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不是什么新技术，却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影响力最不容低估的技术，但是，人们对它的现在和未来的思考远远不足。全球每天有大量的人不自觉地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Facebook和微信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真正步入的是一个“后社交”时代，这又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仍然认为社交媒体只是Facebook、微信、LinkeIn（领英）等互相分享下生活、工作情况和爱好的平台，那你对社交的理解就太局限了。我所偏爱的新兴社交具备的主要特征是：它运用数字化工具把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做一些对人类和社会有益处的事情。社交媒体真正的革命性力量也会从这类社交中爆发，因为它聚合大众一起贡献知识、时间或金钱，保证重要的事情能够践行。
社交媒体“不社交”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研究，美国65%的成年人都使用社交网站，这个数字在欧洲和中国可能也不相上下，意味着全世界大概有25亿的社交网站用户，互联网毫无疑问改变了我们的社交方式，但是，它真的是向更好的方向改变吗？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时代“社交媒体”的真正含义。我们往往倾向于将Facebook、Twitter等称为“社交媒体”，但它们真实的身份是“广告媒体”。它们的确为社交而生，但如今它们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做广告。谷歌和Facebook的大部分营收都是从广告中来的。
其次，它们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都这么受欢迎，靠的主要是用户“上瘾”。酒精上瘾和吸毒上瘾容易察觉，但这种新的“社交媒体上瘾症”却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沦陷，这种新的上瘾其实是八卦瘾、虚荣瘾和偷窥瘾的混合。你也可以说，社交媒体的故事就是人们这几种“混合瘾”的演变故事，瘾头越大，沦陷的人越多，它就越可以用出售更多广告的方式达到“货币化”。
总之，社交媒体的生存逻辑很简单：首先将自身变成一种让人上瘾的习惯，然后再摇身变成推销商品的极佳平台，让人们乖乖花更多的钱。这就像1998年以前的烟草行业，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从人们的某种上瘾症中赚钱。
在推销商品这一点上，社交媒体的“颠覆性”值得大书特书。做生意原来只是生产一些人们想要的东西，如今整个社交网络早已变成了研究如何让人们想买大部分并不需要（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买）的东西。工业革命繁荣了广告行业，依托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广告业绞尽脑汁让人们想买东西，而如今的社交网络简直就是广告行业的“工业革命”：相比原来少数媒体宣传商品，现在我们全民都在社交媒体上打广告。
因此，现实中社交媒体的用途主要是：其一，一种娱乐方式；其二，一种宣传产品的营销工具（这其实也是娱乐带来的）。看看中国最活跃的微信用户们用它做什么就很清楚了，看他们发布的朋友圈里有多少是娱乐段子，有多少又是推销商品。所以，对那些希望通过社交媒体将全世界连接起来，用广泛的合作共同解决世界性问题的社会学家们来说，他们必然会很失望，在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面前显得天真又无奈。
你可能会反驳说，社交媒体最初确实是为社交而生的，它帮我们连接到了更多的人。真的是这样吗？它们真的带给了我们更多的“社交生活”吗？相反，已经有不少图书在探讨社交媒体是如何让我们更“不社交”的，因为人们在Facebook或微信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已远远多于面对面跟朋友、邻居、同事乃至家庭成员的互动和交流（更悲哀的是，即便终于有时间可以面对面跟身边的人在一起聚会，强烈的社交媒体上瘾症也会让大家继续埋头Facebook或微信），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杀死”了我们过去愉快的社交生活。
我这一代的最睿智渊博的人已经鲜为年轻人所了解，因为年轻人不会去听他们的讲座/演讲（即便他们去了，也是埋头玩Facebook或微信）。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工程师们日夜不休加班工作，就是为了想出来怎样让你更“自然”地点击和阅读广告，更“自然”地购买物品。
十年前我们希望社交网络创建“地球村”，一个更好、更大的社区。相反，现在的社交网络却日益正在变成“无社交”的网络。你真的能在社交网络上交到很多朋友吗？如今的社交网络是一个你连对方是否真实存在都无法确定的地方，是一个肆意窃取你的电话、给你发送各种垃圾邮件以及用机器人分析你的各种社交数据寻找商业模式的地方。我们为这个奇怪的地方发明了不少新词，那些“喷子”（trolls）是说在讨论中发表煽动性言论的人，那些“恶霸”（bullies）是说骚扰用户的人，那些“飞客”（phreaks）是说劫持你网络账号的人，那些“太空锤”（spammers）是说用垃圾邮件不断向你轰炸宣传信息的人，最后“虚拟机器人助理”实际在扮成你的朋友窃取你的隐私。
