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查·本科勒是共享模式最热情、最善于表达的倡导者之一。他也意识到，依赖私有设施实现通信共享仍旧希望渺茫。本科勒在他的著作《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里说道，如果子孙后代要享受网络信息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就必须建立一套共用基础设施。他写道：
网络信息经济能够使社会生产实践更加丰富。因此，网络信息经济的蓬勃发展需要一套核心的共用基础设施，以及一套供所有人公开使用的、进行信息生产与交换所必需的资源。这需要利用物理资源、逻辑资源和内容资源发表新的声明，并出于交流的目的对这些声明进行编码、发送以及接收。1
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并无异议。但是布雷特·M. 弗里施曼（Brett M. Frischmann）指出，本科勒的分析中漏掉了一个重要因素。弗里施曼写了一本书，名为《基础设施：共享资源的社会价值》（Infrastructure：The Social Value of Shared Resources），其内容与《网络财富》一样丰富，且和本科勒的分析及方法相吻合。2他说：“本科勒没有全面分析核心共用基础设施的构成要素，或者确保共用基础设施可持续公开使用所面临的挑战。”他还说：
核心的共用基础设施指的是那些建立在一视同仁基础上的能被所有人使用的基础设施资源。第一个困难就是鉴定哪些资源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资源，以及对以下问题做出解释：为什么应当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管理这些基础设施资源的临界子集……一旦障碍被克服……共享管理应该通过什么制度性手段来实现？3
弗里施曼注意到，本科勒支持开放式无线网络以及通信基础设施中的某些公用形式，但他想知道光凭本科勒一人，支持力度是否足够。和本科勒一样，伊莱·诺姆、戴维·博利耶（David Bollier）、凯文·沃巴赫等人都极力推崇开放式无线网络。在他们的推动下，最近，FCC做出提案，建议建立一个无须授权的全国免费Wi-Fi通信网络。这是对本科勒等人不懈追求、据理力争、支持开放式通信共享行为的极大褒奖。如果在这一点上缺乏想象力，那可能是对于能源在基础设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存在误解。就像本书最开始提到的那样，历史上重大的经济变革都是基础设施变革，而使基础设施变革发生转变的则是新传播媒体与新能源体系的融合。因为，历史上的每一次能源变革都伴随着自身独特的通信变革。能源变革改变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并使更复杂的生活安排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需要新传播媒体来发挥作用，以管理和协调能源变革带来的新机遇。试想一下，在由蒸汽驱动的城市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廉价、快速的蒸汽印刷机和电报机，如何组织复杂的生产和分配。在没有集中供电，尤其是没有电话通信、无线电和电视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复杂的石油文化、汽车文化和郊区大众文化。
本科勒等人认为，新网络通信促成了管理的网络共享，因为媒体的性质是分布式和协同式的，这使点对点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横向扩展成为可能。为了说清这个道理，让我们做个假设：假如美国仍然采用垂直整合的、高度集中的、需要更大金融资本注入的化石燃料能源体系，只要化石燃料能源是构成全球经济各方面的基础，那么其他任何依赖这些燃料获取材料、进行发电以及提供物流的商业企业，都必将被迫继续采用垂直整合的商业模式和集中管理来实现自身的规模经济，从而维持生存。
网络基础设施共享的倡导者能否想象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分布式的、协同式的、点对点的、横向扩展的通信革命来说，如何才能在一个高度资本化和集中化的化石燃料能源体系下取得成功？换言之，对于一个高度资本化和集中化的化石燃料能源体系来说，有没有可能迎来这样一场通信变革：它以进一步推动零边际成本社会并削弱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和3D打印等的开源式、点对点管理提供可能。
另外，一个分布式的、协同式的、点对点的、横向扩展的通信媒体非常适合用来管理那些可再生能源，它们分布在大自然中，以协同的方式被充分利用，支持点对点生产，并贯穿社会横向扩展。同时，网络通信和可再生能源会形成不可分割的矩阵，应用于依靠共享管理以实现最佳运作的基础设施。如第一章所述，基础设施由三个彼此相关的网络构成，它们是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在物联网这个单一互动系统中，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相互联系，提供有关社会上往来的大数据流。由于人们追求“极限生产力”和零边际成本社会，因此可以通过一个开放的全球共享平台协同访问和协同共享这些大数据。
政府、资本主义企业和基于共享的新生社会经济倡导者，这些人都有野心定义即将到来的时代，都在积极努力地管理着构成物联网的三个彼此相关的互联网。
通信共享
让我们从新共享基础设施中的通信互联网开始谈起。互联网是一个混合型基础设施，由三方面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构成，分别是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已被作为全球共享资源来管理，而在互联网管理中，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这三方面利益相关者互相协同。
互联网的技术管理工作，包括建立标准及管理协议，已经交给了包括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互联网联盟和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在内的非营利组织。尽管ICANN最初由美国政府创建，且在名义上受美国政府管辖，但在2009年，美国放弃了对ICANN的监管职能。目前，ICANN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学者、企业和民间利益集团。4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上述组织，但是因为这些组织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所以通常都是由有技术专长的人通过协商共同做出管理运营的决定。
不过，互联网管理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棘手、还要模糊。2003年，这三方面主要利益相关者团体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共同讨论互联网管理。随后，第二次会议于2005年6月在突尼斯举行。互联网管理工作小组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成立的，旨在“在互联网管理过程中展开调查，并酌情制订适当的行动计划”。5
经过商定，互联网管理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管理框架，这个管理框架随后被174个成员国（地区）采纳。该框架声明：
互联网管理是针对形成互联网演变的共有原则、规范、规则、决策过程以及计划的开发和应用，由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各自发挥自身的作用。6
这个三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模式至关重要。在过去，只有政府和私营企业可以参与全球治理事务的谈判，公民社会最多只能充当观察员和非官方代表。然而，人们认为，将公民社会排除在互联网管理之外是不合理的，因为很多凭借新媒体进行点对点生产的从业者和参与者都来自公民社会。
在同意三方管理后，为商讨互联网管理策略，联合国组织成立了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主体，即IGF（互联网管理论坛）。IGF定期举办会议，以确保商讨出的管理策略能够反映互联网的本质，即分布式、协同式、横向扩展式。IGF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区域级和国家级分论坛，这些论坛提供的是一个网络化的而非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以实现这个杂乱无序的新通信媒体的集体自我管理。7
然而，联合国毕竟是代表世界的政府机构，它竟然悄悄将一篇同意赋予秘书长权力以使之开始“加强合作”进程的文章加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突尼斯分会已定稿的正式文件中。这：
使不同政府在处理与互联网相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上，而非在处理对国际公共政策问题没有影响的日常技术和操作问题上，平等发挥作用，履行责任。8
各国政府非常关注一连串影响其公共福利和主权利益的互联网相关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对虚拟空间的商业活动征税、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网络安全，抵御网络攻击，以及消除政治分歧。目前，各国政府正在制定国家法律，其中有一些立法正在威胁媒体的重要特征，即开放性、普遍性、透明性。推行政府对网络控制新形式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中国、南非、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巴西。
