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社会的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不再起作用。当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时，由于商品和服务不再受市场定价的影响，利润也就随之消失，商品和服务本质上就变成了免费的。而当大部分东西都免费的时候，以生产和销售商品与服务为组织机制的整个资本主义经营理念将变得毫无意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动力是资源的稀缺性。如果资源、商品或服务是稀缺的，那么它们将具有交换价值，可以在市场中以超过其运输成本的价格来定价。但是，当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和价格都接近于零时，资本主义制度将无法继续利用这种稀缺性，因此也就不能从附属品中获利。“免费”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价格为零和不再稀缺。当额外生产一单位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时，就意味着稀缺已经被过剩所取代。交换价值变得无的放矢，因为大家无须付出即可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些产品和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和分享价值，但是不再具有交换价值。
很难想象的是，在过剩的情况下，人们将依靠使用价值和分享价值来组织经济生活，而不是依靠稀缺性和交换价值，这完全不同于我们设想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方式。但是，这一现象已经开始在大部分经济领域内出现。这是因为新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产力，消除了生产和提供额外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不包括初始投资和营业成本）。
“过剩”这个词含义颇多，传统的意思是“具有足够的资源来保证繁荣的生活”。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每个人每天平均需要2 000—2 500卡路里的能量来维持身体健康。1如今，有20多亿人的热量摄入达不到这个数值，其中10亿人被列为营养不良。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将增加35%，相当于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25亿。2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为了应对人口增长，仅仅粮食生产就必须增加70%，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确保每个人的身体健康。3
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每天消耗3 747卡路里的能量。4如果地球上70亿人都以美国人的能量标准来维持生活，那么将需要4—5个地球来养活这些人。无论富裕或贫穷，人类目前消耗的资源都相当于地球现有资源的1.5倍，换句话说，地球大约需要1.5年才能再生我们一年所消耗的资源。据联合国预测，如果人口增长趋势和消费趋势持续发展，即使穷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的改变，到2030年，我们也将需要两个地球来维持我们的资源消耗。5
尽管过剩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存在过剩。当提及协调过剩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时，第六章中所引用的甘地的观点仍然是黄金法则，他说：“地球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之心。”6
甘地对可持续发展有着本能的理解。而如今，我们可以利用复杂的指标衡量它，这个指标就是生态足迹。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源的利用可以维持人类生活，同时又不超出大自然回收和再生资源的能力。生态足迹可以直接测量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需求。更确切地说，它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和资源管理实践方法测量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地和水的总量（这里所说的土地和水，主要指用来生产个人或群体所消耗的资源）以及容纳他们产生的废弃物所需的资源数量。如此看来，这一领域可以与生物承载力（生态承载力）这一概念进行比较，生物承载力指的是可以用来提供资源和容纳废弃物的生产性区域的总面积。7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类的生态足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1961年，人类的足迹大约占地球生物承载力的一半。这意味着，从生态支出的角度来说，我们仍在消耗生态利益资源，但并没有触及资源的根本。然而截至2008年，地球上67亿人口的生态足迹总面积就已经相当于182亿公顷[1]，平均每人2.7公顷，然而，地球只有120亿公顷的生物承载力，也就是平均每人1.8公顷。因此，我们消耗地球生物承载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回收和再生资源的速度。占世界人口4%的美国就消耗了21%的生物承载力，美国人的平均生态足迹高达10公顷。8
如果我们对比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那么生态足迹的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世界上有10亿富裕人口的人均总收入在12 196美元以上，平均每人使用了约3.06公顷的生物承载力。而13亿贫穷人口的人均总收入在995美元以下，平均每人仅使用了约1.08公顷的生物承载力。9
问题是，如果将过剩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并且依靠利益资源而非地球生物承载力的根本来衡量的话，在不破坏生物圈的情况下，有多少人可以舒适地生活，并且不断补充所需生态资源，来维持个人乃至全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呢？
世界观察研究所是一个监测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影响的机构，它的创始人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认为，上述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饮食方式。我们以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消耗800千克粮食作为饮食基准，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按照这一标准吃饭，那么全球每年生产的20亿吨粮食仅能维持25亿人的生活。但是，如果以意大利/地中海人每人每年消耗400千克粮食为基准，那么全球年产的粮食能够维持50亿人的生活。最后，如果以印度人每人每年消耗200千克粮食为基准，那么全球年产的粮食最多可维持100亿人的生活。
布朗认为，食物链顶层或底层人群的寿命均没有处于食物链中间人群的寿命长。生活在食物链顶层的人容易患富贵病，包括糖尿病、癌症、心脏病以及中风等，而生活在食物链底层的人则容易因营养不良而死于贫穷病，包括佝偻病、坏血病、脚气、糙皮病、贫血和干眼症等。多项研究表明，包括肉类、鱼类、奶酪和蔬菜等在内的地中海式饮食习惯更健康，更有助于长寿。10
为了使人口数量与地球的生物承载力保持一致，并将我们的社会由稀缺转变为可持续性过剩，我们必须重视富人和穷人之间生态足迹的巨大差距，并控制全球人口总数。