简而言之，如今的这些社交网络不仅没有建立一个更好的虚拟社区，反而在破坏以前我们的真实社区。它用大大小小的各种屏幕把人们硬生生地隔离起来，虚拟的线上互动对年轻人来说显得越来越“自然”，真实的交流和互动越来越“有点奇怪”，我担心这种趋势会越来越糟糕。当社交网络把面对面的人也硬生生隔离起来的时候，人们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
鉴于此，如果你问我社交媒体的未来，你其实是在问我娱乐和营销的未来。比如，Facebook在2015年发布了虚拟个人助理M，看起来就像苹果的Siri、谷歌的Google Now以及微软的Cortana，看起来M是为了帮助提升人们的社交生活质量，但它真正提升的是Facebook的用户量。而且，当M成为你社交网络的一部分，它对你以及你身边的朋友的了解也会更深入、更多。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营销”也更精确和无孔不入？另外，要注意到M不是自主的机器人服务，它的背后有一大票Facebook的真人“客服”在训练和支撑M，是他们在回答用户的问题。
社交媒体“非媒体”
社交媒体不仅没有带来更好的社交，也没有带来更好的媒体。十年前，我们都希望社交媒体会比少数主流媒体带来更好、更多、更快的信息，我们为“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热血沸腾。然而，当这一时代真的到来时，相信大多数人已彻底失望。大多数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其实只是“八卦”，没有经过调查乃至思考的各种消息满天飞，很多“八卦”往往还能迅速火爆，我们整体得到的信息质量显然是在大幅下降。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无所不在已经杀死了世界上很多高质量的报纸和杂志，却并没有换来同样高质量的博客和网站。即便少数幸存，也在全民的社交媒体上瘾症面前显得苍白无力（20年前，我们见面会聊当天《纽约时报》的某篇文章和观点，如今，即便《纽约时报》有了数字版乃至虚拟现实体验，我们见面也都在刷Facebook和微信）。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今我们判断一个社交网络上信息的价值时，经常采用的是“虚荣指标”（看有多少人给你点赞）：我们测量不是事件或观点有多重要，而是它有多少“奉承者”。原来媒体判断信息重要性与否的诸多标准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现在完全被简化为“阅读量”和“点赞量”了？这又会滋生多少哗众取宠的胡言乱语？
关于“人人都是媒体”带来的信息质量下降，我最喜欢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它带着理想主义的抱负诞生，寄希望于全世界民众一起贡献知识。然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我们文明的一大危险。首先，这种免费的百科全书几乎“杀光”了全世界各种版本的传统印刷百科全书，意味着我们很快将无法核查维基百科内容的真实性，如果一些事实只有一个来源，人们无从对比，那大多数情况下就只能接受。
其次，如今的维基百科已经变成了世界各地的势力集团试图控制的东西。十年前，我们讨论和担心的问题是维基百科能否比传统最好的印刷版百科全书更准确，如今发现真正需要担心的问题是，维基百科是否比传统百科全书更容易被人操纵和控制。答案很明显：“太容易了。”
我们希望社交媒体能提供海量的独立信息和更多独立的事实和观点，结果我们得到的却是海量的专业媒体代理，他们专门代表有钱有势的集团来发布和控制信息。相比传统印刷版百科全书由几位精英学者编撰，如今维基百科大部分文章的编辑是政府机构（想要宣传他们的观点）、大企业（想要推广业务）、名人（想要提升形象）以及诸多特殊利益群体（想要宣传他们的特殊宗教或政治观点）。
现代西方文明是随着狄德罗和伏尔泰的法国百科全书诞生的，互联网用匿名的维基百科取代这些启蒙思想家后，给我们提供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光怪陆离的信息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信息上的这场实验已经说明，大众“群策群力”并不能创造更好的知识或文化。最危险的是，如今的维基百科已经是很多人的信息来源。
不过，即便没有维基百科，互联网也已经是一个非常怪异的文化世界：大部分人只会点击谷歌或其他搜索引擎返回的前几个搜索结果，而很多情况下，返回的搜索结果取决于这些网站是如何运作它们的“谷歌排名”的。
“文化”和“媒体”这样的字眼当今已有了不同的意义。Facebook和Twitter肯定是媒体，但是，他们是只允许你喜欢某样东西，不允许你讨厌某样东西。只有“点赞”按钮，没有“讨厌”按钮，这个小小的“点赞”按钮却无形中定义了如今“文化”的价值：某样东西能否迅速而广泛地流行。