2011年，俄罗斯、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出台一份信息社会中的国际行为准则。提案不包括针对多方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条款，但会导致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度越来越大。9提案的序言明确声明：“对互联网相关公共事务的政策职权属于国家主权。”10
与此同时，私营部门也开始偏离三方利益相关者联盟，并通过差别定价的方式增加收入和利润。此举可能破坏网络中立性原则，该原则是互联网指导原则之一，它保证了通信共享的非歧视性、开放性、普遍性，确保每个共享者享有平等的接入权和收录权。
“网络中立”的概念源于互联网端到端的设计结构，这有利于用户而非网络供应商。尽管用户为网络连接付费，而且他们支付的价格取决于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速度和质量，但是一旦用户连接到互联网，其传输数据包就会被网络供应商按照统一方式处理。
大型电信和电缆公司这样的网络供应商现在想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以及控制在互联网上所交换的信息获取商业利益。具体方式如下：允许网络供应商对不同信息访问收取不同的费用；进行优先传输，对排在最前面的、对时间敏感的数据包收取更高的费用；收取申请费；基于差别付费标准，在其提供的网络上，以有利于用户的方式限用某些特定的应用程序。
网络中立性的支持者认为，网络应该保持“愚蠢”，从而使数以百万计的终端用户通过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进行协同和创新。这种“分布式智能”使互联网成为一个独特的通信媒体。如果网络供应商获得内容访问与传递方式的集中控制权，他们将剥夺最终用户的权利，并破坏伴随分布式协同和横向扩展产生的创造力。
当然，网络供应商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国，AT&T、威瑞森和Cable TV公司认为，在追求新的赢利计划的过程中，他们遭受了不公平的限制。AT&T的前任CEO埃德·惠塔克（Ed Whitacre）在接受《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采访时发泄了他的不满：
现在，他们想要免费使用我们的通道，但是我不会让他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成本，所以我们必须从中获取回报。11
事实上，AT&T的客户和使用AT&T线路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都向AT&T支付了信息包传输费用。尽管如此，AT&T和其他网络供应商仍然希望在传输信息包的过程中使用各种不同的付费机制，以压榨出更多的利润。
德国通信巨头德国电信控制了全国60%的互联网连接，2013年5月，德国电信宣布将对国内所有的互联网服务用户强制实行下载限制，并由此引发了争论。德国电信表示，之所以强制实行下载限制，是因为数据流量逐步攀高，预计到2016年，数据流量将增至原来的4倍。更有争议的是，德国电信还将向那些想扩大流量的客户提供升级版的互联网连接服务。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该公司还宣布将只接受源于自己的互联网电视服务的流量，而不接受源自包括谷歌、YouTube公司和苹果公司在内的竞争对手的流量。12
由于看出德国电信公然破坏网络中立性的企图，德国监管机构立即对此做出回应。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国家电信监管机构）表示，他们正在审查德国电信的提议是否违反网络中立性协议（该协议禁止服务提供商通过收取不同费用进行客户歧视）。13
究其根本，网络中立性的斗争是一场模式之战。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信巨头们急于抓住新的通信媒体，并借此进行集中指挥和控制，从而允许他们将内容和流量附入网络来提高利润，并凭借对这些“管道”的所有权实现垄断。终端用户也同样决心将互联网作为一项开放的共享资源，进而发现促进网络协同、推动接近于零边际成本和近乎免费的服务，以开发新的应用程序。
在试图服务于两个主人时，政府似乎左右为难，一个主人致力于资本主义模式，另一个主人则致力于共享模式。尽管FCC曾经倡导网络中立性，但是2010年该机构还是发布了一个开放的互联网秩序，提出了三个基本规则，以确保实现开放式免费互联网。这似乎改变了FCC长期以来维护网络中立性的承诺。前两个规则提倡管理实践透明化，禁止应用程序及服务限制，然而第三个规则为网络供应商带来了一线希望，使之可能夺回主动权，并将互联网纳入其防御网络。规则指出：“在传输合法网络流量时，固定宽带供应商对此可能会进行区别对待，但是会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14
第三个原则引发了不少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条规则是“醒悟”，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条规则是“投降”。弗里施曼的讽刺评论“合理与否还有待观察”似乎捕捉到了这一事实：每个人都在怀疑FCC的本意。15
而且不只电信和电缆机构从外部侵入，试图封闭互联网，内部侵入同样存在。一些知名的社交媒体正在网络上加速寻求封闭、商业化以及垄断新通信媒体的方法，这些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威胁可能远远大于管理通信渠道的那些公司。
在2010年11月出版的《科学美国人》上，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网络上线20周年当日发布了公文，表达了对互联网前景的担忧。
虽然伯纳斯–李的发明在设计上很简单，但其影响却是空前的。网络允许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与他人共享信息，而无须征求许可或支付使用费。网络被设计成一个开放式、分布式、人人皆可访问的网络。
然而，正是利用了这些规则，一些大型网络应用，像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等，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并销售了大量来自商业买家和企业的传输大数据。正是有了这些数据，企业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广告宣传和营销竞争，开展研究工作，开发新产品与服务以及提出许多其他商业主张。事实上，他们正在利用商业终端的共享。在其文章中，伯纳斯–李警告称“大型社交媒体正在封锁来自其他网络的用户发布的信息”，而且正在创建封闭的商业空间。16
虽然互联网是一种公共资源，网络应用程序却由被作为公共资源来管理的非营利组织和着眼于市场的商业企业这两类群体共同掌管。维基百科和Linux软件属于第一类，谷歌和Facebook则属于第二类。
尽管互联网上的网络应用程序用户都知道像亚马逊这样的网站是纯粹的商业网站，但他们不一定对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网站持同样的看法，因为这些应用程序为他们提供了获取一系列免费服务的机会，从世界顶级搜索引擎到加入地球上最大的家庭相册，这些服务都可以免费获取。只是在连接这些网站时，用户不得不忍受出现在窗口边缘的广告所带来的些许不便。然而在幕后，谷歌、Facebook、Twitter和其他许多社交媒体会封存进入其系统的大数据，这样做要么为了在自己网站上提供增值服务，要么为了向第三方出售这些数据。
伯纳斯–李解释说，采集专用数据的关键是，当用户进入一个社交媒体时，该用户的URL（统一资源定位器）发生了什么。每个用户的URL都允许用户点击网络上的任意一个链接，在相互联系的信息共享空间中，这将产生一部分流量。但是至少直到最近还有些人不知道，当他们连接到商业化社交媒体时，他们的重要信息就被立即采集、存储、封存和商品化。17
伯纳斯–李这样描述用户的数据被封存的过程：
通常在用户登录时，Facebook、领英（LinkedIn）、Friendster等社交网站会通过采集类似用户的生日、电子邮件地址、爱好、好友提示以及提供可能认识的人这样的链接信息来提供价值。网站将收集这些数据组成庞大的数据库，然后重新利用这些信息，提供增值服务，但仅限于在用户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一旦用户数据被录入这些服务中的一个，用户就不能在另一个网站轻易使用它们。每个站点都是一个与其他人隔离开来的区域。用户个人页面是在网络上，但是个人数据却不是。用户可以访问在一个站点已创建的人员列表网页，但不能从该站点将人员列表或该人员列表中的某些条目发送到另一个站点。之所以隔离，是因为不是每一块信息都有一个URL，且数据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网站内部。所以用户录入的数据越多，被锁定的数据就越多。这样，用户的社交网页就会成为一个中央平台、一个封闭的内容区域，以及一个无法完全控制自身信息的地方。18
我们应该担心社交网站为获取商业利益而把所有用户信息分享给第三方吗？当然，没有人愿意被有针对性的广告缠身。然而，比广告更危险的是，医疗保险公司会获知你是否通过谷歌搜索过特定的疾病信息，潜在雇主会通过分析你在网络上留下的数据记录窥探你的个人社交历史，从而发现你身上潜在的怪癖、个人喜好，甚至可能做出的反社会行为。
