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银行体系的崩塌令人谈之色变。这一时期，信贷冻结，于是政府对超大型金融机构纷纷伸出援手，理由是这些机构“大而不倒”。7 000亿美元的税收被转交到银行手中，这笔钱为他们在金融上的轻率妄为填补漏洞，而由于无法偿付抵押贷款，数百万美国人流离失所，这激怒了美国公众。换句话说，他们“微不足道”。1
P2P信贷
在银行业崩溃之后，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对等信贷”或“社会信贷”的新型信贷机构。一些在线金融平台（如Zopa、Lending Club和Prosper）直接对个人和项目放贷。这种在线融资机制逐渐成为代替传统银行的借贷工具，因为它们不需要中间人，并且消除了大型金融机构以高利率形式向借贷人索要的成本。
网络辅助融资定标让出借人的边际放贷成本近乎为零，进而降低了利率和费用。英国首家对等信贷机构Zopa已经办理了超过4.14亿英镑的信贷业务。2截至2012年年底，P2P信贷机构已经办理了约18亿美元的信贷业务，这种情况迫使大型银行不得不采取措施应对。3
最近，一种被称为众筹资本的P2P信贷分支形式浮出水面。成立于2009年4月的Kickstarter公司是众筹资本领域的领军者。其工作机制如下：围绕传统投资工具，在互联网上向公众筹集资本。项目发起人在网上贴出计划和募集资金的截止日期。如果在截止日期之前未能实现目标，则放弃筹资。这一规定能够确保项目有足够的资金承担风险。交易使用亚马逊支付平台收取出资者提供的资金。Kickstarter收取5%的佣金，亚马逊一般额外收取3%—5%的费用。4 Kickstarter与传统的借贷机构有所不同，它在风险项目中没有所有权，只是扮演服务商的角色。
截至2013年11月，Kickstarter已经培育了51 000个项目，成功率达44%，项目筹资金额也已超过8.71亿美元。Kickstarter将项目资金限定在13个大类：艺术、舞蹈、设计、时尚、电影、视频、食品、游戏、音乐、摄影、出版、科技和剧院。5
种类繁多的众筹平台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补充。出资人既可以捐赠资金，也可以在项目投入运营后向借贷方收回同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还可以提供支付利息的直接贷款。此外，出资人自己也可以投资项目，以获得等值股份。
尽管众筹机构只是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小型参与者，但是在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中，它们为众多新兴企业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先前提到的美盛公司通过社会集资的方式为一系列太阳能项目能筹集了110万美元。美盛公司的首个太阳能投资项目能为投资者赢得4.5%的回报，而每个投资者参与项目只需25美元。公司创始人之一比利·帕里什（Billy Parish）预计，如果一切运转良好，就可以在一个月内筹集到31.3万美元的启动资金。然而，当435人通过社会性集资在24小时内就筹集到了所需资金时，他震惊了。2013年，公司的各种投资组合中已有10 000名投资者，已经准备通过贷款拿到太阳能项目。6
通过众筹资本、政府和私募投资基金三方投资，目前，美盛公司的一个太阳能系统已经安置完毕，坐落在加州奥克兰市一家名为YEP（“青年就业伙伴”）的非营利组织所建造的2 400平方米的大楼中。这个太阳能系统造价26.5万美元。美盛公司将此系统租给了YEP。物业账单金额下降了85%，节省了巨额成本，从而使YEP能够全身心投入该重大项目中。此项交易的诱人之处在于，YEP可以选择在10年后向美盛公司购买该系统，意味着该组织从此以后可以近乎免费地使用能源。7
预计在未来10年，对太阳能技术的需求将井喷。彭博社新能源金融机构预计，太阳能技术在资金方面的需求将超过620亿美元。社会信贷（尤其是社会集资）有望带来一些贷款，让数百万小微竞争者为彼此的微功率设备安装提供资金，这是对等协同横向力量的又一个例证。8
在能源革命中，数百万小型竞争者将通过横向的协同努力取得成绩。为了消除一些怀疑论者对此的疑虑，我们回想一下第七章提到的情形：在作为世界可再生能源领导者的德国，51%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归小型商业公司和个人所有，而国家大型公用事业仅拥有绿色能源产品的7%。9
像IndieGoGo、EarlyShares、Crowdfunder、Fundable和Crowdcube这样的众筹平台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归因于2012年通过的《创业企业扶助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 Ups Act），它允许小型商业公司通过社会集资平台每年向公众筹集高达100万美元的投资。10
众筹热衷者强调这不是钱的问题，他们只是享受私下帮人追求梦想的感觉，并亲身感受微薄的贡献是如何积少成多并最终推动项目向前发展。加特纳集团（The Gartner Group）预计，到2013年年底，P2P信贷将达到50亿美元的规模。11
以多种形式呈现的共享经济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的混合物。市场经济由法律和资本主义内在规则进行调节，而共有模式下的社会经济则遵循不同的调节路径。尽管一些监管由政府直接负责，但是其余大部分还要靠数百万竞争者自觉遵守规范来进行管理和约束，这是他们参与协同模式的条件。
信誉经济与共同货币
引导社会经济的是社会信任，而不是依赖于让买方产生防范心理。与传统的共享模式类似，新的协同共享也尝试性地建立了一系列协议以维持社会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关系，从而确保有足够的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协作精神的基础。协议包括制裁违规者，甚至淘汰有“搭便车”与“破坏”行为的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协同社交网络都有属于自己的信誉系统用来对其成员的诚信度进行排名。与传统的信用等级评价体系相比，信誉排名系统的设计更多地侧重于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本排名，而不是市场经济中社会成员的信用排名。