十年前，我们还天真地希望社交媒体能够将教育“民主化”，让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不再只被少数人享用，但如今的Facebook和微信提供了多少“教育”呢？相反，无所不在的社交网站已经成了学校教育的干扰物和阻碍者。有多少小学生、高中生因为花费太多时间精力在社交媒体上而没有学好一些基本的知识呢？青少年的“注意力持久度”也因社交媒体碎片化信息的大量涌入而不断下降。比如，我现在有5 000个Facebook“朋友”，但这也意味着每天涌入大量新消息通知，意味着我很容易错过那些我真正关心的朋友的生日聚会。2015年，Forrester预测，只有2%的Facebook状态会被你的“朋友们”阅读，然而，电子邮件的阅读率却是90%。尽管如此，电子邮件还是在一天天死去，Facebook还是在一天天扩张。
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网络色情的吸引力一直有增无减。社会学家们原来以为不少人沉迷网络色情是因为一些地区传统生活方式或文化里对性的压抑。然而，数据显示，不管在哪里，网络色情一直在蓬勃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要将这些事情都归咎于互联网。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现象已经发生或迟早会以别的方式发生。尤其是，我们经常将那些在互联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象和趋势统统归咎于互联网，而互联网所做的不过是放大或加速了它们而已。比如，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生活在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了，就已经遍地是明星和好莱坞大片了，某种文化的价值就已经被能否迅速流行来判定了，也早已出现了不少广告或营销机构专门来打造“病毒级”传播现象了，大众也早已选择流行歌星、演员做偶像而不是史学家、科学家了。
归根结底，当人们变得富有后，他们就喜欢生活在“我自己”的房子里，开“我自己”的车，给孩子请“私人教师”……把自己和周围隔离开来，喜欢更自私的生活方式以及更肤浅的友谊等。毕竟，只有穷人们才在拥挤的建筑里生活，出门才坐公车。没错，色情由于互联网更加泛滥，但互联网也只是一个展示人们想要什么的工具罢了。将互联网拿走，今天出现的这些趋势还是会存在和发生，只不过速度会很慢而已。
一场失败的社会实验
“网络成瘾症”是纽约精神病学家伊万·文登伯格（Ivan Goldberg）1995年用开玩笑的方式提出的，但它迅速变成了一个严肃的研究话题。金伯利·扬（Kimberly Young）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宾夕法尼亚成立了网瘾研究中心（netaddiction.com，并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Internet Addiction—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1996）。
这些研究是在如今知名的几个大公司成立之前就开始的，Facebook成立于2004年，YouTube成立于2005年，Twitter成立于2006年，iPhone出现于2007年…… Facebook在2009年引入了“点赞”按钮，个人认为，这个按钮极大改变了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网络成瘾”的研究甚至比谷歌还早，谷歌成立于1998年，而如今的“网络成瘾症”比十几年前严重多了！谷歌、Facebook和iPhone已经无所不在了，他们对“上瘾”可谓有突出贡献。
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中已经阐述了不断下降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能力获取的。紧随这本书之后，类似的反Facebook和反Twitter的刊物先后出现，比如马特·拉巴斯（Matt Labash）的文章（The Twidiocracy，2013）以及爱丽丝·马维克（Alice Marwick）的《更新状态》（Status Update，2013）等。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的《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2011）认为，长期沉溺于社交网路或依赖科技产品与外界联系，非但不能使人摆脱孤独，反而会让人更孤单。
此外，对社交媒体的上瘾正在延缓青少年的成熟时间。长期以来，该领域一直在主流神经科学研究之外，然而，2012年，针对中国青少年的一项名为《网络上瘾者不正常的大脑白质完整性》（Abnormal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Adolescents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的研究显示，“网络上瘾症”在人的大脑中引起的变化似乎跟那些在酗酒和吸毒的人的大脑中发现的变化一样。
2014年，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意识研究者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发表了题为《头脑变化》（Mind Change）的文章，警告网络正在创造一种全新头脑的危险：网络不是在创造出更智能的机器，而是在创造出更愚蠢的人类。