幸福是什么
生态足迹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标准，可以衡量如何降低人类对生物圈生态承载力的影响。近年来，众多关于“什么让人类幸福”的研究和调查则为平衡生态足迹提供了同样引人注目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原理。
几乎所有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幸福感都是沿着经典的钟形曲线发展的，先增值后贬值。40%以上的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美元甚至更少，他们的生活极度贫困，每天挣扎在生死线边缘，所以他们是不幸福的，这很容易理解。11他们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无力养育他们的子女，也无力为子女提供基本的住处，他们被绝望包围，生活失去了活力和希望。然而，一旦穷人摆脱贫困，他们就开始享受幸福。收入、财富和安全感的每一分提升都使他们更加幸福。但是，实际情况却令人吃惊。当一个人的收入能够为他提供基本舒适和安全的生活之后，幸福的标准就达到了平稳阶段。此时，财富和消费的增加带来的却是总体幸福感边际收益的递减，直到达到某一点后，幸福感就转变为不幸福感。研究表明，此时财富的积累就会成为一种负担：人们挥霍消费成瘾，所以内心沉重，寿命更短。财产最终主宰了拥有者的幸福。
为什么财富超过一定程度后，就会导致心神不安和绝望呢？对此，相关的深入性研究表明，人际关系逐渐受到地位的支配，并由嫉妒和猜忌驱动。有人表示，他们的人际关系会变得肤浅，并且仅通过严格物质意义上的得失来衡量。
即使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快乐，唯物主义的人们也依然愿意加快追求物质信仰，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他们对财富的专注，而在于他们得到的不够多。对此，他们辩解道：只有当他们获得更多物质成功并提升地位时，他们才能获得其他人长久的赞赏。他们所希望的快乐就来源于让自己沉溺在更多的消费行为中，心理学家称之为“享乐主义”。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每一次享乐主义行为却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快乐，使他们上瘾，并陷入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直到他们放弃享乐，转而寻找通往幸福的另一条道路。
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价值观、抑郁症和药物滥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物质主义者表现出更强的占有欲，比较吝啬，不信任他人，而且更容易冲动，对他人更具攻击性。
《物质主义的高昂代价》（The High Price of Materialism）一书的作者、心理学教授蒂姆·卡塞尔（Tim Kasser）对近年来有关物质主义行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研究都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具有强烈的追求财富和财产意愿的人比那些不太关心该目标的人的心理幸福感更低……在日常生活中，功利价值观越重，生活质量越差。12
几年前，我有幸拜访了《新科学的幸福观》（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一书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这本书在经济学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莱亚德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做演讲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分享他搜集的一些有趣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证明社会财富和人们幸福感随时间推移而增加。我对美国的数据非常感兴趣。那些数据表明，如今，美国人的收入是1957年的两倍，而“非常幸福”的人群比例却从35%降低到30%。13
但是，美国并不是唯一的例外，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此。莱亚德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的年平均收入达到两万美元时，也就是刚刚实现“生活舒适”的目标之前，他的幸福感是持续增加的，之后，收入的增加则会导致幸福感的递减。14
研究同样表明，一个社会的幸福水平与人口收入差距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美国声称其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经过50年的传承，前1%的人口变得更富有，而真正的中产阶级的数量逐步减少，且贫困人口的数量逐步增加。到2012年，在30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排名中，美国位列第28位，仅高于墨西哥和土耳其。15
这并不奇怪，是收入差距的加大导致了社会总体幸福感的下降。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在集体幸福和生活福利方面的得分更高。一部分原因是贫困的增加导致了不幸福。但同样重要的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将滋生不信任。上层社会的人从思想上产生了防备心理，他们越来越害怕来自贫困群体的报复，因而更加积极地保护他们的财富和财产。
我想起了20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在墨西哥城经历的一幕。我刚刚给著名商业领导者做完报告，和妻子坐在一辆装甲车的后排赶去墨西哥城一个最富有的家庭参加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墨西哥社会改革的领导者，致力于改善墨西哥穷人的生活条件，他坐在前排武装驾驶员的旁边。当我们穿过城市条件最差的贫民窟，进入到有栅栏、有警卫保护的堡垒般奢华的富人集聚区时，他说，这多么讽刺啊，墨西哥城逐渐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圈起来的富人区和穷人区，双方都惧怕彼此，互不信任。而美国也变得越来越像墨西哥，不信任感也在增加。20世纪60年代，56%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而今天只有不到1/3的人还这么认为。16
物质主义之所以具有毒害性，是因为它剥夺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的原动力，也就是我们的情感本性。进化论生物学家和神经系统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人类的本性并不像过去几百年所说的那样。中世纪，最初的启蒙运动哲学家描绘了一幅人类本性的画面：人类是理智的、利己的、唯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并且为自身自由而奋斗，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倾向于积累更多的财产，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最新科学研究的观点则完全与之不同：人类是最社会化的生物。我们渴望友谊，渴望融入社会。绝大多数社交可以刺激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要么发展壮大，要么被自己的文化所毁灭。