儿童旧衣物寄售平台ThredUP的运作也有一定的规则，被称为“黄金ThredUP规则”，即只有当平台上的成员所寄送的衣物符合一定质量标准，他们才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具体来说，符合这个规则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这家网站按照满分四星的标准将平台会员提供的服装按质量进行排名；第二种方式是按照服装的样式进行排名，根据服装的“时尚度”从0—10依次排名；第三种方式是根据会员交货的“准时性”进行排名。
对于父母寄送的衣物存在磨损或者撕裂的现象，线上协同寄售商店制定了“零容忍原则”。即对于初犯者，确认其行为违规，对于再犯者则直接从平台上将其删除，拒绝其再参加任何交易。12持续保持较高评价的会员（或者排名靠前的会员）会通过彼此之间的配合，鼓励所有会员提高他们所捐赠衣物的质量。
与市场经济中的信用评级服务类似，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信誉服务已经逐渐成为规范社会活动、确保遵守商定准则和建立社会信任的重要机制。TrustCloud是一个新兴的信誉服务网站，这家网站评估人们在网站上留下的良性行为和交易数据，之后将上述信息转化为一个可以在共享经济时代随时使用的便携式“诚信指数”。按照1—1 000的顺序将每个成员进行排名，越靠后的代表成绩越好，当然个人信誉度也就越高。13排名顺序是按照人们过去在网上交易活动中的一致性、积极度和透明度来确定的。TrustCloud网站开发的算法通过搜索用户有响应能力的活跃行为来建立其信用档案。该网站上的会员可以免费收到一个记录信誉排名的TrustCloud徽章。
沙发旅行也拥有自己的信誉评级系统。通常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屋提供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居住会引发房主极大的担忧。除了不断攀升的焦虑感外，主人和租客都十分期望参与社交并分享各自的文化。对于沙发旅行的会员来说，在每次居住或停留之后，主人和租客都会在该网站系统上给予对方一定的评价，以供其他有此需要的人参考。沙发旅行的黄金标准被称为“担保”，即如果一个会员曾与三个以上的沙发客见过面，或者得到过他们提供的担保，那么这名会员就可以为其他会员提供担保。14
近年来，共享经济估算价值已经超过1 000亿美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社会经济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可以预测，社会资本评级对协同共享模式下的数百万参与者非常重要，其重要程度将与信用评级对资本主义市场上消费者的影响相媲美。15
协同经济的发展态势越来越迅猛。就在今天开始写作之前，我恰巧阅读了本周《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编辑和文章作者共同探讨了协同经济的优势，及其未来对传统市场经济的潜在影响。多数评论者都十分好奇，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迅速崛起的协同共享制度在未来将如何实现融合。我们可以从一种新型兑换货币中发现明显的线索，这种货币的出现能够区分在共享制度与市场制度下人们经营方式的不同。
货币被证实是一种很好的、具有潜在价值的社会物品，是社会成员之间进行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媒介。19世纪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权威著作《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一书中提出，在不断延续和深化的人类社交历史上，货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货币是一种本票，凭借陌生人之间约定俗成的集合信托，货币能够确保在未来某一时日，已经完成的交换在随后的交换过程中也可以得到第三方的承认与认可。
虽然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贵重金属来代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和银成为交换过程中最受欢迎的货币形式。人类学家在观察上述现象的基础上发现，这些资产背后蕴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资产，如果没有这些社会资产，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将变得毫无价值。例如，居住在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岛的岛民在参与当地复杂的贝壳交易时，经常需要划着独木舟，长途跋涉地传递这种代币，从而建立互信盟约。在社会交换过程中，随着货币的积累，社会资本逐渐充足，从而带动了贸易的繁荣发展。
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的崩溃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功能正在逐步走向空心化甚至犯罪边缘，然而，大多数人依旧理所当然地认为，除了偶尔的波动，全球货币体系仍然是可靠的。即使货币市场的发展陷入困境，我们也可以认为，政府会在银行倒闭时保障我们的银行储蓄，正如美国政府对每个账户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存款保险一样，在这些银行的背后至少还有联邦储备系统会拯救美元。16只有当经济学家开始表明“如果货币发展触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从深渊得救，这是因为美国财政部将印制更多的美元并投入流通”的时候，人们才会开始感到害怕。我们开始意识到，在所有的规则、规定和防火墙背后，一定存在一个“裂口”。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一个如神话般长期存在的事实，即商业交换是一个基本制度。历史上所有例子都表明，如果人们要想创建商业市场和商业交换，就必须先建立一种文化。我们错误地认为，商务贸易不仅早于商业文化，而且使商业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实际上恰恰相反。正如第一章所述，我们是在文化的范围内开展社交活动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家庭中通过扩大感情转移的敏感度和凝聚力来创造各种社会故事。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建立了社会信用债券，促使我们积累足够的社会资本，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社会成员”这一共同的身份使我们能够创造各式各样的代币，并将其作为本票来确保在过去的商业承诺和未来的商业交易中我们之间能够互相信任、互相尊重。