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交媒体都是商业化的。纯粹意义上的共享管理对许多非营利网站（像维基百科）仍然适用。然而，如伯纳斯–李描述所言，商业公司经营的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是标准操作程序。他说：“这种架构应用的范围越广，网络就会变得越发支离破碎，我们享受到的单一的通用信息空间也就越来越少。”19
伯纳斯–李暗示一种负能量在起作用。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互联网自身的运营特点（其分布式的、协同的、点对点的、横向扩展的结构）正在提供一个大型的、有价值的个人资料宝藏，而这个宝藏正在被开发、重新绑定，并被出售给营利性公司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商业利用？再甚者，这是在虚拟空间中创建企业垄断的最新商业开发形式吗？当前的企业垄断是否和它们所推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企业一样集中和专有？
截至2012年，谷歌每天承担着“180多个国家的30亿次查询”。20 2010年，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场的份额分别为：占美国搜索引擎市场的65.8%，占德国搜索引擎市场的97.09%，占英国搜索引擎市场的92.77%，占法国搜索引擎市场的95.59%，占澳大利亚搜索引擎市场的95.55%。21 2012年，谷歌公司的收入超过了500亿美元。22
目前，Facebook已经吞并了全球社交网络市场份额的72.4%，截至2013年3月，Facebook拥有超过11亿个活跃用户，也就是说，地球上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是Facebook的用户。23在对访问者每月在最喜欢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花费的时间进行测算时，Facebook的数据遥遥领先。访问者平均每月花费在Facebook上的时间是405分钟，这个时间是花费在以下6个排在其后的最受欢迎网站的时间总和：汤博乐（Tumblr，89分钟），品趣志（Pinterest，89分钟），Twitter（21分钟），领英（21分钟）、MySpace（8分钟），谷歌+ （3分钟）。24 2012年，Facebook的收入是50亿美元。25
2012年，Twitter有5亿个注册用户，其中两亿是活跃用户，其他用户则更喜欢潜水。26预计该公司2014年的收入将超过10亿美元。27
像亚马逊和eBay网站这样具备协同共享特性的商业网站也正在迅速成为在线垄断者。福雷斯特研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13%的人选择传统的搜索网站进行产品搜索”，每三个在线用户中就有一个选择亚马逊网站进行产品搜索。28亚马逊拥有“超过1.52亿个活跃买家账户”和“超过200万个活跃的卖家账户”，以及服务于178个国家的全球物流网络。29截至2008年，eBay在美国已经占据了99%的在线拍卖市场，而它在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也有类似的占比。30 2012年，eBay的收入为141亿美元。31
新兴社会化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以至于其使用者几乎意识不到自己使用这些资源的频率之高。举例来说，法国政府日前宣布了一条规定：禁止广播公司在直播中提及Facebook或Twitter，除非该消息有明确来源。该决议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一些媒体评论员发布Twitter的信息评论，以及对法国官僚主义干涉行为的批评指责，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然而对此，政府当局找到了一种有力的解释：广播员在新闻报道或娱乐节目中援引Facebook或Twitter的信息，这是在免费为他人做广告，有利于市场引领者，但忽略了其恶意竞争者中的效仿者。32
对于新兴企业巨头正在大量占领虚拟空间这一现象，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教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资深顾问蒂姆·吴（Tim Wu）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如果不使用谷歌的话，我们该如何度过一周的时间？再进一步说，如果Facebook、亚马逊、Skype、Twitter、苹果、eBay和谷歌都不用的话，我们又可以坚持几天呢？”33其实，吴教授已经将目光投射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现实上：凭借其对开放、透明以及深度社会协同的承诺，新兴通信媒体吸引了年青一代。但同时，这些媒体也披上了另一层外衣，一件更关注于通过信息共享获利的外衣。吴教授写道：
如今，大多数（互联网上的）功能分区都被一家主导型公司或寡头所垄断控制，比如谷歌“占据”搜索分区，Facebook“占据”社交分区，eBay“占据”拍卖分区，苹果主导在线资源传送，亚马逊主导零售。
吴教授问道：为什么网络“越看越像一个‘大富翁’游戏局”？34
如果你还不确定这些新的企业“玩家”的意图，那你应该先去看看评论，再搜索一下最近的专利花落谁家，这可能会帮助你消除疑惑。在2011—2012年，新获专利项的交易金额足以使最老练的知识产权律师震惊。2011年，苹果、微软等公司在拍卖会上拍得北电网络的6 000项专利，总价值45亿美元；谷歌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摩托罗拉，从而获得了17 000项专利；微软花费11亿美元，从美国在线公司购买了925项专利；Facebook花费5.5亿美元，从微软购得了650项专利。35
那么这些新晋的重量级虚拟空间是否像AT&T和20世纪的电力公司与公用事业公司一样成为“自然（形成的）垄断”？越来越多的通信业分析师、反垄断代理人以及自由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希望使公共设施的反垄断行为或管制合法化。他们认为，如果不努力追求上述目标，那么即使做出了所谓将互联网作为共享的网络化“全球共享资源”这一伟大承诺，这个承诺也会不可挽回地成为一张空头支票。而对于身处对等网络共享主义思潮中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热切希望也将随之灰飞烟灭。
共享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可以针对每一个人的需要提供全面服务，所以它已然成了一个“必需品”。其他搜索引擎的表现则相形见绌，因此这些搜索引擎在当今社会不易立足。从这个现象上看，谷歌俨然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垄断。于是，有些人提出了“搜索中立性”的倡议，要求出台一些类似政府规定的相关规范，来保证网络的中立性。他们还警告说，出于经济或政治方面的考虑，占主导地位的搜索引擎可能会冒险篡改搜索结果。
而其他一些人则更担心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可能通过操纵排序来保证使用量。比如，Twitter里有一个“Twitter流行榜”的功能，这个板块会涉及一些时下的热门话题，或者“主流”事件。有人就提出，这些公司用来查找或排名的算法是否会被编程，以反映经营管理中有意或无意的偏见。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支持者认为，在维基解密的泄密事件中，Twitter有故意欺瞒大众之嫌。36相关产业观察者也在不断思考维持“算法中立性”的方法。
康奈尔大学通信学教授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说，操纵计算机程序的算法的确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当编制算法的商业公司从篡改数据中看到商业利益，或者受到意识形态驱动时。他写道：
我认为，有关“Twitter趋势”这类工具的争议以后会越来越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言论在一系列精选的私人信息平台及社交网络上出现，为了管理这些海量信息，平台和网络的运营商们需要向复杂算法寻求帮助……（我们）必须……不仅要认识到这些算法并非绝对中立，还要认识到它们很可能带有政治倾向，并可能按照某种方式封装信息。37
吉莱斯皮提出，在大多时候，商业公司同时掌控数据和算法。随着公众越来越依靠算法分类、排名和筛选信息，我们必须建立相关的协议和规定，以保证信息的透明性和客观性。38否则，如果只是寄希望于公司的良知来保护过程的廉正性，那么这一想法简直太天真了，甚至是非常鲁莽的。
但是，现状进退两难：像谷歌、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公司在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从中获益。但是，因为这些公司属于商业营利性组织，其兴趣点在于如何以最大利润将客户信息卖给第三方，而其使用者的兴趣点则在于优化他们的社交网络。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在操纵社会共享资源，并将其作为一种赢利手段。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泽伊内普·蒂费克奇（Zeynep Tufekci）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共享资源的公司化”。39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少数公司将垄断互联网这一可能表示担忧。一些法律学者认为，这些社交媒体不同于电信公司、能源公司或者公用事业公司，而是通过将其巨额资金首先投入实体性基础设施来保证其自然垄断。设备领域的新进成员会发现，想要和一个已经在某地区拥有成熟物理性基础建设和固定用户群的公司竞争，并非不可能，但会十分艰难。与之相比，社交媒体的新进公司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其门槛成本远远低于上述行业。编写代码和新应用程序的成本只是设备准备、新用户体验、快速占有市场主导地位，或者获得竞争优势所需成本的一小部分。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这些法律学者指出：像MySpace和Friendster这些曾经在社交媒体市场中无可匹敌的主导网站，如今已经被Facebook和Twitter取代。