2015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的苏珊·斯奈德（Susan Snyder）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几乎50%的美国学生都沉迷于互联网，很多年轻的互联网成瘾者都患有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失眠、注意力缺陷障碍，甚至出现自杀和酗酒倾向。
尤其让人担心的是，社交媒体在间接助长匿名行为，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会被追踪的时候，他们就倾向于做一般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除了非法的事情，还包括恶意发送匿名信件，揭露别人的私生活以及恶意谩骂、欺骗等各种网络“折磨”等。
长期关注互联网的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2015年的新书《回收对话》（Reclaiming Conversation）是众多哀叹“质量已死”的书，而罗伯特·德永（Robert Tokunaga）2015年的论文《对网络成瘾症的洞察，互联网使用问题》（Perspectives on Internet addiction，problematic Internet use，2015）则是一本很好的总结之作。
我们现在写的这本书叫作《人类2.0》，描述的是一种被自己发明的技术增强的人类。我希望下一本书不会是关于人性在技术下扭曲和堕落的“人类3.0”。
当然，社交媒体也可以用来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它可以为好的动机迅速发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人。比如，某个地方发生了自然灾难，就会有人创建一个Facebook群来筹钱资助受害者。但总的来说，会在社交媒体上做公益的人还是少数。我也不认为社交媒体对技术和科学的创新做出了很大推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技术和科学交流场所仍然是各种论坛和会议，很多科学家甚至连Facebook账户都没有。也有人认为更广泛的社交媒体连接听起来似乎能促进政治进步，然而，目前来看，它的崛起倒是对极端主义的贡献不小（尤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的右翼运动）。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今天的社交媒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让人上瘾，否则它就会死。一家社交网络平台的生命周期跟它能否让人上瘾直接成正比。如果它是“能上瘾的”，它就会病毒式传播用户，而且用户每天会多次使用它，也就意味着广告商愿意为这样的平台付钱，意味着它能生存下来。反之，如果它还不够“上瘾”，它将很快在众多竞争者中销声匿迹。不仅社交媒体如此，不少其他APP也是这样。
我们已经创造的整个社交产业里林林总总的产品都是这样，它们不过是费尽心血让你“上瘾”，它们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是所谓的“日活跃用户量”“总用户量”，鲜有人关心它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世界上不计其数的才华横溢的研究者、企业家、工程师花费它们所有的时间努力工作，只是试图发现一种新的能让你上瘾的产品。
有趣的是，2016年，我看到社交媒体呈指数增长的数据的同时，也看到了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自杀人数的统计数据：美国的自杀人数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在增长，不管哪个年龄段，无论男女。从1999年的10万中有10.5人自杀，上升到了2014年的10万中有13人自杀。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巧合是，硅谷也正是1999年发布了第一个社交媒体Steamtunnels。
不过，你得有点幽默感。社交媒体确实是一场失败的社会实验（它扭曲了社交，也杀死了不少真正的好媒体），但这个失败的实验每年都能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而且，除了“卖广告”之外，如今的社交媒体还正成为大数据的最大来源，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社交媒体的结合，还不断将你的个人数据“变现”成某个公司的最新商业模式。
孤独者闪耀人类文明
为什么人类需要社交？我认为，人类的大脑里有两股互相搏击的力量。关于人类是社交型动物的研究比较知名的是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他发表了关于孤独的颠覆性理论：孤独之所以会让人抑郁并引起自杀，是因为进化中的人类需要社交才能生存。比如，史前人类能够杀死巨型动物靠的是群体合作下的猎杀，农业社会的人们靠一起灌溉、收割解决食物问题。那些不愿意社交和合作的人便成了种族生存的累赘，因此，自然选择在千百年的岁月里“编程”了我们的基因，使我们社交时觉得开心，孤独时觉得不开心。2012年，伦敦帝国学院的吉莉安·马修斯（Gillian Matthews）还发现了“孤独神经元”，就是当我们社交时让我们感到开心，孤独时让我们不开心的神经元。然而，这不可能就是全部事实。