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偶然发现了人类的“镜像神经元”（一般被称为同感神经元）。人类的几种灵长类亲缘动物和大象都有镜像神经元，现在仍不确定其他物种是否具有。镜像神经元和其他神经元让我们能够体会另外一个人的感受，不只是智力上的，还有生理和情感上的。例如，如果我看到一只蜘蛛爬到另一个人的胳膊上，我很可能有同样毛骨悚然的感觉，就像蜘蛛爬到我的胳膊上一样。我们一直都觉得有这样的感受很正常，但我们刚刚开始懂得：正是由于对别人的感觉感同身受，进而去感受他们的喜悦、羞耻、厌恶、痛苦和恐惧，我们才得以成为社会性生物。与他人产生的同感使我们通过彼此响应来扩张自己，并深深地融入整个社会。当我们听到一些人缺乏同情心时，我们是说，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不能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或是不关心别人，我们认为他们是不人道的。反社会的人最终都会被社会遗弃。
许多研究一再表明，唯物主义行为与压制或消除情感驱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孩子是由那些冷漠、残暴的父母抚养长大，并遭遇情感虐待和体罚，那么他们往往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并且像大人一样性格孤僻。他们的情感驱动被恐惧、不信任和抛弃感所压抑和取代。相反，如果父母感情真挚、具有同情心，那么他们就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鼓励其个性发展，培养孩子的社会信任感。这是社会同情心能够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于没有经历过同感教育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不太可能将情感传递给他人，也无法在最基本的层面与他人交流，因此，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孤立的。他们用物质主义取代失落感，用对物质的依赖替代对人的依赖。他们痴迷于物质上的成功、名声和社会认同，并将其视为赢得社会认可的一种手段。
由于他们用物质主义来定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将会影响到他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由物质成功驱动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为达到某个目标而使用的一种手段，并成为积累更多财富的工具，而其他的事则都变得不再重要。由于物质主义者的世界分为两类——“我的”和“你的”，寻找人性的温暖和亲情的价值就变得十分困难。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中，吝啬鬼斯克鲁奇既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同情，同时也被社会所抛弃。
对于物质主义者来说，广告成为助长其上瘾的强力毒药。广告依靠人们的不满足感和孤独感而存在。它承诺，产品和服务能够强化一个人的个性和身份，使他更有吸引力，而且更容易被别人接受。德国哲学家格黑格尔认为，新的物质主义者出现于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时期。他提出，除功利的和物质的价值之外，财产是一个人的人格表现。一个人被强迫以“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为目标，并在人群中建立一种存在感。然后，个人的独特个性就通过他所追求的目标而表现出来，财产和个性变得无法区分。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强化了他独一无二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并成为别人了解他的一种方式。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消费个性的描述令生活在充满物质主义文明社会中的我们感到不安。他写道：
很明显，“我”和“我的”之间的界线是难以区分的。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感觉和行动大多像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和行动一样。我们的名声、孩子和工作也许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而受到攻击将激发我们同样的感觉和报复……然而，从最广义上来说，一个人的自我指的是其自身所有事项的总和，不仅包括身体和精神力量，而且包括他的衣服、房子、妻子和孩子、祖先和朋友、声誉和作品、土地和马、游艇以及银行账户。这些东西给人同样的感觉。如果它们增多或繁荣了，他会感到很成功；如果它们减少或消失了，他会感到很沮丧……关于什么是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感觉是由于我们与自己的物品生活得很近，所以能够更全面和深入地感受它们。17
广告声称财富是人类价值的衡量标准，它使产品和服务成为显示个人社会身份的必需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告进一步强化了“财富是个人的个性延伸”这一想法，并使物质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家朱丽叶·朔尔（Juliet Schor）注意到，到20世纪90年代，孩子们“用于购物和拜访朋友的时间一样多，而这个时间是阅读和去教堂时间的两倍，是户外活动时间的5倍”。18更令人不安的是，年轻人认为，他们“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购物，而不是做其他事情”，超过一半的人认为“长大后拥有的钱越多，人就会越快乐”。19
这些调查已经过去15年了。在此期间，新千年已经到来，而证明年轻人从富有同情心走向物质主义的过程的证据却充满矛盾性。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发表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也是众说纷纭。
对1979—2009年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14 000名学生的大规模研究表明，通过个性品质的标准来测试，与二三十年前的同龄人相比，当代大学生的同情心降低了40%。20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萨拉·康拉特（Sarah Konrath）将其有关元分析的研究与过去30年间美国大学生的72项研究相结合，得出了结论，她认为，今天的大学生不太认同下面的观点：“我偶尔会试图从他人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好地了解朋友”以及“我很有同情心，关心比我不幸的人”。21
但是，对“千禧一代”的其他研究结果则与之完全相反。与1965—1977年出生的人不同的是，“千禧一代”“在他们的团队中更有同情心，更能理解他人的观点”。22研究也表明，“千禧一代”更能从他们同龄群体的角度出发，给对方提出建议，更加喜欢团队合作，追求群体一致性，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同情心。
关于信任的问题更容易培养同感。然而，“千禧一代”非常不信任政府、商界和各领域专家，他们更加信任互联网上的伙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们更愿意信任意见、评论、大众排行榜以及群众的集体智慧。
研究同样发现，“千禧一代”的偏见最小、最同情边缘化人群（包括妇女、不同肤色的人、同性恋者和残疾人），并且支持这些人群获取法律和社会权利。他们也不太排外，大约23%的美国大学生在国外学习，73%的“千禧一代”支持自由移民政策，而在成年人中只有39%—57%的人支持自由移民政策。23