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认为，像这种给谷歌、Facebook或者Twitter网站冠以“社交神器”头衔，并任其形成垄断的行为，实质上是在使其免受竞争威胁，就像当年“一战”后的AT&T一样。我在第三章中曾提到，通过联邦法律规定，联邦政府使AT&T获得自然垄断地位，从而保证了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该公司在通信行业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
最后，那些反对将社交媒体认定为社会团体的人认为这会带来一定风险，使他们不愿意再创新。如果他们已经从垄断模式中获得了稳定的回报和固定的交易价格，他们还会有创新动机吗？
同时，反对者也以有力的驳论予以反击。像谷歌、Facebook、eBay和亚马逊这样的巨头将成百上千亿美元投入全球市场的维护中，他们的用户数据库比以往任何我们可能拿来与之相比的事物都要庞大许多倍。当人类历史的大部分信息都由谷歌这个搜索引擎控制时，这意味着什么？或者当连接了10亿人社交生活的Facebook一枝独秀地监管网络虚拟公共空间时，当Twitter成为人类传播流言蜚语的唯一场所时，当所有人都只能在eBay上拍卖和竞拍商品时，或者当人们只能在亚马逊这个唯一的虚拟市场上交易时，这又意味着什么？所以说，在实体经济时代，一切都不能和这些垄断企业相抗衡。
现实情况是，这些公司已经占据了互联网最基本的部分，曾经，他们可以靠融资来投资一个好点子，也可以用很少的钱维持其行业主导地位，但在当今时代，这种情况越发难以实现。谷歌、Twitter、eBay、亚马逊这些网站现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拓展其用户数据库，从而创造一个由一层又一层知识产权搭建的坚不可摧的领域，并从这个由它们参与创造的全球性社交圈中分得一杯羹。
不过，对于这些占有巨大社交资源的公司来说，它们不太可能通过反垄断行为或者个别监察疏忽来逃脱一些规定性限制，但是被忽视的内容到底有多少、范围有多大，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通信媒体商业圈占令人担忧，这个问题有必要加以解决，因为该领域的存在是以为全人类提供共享资源，并以接近于零的成本创造社会各领域的价值为前提的。
能源共享
保证互联网始终作为一种全球共享开放资源，实现社会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一个极富难度的挑战。确保新兴通信媒体公司对鳞次栉比的可再生能源管理得当，以及确保能源互联网对全球开放共享，这个工作的难度系数也很高。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些跨地区、跨区域、跨国家或者跨大陆的能源共享网络，以此抵御来自各方面对稳固的商业利益的威胁，这些威胁绝不亚于电信和电缆公司对通信互联网的威胁。
在某些情况下，全球性的能源企业、电力企业或者设备企业会联手阻止能源互联网的建立。除此之外，为了保证新能源的商业价值，这些企业会尝试在智能电网上强加一个集中体系结构，以实现新能源的商业化。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盟已经采取了以下措施：要求传统的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解除发电与输电之间的绑定，从而确保能源互联网的开放。由于数百万家小型新能源生产企业对大型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的抱怨日益增多，解除绑定的规定应运而生，因为前者认为后者让他们很难将本地的“微型”电厂与主要的输电网相连。大型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还受到了如下指控：对于由其商业伙伴生产的绿色电能，这些公司总是为之选择高速连接，因而这一行为存在歧视之嫌。此外，它们还利用官僚主义进行拖延，甚至拒绝接受源自其他企业的绿色电力。
这些电子企业也在试图开辟第二战场，通过暗箱操作，设计出一个集中、专属、封闭的智能电网，只允许数据从产消者到公司总部进行单线传输。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仅以电费的代价从数百万新产消者处获取实时变化的关键信息，并且防止产消者控制将电力传到电网上的时间，以便在每天的不同时间段实行高峰电价。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引入了“绿色输入税制”，以鼓励数百万终端用户自主绿色发电，并在能源互联网中共享，所以输电公司在慢慢失势。而越来越多的输电企业也意识到了能源产消者的存在这一新现实，并且通过改变其经营模式来适应新的能源互联网。未来，这些企业要想提高收入，就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通过管理其客户的能源使用情况降低客户的能源需求，从而提高客户的能源使用效率和产值，以及分享一部分增长的产值和节约值。因此，其利润也将更多地来自更有效的能源使用管理，而不是出售更多的电力。
在能源互联网形成初期，管理分布发电的最佳方式问题已经被提出。一种新的共享模式正在形成，有意思的是，这个模式以20世纪30年代的电力管理共享模式为原型，以求将电力输送到美国的农村地区。
罗斯福新政为什么能成功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哈罗德·霍特林于1937年所做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建议由政府承担输电费用。由于电力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公共能源，所以为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电力应该由联邦基金埋单，而不是被私营企业所占有。因为消费者不会为了其所使用的电力向私营企业支付“租金”，电费也并不会增加边际成本，因为一旦传输系统建立起来，边际成本就会接近于零。
在第七章，我忘了提到霍特林举过的一个当时新组建的政府的例子，当时，他用这个例子论证了其想法的优势。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公共事业项目机构。1933年5月18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案》（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ct），该法案计划在1933—1944年建成12座水坝和一座水力发电站。这将创造28 000个工作机会，覆盖7个最贫困的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其工程量相当于建造20座帝国大厦。40
联邦政府可以控制水电能源，将生产出的低价电力提供给国内的贫困社区，以此刺激长期的经济增长。霍特林解释说，将低价电能输送到田纳西河流域，可以“提高经济的整体水平，以及当地的文化水平。当地居民会从中获益，并提高发展成本中的货币价值”。41他警告说：“如果政府因为对电能的需求而提高电价，并且以此作为投资回报，甚至从中获利，那么政府获得的收入将大大缩水。”42所以，他总结道：“如果能出台一个公共政策，让人们投资电能产业，并以很低的边际成本将电能卖出，那么这个政策就很完美了。”43
霍特林认识到，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所需成本将用其他州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来支付，但因为该地出口农产品的价格降低，所以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会间接地使其他地区受益。44该地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来自其他地区产品消费能力的提高。最后他说，TVA的成功会激励其他地区出现类似的政府公共事业项目，因为：
出于同样的原因，既然政府乐于营建这种项目，那么也会愿意在其他更广泛的地区建造水坝以及各式各样的公共工程。这会使各个阶层的人从中获益。这种随机性的分配应该保证国内各个地区的大部分人从中获益。45
罗纳德·科斯并不赞同霍特林的看法。科斯倡导自由市场，他认为，政府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即使对于每个人都绝对会用到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其需求都难以预测。他写道：“我本人认为，在一个建立在边际成本基础上的价格体制内，政府不可能对个体的需求进行精准的估测。”46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科斯的第一个理由，就会发现其中谬误百出。虽然消费者享受着由低边际成本带来的价格便利，但是人们是否会因此拒绝饮用清洁度更高的公共自来水而饮用井水呢？或者是否会放弃公共高速公路而使用还未铺设好的土路？再或者，是否会拒绝使用公共电灯照明，反而代之以火炬，总之不去以边际成本反映价来享受这些便利呢？