想一下“孤独者”在人类文明中有多重要吧！我们敬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僧侣、隐士和杰出的哲学家等，他们都喜欢独处，在孤独中诞生出了光芒闪耀的思想。我们至今视他们为“导师”，而不是“病人”。比如，佛陀是一个孤独者，一个树下的冥想者，而不是一个热衷参加派对的人。
卡西欧普的理论并没有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多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圣徒，他们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孤独中度过。孤独者不仅给了我们智慧结晶，还给了我们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孤独者发现了新大陆，当欧洲、印度和中国到处是人群的时候，美国正被孤独的少数人殖民着……人类的进步一直依赖孤独。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下互联网时代。当摩斯拉（Mozilla）于2002年推出极具影响力的火狐浏览器Firefox时，它也具备了这种同时打开多网页的功能。这项功能大受欢迎，以至于今天每一个浏览器都存在多个选项卡，你可以不停地打开一个又一个网页，人们使用它的程度简直令人震惊。有时候我一不小心就发现自己同时打开着十几个网页。可以说，网页“标签”改变了我们体验互联网的方式：浏览信息变成了一个“多任务操作”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无穷的链接经常让浏览者自己也忘了最初为什么打开网页，哪怕在网上花费数个小时，也会像同时快速浏览好几本书一样，经常以“什么都在看，什么也没看”收场。
如今，在互联网陪伴下长大的年轻人很早就学会了这种“多任务处理”方式，我们恐怕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具备这种奇特能力的物种了！我只能说人类真是好奇的动物，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试一试。以前我们社交，成为群体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陪伴、帮助和照顾，但如今的社会机制让我们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我们可以远距离做很多的事情，躲在屏幕后面叫外卖、买衣服、交友等，于是我们的社交也变成了一种肤浅的社交，尽管社交媒体上有上千的朋友，但很多都是“点赞之交”。如今的人们往往喜欢一个人待着，安安静静不被打扰，相比当面交流，他们更倾向于用各种电子设备一边“社交”，一边听音乐或看小说等处理多任务。可以说，我们人类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交动物了，而是一种好奇的多任务处理动物了。
后社交时代粉墨登场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社交媒体对我的主要价值是：我能通过它更好地理解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比如，爱因斯坦去世后，他的大脑被秘密取下并储存了起来。这个大脑成了无数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人们想知道，为什么爱因斯坦能这么聪明。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梦想重构他的大脑。
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的网上档案包含了80 000份由爱因斯坦本人写下的或由他人写给爱因斯坦的文件。这些档案从政治到友谊，无所不包。这些档案包含了许多爱因斯坦和朋友彼此沟通的信件，这些朋友包括亨德里克·劳伦兹（Hendrik Lorenz）、米歇尔·贝索（Michele Besso）、德西特（Willemde Sitter）、菲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外尔（Hermann Weyl）、马克斯·亚伯拉军（Max Abraham）、诺德斯特龙（Gunnar Nordstrom）以及许多其他人。广义相对论严格来说是“爱因斯坦和他的朋友们”组成的社区的成果，而不是一个人的。最让人吃惊的是，这80 000份文档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竟然没有一份信件提到战争，这些科学家们生活在10余万人丧生的可怕的大屠杀期间，但他们全然专注于理解宇宙，而不是疯狂的人类。
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呢？因为，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是看不到这些的，是找不到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的。他固执，曾犯下不少错误，以及和朋友间密切交流并向朋友学习等。但包含他“社交网络”的档案能还原一个更真实的爱因斯坦。