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商业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的延伸。商业来源于社会中不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当商业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社会中的信任制度造成破坏并且耗尽社会资本时，人们就会开始担心汇率机制，并寻求新的替代品，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况一样。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黄金再次成为最具投资价值的投资品种。在不可预测的市场环境中，数百万人为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争相购买黄金，使得黄金市场价格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对此，其他人开始质疑，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和企图，持有者不过是持有了另一种符号的代币，这种代币并没有体现其内在价值，而是表现出了金融机构带来的偏执与恐慌，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偏执与恐慌，是因为这些机构将迅速耗尽社会资本和信任，同时也将耗尽人们对传统货币的信心。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货币，这种货币建立在深层合作的基础之上，并且受到社会资本新阶层的高度支持。替代货币通常被称作“社区货币”“局部汇率交易系统”或者“微型货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替代货币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地区迅速流通。虽然这种货币在此前就已分散存在于部分地区，尤其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但是它们的影响并不大。然而，由于此时恰逢社会经济处于复兴阶段，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投入更多的精力从事协同活动，且无论是社会活动还是经济活动，都建立在协同共享的基础上，因而此次替代货币的出现可能对社会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所谓的替代货币，实际上是真正的社会货币，它能使某一共同体内的商品和服务实现协同交换。在协同经济体的其他领域开展经济活动时，人们可以绕过中间商、大型金融机构的固定开销成本、涨价和信用卡公司的高利率等，直接与他人交换劳动时间。但是，与旧有的、一对一的物物交换服务不同的是，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为个人提供了一种用于存储和使用要点的机制，并将社会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按照劳动时间来表示。
世界上流通的替代货币已经超过4 000种。17大多数替代货币的产生基于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制造、修复商品或提供服务过程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与现金类似，这些时间被存储在一个“时间银行”，用于交换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劳动时间。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埃德加·卡恩（Edgar Cahn）创造了“时间银行”这一说法，他的灵感来自人们的献血行为。这个概念产生的核心原则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互惠。时间银行的某一成员在帮助其他成员时，也期待着别人可以在自己需要时给予全心全意的帮助。
但是，卡恩的时间银行不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时间。在他的时间银行概念下，汽车修理工工作时间的价值等同于医生工作时间的价值。具体是指，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工作时间被视为具有同等的价值，且不会受到专业或者技术技能层次高低的影响。而其他时间银行概念则按照技术技能程度的高低计算劳动时间的价值。例如，税务会计师将获得比汽车清洗工更多的时间价值。时间银行正在世界范围内运行。18
以缅因州波特兰市为例，本区域的时间交换主要适用于帮助需要支付医疗费用的人。TrueNorth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健康诊所，它与波特兰市时间银行达成协议，他们的医生同意患者以时间美元的方式来支付治疗费用，而患者的时间美元是通过他们在社区内为他人提供的服务积累的。19医生可以利用这些时间美元通过时间银行获取他人提供的服务。