根据传染效应，科斯忽视了一个问题：像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这样成功的政府公共事业项目机构可能被其他地区效仿，从而带来很多积极影响。他认为，即使这个案例是成功的，我们也无法假设同样的条件会存在于其他地区，从而获得类似的成功。
1946年，从战场返回的美国步兵及其家人们非常渴望用仅有的积蓄来购买各种各样战时没能得到的东西，来弥补其在战争中所失去的时间。科斯在其反驳霍特林的著作中写道，在当时，市场是消费社会的“发动机”。这样，对于在世界大战、“大萧条”和政府限购的15年间，人们为何可以自由地进出市场并自主决定如何支配其收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科斯的观点基本把握了时代的节奏，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追捧。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而非政府）才是一国经济生活中胜负的仲裁者，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建设州际高速公路，提供退伍军人的学院贷款，或者为联邦住房管理局（FHA）的房贷提供的政府补贴需要大众融资的时候，美国大众更倾向于制造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
但不要着急，没有几个学者对该段历史感兴趣到想要了解霍特林的论点以验证这种最佳情形示例是否正确。如果他们曾做过相关研究，就会发现科斯反驳霍特林的论文及其所使用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实例都说不通。
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的是一个新型共享资源管理机制，该机制可以从根本上调整美国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进程，并且为规划21世纪的能源互联网提供重要的共享资源运营模式。
联邦政府已率先着手干涉电能生产领域，因为私营企业并不愿意将输送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地区的居民数量并不多，且居民过于分散，而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该项目。
到20世纪30年代，用电的城市居民已占到90%，而农村居民只占10%。47电气化不足这一问题一直是贫困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贫困人口也很少考虑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在“大萧条”时期，这种分化大幅加剧。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意将一个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带入20世纪，并且以之为榜样，在国内的其他偏远地区推广该项目，从而使电力和公共事业企业望而却步。虽然这些企业对偏远地区没什么兴趣，但他们现在都非常不满，因为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插手电力市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已经获得了为农民和偏远社区提供廉价电力的特权。然而，尽管这些公司反对，到1941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仍然成了美国最大的电能生产商，它用可再生的水能生产电能。48
受到保守主义利益集团的资助，私营企业谴责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称其是美国政府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幌子。《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就将它比喻成“田纳西河流域的红色小苏联”。49一些私营企业说，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没有夺取能源生产的权利，并且将其告到了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以这种行为符合宪法为由，驳回了这些企业的诉求。
除了被授权生产能源，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还得到向当地社区铺设运输管线的授权，以提高偏远地区的电气化程度。所以，在1935年，罗斯福总统又签署了另一个行政命令，以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从而确保将输送管线铺设到美国农村的各家各户。“在1936年和1937年，尽管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刚成立不久，但是已经成功铺设了7.3万英里的电缆，覆盖面积超过30万个农场。”50
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成功影响极为深远。但是，这些机构没有能力在内部集中技术专家以及相关劳动力来建设自己的全美偏远地区输送管线。因为私营企业一直不肯施以援手，所以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只能以颠覆传统的思路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鼓励农民以社区为单位团结在一起，从而形成电能合作社。（在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所处的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北太平洋地区，一些电力合作社已经投入运营，并且取得了成功。）
在新的计划中，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可以为当地农区提供低息贷款以资助管线建设，同时也提供技术和法律援助。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分散的供电体系，确保农村偏远地区的电力合作社建立自己的管线，并通过和其他地区连接形成区域输电网。电力合作社将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自营共享机构来发挥作用，其董事会成员通过成员内部民主选举产生。
建设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管线，平均每英里所需成本为750美元，因为有当地农场主的参与，因此比私营企业的价格低40%左右。51通常情况下，成本基本都可以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因为当地农场主们需要靠安装管线的劳动偿还欠合作社的费用。到1942年，美国国内40%的农田都已经实现了电气化；到1946年，电气化覆盖了一半的农田；52 4年之后，另外一半美国农户也实现了电气化。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掌握技术的农场主，他们一方面可以管理自己的电力合作社，另一方面也为建设工作提供了帮助。
田纳西河流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农村地区从该项目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电力使有效的工作日得到延长，减轻了农田里繁重的运输工作，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成千上万农村家庭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水平。在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开展工程的前5年里，超过1.2万所学校实现了电气化。53电力和照明的使用使学生们延长白天的学习时间，把作业留到晚上做。
农村电气化对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影响也非常大。农村电气化管理局说服了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力，使之生产更便宜的电器，并以平常价格的一半出售，以刺激数百万农村家庭购置最新的电力设备。54由于农户纷纷购置新电器，在“大萧条”时期，电器设备的销售额增长了20%，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衰退。55
农村电气化还增加了美国农村地区的产值。20世纪50—80年代，伴随着州际高速公路系统、郊区房、办公楼和购物中心的兴建，电力输送基础建设工程促进了城市居民向农村的大规模迁移。美国社会向郊区扩散的进程也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新的商业机遇，随之而来的是成千上万的新工作机会，这成为美国历史上经济最具活力的时期。56
霍特林在其论著中完善了许多支持联邦政府资助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观点，事实证明，这些观点非常英明。美中不足但又引人深思的一点是，美国农村电气化项目并不要求使用巨额税费。大部分电力基础设施的兴建成本是由政府贷给农村电力合作社的低息贷款支付的，事实上，这些钱已经偿还清了。57霍特林未提及的是，其实政府并不需要承担这个项目的全部责任，而只需促进和保障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