当然，爱因斯坦时代的“社交媒体”还是传统的信件。如果一定要找出上个十年里出现的各种网络社交媒体带来的最大的好消息，我会说它真正带来了“平等”，在社交网络上没有基于性别、财富、种族……的歧视，统计数据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收入、民族、教育程度、性别、地理区域……全世界人民在社交媒体的“平等使用权”上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唯一的差距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数量，但这个差距也正在缩小。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社交媒体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国家迅速普及：那些买不起个人电脑的年轻人可以直接用便宜的智能手机登录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的另外一个“民主特征”就是当某段话或某张图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病毒式传播时，这种神奇的时刻可能会在任何人身上发生。没有什么算法可以预测出到底什么会一夜成名，它几乎是不可人工操作的。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画作可能只有10个人会看，然而，一个从没有学习过画画的小孩的作品却有可能被反复分享和传播，从而引起世界级轰动。
总的来说，支持和捍卫现在的社交媒体真是一件难事，在Facebook和微信之前我们一直都有社交，只有在它们之后，我们的社交才变成了“发布状态或图片、视频”。简而言之，我认为它们不过是代表了我们正从一个社交世界向“后社交”世界过渡而已，在这个后社交世界里，社交一词显然已被Facebook和微信等重新定义和再发明，变成了一场全民线上秀场和派对。
打破社交，再想象
探讨后社交世界的社交到底有哪些可能是很有趣的，充分说明了社交一词的内涵需要被重新书写，我可以先举几个正在用全新方式社交的例子。第一个是“创客运动”（the Makers Movement）。理论上讲，“创客”只是做东西的一群人，但他们总有想要根据共同的兴趣创建一个社区的冲动和愿望，就好像当你制作一个实体的东西时，你总想分享下制作经验，从别人那里学习新的技巧，也想把自己学到的本领教给别人等。因此，创客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很自然平常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湾区一直都以“DIY”（自己动手）的文化著称。个人电脑的发展就跟一群喜欢DIY电脑的孩子组成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the Homebrew Computer Club）有很大关系，苹果电脑就诞生在那里。如今，生物科技领域的“DIY”运动也正蓬勃兴起。
如今正在兴起的“创客运动”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它让创造回归了简单，不是创造一台个人计算机，也不是人工打造DNA，就只是简简单单用木头、金属、塑料等手工制作一些物件。2006年兴起的“创客节”（Maker Faire）（创意和创造的集会，参加者多为创意公司、组织和一些DIY爱好者）应该是该领域的第一个社会运动，很快就散播到了全世界。如今，开源的硬件和软件如此之多，越来越多的创客空间甚至提供3D打印机，独立的创客们可以做的物体也越来越多，甚至可以为物联网做出智能的物体。
第二个运动是“黑客空间”（hackerspace）的兴起。现在，越来越多的黑客们开始创建真实的社交网络，某种类似“黑客反主流文化”之类的社区，比如维也纳的Metalab（2006年创立）以及旧金山的“噪音桥”（Noisebridge，2007年创立）。“嗓音桥”是由雅各布·阿佩尔鲍姆（Jacob Appelbaum）以及米奇·奥特曼（Mitch Altman，曾是杰瑞·拉尼尔的虚拟现实创业公司VPL Research的员工）创建的。如今，我估计全世界范围内应该有2 600个“黑客空间”，这种不断增长的现象就像创客运动一样，说明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仍旧渴望和需要真实的交流空间。
当Facebook和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让网络世界的友谊变得越来越疏远，与此同时，“创客运动”和“黑客空间”却在真实的世界创造着真实的友谊，也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向你的朋友展示和表达自己。
新兴的社交还有很多可能。不一定都需要有线下的交流，甚至也不一定需要有线上的交流。你要打破所有对已有社交媒体的固有印象来重新想象，如果你仍然认为社交媒体只是Facebook、微信、领英等互相分享下生活、工作情况和爱好的平台，那你对社交的理解就太局限了。
我所偏爱的新兴社交具备的主要特征是：它运用数字化工具把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做一些对人类和社会有益处的事情。我认为社交媒体真正的革命性力量也会从这类社交中爆发，因为它展示和运用的是大众的力量，它聚合目标一致的人一起贡献知识、时间或金钱，保证重要的事情能够践行。