在本地交易系统中交易的其他货币旨在促进商品的交换。瑞士WIR货币的信用销售主要针对其社会成员的未来购买能力。当卖方收到因出售货物而获得的信用时，他就可以使用该信用，向WIR银行的其他成员购买另一件商品。2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区货币也可以用来防止本地区的财富外流。马萨诸塞州伯克郡的“波克夏尔”（BerkShares）就是一种用于鼓励当地购买行为的社会货币。社会成员可以以与美元相同的兑换率，从本地区6家银行中的任意一家购买“波克夏尔”，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点儿额外的奖励。如果他存了95美元，那么他可以从银行获得100美元的“波克夏尔”。21由此可见，对成员们来说，这样的兑换是一项稳赚不赔的买卖。此后，成员可以使用“波克夏尔”在当地的商业机构购买商品或者服务，这确保了货币能够继续在当地流通。由于中介是非营利性银行，所以成员能够避免因使用信用卡或者商业银行支票而产生的额外费用。22“波克夏尔”产生于2006年，在随后的5年里，有超过300万的“波克夏尔”进入了流通领域，这对当地经济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额。23
在欧洲某些经济大衰退的重灾区，替代货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在希腊和西班牙，社区货币网络的数量激增。24在失业率较高的地区，非营利组织在具有职业技能的求职者与需求者之间建立了一个网络，在越来越不实用的集中市场经济中创造一个分布式的、协作的、横向扩展的微型社会经济圈。因此，微型货币逐步成为一种新的交换机制，至少成功地实现了让部分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目标。
当区域性社会货币逐渐增加的时候，全球替代货币也正绕开国界，在互联网上如火如荼地扩张。比特币就是点对点的货币网络，数百万比特币在该网络中流通。比特币可以与世界上其他货币进行交易，截至2013年11月，每比特币最高可以兑换400美元。25埃米尔·塔基（Amir Taaki）和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是比特币的创始人。他们说，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一位英国的朋友让他们汇些钱救急，当时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用西联汇款，要么用速汇金业务，但是，这两种方式都需要20%—25%的高额转账手续费。因此，他们创造了一种网络货币——比特币，成功地绕开了手续费。26
世界知名银行的交易标准顾问、未来学家希瑟·希尔格（Heather Schelgel）并不相信全球范围内的传统货币将被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货币取代，但是他又补充说：“随着人们开始意识到可以借助钱来表达自己，预计会出现数以百计的比特币，或者其他类似的甚至我们都从未想到过的东西。”27
有人比希尔格更加看好比特币。美国在线公司法国分公司创始人之一让–弗朗索瓦·努贝尔（Jean-Francois Noubel）相信，eBay、Facebook、亚马逊和Etsy等成千上万的公司是在一个分散的、协作的、横向分布网络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网络极具破坏力，将进入金融领域，而否定这一点的看法是十分短浅的。他还说，未来几年内，可能有“数百万免费货币在网上或者手机上流通”，而这不足为奇。28
社会企业家精神
伴随着新商业模式的诞生，新的融资工具和社会货币也开始出现，这满足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的需求。一种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另一种是共享体制下的社会经济。这种新出现的商业模式试图找到两个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共享关系的价值。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合作社。从设计角度和操作协议来看，合作社已经对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分歧做了最好的定位，并且发现了可能随之产生的潜在的协同作用。
在美国，受益公司采用了一种有趣的创新型商业模式。在这种运作模式下，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将进行大改造，以便企业自身更加灵活，从而在市场和共享模式相交织的世界里开展活动。以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世界顶级运动服装公司Patagonia为例，该公司每年的销售额高达5.4亿美元，这也使其成为迄今为止转型最成功的一家受益公司。29
目前，美国有18个州的法律对这种受益公司给予了认可与规范，赋予了它们相应的法律实体资格。这为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法律保护，确保他们不会因履行对社会或环境的承诺而放弃新的外部投资者。30虽然受益公司是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开展运营的，而且需要对其股东负责，但是其新的法律地位有利于确保公司将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放在第一位，而不需要承担因激怒那些只对价值优化感兴趣的股东而引发的风险。
受益公司是广义的社会企业家精神范畴的一部分，主要来自全球范围内商学院中年青一代的想象力。社会企业家精神涉及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共享模式的支柱——非营利性组织，又包括在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股份制公司。非营利性组织和营利性公司这两种形式不仅在社会和市场经济相交的领域相互作用，而且分别具有对方的一些属性，他们彼此之间的区别也因此变得模糊。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或企业共存的世界中，社会企业家精神犹如一顶大“帐篷”，创造了一系列新的业务合约和协议，来适应由市场经济和协同共享构成的双重商业空间。