最后，虽然农村电力合作社依旧继续接受联邦政府的补贴，但在所有电力公共事业企业中，“从单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电力合作社所领取的政府补贴是最低的”，这一事实可能会让所有纳税人感到吃惊。58
如果说科斯被资本主义市场的优越性蒙住了双眼，霍特林被政府管理的优越性蒙住了双眼，那么无所隐藏的第三种方式则真正能够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化。政府通过支持合作社，使农村地区实现了电气化并完成了转型。这种自我管理的共享模式仅用了13年就形成了，这是政府和私营企业用两倍的时间也无法以低成本实现的。
如今，在方圆250万英里的47个州内，900个非营利农村电力合作社为4 200万名消费者服务。农村电力合作社占有全国电力输送管线42%的份额，输送管线覆盖了全美75%的土地面积，且输电量为美国总用电量的11%。全国农村电力合作社的资产总额超过了1 400亿美元。59
最重要的是，农村电力合作社的7万名员工为客户提供的是成本价电力服务，因为合作社的性质决定了其成立的目的并非是营利。60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新型合作社
关于合作社，第一个需要了解的就是，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资源共享，而私营企业成立的目的则是赢利。合作社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私营企业完全不同。
ICA（国际合作社联盟）是全世界合作社的代表，它将合作社定义为：
合作社是一个出于彼此共同的经济、社会或文化需求，通过共享机制和民主管理方式，由人们自愿、自发地建立的组织。61
成立合作社主要是出于合作而非竞争，是为了照顾广泛的社会利益，而非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ICA继续解释道：
合作社建立在自我帮扶、自我负责、民主、平等、公平以及团结价值的基础上……合作社成员坚持诚实、开放、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价值观。62
合作社的商业调度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现代的合作经营结构出现在1844年的英国，当时，28个纺织工人成立了一个名为“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合作组织。这些纺织工人将他们的资金汇集到一起，按照成本价为其贸易购买高质量的物料。他们的第一家合作商店采购的主要是食品，包括糖、面粉等，然后将这些食品卖给自己的成员。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为共享管理提出了7条原则，后来，这些原则形成了合作社的标准协议。这些合作社管理模式原则经过ICA修订，并获得了正式批准，集中体现了共享管理的愿景和实践：
第一，不分人种、信仰、种族、性别、社会等级以及政治身份，合作社欢迎任何个人加入。
第二，合作社是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团，每一位成员都享有投票权。从成员中选举产生的代表要为社团的管理负责，并有向成员解释其行为的义务。
第三，各位成员应公平、民主地为合作社的资金积累做贡献，部分资金将变成合作社的常规财产。财产的日常管理和使用需要由成员共同决定。
第四，合作社是一个自治、自助的社团组织。虽然其成可以加入其他商业组织，但前提是必须保证其管理上的民主和自治。
第五，合作社要为其成员、管理层、雇员提供教育和持续培训，以鼓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计划和项目，并全力参与活动。
第六，合作社有望扩大这个共享网络，通过开展跨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提供一个不断拓宽、整合的空间。
第七，合作社的使命是通过推行方针和开展项目，推动其所服务社区的可持续发展。63
在这个由资本主义市场和功利主义思想主导的世界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被看作是自私且具有竞争性的，所以这个基于共享、公平、可持续性的合作经营模式乍一看就好像天方夜谭。但事实上，人们已经开始通过合作的方式运营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部分了，只是我们没注意到而已。2012年被公认为联合国的“国际合作社年”，谷歌却对其长达一年的庆祝活动讳莫如深。可能是因为这种全球性的媒体主要由极少的营利性媒体巨头控制，而只有他们才能决定什么有资格成为新闻。
事实上，全球已经有超过10亿人成为合作社成员，这占了世界人口总数的1/7。超过1亿人在合作社工作，这比在跨国企业工作的人还要多20%。300个超大型合作社的总人数相当于第十个人数大国的人口。在美国和德国，有1/4的人口是合作社成员；在加拿大，这个比例达到40%；在中国和印度，约4亿人隶属于合作社；在日本，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是合作社成员；在法国，3 200万人加入了合作社。64美国国家合作社商业联盟的CEO保罗·黑曾（Paul Hazen）在2011年6月指出：
美国拥有29 000个合作组织和1.2亿合作社成员，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73 000个地区。美国所有合作组织的总资产约为三万亿美元，每年创收5 000亿美元，发放250亿美元的薪资，提供近200万个工作机会。65
美国的合作社涉及经济中的每一个板块，包括农业、食品生产、零售、保健、保险、信用、能源、发电、输电和电信等产业。下次再去全美最大的五金零售店Ace Hardware时，你就该意识到，其实你是在合作社内购物，别忘了“美国有3.5亿合作社成员”。66
世界各地的人在合作社商店中购买食物，住在由合作社盖的房子里，通过合作社融资的银行处理金融事务。很少有美国人会注意到，其实30%的农产品供应是由美国3 000个农民合作社经销的。67商店货架上的蓝多湖牌黄油和韦尔奇牌葡萄汁等知名品牌产品实际上是由农业合作社经销的。68
欧盟有1 000万间合作建房，或者说在欧盟，12%的家庭住的是合作建房。69在埃及，1/3的人口住在合作建房内。70即使在号称私人住房最多的美国，也有超过120万间房屋是合作建房。71在巴基斯坦，合作建房比例占12%。72
合作社银行也是经济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芬兰这六国，合作社银行占所有信贷量的32%，占国内贷款的28%。73在亚洲，4 530万人是信用合作社的成员，信用合作社是一个会员制的金融合作社。74在法国，60%的零售银行业务由合作社银行完成。75
在美国，信用合作社拥有9 000万个成员，这个世界上拥有成员最多的大联盟正处于2008年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期。76信用合作社的存款量上升了43%，在同期，最大的国家银行存款量只上升了31%。77目前，美国信用合作社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一万亿美元。78
尽管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很艰难，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其势力仅次于商业企业。因为集中式的通信/能源矩阵带来的大量资金需求都向私营企业倾斜，所以这些企业不但储备充足，而且有市场依托。由于纵向合并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扩大，操纵资本主义市场的私营企业得以主导之前的两个工业时代。
合作社曾经是中小企业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中小企业通过集中财政资源，从上游供应商处以大额折扣采购原材料和货物；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通过共享营销、物流和分销渠道削减下游成本。在共享机制里作为非营利性企业来运营，在市场之外，这些中小企业可以降低边际成本，为其成员输送货物或提供服务，因为它们是以非营利性的商业模式运营的。
但是，如今的形势与之前大不相同了。前几章中我们提到过，物联网可以为成千上万的小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但前提是这些企业有能力在生产合作社中联合起来，并能够利用由新的分布式、协同式通信/能源结构推动的横向力量的优势。
这种新经济模式可以将边际成本降低到零，从而使这些需要靠大量投资获利的私营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在零边际成本社会，合作社是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
在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绿色能源和电力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跨区域和跨大陆的能源共享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共享基础。
在欧盟，合作社（而非股票市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在投资绿色电力的企业中，合作银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比利时Ecopower合作社的创会董事迪尔克·范辛特扬（Dirk Vansintjan）说，大体来看，合作银行最先进军并投资风能、太阳能项目。本着合作社的7条基本管理规定，合作银行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会员资金投资像Ecopower合作社这样的绿色电能合作社。在1990年，Ecopower合作社只有30名会员，而到2013年，它已经成为拥有43 000名会员、为1.2%的佛兰德家庭提供绿色电能的企业，并且其电能源自可再生的风能和水能。79