比如，网络社交有一种新的形式是“志愿计算”（Volunteer Computing）：人们向那些需要大量计算能力才能达成某个目标的人或组织义务提供帮助，将自己的电脑“贡献”出去。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电脑也用不着，为什么不让更需要它们的人用起来呢？2015年，澳大利亚悉尼嘉万研究所（Garvan Institute）发起了“DreamLab”项目，旨在用智能手机的空闲时间帮助进行癌症研究。试想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们捐赠出他们空置的手机时间，DreamLab就可以拥有“智能手机组成的超级计算机”来进行癌症研究。
志愿计算是一种很强大的众包形式：利用群众的力量可以比传统实验室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此外，“众筹”（如Kickstarter、IndieGoGo、GoFundMe等）也可以看作是在线社交的一种创新形式，它不仅改变了创业方式，也改变了传统音乐等艺术得到资助的方式。
而开源社区则是我们最应赞赏的另一种在线社交案例。开源软件在互联网的发展史上一直都很重要。Linux和Apache项目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很多在线服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汤姆·普雷斯顿—沃纳（Tom Preston-Werner）2008年在旧金山成立的GitHub，主要为开源软件提供社交网络平台。2015年，GitHub已被全世界约120万的软件开发者所使用。某种程度上，开源软件天生就是社交媒体，因为世界各地的黑客、工程师们等都可以免费使用和完善它，它不需要让大家彼此认识，用产品就可以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起来，让大家通力合作。开源软件是当下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中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创客运动、“黑客空间”运动、众包志愿计算以及开源运动都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繁荣的中期诞生（尽管有些主要在线下，有些主要在线上，但都有着不同于之前线上社交的目标和方式），但你能从它们的活力和影响力中明白，为什么我说它们是“后社交世界的社交”的极好案例。
社交巨头们的演化趋势
像Facebook和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的未来是什么
目前，这些平台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我们正在向全世界大声“呼喊”各种关于自己的事情。Twitter喊的是：我在想什么；Facebook喊的是：我在做什么；Instagram（照片墙）喊的是：我有什么图片；YouTube（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喊的是：我的视频；领英喊的是：我做了哪些工作；Pinterest喊的是：我有什么爱好；Foursquare喊的是，我的空闲时间做什么……少数的几个大平台正在瓜分整个宇宙：谷歌掌控事实，Facebook掌控人，亚马逊掌控物品。在中国，百度掌控事实，腾讯掌控人，阿里巴巴掌控物品。
未来会有两种进步。第一种是社交媒体分享内容的质变：用3D的图片和VR视频彻底颠覆目前智能手机上的“老式”平面照片和视频。
说到目前社交媒体分享的内容，就不得不提到直播，如今的直播变得如此便捷和便宜，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24小时的电视节目。
毕竟，社交媒体主要是一场“虚荣秀”，而直播则是终极的、无节制的虚荣秀。4G手机网络让如Periscope和Meerkat之类的流媒体直播服务应用使这场“虚荣秀”成为可能。我不太确定当5G网络到来后我们还能有哪些新的社交应用。
与此同时，自拍时代迅速演变成了短视频时代，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电影人。Facebook现在每天的视频浏览量已超过了80亿次。Snapchat（一款由斯坦福大学两位学生开发的一款“阅后即焚”的照片分享应用）在2015年已有了超过60亿的每日视频浏览量，而它推出视频业务才不过短短三年。谷歌的YouTube每分钟都有超过十亿的用户添加300小时左右的视频。
这股势不可当的“视频热”创造出了视频编辑工具的巨大市场：2014年，Shutterstock首次发布了一个浏览器内的视频编辑工具Sequence；2015年，谷歌收购了Fly Labs，一个在iPhone里非常流行的视频编辑应用；Cinematiqu提供了可以制作在线互动视频的平台，Flipagram提供了提供了一个能让用户使用照片、视频、文本和音乐快速制作短视频的应用；2016年，GoPro收购了Stupeflix和Vemory来优化其视频编辑工具。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应用正在推动社交媒体去做一些比全景拍照和沉浸式3D拍摄更多的事情。比如由Fyusion公司开发的Fyuse。其他人则冒险进入虚拟现实领域，比如新西兰的8i，它可以让用户拍摄出能从不同角度体验虚拟现实的3D视频（8i还在洛杉矶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内容创作者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3D影片）。