社会企业家精神起源于非营利性组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英等国社会福利减少，使非营利部门的发展陷入危机，同时，也为其创造了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削减援助穷人项目的财政支出使得社会弱势群体面临着生存风险。私人慈善组织试图通过资助非营利组织来填补这一空白，但对弱势群体来说，当政府开始退出时，与失去收入来源相比，通过私人慈善组织获得的可用收入显得苍白无力。随着社会负担的不断递增与社会收入的不断减少，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无法得到满足，于是，非营利性组织就开始寻求一种既能满足其首要任务又能提供额外收入来源的新型商业模式，来继续维持运营与扩展服务。无数非营利性组织都在其组织架构中建立了一个收费服务部门。在以前，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者主要负责寻求政府补助或者基金会慈善捐助，以此维持艺术、娱乐、食品、卫生诊所等项目的运行；如今，非营利性组织的招募开始倾向于那些更懂企业家精神的领导者，希望借助他们的能力创造本社区的社会福祉。
随着与政府的逐渐脱离，以营利为目的的初创公司纷纷将目光转向社会部门中存在的商业机会，并且通过逐步进入市场来填补空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畅谈过关于“经营造益与经营赢利”的理念。他提出，长期贫困、教育落后、环境恶化，以及许多其他社会弊病的最佳解决途径就是最大限度释放企业家的创造力。原来主要由政府承担支出的学校、幼儿园、低收入住房项目以及其他传统活动和服务，逐渐允许商业性机构的加入，从而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项目。
同时，正如本书第七章所述，20世纪90年代，曾在高中和大学接触过服务学习的美国新一代开始进入经济领域。然而，在创建新型社会企业家精神理念体系的过程中，服务学习的关键作用却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普遍认可。那些习惯于参加社区非营利项目和组织的年轻人找到了一种实现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新途径，这远远超过了市场所提供的商业机会。对非营利项目的热情改变了他们之前的职业道路，至少对重要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是这样的。自此，社会企业家精神诞生了。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十分灵活。虽然营利性企业的性质倾向于强调由约翰·艾尔金顿（John Elkington）在1994年所提出的“三重底线”——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和企业赢利，但非营利组织更信奉“人与星球高于赢利”。31本书对来自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部门的80位社会企业家进行了深入调查，在此基础上重点区分了在相同情形下他们分别是如何发挥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首先，营利的社会企业家以商业机会的前景为动力，而非营利的社会企业家更关注解决社会需求。其次，尽管两者都属于冒险者，但是所承担风险的种类并不相同。前者的风险主要是投资回报，后者则很少拿资金冒险，对后者来说，风险在于其在群体内的“社会信誉”。最后，虽然营利与非营利的社会企业家都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但是研究发现，其实非营利的社会企业家更清楚，这里的一切都离不开志愿者与受益者的集体功劳。32
有趣的是，不管营利与非营利的社会企业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都正在以更多样化的方式互相靠近，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地在新的商业模式中加入与各自领域有关的属性。《经济学人》在题为“有良知的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 with a Conscience）的社论中描述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演变过程：
虽然因为它把各种各样的人群和机构都汇集在了一起，使得社会资本市场的概念看起来不够连贯。但是，社会资本市场在慈善资本与逐利性资本这两个极端之间起着关联作用，能够对风险、回报和社会影响之间进行各种权衡分析。人们希望，这些讨论能够集中在对二者关联性的分析上，而且能够证明如下问题：对于任何给定的社会目标来说，哪一种社会资本或者不同种类的资本搭配才是最有效的。33
例如，当受益公司试图改变资本主义企业获利的驱动机制，并且使其更加接近社会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优先原则时，非营利组织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模式，逐渐接近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取向。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缅因州、罗得岛州、密歇根州、路易斯安那州、怀俄明州、北卡罗来纳州、佛蒙特州和犹他州已经颁布了所谓的L3C（低利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这些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管做出了一些改变：只要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目标，那么法律允许其获得“低利润”。L3C法律为非营利组织获得资本提供了法律途径，这对社会企业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类企业正朝着合资企业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该法律也确保了非营利机构的慈善组织地位。34