我的感觉是，“千禧一代”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矛盾的混合体。虽然他们比较自恋，崇尚物质主义，但他们的同情心也相比过去的人们有所增加。我也怀疑，在“大萧条”之后，自恋和物质主义倾向的影响正在减弱。大量的研究也支持该观点。2013年12月，《纽约时报》在周末评论部分的头版报道了研究人员的新发现：由于受到“大萧条”和全球经济停滞的深远影响，在思想上，“千禧一代”将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转变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由职业咨询委员会委托编写的一份报告指出，21—31岁的新一代人认为，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远胜过挣钱。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教授珍妮弗·L. 艾克（Jennifer L. Aaker）和她的同事进行了纵向研究，用一个月的时间采访了数百位美国人，采访他们什么是“有意义的事”。他们发现，声称过着有意义生活的新一代年轻人“认为自己更多地为别人考虑，更具体地说，是成了一个‘给予者’”。调查发现，对于那些乐于帮助别人并认为这很重要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24
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2013年，美国优秀高中生协会对9 000名成绩优秀的高中生进行了调查，要求学生从200多家企业中选出他们想去工作的地方。调查发现，在排名前25位的机构中，卫生保健、医院和政府占了14个。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是国内最优秀高中生的首选。美国优秀高中生协会的CEO詹姆斯·W. 刘易斯（James W. Lewis）总结说，专注于帮助别人是新一代人的选择。25
值得注意的是，同情心越少的人越倾向于物质主义。如果新一代人比其前辈更具有同情心，那么我们就应该顺从一个趋势，那就是改变过去几十年中对物质主义的看法，而目前情况也确实是这样。2013年夏，研究人员在《社会心理与人格科学》（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对大量近40年内的高三学生的观点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他们的价值观出现了惊人的逆转。2008年之前，同情别人的比例逐年下降，物质主义日益盛行。2008年之后，这种趋势在年青一代中突然转变，他们开始变得“更关注别人，而不太在意物质”。26新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对追逐物质主义的兴趣逐步降低，很少将过度消费投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些发现与迅速崛起的协同消费和共享经济正好吻合。在全球范围内，年轻人分享自行车、汽车、家庭、衣服和其他东西，更注重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不再选择设计品牌，而选择一般品牌或者定制品牌；更加关心物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或地位。在本质上，由协同产消者构成的共享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具有更多的同情心和较少的物质感。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管理承诺逐步增长，这也体现出了物质主义思想的衰减。物质主义者不仅对人类同胞表现出较少的同情，对动物和更广大自然界表现出的同情更是少之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机械地认为，自然界就是用来开采资源的，而不是维持社区发展的。对他们来说，就像评价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只需以功效和市场价值而不是以其内在价值来评价环境。
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对80个学生进行了测试，以确定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的。学生们被分为两类：拥有高度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和持非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然后，他们被分开做游戏，假设他们是木材公司的老板，与其他公司竞标开采200公顷的国家森林。每个人最多竞标每年砍伐10公顷的森林，需要注意的是剩下的森林将以每年10%的速度再生。如果竞标每年只砍伐少量的森林，那么利润就会很低；如果竞标砍伐大面积的森林，利润就会很高，但是森林面积将迅速削减。
毫无疑问的是，与非物质主义者相比，物质主义者会砍伐更大面积的森林，快速获得利益，但付出的代价是森林面积锐减。他们一贯关注的是短期经济获益，而非长期保护。非物质主义者则希望获得长期的高额利益，因为这样森林会存在得更长久。27
在现实生活中，该实验所证明的价值取向也同样有所体现。与前一代相比，新一代不仅较少倾向于物质主义，而且更加支持环境管理工作。2009年，华盛顿一家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新一代支持取消化石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这一比例超过成年人。28几年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更加引人注目，58%的18—29岁的年轻人表示，“即使面临抑制经济增长的风险”，美国的环境保护也应具有国家级优先权。29
这些实验、研究和调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第一，金钱不能购买幸福，贫穷带来绝望，而增加的财富超过临界点会带来更多的绝望。第二，泛滥的物质主义不能让人感到幸福，反而让人们感到疏远、恐惧、不信任和孤独。
第三，正如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人类最初的行为动机不是贪得无厌的物质享受，而是追求社会交往。在我们对物质需求的最小欲望得到满足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友谊才会使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追求的是归属感，而非占有和吞噬，这些结论使我们开始怀疑经济学上的两个重要假设：生活中我们最想要的是稀缺的东西，以及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实际上，我们最想要的东西不但不是稀缺的，反而是过剩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喜爱、接受和认同。即使经济学家不太明白，广告商也已经开始明白这一点。他们每年花费数千亿美元广告费呼吁更深层次的驱动力，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暗示人们能够通过购买、储藏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载体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实际上，他们十分清楚，这些编造的欲望会使人们越发地偏离所要追求的社会团体。试想一下，如果广告业突然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人类行为将如何快速地变化。对物质主义的迷恋将很快褪去，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重新发现我们渴望的是人而不是物质。
但是，这样的观点又能如何呢？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人们几乎随时都能免费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将使人类变得更加贪婪，他们将迅速消耗地球资源，甚至毁灭地球。但这是不可能的，导致过度消费的是稀缺性，而不是过剩。在一个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社会，人们对“得不到”的恐惧将会消失。人们不再沉溺于贪得无厌的囤积和消费，也不会夺取别人的东西。另外，在一个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或多或少得到满足的社会，基于物质地位的社会差距也将逐渐缩小。社会将不再只以“我的”和“你的”来区分。人们的价值也不再由他们所拥有的物质决定。
