚拟静坐示威和手机来协调动员并最终引导事件发生的抗议活动之一。该活动在街头示威时利用IT技术和互联网媒体进行同步传播，成了12年后“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开罗和其他中东热点地区街道上所爆发事件的一次预演。
黑客们有充分的理由站在环保主义者、工会会员和公平贸易活动家这一边。就在一年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松尼·波诺版权期限延长法案》（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将之纳入法律。37该法案将作者的作品版权保护期延长至作者去世后70年。同年，《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由美国参议院批准，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从而开始实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协定。38该协定和国家法律共同规定，使用技术和其他手段规避版权保护措施的行为是违法的。这些版权保护措施被称为“数字版权管理”。
自由文化运动就是因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而产生的，而这两个法案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通过互联网被免费传播。1999年，莱斯格对《松尼·波诺版权期限延长法案》提出质疑，并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
在西雅图聚集的抗议者们清楚，他们所反对的是人类知识和地球资源的私有化，而反对全球化的声音是对现有模式的否定。但是，在抗议者内部和广大民众中存在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不是为了通过私有化实现全球化，那又是为了什么？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推翻隔离、恢复共享的思想开始从学术界的小思潮逐渐演变为公众的呼声。人们开始要求开放公共广场共享、土地共享、知识共享、虚拟共享、能源共享、电磁频谱共享、通信共享、海洋共享、淡水共享、大气共享、非营利性共享，以及生物圈共享。200年来，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几乎所有被封闭、私有化和市场商品化的共享都在人们的监督和审查下突然回归了。为了捍卫这些将人类融入生物圈的共享，使之重新开放，人们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并发起了一系列倡议。至此，全球化已经遭到了致力于推翻隔离、恢复全球共享的多种运动形式的挑战。
英国房地产大亨哈罗德·塞缪尔（Harold Samuel）勋爵曾经说过：“有三样东西对产业价值至关重要：第一是地理位置，第二是地理位置，第三还是地理位置。”活动家们首次走上西雅图街头后的14年里，世界各地的街道不断掀起了自发组织的公众示威浪潮。虽然塞缪尔勋爵的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是在我们理解这些运动时，这句话仍然十分贴切。看似不可思议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已经爆发，在各大洲出现了颠覆政府的行为，并引发了社会动荡。虽然抗议活动因一系列不同的社会问题而引发，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相对于精心策划的抗议活动，这些示威活动更像是群龙无首的无组织行为，其本质是非正式的、网络化的。在所有案例中，参与者都涌入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中心广场，在那里安营扎寨，并对抗政府力量，建立起一个拥护社会共享的团体。
杰伊·沃加斯帕（Jay Walljasper）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个为收回公共资源而组织全球运动的早期领导者。他发现，在2011年的中东地区，媒体对年轻人利用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等虚拟公共资源来组织的抗议活动投入了极大关注，“在这些叛乱中，一种更传统的共享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公共场所，在这里，公民团结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展示自己的力量，并最终表达他们对家园的新愿景”。39沃加斯帕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能否实现民主取决于是否有可供人们以公民身份进行集会的公共资源，比如广场、主要街道、公园或其他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40
虽然活动家们支持多种运动，但他们共同的信念是收回市民广场，并以此为契机，恢复那些被特殊利益群体和少数特权阶层征用、商品化、政治化和隔离的其他共享。“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在塔里尔广场上被拘捕的青年、华尔街的占领者、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的示威者，以及圣保罗街头愤怒的底层民众都战斗在新文化现象的前线，这种新文化现象的基本主题就是以各种形式反抗隔离，建设一种透明的、无阶层的、协同的文化。他们都是新共享主义者。
已故的乔纳森·罗（Jonathan Rowe）是新互联共享的预言家之一，他很好地解释了关于所有与共享相关的思想。他写道：