在德国，绿色能源合作社越来越多，仅在2011年，就有167家新的绿色能源合作社成立。80德国斯图加特的Horb Ecumenical能源合作社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合作社的典型代表，在当地社区，它承担着能源生产和利用模式的转换。该合作社在该地区已经安设了若干个太阳能发电厂，并将安设更多的发电厂。我们提到过，德国有超过23%的电力是通过可再生能源生产的，而其中大部分则是由当地的合作社生产的。81斯图加特可再生能源合作社的发起者博恩哈德·博克（Bernhard Bok）说：“把德国说成‘合作社之国’并不夸张。”82
通过建立物联网基础设施，丹麦也在大力推动社会转型，并且依靠合作模式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每当我去哥本哈根的时候，在飞机降落时，我都会望向下面的海港，欣赏那里的大约20个风力涡轮机，而它们中有一半归合作社所有。83
丹麦人发现，有效启用新基础设施的重点在于让当地的社区入股，合作社是启用新能源基础设施的最佳途径，因为它比较容易获得公众信任以及当地居民的支持，特别令丹麦人骄傲的是在约有4 000名居民的萨姆索岛上开展的灯塔项目。10年内，这个项目可使岛上的家庭和企业在用电方式上发生改变，由原来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电能或煤炭能源的状态，转变为依靠100%的可再生能源。84
主要企业开发人员曾经在安设风力农场时遭到当地社区的强烈抵抗，对此，萨姆索将新能源项目的所有权分给当地居民，从而对抗这种负面情绪的冲击。该岛跟丹麦其他地区一样，风电装机容量的80%归合作社或个人所有。85
当地居民对岛屿来访者解释，这个项目成功的秘诀就是民主参与和社区主人翁精神。绿色能源合作社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其中并对岛上风力涡轮机的发展和管理决定享有平等发言权。居民也成了股东，从而可以从价格更低廉的新绿色电能中获取收益。
合作社也为岛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岛民积极参与绿色能源合作社的决策和管理，这积累了社会资本、信任和善心。
在美国，农村电力合作社是推动绿色电能的先驱者。根据国家农村电力合作社联盟计划，到2025年，新能源电力的用电量将占其成员用电总量的25%。86 2009年，北达科他地区的农村电力合作社——北新电力建成了一个国内最大、耗资2.4亿美元的115兆瓦风力发电场。该项目耗时4个月，可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相媲美。87该合作社服务于西部9个州的280万农村消费者已经处于从矿物燃料发电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转型过程中。2005年，在该公司的电力中，94%来自煤炭提取物，1%来自风能；如今，已有20%的电力产自绿色可再生的风力发电场。88
在建设新能源互联网方面，农村电力合作社比私有的和市属的公用事业部门做得好。超过40%的电力合作社已经在工业区、商业区和住宅区安装了先进的电表。89
绿色电力合作社也在城市和郊区的居民区、农村地区以及世界许多地方出现。一项关于德国城市电力合作社未来角色的研究表明，之前有人假设绿色电力合作社不大可能在城镇地区发展，但事实恰恰相反，相比农村绿色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城市绿色合作社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德国的研究中，在某个全国最大的绿色能源合作社的成员中，80%的成员居住在城镇或大城市。当被问及他们成为绿色电力共享组织成员的理由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政治动机”，这意味着他们有意愿积极参与规划自己和社区的能源未来。90
对于在互联网上长大并把在分布式、协同式的对等网络中创造价值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的一代，他们对于生产他们自己的绿色电能并将其分享在能源互联网中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危机和更可怕的地球气候变化之中，其原因是经济体系造成的对化石燃料能源的过度依赖和集中式管理，以及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系统。如果说这一代批评大型通信、媒体和娱乐公司限制他们与同龄人在一个开放的信息共享平台上自由协同的权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能源、电力、公用事业巨头的批评将同样强烈，因为他们会说，是这些巨头们导致了高价能源、经济衰退以及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
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说，传统能源和公用事业公司是集中行政以及它强加给世界的一切弊端的原型。这些弊端可以通过加入开放、协同和民主管理的合作社来避免，从而生产和分享清洁的绿色能源。这一点鼓舞了这一代人团结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与免费通信一样，人们免费获取绿色能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物流共享
还有一项需要纳入矩阵中，从而构建整套共享基础设施。那就是网络传播，它正在管理横向扩展的绿色电力，并且被用来创建一个物流互联网，以改变本地和全球运输。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结合到一起，集成了基于共享的物联网，这为协同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总的来说，虽然在世界各地，道路被视为公共物品，但是我们出行以及运输物资和货物的交通方式是公共事业和私营企业的混合体。每天，数百万人采用公共交通方式上下班，实现社会流动。91凭借税收补贴，通勤列车、轻轨和公共汽车以略高于成本的价格提供服务。此外，还有数百万人依赖私家车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流动性。其他人则选择公共交通、私家车、自行车或步行相结合的方式。
大多数商品的道路运输由私营运输公司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垂直整合的大型公司依靠内部的汽车和卡车车队，或通过向其他私营运输公司外包的方式实现跨价值链存储和物资、设备、其他供应品及成品的运输。但是，单独这样做是有弊端的。尽管上述做法维持了内部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物流和运输控制，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针对生产、存储和分销渠道的强有力的控制措施，但是这种控制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提高了成本，并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最近一项全球性研究指出，私营物流管理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导致生产效率和生产力丧失，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第一，仅在美国，路上行驶的挂车中平均只有60%是满载的。全球其他地区的运输效率更低，估计在10%左右。92尽管卡车经常载着货物离开码头，但随着每次卸载，卡车所载的货物会越来越少，而且经常空车返回。2002年，美国卡车平均在20%的行驶里程中为空载，全程空载的比例更高。93第二，制造商、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往往把商品长期存储在离最终目的地很远的仓库中，导致了高运输成本。截至2013年3月，美国企业库存约为1.6万亿美元。94这些库存不仅意味着大量货物闲置，而这些闲置货物所需的管理成本也相当大。在某些时候，仓库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在其他时间，仓库又由于产品线的季节性而周转不开。第三，因为物流效率低下，导致经销商无法及时交货，许多时效性强的产品（如食品和衣服）因此卖不出去。在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不可靠甚至崩溃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时效性的损失更为严重；第四，产品运输往往选择在迂回的而不是最快的路线上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经销商过度依赖服务于广大区域的中央仓库和配送中心；第五，全球物流系统由成千上万的私营运输公司组成，缺乏共同标准和协议，从而使企业无法通过使用最新的IT和互联网技术应用展开合作，无法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并降低运营成本，进而共享物流资源。95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上的私人商品和服务交易相结合，并以赢利为目的，因此，它是分配稀缺资源、实现生产率最大化的最佳方法。然而，说到物流和存储以及向客户交付商品和服务的方式，由于整个过程低效且无收益，导致了经济学家踌躇不前。现在，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物资及货物存储和运输的方式了。随着能源成本达到一个更高点，原本已经过剩和低效的物流系统的负担变得空前沉重。这种低效模式又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增加。2006年，美国卡车行驶2 630亿英里消耗了数十亿加仑[1]的燃料，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更是创了历史新高。96