这并不是说过剩时代将带领人类进入乌托邦的理想王国。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人类本性的阴暗面会突然从我们的DNA中消失。这只是说，当过剩替代稀缺时，人的性格很可能不会再受无情的驱动，而不去过分地担心明天将发生什么。乍看之下，虽然过剩经济替代稀缺经济这一想法可能让人联想到地球上剩余的资源将被过度消费，但实际上，出于上面提到的各种原因，这种做法很可能成为保证地球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有效方法。
至少在这个由分布协作的点对点网络协调的新世界里，部分新一代年轻人已经开始打破以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生活为特征的物质主义综合征。他们正在构建共享经济，在这一经济模型中，物质主义更少，可持续性更强，权宜之计更少，同情心更多。他们更多地活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局限于资本主义市场。在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新的共享社会思潮开始对年青一代的生态足迹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物质主义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开启了一扇大门，使我们能够大幅减少地球上富裕群体的生态足迹，释放更多的地球资源，使世界上贫穷群体可以摆脱贫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并获得幸福。这两种力量能否通过合作，使整个人类能够依靠地球的生态利益而不是依靠可持续发展中的根本资源来生存，这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非常确定，此时会有很多读者问，这样做就够了吗？即使最富有的40%的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态足迹，如果最贫穷的40%的人的数量增加，并且扩张了生态足迹，那么富人生态足迹的降低将无济于事。我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要享受全球经济过剩所带来的胜利果实，不仅要降低富人的生态足迹，而且要削弱贫困人口增长的势头。
只要贫困家庭仍存在，即使提供安全套，并进行少生优生宣讲，人口数量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众所周知，在落后国家中，庞大的家族成员数量是确保劳动力意外身亡后家族仍有足够劳动力补给的自然保障机制。妇女和儿童是这种劳动力补给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当他们具备搜集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并可以为家族延续贡献力量的时候。因此，他们怎么会自愿减少家族人数呢？
目前，畅通的电力供应是确保世界人口数量稳定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已被大众广泛接受。因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建设全面覆盖的电力供应列为联合国经济发展日程表上的重点任务之一。
20世纪，电的广泛应用使欧美等国的妇女获得解放。电的使用不但可以使绕着灶台转的妇女脱离家庭琐事，还可以使年轻人拥有足够的时间接受教育，以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当妇女日渐独立并可以养家糊口时，她们的生活将更有保障，同时人口出生率也将大幅下降。如上文所讲，如今，工业强国的出生率已经降低到了2.1（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即新生儿数量与其父母人口数量基本相当。在几个世界大国中，人口数量已呈现快速减少的态势。30
但是，全球仍有超过20%的人口居住在不通电地区，另有20%的人居住在限制性供电地区。这些地区所在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口出生率。因此，UNID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承诺，将协助地方机构加快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的步伐，以满足15亿贫困人口的用电需求。2011年，我参加了UNIDO总干事、联合国能源机构主席坎德·云盖拉（Kandeh Yumkella）博士组织召开的关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展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国际会议。云盖拉表示：“我们相信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我希望UNIDO的成员国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积极思考我们将以何种方式参与这次革命。”31我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全球性通电，这有助于促使穷人摆脱贫困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随着电力供应的逐渐普及，贫困国家人口数量的增速将逐步放缓，像发达国家一样，其人口数量也将随之减少。到21世纪中期，全球平均出生率将降低到2.1（每个家庭养育2.1个孩子），全球人口数量也将开始缓慢下降，全球人口数量可控制在50亿以内，这是满足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和实现剩余资源最优分配的最佳人口数量。
不可控因素
减少富人的生态足迹、帮助全球40%的穷人脱贫致富，以及稳定并减少人口数量，使人类依靠地球生态承载力的“利息”而非“本金”来生存，这一愿景虽具有挑战性，但并非不能实现。但是，两个不可控因素将使上述工作变得复杂，使富饶地球的建立充满荆棘。
第一个因素是工业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损害生态系统，对人类及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造成危害。第二个因素则更有说服力，那就是在人类社会构建资源共享社会的网络技术已经沦为网络恐怖分子的武器，被用来损坏刚成规模的物联网基础设施。在可预见的未来，网络恐怖主义甚至将毁灭性地破坏现代文明建设，危害数亿人的生命安全。
正在变暖的星球
气候学家表明，在过去的65万年里，全球大气碳浓度一直维持在180—300ppm[2]，但是从工业时代开始，到2013年，全球大气碳浓度已经从280ppm上升至400ppm。32而大气中另外两种温室效应气体甲烷和氮氧化物的含量也呈现相同的骤增态势。33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欧盟表示，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望控制在450ppm以内。如果这一目标可以实现，全球气温上升值将可被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然而，2摄氏度的上升幅度足够使地球上的气候退回到数百万年前的状态，足以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34
然而，欧盟的上述声明并没有得到重视。今天，碳基燃料的使用量仍在大幅度上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远远超过了预期。照此模式，到2100年年底，全球气温升高值将超过预期的2摄氏度，甚至将超过4.5摄氏度，这也是地球数百万年以来的最高值。35（提醒读者，解剖学证明，人类迄今为止仅在地球上生存了17.5万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仍属于一个年轻的物种。）