在全世界的许多高校，社会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热门项目。哈佛大学开设了“管理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概述”等课程。35社会学系开设了“创业合作实验室”，让学生更加关注新社会经济中的社会学领域。另一项大学活动则向每一个学生团队分配了15万美元，让他们在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中发现“解决教育、健康、水质和空气等全球性问题的办法”。36
爱创家协会、斯科尔基金会、聪明人基金会和杜克大学社会企业家发展中心等全球网络正在以智库、行业协会和资金代理的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发展。社会企业家运动的领军人物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同时也是爱创家协会的创始人。该机构通过组织比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企业家，并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来处理人口贩卖、冲突消解法等问题。社会企业家可以把他们的项目放在爱创家协会的Changemakers网站上，其他人则可以在登录后以协作的方式对此项目提出一定的看法或者建议，从而提高项目实施的可行性。目前，已有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3 000多名社会企业家会员参与了爱创家协会支持的项目。37
另一个关键的社会企业是成立于1999年的斯科尔基金会，该基金会已经通过补贴的形式向来自世界各地80家机构中的97名社会企业家提供了超过3.58亿美元的奖金，以奖励他们为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做出的贡献。38
衡量社会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标准更多在于他们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多少福祉，而不仅仅是可以获得多少投资回报。社会资本是至关重要的资产，但反过来看，它也反映着由社会企业与群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团结和信任。就这一方面而言，相比追逐利益的社会企业家，非营利的社会企业家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由于判断的主要动机是“经营造益”，并非“经营赢利”，这种优势并不可维持。
在美国，几十万社会企业的年收入已经突破5 000亿美元，这为超过1 000万的人提供了就业岗位。2012年，这些企业贡献了近3.5%的GDP。其中，35%左右的社会企业属于非营利组织，31%属于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企业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60%的社会企业成立于2006年或者更晚，而29%的社会企业甚至是在2011—2012年成立的。39
2010年，英国有62 000家社会企业，它们对英国经济的贡献额达到了240亿英镑，雇用的劳动力达到80万人。SEC（英国社会企业家联盟）首席执行官彼得·霍尔布鲁克（Peter Holbrook）预计，到2020年，社会企业对本国GDP的贡献将增长三倍。SEC还游说政府正式认可社会事业部门，承认其与传统志愿者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并给予其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支持。40
2010年，澳大利亚共有约20 000家社会企业。在非营利性领域，29%的组织拥有商业企业，59%的组织提供收费性服务。41
如今，社会企业家精神在营利企业与非营利企业之间的地位趋向均衡。在未来几十年内，在协同共享模式下，随着社会经济在资本主义市场不断生根发芽，社会企业家精神将更多地倾向于非营利企业。
就业新形式
社会企业家并不是唯一正在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协同共享机制转型的群体，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早已经开始了这种转型。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讨论的，由于在制造业、服务业、知识产业和娱乐业中，信息技术、大数据、高级数据分析、矢量绘图及机器人取代了数百万工人，劳动的边际成本已经趋向于零。
现实情况是，物联网既导致一些工作消失，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长期而言，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存储网络构成了智能物联网基础设施，它只需要少量的监管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开展大部分经济活动。
而就中短期而言，如果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建设物联网基础设施，将带来大众工资和薪酬劳动力的最后一波大幅度增长，这一增长将延续40年，并惠及两代人。全球能源体系的转变既是从化石能源和核能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也是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因为它将需要数百万工人，产生数千种新的行业。首先，我们需要把现有的成千上万的建筑翻新，将其改造为绿色微功率厂房。而新建数百万微功率建筑同样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并且为节能公司、智能建筑公司、绿色设备生产厂商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其次，为整个经济基础设施安装氢原子和其他存储技术设备，以便对绿色电能的传输进行管理，这将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新的企业。此外，把全球电网整合成为一个能源互联网，这将创造数百万个装配工作机会和数千家网络应用软件公司。最后，对交通运输行业进行改造，把内燃机改为电动或燃料电池动力装置，这必然促使对全国道路系统和燃料基础设施的改造。而在道路沿线和停车场安装数百万个直插式充电装置，这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人。