如果物流只是经济的一小部分，那它可能不那么重要。事实上，供应商和购买者在价值链的每一步都在建立联系并进行贸易活动，这是一整套系统，而物流就是这个系统的驱动。2009年，运输业占“美国GDP的10%，大约1.4万亿美元”。货运支出达到了5 000亿美元，其中，包装支出大约为1 250亿美元，仓储支出为330亿美元。97
现在，新一代的学者和物流专业人士正在寻求分布式、协同式横向扩展的网络通信系统，其开放式系统架构和共享模式管理将作为一个模型，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的全球物流。将互联网的经验和隐喻应用在物流上是一种讽刺，这些对行业领导者起不到作用，因为他们仍然记得，IT和电信行业曾经借物流的隐喻来构想他们对网络通信变革的首次涉足。互联网上线之后不久，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就谈到了需要创建“信息高速公路”。他指出，上一代修建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已经与普通公路运输联系在了一起，它产生的溢出效应包括郊区发展、制造及零售业的地理分布，以及旅游业的增长。所有这些给美国带来了其200年历史上最繁荣的经济时期。98互联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具有开放式架构，从而使汽车无须经过任何信号灯就可以从东海岸行驶到西海岸。这为技术人员带来了启发，使之将互联的通信媒介概念化：在分布式系统中，信息数据包可以轻松通过各种网络进行传输。
现在，物流行业正在利用互联网隐喻重新思考自身。加拿大蒙特利尔企业网络、物流和运输研究中心的贝努瓦·蒙特勒伊（Benoit Montreuil）解释说，就像数字世界采纳高速公路的隐喻一样，现在，物流行业应该采取分布式网络通信的开放式结构隐喻，从而改造全球物流。99
蒙特勒伊描述了物流互联网的基本特性，他指出，许多组件已经开始运作，但是这些组件没有连接在一个透明开放的系统中。首先，在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包含身份标识和目的地路由。数据包的结构独立于设备，此外，数据包可以通过不同的系统和网络被处理，包括铜线、光纤电线、路由器、局域网、广域网等。同样，所有物理产品都需要嵌入标准化和模块化的容器，以便在所有物流互联网中实现运输。容器需要配备智能标签以及用于识别和分类的传感器。从存储到运送至终端用户，整个系统需要由同一标准技术协议来管理，以保证点对点的运输易于实现。
就物流互联网而言，传统的点对点和中心辐射型运输应该让步于分布式的联合运输。一个司机负责从生产中心到卸货地点的全部载货，然后前往最近的地点，接一批指定在返回的路上交付的货物，这样的模式将被取代。交付将是分布式的：第一个司机可能在比较近的中心交付货物，然后拉起另一拖车的货物返回；第二个司机会装运货物送到线路上的下一个中心，可以是港口、铁路货场或飞机场，直到整车货物抵达目的地。
蒙特勒伊解释说，在当前的系统中，一个司机从魁北克到洛杉矶往返需要驾驶10 000公里，至少花费240小时，将集装箱运到达洛杉矶需要120小时。而在分布式系统中，17个司机每人平均驾驶大约3小时就能到达卸货地点，并能在当天返回。这种传递系统将集装箱运到洛杉矶大约需要60个小时，时间是传统点对点系统的一半。集装箱网络跟踪可以保证集装箱在每个配送点快速传递，确保在移交过程中不浪费时间。100
在目前的物流系统中，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有一个或几个仓库或配送中心，只有很少的企业拥有超过20个仓库或配送中心。大多数独立仓库或配送中心通常只与一个私营企业合作，很少有仓库或配送中心同时与10家以上物流公司合作。这意味着私营企业只有几个可用的仓库或配送中心，这就限制了它们在运营中进行跨洲货物存储和运输。
但如果任一企业都可以使用美国当前所有在用的53.5万个仓库配送中心，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101如果这些中心被连接在一个由复杂分析方法和算法进行管理的开放供应网络中，那么企业就可以使用该系统存储货物，并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按路线发货。此举将极大提高能源效率和生产率，令人为之一震。通过使用该网络，每家企业都可以节省燃料，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02
蒙特勒伊指出，如果企业的库存分布在数百个配送中心中离最终购买市场很近的几个，那么开放式供应网络将使企业的交货时间几乎缩短为零。此外，随着3D打印技术的进步，企业可以将产品的代码传到当地的3D打印机上，由其打印出货品，并将货物存储在附近的一个配送中心，从而向区域内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交货。
这种技术已经可以使用。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标准及协议，以及用于管理一个区域、一片大陆乃至全球物流体系的商业模式。
只有物流合作社或在其他共享管理方式下共同努力，作为庞大网络一部分的私营企业才能获得成本效益。综合运输服务提供商已经出现，并将越来越多地承担合作社中聚集的客户任务，从而发挥物流互联网的潜能，促进横向规模经济发展。开放的物流基础设施将为综合运输服务提供商提供通用业务平台，即一个由成千上万个仓库和配送中心构成的单一协同网络，通过这个网络，综合运输服务提供商可以优化每个客户的物流需求。
全新的经济模式
组成物联网的三个关键基础设施承担着相似的管理任务。与大多数传统共享不同，自我管理的关注点是管理公共空间资源，避免库存损耗。因此，这三个基础设施共享需要管理时间资源，以防止拥堵。通信互联网需要自我监管，以避免信息通过无线电频段传播时造成数据拥堵；能源互联网需要通过管理高峰电力和基本载荷电力防止拥堵现象，同时，也要掌控存储电量和传输电量之间的平衡，以避免电力激增、限电和停电；物流互联网需要协调物流传输，平衡实物材料及货物的储存和运输，以防止交通堵塞，并优化公路、铁路、水路和空中运输的交货时间表。在上面三个例子中，参与网络共享的成员越多，每个共享成员获得的收益就越多，与此同时，为避免拥堵，投入也就越大。
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模式下，每家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孤岛，因此垂直整合经济活动并实现规模经济是不可能的。每家公司只能根据各自的运作特点，通过横向的、数以千计的公司合作管理。如果不进行共享管理，每家私营企业都试图通过牺牲其他方面来优化自己的时间流，那么只会导致更大的网络拥堵，造成可操作性降低，进而影响系统中的所有公司，最终导致共享丧失管理的悲剧。
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具有多种成本效益，但是，这些效益不可能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实现。无论一家公司多么雄心勃勃，它都不会希望通过作为横向扩展网络共享的一部分，充分参与兼并与收购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就像第一章中简要提到的，每个社会都需要一种通信手段、一个能源来源和一种移动形式。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组成了物联网，为在一个互联的、跨越整个社会的全球共享中将所有人集合起来提供了认知神经系统和物理手段。这就是当我们谈论智慧城市、智慧区域、智慧大陆和智慧星球时所要表达的。
在一个全球智能网络中连接每一个人类活动，这将产生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形式依赖于一个需要投入巨额资本的通信/能源矩阵和物流互联网，因而必须在集中指挥和控制下垂直整合企业，来实现规模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被证明是推进这种范例的最佳制度工具。
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它需要的金融资本更少、社会资本更多，规模扩展方向是横向而不是垂直，最好是通过共享管理来实施，而不是通过严格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来实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的持续生存取决于其能否在世界上找到价值。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新的效率和生产力处在一个分布式、开放式、协同式和网络化更明显的社会中。
如果在资本主义市场，旧系统支持自治利己主义，那么在网络共享中，新系统则支持深度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时代，用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由政府和私营部门构成的长期双方伙伴关系将让位于以共享管理为主、以政府和市场力量为辅的三方伙伴关系。
[1] 1加仑≈4.5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