说起公共权益共享，人们就会感到困惑。然而，公共权益共享是比政府和市场更基础的东西。它拥有广阔的覆盖范围，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遗产，在使用它时我们通常无须缴纳费用。大气和海洋，语言和文化，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宝库，群体的非正式支持系统，我们迫切需要的和平与宁静，生命的遗传基因，这些是公共权益共享的各个方面。41
我特别喜欢自然主义者迈克·伯根（Mike Bergan）有关资本家和协同主义者为之斗争的共享性质的一段妙语。他警告说：
不要相信企图把我们大家可共享并可从中平等获利的东西拿走、并把它交给对其独占并获利的任何人。42
锡拉丘兹大学伯德图书馆副馆长夏洛特·赫斯（Charlotte Hess）是已故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得意门生，她将共享的许多分支整理成了目录。因此，她能很快地将新共享与旧共享区分开来，并在发现它们相似之处的同时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
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共享，都限定了人类对地球资源的管理方式。共享意味着某事物被共同拥有，并由集体管理。共享这个术语描述了一种治理形式。赫斯提醒我们，任何事物只有在某种技术手段的管理下才可能成为公共资源共享。觅食者和猎人虽然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但他们并没有管理大自然。共享最开始出现在农业和畜牧业。直到人们发明了能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海洋才成为公共资源共享。
当今时代不断产生新的技术，使地球生物圈中曾经不受人类监管的新领域得到管理。文字印刷、电力的发现、电磁频谱、空中飞行、基因的发现以及纳米技术都开启了先前未知或者未开发的领域管理。这些新领域可由政府、私人市场或以共享的方式进行管理。
如第三章所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需要投入巨额的金融资本，依靠垂直整合的企业和集中指挥机制来实现规模经济，所有这些都将经济置于由政府支持的资本主义市场内。而物联网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则更多地由社会资本推进，而不是由市场资本推进。它通过横向扩展，以一种分布式和协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使公共权益管理与政府参与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更好的治理模式。
本科勒说：
尽管人们对免费软件过度关注，但实际上，它是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例子。依我之见，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生的第三种生产模式在广泛的数字互联环境中诞生并带来的深远影响。我把这种模式称为“共同对等生产”，以将其与基于财产和契约的企业和市场模式区分开。其核心特征是，通过一系列意愿和社会信号的驱动（而不是在市场价格或管理命令的推动下），一群个体能够成功地在大型项目中进行合作。43
尽管我们这样预期，但是认为共享模式将持续统治人类的未来发展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当协同主义者占上风时，资本家就被削弱。绝大多数的全球能源公司、电信巨头和娱乐行业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建立的，都由当前模式和政治主张来支持。然而，在政府多种途径的支持下，输电公司、建筑行业、IT、电子、互联网和运输部门正在迅速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变革，从而在新兴的、结合了市场和共享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我的社会企业TIR咨询公司中，我们为城市、地区和国家制定第三次工业革命总体计划，每天都在体验这种新的混合治理方式。为了帮助社区建立物联网基础设施，我们采取的新举措都是以协同的方式进行的。其中，市场和共享平行管理，互相支持，或以联合管理的模式进行协作，一般情况下，政府也会参与制定监管标准、规范和财政激励。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在其《资本主义3.0：讨回公共权益的指南》（Capitalism 3.0：A Guide to Reclaiming the Commons）一书中展望了世界各国未来的日常工作。他解释说：
2.0版与3.0版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包含了一个我称之为“公共权益共享部门”的机制。改进后的商业系统将不再依赖单一的动力（即被企业垄断的私有化部门），而是拥有了双重动力：一方面是为了追求私营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则为了保护并促进共同富裕。44
我几乎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现实世界中，决定经济发展走向的因素将围绕即将到来的基础设施展开。当资本主义市场和协同共享这两种模式并存时，它们有时会协同作用，而在其他时候则可能互相竞争，甚至对抗。在这两种管理模式中，哪一个将最终占据上风成为主要形式，哪一个将丧失主导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