就中长期而言，就业机会的增长方向将从市场相关部门转向共享模式。随着市场经济领域逐渐仅需要为数不多的人工就能生产产品及提供服务，机器设备在共享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将非常小，其原因不言而喻，极高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资本的集聚本身就是一种投入。即使是狂热的科技偏好者，也不会认同有一天机器可以创造社会资本这一看法。
在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非营利领域已经成为就业增长最快的领域。除了数百万志愿者，还有数百万雇用人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对42个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受雇于非营利部门的全职员工数量为5 600万。在有些国家，非营利部门受雇人员占全社会劳动力的10%。在荷兰，非营利机构受雇人员占工薪人员的15.9%；在比利时，非营利部门受雇人员占全社会劳动力的13.1%；在英国，非营利部门受雇人员占全社会劳动力的11%；在爱尔兰，非营利部门受雇人员占全社会劳动力的10.9%；在美国，非营利部门受雇人员占全社会劳动力的9.2%；在加拿大，非营利部门受雇人员占全社会劳动力的12.3%。在未来十几年里，随着就业机会从高度自动化的市场经济转向劳动高度密集的社会经济，上述比例还有可能稳步上升。42
虽然就业机会在共享模式下急剧增加，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另有看法，他们认为非营利部门不是独立的经济因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得不依赖政府采购合同和私人慈善活动。你也许会说，政府巨额的采购、补贴以及奖励资金同样也给了私营经济部门。我们姑且不管这些，约翰霍普金斯研究中心对42个国家的研究结果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正好相反，在共享模式下，非营利部门总收入的近50%来自服务收费，只有36%来自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私人捐赠仅占14%。43
我预计，最晚到21世纪中叶，全世界大部分受雇人员将在协同共享机制下的非营利部门工作，参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并至少会在传统的市场上购买少量的产品和服务。而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部门则将由少数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管理。
80多年前，在凯恩斯为其孙子而写的一篇充满未来主义气息的文章的第一章里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机器把人类从市场经济体制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们在协同共享模式下投身于文化活动，追求超然于世的崇高目标。这可能是凯恩斯最准确的经济学预测了。
企业将为已经受雇的劳动者提供再培训，同时为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提供适当的技能培训，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适应经济转型所产生的新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这也是全球大规模建设物联网所创造的机会。同时，学生们还将接受新的职业技能培训，以适应协同共享机制下的新工作。虽然我们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是，1890—1940年，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人类已经充分证明自己完全具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可以理解，在一个市场经济规则和资本主义法则已经根深蒂固的社会，姑且不说政府补贴，就连协同共享机制中蜂拥而至的新型经济模式和制度安排，也不过被视为主要经济形态的补充而已。少数人认为，零边际成本社会正在形成，并且已经对媒体、娱乐、出版、再生能源、3D打印和在线开放高等教育资源等行业产生了影响，但它最多也只能算是现有经济模式的变形。更有少数人认为，自动下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对全球劳动力的替代、所有权向接入权的转变、市场机制向网络化机制的转型以及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这些都是对现有经济体系本身的极大损害。当我们面对众筹资本、货币民主化和快速传播的社会企业家精神时，也很少有人担忧它们会对资本主义体系形成致命的威胁。但是，我们必须对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出现的新经济形态心存敬畏，因为与我们过去经济生活中的标准模式相比，这些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新经济形态与现有经济形态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这既表现在总体叙事方式上，又表现在运行规则方面。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将如何被现有经济模式全面吸收。也许更大的可能是，随着这些不同的经济形态开始相互关联、相互依赖，这些新经济形态可能会超越资本主义环境，在某一点上与现有经济模式分离，催生新的经济秩序，而这一新生经济秩序的生命力将超过市场机制下的资本主义，就像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曾经远远超过产生它的温床——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