全球气温飙升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气温的上升将从根本上改变地球上的水循环方式。地球是个蓝色水星球。降水模式与地球生态环境多样性是随时间形成的，与时间有着直接联系。地球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大气中的持水量就会增加7%。36水循环方式将随之产生颠覆性的改变，降水量将增加，但是降水时长和频率则会下降。这一推断已在如今的地球生态循环系统中得以证实。比如，冬天的暴雪、春天越来越强烈的暴雨和洪水、夏天长时间的干旱、频发的火灾和飓风（高达3—5级）、消融的雪山以及上升的海平面。
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水循环系统的巨大改变，所以只能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全球生态循环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剧，并且正一步步地将孕育了4.5亿年生命的地球生物圈推向第六次大灭绝。在前5次生物大灭绝中，地球气候均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使生态系统陷入正反馈循环，最终导致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消失。大灭绝后，多样性生态体系的恢复过程平均需要1 000万年。生物学家预测，21世纪末，人类将目睹近50%的地球生物灭绝，而接踵而至的物种贫瘠期将持续数百万年。37
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前主任、美国政府的首席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预测，到22世纪初，全球气温将上升6摄氏度，而人类文明也将由此终结。汉森提出，人类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将大气中的碳含量从385ppm降低到350ppm以下。但目前为止，无论欧盟还是各国政府，任何组织都未开展此项工作。38
因此，气候环境和水循环系统的变化对农业生产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成为不可控因素之一。近年频发的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全球耕地严重受损。“海燕”是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强的台风之一，2013年11月，正值水稻种植期，“海燕”在菲律宾数百万公顷的耕地上肆虐，造成该国当年水稻产量锐减。此前一个月，气旋性风暴“费林”以同样强的破坏力袭击了印度，仅奥里萨邦和比哈尔两地的粮食损失就高达450亿美元。39 2013年6月，中欧地区的强暴雨引发洪水，大水漫过堤岸，淹没了大片耕地。在德国多瑙河、因河和伊尔茨河交汇处的帕绍市内，洪水水面高达42.3英尺，这也是该地区自1501年以来的最高值。40从法兰克福机场到历史名城魏玛的一路上，我目睹了灾后景象：沿途的大片耕地被洪水淹没。预计该次洪水直接造成中欧地区的农业经济损失高达165亿美元。41
来自德国基尔的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的气候学家莫吉卜·拉蒂夫（Mojib Latif）警示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温度上升和降水频率增加，强破坏性飓风和洪水（如2002年和2013年欧洲所经历的）将越来越常见。拉蒂夫注意到，具有超强破坏力的飓风和洪水“现在的爆发频率是20世纪的两倍。”42
在未来，日益严重的全球干旱将造成粮食的大幅度减产。过去数年间，美国西部频发的干旱已经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美国西部17个州的农业收入在全国占比为40%。因此，人们开始担心，未来数十年，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最富饶的美国西部耕地很可能变为贫瘠的荒地。2012年，全球超过1.5万个区县（半数来自美国）遭受干旱并被列为国家级重灾区。上述农业地区的气温比多年来的平均值高出10—20摄氏度。2013年的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超过了大部分温带作物可承受的最高值10摄氏度。由于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失严重，美国西部地区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用水资源，而这又将进一步增加能耗。43 2011年，美国联邦政府大气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对美国的破坏性比19世纪30年代气候变化引起的沙尘暴的破坏性更为严重。44
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将造成全球范围的粮食减产。最近一份报告表明，21世纪中期，全球干旱发生频率将翻一番，到21世纪末，该数值将增加三倍。45
2009年，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公布了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其实现状比研究结果更为严峻，因为该项报告是在全球气温上升3摄氏度的基础上进行的预测。到2050年，南亚将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难区，与2000年相比，小麦将减产50%，水稻将减产17%，玉米将减产6%。到2050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水稻将减产20%，大豆将减产13%，小麦将减产16%，玉米将减产4%。到2050年，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全球平均可用能源将骤减15%，可消耗谷物量将减少24%。在南亚地区，营养不良的婴幼儿数量将达到5 900万人，而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营养不良婴幼儿数量将达到1 400万人。46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地区（全球最贫穷的地区），农业对雨水的依赖性很强，气候变化将使其面临灾难性的粮食减产。到2050年，水稻将减产14%，小麦将减产22%，玉米则将减产5%。预计到2050年，在这片几乎人人营养不良的大陆上，人均可用能量将再降500卡路里，相当于每人减少21%的粮食摄入量。预计未来38年间，营养不良婴幼儿数量将从3 300万人上升至4 200万人，而加入气候变化影响因素后，该数值将升至5 200万人。47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不利的警钟已经敲响。在未来40年里，水稻将减产30%，玉米将减产47%，小麦将减产20%。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一样，上述地区平均每人每天的能量摄取值将减少500卡路里，到2050年，营养不良婴幼儿数量将达到200万。4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情况稍好，水稻将减产6.4%，玉米将减产3%，大豆将减产3%，小麦将减产6%。每人每天消耗的食物量将减少12%，能量摄取值将减少300卡路里。到2050年，营养不良婴幼儿数量将达到640万。49