第二种是我们跟社交媒体互动的方式。简单来说，以后我们的社交生活会被一个虚拟助理全权打理。理论上来说，社交是我们在跟他人互动，但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线上互动的背后是算法。我总开玩笑说，我们应该对社交媒体的算法更感兴趣，而不是它推荐的人。
我们每天已经被大量的算法包围，它们隐身在一个个APP后面告诉我们应该到哪里吃饭，到哪里看电影，买什么衣服以及做多少锻炼等。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采纳这些建议。比如，有几个美国人会拒绝Yelp（美国最大点评网站）推荐的排名前三的餐厅？
问题是，诸多APP和诸多算法需要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大量应用程序，让我们不胜其扰，有一到两个“智能”的应用程序替我们打理一切就尤为必要。在“后APP时代”，我们的社交生活将难以想象，因为它将很大程度上会被手机上运行的虚拟助理所控制。也许届时我们将能够让虚拟助理为我们设置想要的社交程度（根据占用时间、金钱、想要达到的效果等来量化），而虚拟助理会根据我们的设置建议我们应该参加哪些聚会，应该邀请哪些朋友来聚餐等。这并不是遥远的未来：它已经在发生了，我们也乐见于此，因为它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单。
高德纳咨询公司预测，到2018年，大约20%的人类的生意内容将会由机器创造，届时将会有60亿连接在一起的物体，到2020年，虚拟助理在移动交互中将占40%，人类的角色将被减少到对虚拟助理提出的某项请求点击“是”或“否”即可。
就好像今天我们会相信和采纳这些算法，未来我们自然会同样信任虚拟助理这个“管家”。而我们的虚拟助理同时还会跟我们的家、办公室乃至城市中的智能物体互动。因此，我常开玩笑说，未来机器的社交生活将会比人的社会生活有意思多了！高德纳还没有算上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将通过云端进行“社交”这一事实。
毫无疑问，最终几乎每个人都将使用社交媒体。在数字化时代拒绝社交媒体的少数几个人将会像那些躲到山洞里与世隔绝的僧人一样。谷歌和Facebook还计划将互联网带到那些贫瘠的、经济极为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数大约有50亿。虽然它们都声称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任务，但是，这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谷歌和Facebook都在各自领域占据了市场老大的位置，继续扩张的唯一路径就是增加接入互联网的人数。Facebook和三星、诺基亚等在2013年发布了Internet.org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将互联网推向全世界——尤其是目前占据全球2/3比重的、无法连接到互联网的地方。同样在2013年，谷歌发布了Project Loon（Google X实验室的计划之一，原计划用热气球为没有网络的地区提供Wi-Fi连接，2014年它宣布想要建立一个有180颗卫星的系统，环绕整个地球提供网络连接）。
触摸实体的渴望
有趣的是，在视频游戏、YouTube和各种线上影院的时代，线下的电影院仍然是满的，甚至比其他任何时候都人满为患，似乎人们就是喜欢扎堆，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此外，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世界各地都在增加，艺术品展览销售量也直线上升。
就我自己而言，我最近每年都会被中国的各大会议组织方付机票请我去演讲，从来没有人邀请我通过微信或Skype远程演讲。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中，硅谷的每个人都相信很快办公大楼就会被遗弃，员工们都可以直接在家上班了。结果呢，20年后的今天，有几家公司的员工能被老板允许在家工作呢？
因此，整个社会其实正在悄无声息地兴起一股反数字化的浪潮，尽管信件、图书、杂志、报纸和实体店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从城市的角落里消失，人们仍然渴望看到、触摸到实体的东西。
我尤其对实体艺术的复兴抱有很大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到博物馆参观，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画展都是重要的信号。视觉艺术尤其有价值，因为它超越了语言障碍，是一种“通用语言”，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你不需要为了欣赏中国传统书法或画作而学汉语，也不需要为了欣赏法国艺术学法语，艺术永远都是全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