气候变化也将严重影响北半球工业强国的粮食产量。在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下，到21世纪末，美国玉米和大豆将减产30%—46%，而在高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下，美国的玉米和大豆将减产63%—82%。现有理论研究表明，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是粮食减产的直接诱因。超过80%的粮食（玉米和大豆）减产是灾难性的，对于美国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来说尤其如此。50
除非我们可以按照汉森和其他气候学家推算的减缓气候变化的预测值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否则在20世纪乃至未来几世纪，实现地球富饶多样化和粮食充足的希望都是脱离人类生存实际的空想。
气候变化也严重影响21世纪的社会基础设施进程。由强飓风和超强风暴引起的高频率、强破坏性洪水肆虐和江河泛滥对基础设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急需引起重视。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和墨西哥湾，给当地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达1 480亿美元，造成1 833人死亡，摧毁房屋超过12.6万幢，损坏民宅120万幢。随后的数周内，8个州断电，影响了300多万人，60多万个家庭流离失所。51
2012年，飓风“桑迪”从美国东海岸登陆，摧毁了新泽西、纽约、新英国等地的多处重要基础设施。虽然“桑迪”的破坏力比“卡特里娜”稍弱，但被其损坏的城市建设仍需要数年才能完全修复。“桑迪”共造成851万人遭遇断电，30.5万幢房屋损坏，纽约的公共交通几乎陷入瘫痪。仅新泽西和纽约两地的经济损失就高达710亿美元。52
电网、交通要道、通信系统、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都没有承受地球水循环系统改变的能力，因此，全世界众多地区的基础设施都在遭受着损害。其中，能源基础设施尤其脆弱。沿岸电站对飓风的抵抗力几乎为零。2011年，日本东海岸的海啸严重损坏了福岛核电站，造成6个核反应堆中的4个被熔毁，核辐射蔓延全岛，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内，半径160平方千米的区域都将杳无人烟。53洪水也会损坏近海的石油钻塔，造成泄漏和关停。同时，极端气候还会损坏地下输油管道。54
干旱会使核电站冷却水供应紧张。在法国，43%的淡水被用于冷却核反应堆。因温度过高，从反应堆流出的回流水将大量蒸发流失，加剧生态环境的干旱，从而影响粮食产量。另外，气候变化还会导致冷却水温度升高，而无法冷却核反应堆，这时，核电站将被迫关停或管控运行。2009年夏，一股热浪席卷法国，致使核反应堆冷却水供应短缺，造成全国约1/3的核电站关停。55在欧盟，核电占总电力供应量的28%，在未来几年内，气候变化导致的升温将严重损害欧盟的电力供应秩序。56
极端风暴同样会损坏电力供应和运输线路，导致频繁的电力中断，不断刷新限电和断电时间的纪录。电力供应的问题也会侵蚀城市基础设施的其他方面，如依靠电力运行的通信、水厂、抽水站、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产业和汽油站。
地球水循环系统引发的自然灾害能够损坏公路，导致公路货运停运，从而造成经济损失。受雨水侵蚀的铁轨同样会影响铁路运输。而受洪水影响最大的是地铁。在飓风桑迪袭击纽约时，城市所有的地下通道都被洪水淹没，整个曼哈顿下城区成了一片泽国，造成地铁线路大规模停运了数十天。57
极端大风会迫使机场关停，航班返航。洪水、干旱和浓雾等自然灾害也会迫使港口和内陆水运停运。
水利设施更易受到水循环系统改变的影响。降雨方式的改变可引发干旱（减少水库储水量）等多种连锁反应，降水量的变化会造成排水系统的回流或溢流。升高的平均水温会对生物处理流程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且影响饮用水质量。58
美国每年的城市基础设施花费超过3 000亿美元。59未来几十年，由于极端气候灾害对基础设施的破坏，该数字将大幅增长。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开始建议减少城市文明建设的投入，这会迫使人类进入未曾设想过的全新时代。
只要工业生产仍在不断地向大气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强化现有的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灾害貌似都是无用功。相信仅通过升级现有的、从碳基原料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模式就能够抵抗破坏力不断升级的自然灾害，这是很愚蠢的行为。
改变以碳基原料为主的工业生产模式显然应该是关键点。完善物联网基础设施是我们的希望，它可以用绿色能源替代碳基原料，以减缓气候变化。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是，怎样快速推动物联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设，争取在大气和水循环系统恶化到无可修复之前，最大限度地及时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网络恐怖主义
在向可持续的过剩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另一个不可控因素就是网络恐怖主义。全球各界政府组织都在呼吁社会大众重视网路恐怖袭击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性，并指出网络恐怖袭击很可能致使关键社会运作服务功能瘫痪甚至失效，最终引发高科技大决战，导致城市文明全面崩盘。
针对政府、商业组织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恐怖袭击数量不断增长，其破坏能力也在不断增强。黑客攻击已经从以前的恶作剧行为升级为具有危害性的恐怖行为，带来的大规模恐慌不亚于21世纪后期人们对核武器的恐惧。
软件程序是网络恐怖主义袭击网络和现实空间的主要工具。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将网络恐怖主义定义为“通过计算机网络破坏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能源、交通、政府职能部门）或胁迫政府和人民的行为”。60
2013年3月，美国运通卡用户在登录个人页面时，网页黑屏瘫痪两个多小时。此次运通的恐怖袭击只是众多精心布局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6个月前，大规模网络恐怖事件集中爆发，在短时间内对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等世界顶级金融机构造成了严重破坏。一个自称“伊兹丁·哈桑网络战士”的黑客组织声明对运通网络恐怖袭击负责，并表明恐怖袭击原因是不满YouTube上的反伊斯兰教视频。该组织被怀疑是伊朗政府的一个幌子。同样，受报复心理驱动，美国和以色列的黑客成功侵入并破坏了数个伊朗核浓缩工厂。为了报复上述行为，伊朗宣布成立由国家管理的网络公司，名为“网络军队”。61
此外，网络恐怖袭击还催生了一大批网络安全产业。摩根士丹利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网络安全市场产值有望从2012年的611亿美元上升到2030年的1 000亿美元。62
而各国政府最担心的就是针对国家电网的网络恐怖袭击。美国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显示：
电力是维持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的基石，如供水和配水、食物、能源、交通、通信、金融交易、应急服务、政府服务，以及其他支撑国家经济和公益活动的基础设施。63
如果网络恐怖分子成功袭击电网核心部件，那么在接下来的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内，国家都将无电可用。如果没有电，那么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将暂停，如供水系统、天然气管道、污水处理系统、交通运输系统、供热和照明系统。研究表明，持续数周的断电期将使社会陷入混乱。届时，数百万人将死于食物、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政府机构纷纷瘫痪，就连军队也束手无策；幸存的人不得不逃到郊外，以竭力维持缺衣少粮的生活；人类社会将倒退回前工业化时代。
该报告总结道：“一旦出现长时间的电力断供……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和郊区的人将因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而死去。”64
脆弱的电网
由于国家电网的变压器大多与海外电网相连，并负责启动大规模高压电传输过程和终端降压，所以如果国家电网的2 000多个变压器同时受到黑客攻击，那么后果一定不堪设想。65
完成2 000个变电器的生产、运输和安装共需要一年多时间，并且是在假设只有美国电网受到黑客攻击而欧洲及其他地区变电站正常运行的情形下。试问，美国政府和商业服务活动怎么可能在一年的断电期内正常运行呢？毫无疑问，对美国来讲，断电期将是漫长的一年。
2012年6月，一些美国知名的安全学专家，包括前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和前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将军都向参议院发出通过网络安全法案的呼吁，以保护美国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他们指出，“9·11”事件本来是可以通过现有的智能科技避免的，他们还警示道：“我们不想看到网络‘9·11’事件的发生”。最后，他们用一句话警示结尾：“现在的问题不是网络‘9·11’事件是否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66
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向国家电网递交的关于潜在网络恐怖袭击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变电器系统的脆弱性。2012年3月，为了确保电网体系中的变电器应对网络恐怖袭击的快速反应能力，科学家们进行了应急演习，以测试从圣路易斯到休斯敦快速运送并安装三台变电器的能力。67美国电力研究协会的理查德·J. 洛丹（Richard J. Lordan）表示，国家电力部门已经开始考虑为了确保国家能够在全国范围的网络恐怖袭击后快速恢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作，需要提前储备多少台变电器，以及怎样确保这些变电器被及时、准确地运往受灾区并正常工作。68
虽然国会、美国电力研究协会、美国国家科学院、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私人组织都开始高度关注网络恐怖袭击的危害性，但是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仍然不高，仍然存在某种侥幸心理，还在坚持旧有的电力传输模式，即集中发电厂通过化石燃料和核能发电，将电力整合，然后再通过集中发电厂，由电力传输线运往用电终端。如果这种高度集中的智能电网被普遍采用，电网的防御性将进一步降低。
不幸的是，由于坚持采用现有的高度集中智能电网，美国早已成为网络恐怖主义的囊中之物。相比之下，欧盟和其他国家政府则推行分散的智能网，也称能源网。这可以有效控制潜在网络袭击的威胁，并减弱大规模网络袭击造成的破坏。即使国家电网的变电器起火失效，但只要国家各个地区的能源网仍能正常工作，地方相关部门就可以通过能源网继续为其附近单位和接入能源网的单位供电，以满足各单位的电力照明以及社会正常运行的电力需求。
有趣的是，对美国通信互联网防御性的担忧推动或者部分推动了网络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兰德公司的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其他研究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怎样能够在核袭击中保证国际通信互联网的畅通。巴兰和他的同事设想了一种主机分散网络运作模式，移除了主控开关，以确保在核袭击损毁部分国家通信网的情形下剩余网络仍能正常运作。这个想法的具体模式是将数据通过数个不同的路径传往目的地，这样一来，任意一个局域传输网都可脱离主网独立运作。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构建了实验性网络，命名为“阿帕网”，它将重点大学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并最终构建成网络。69
分散的能源网同样可以起到防御网络恐怖袭击的功能。问题是，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局域能源网（太阳能、风能等）都被迫接入了主电网，并被强制将电力传入主电网。当主电网关停，局域能源网也将关停，其潜在的防御性能也就随之消失。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产能方和用能方控制电力在能源网中的流向。因此，相关部门担心，随着动态定价机制的推行（将提醒用户电价的实时波动），小型发电厂会在电价上升时将电网接入主电网，电价下降时又将自行与主电网脱离。
这种电网模式的缺点在飓风“桑迪”的重建工作中突显。当长岛和新泽西沿岸城镇的电力紧缺时，许多家庭和单位的屋顶太阳能电池板都不能使用。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艾德·安东尼奥（Ed Antonio）为自家安装了价值7万美元的、由42个太阳能电池板带动的太阳能供电系统，但该系统也无法使用。该地区相似的绿色能源发电系统都遭此窘境。像安东尼奥这样的家庭“都是通过其屋顶太阳能发电，通过换流器将电力接入家用电力系统，剩余的电力则卖给国家电网”。70但是，一旦电路中断，关停的换流器将阻止电力从主网流出，从而隔断局域能源网用户的供电电路。
现在，一种新的供电模式诞生，它可以确保在主网供电线路中断的情况下，局域小型供电厂仍能正常运行。这种模式就是可独立安装的配电板和智能换流器，确保电力可以由主电网传回家庭，为家用设备、照明设备、取暖设备甚至电动汽车供电。
美国军方一直领衔局域微电网的研发和应用。为了防止出现大规模停电形成的军事防御缺口，国防部和能源部合力斥资3 000万美元，启动SPIDERS（“面向能源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智能能源基础设施示范”）项目。该项目将绿色微电网安装在三个军事设施中，分别是夏威夷霍兰·史密斯营海军陆战队基地、科罗拉多州的卡尔松堡和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在国家主电网瘫痪时，SPIDERS项目可以通过微电网发电，满足所有军事设施的用电需求。71
随着全球变暖对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影响的日益严峻，物联网已经成为避免人类灭绝的唯一工具，并可使人类社会不再依赖碳基资源。物联网的建设进程一直在和温室效应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破坏进程赛跑。同样，高智能网络恐怖袭击的威胁性增强速度也在和分散电力供应模式的建设速度赛跑。现在的问题是，区域能源网的建设进程能否快速联网运行，并在需要时使上亿个局域微电网的发电机脱离主电网单独运行，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有效地抵御针对国家电力传输系统的网络恐怖袭击。
气候变化和网络恐怖主义这两个不可控因素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安全，但同时也为人类渡过危机、建立更和谐稳定的“碳后时代”提供了机遇性挑战。但是，要想化危机为挑战，需要更可行的经济规划。我们拥有杰出的方案构架和完善的技术方法，但是如果人类观念没有根本转变，这些努力都将是无用功。因此，我们需要抛开旧有的狭隘观念，开始将人类看作共同生活在地球村的大家庭。这也是实现人类生存繁衍所必须采取的新生活模式。
[1] 1公顷=10 000平方米。——编者注
[2] ppm，Parts Per Million的缩写，代表百万分之一，是溶质浓度的一种表示方法。——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