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性标签标注自我的方式，重新界定身份认同的意愿，超远程联结人与人的便捷——互联网发动的新型社交革命为网络社群的出现和发展做好了准备。
今天，互联网提供了工具，“人找人”的成本已几乎接近于零，可以很容易地在线上搭建各种类型的社区。人群依兴趣标签重新组合、聚集，在每一个重度垂直的细分领域，都能够粘住数量惊人的受众。
在网络上重现的这种宛如“面对面”的感觉，犹如把我们带回到了远古时候。互联网观察者吴伯凡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曾提出了一个“数字水井”的概念，将受众在 BBS、论坛里重新集聚的景象比喻为古时候围绕水井而形成的村落。“井”本身就是村落的一个固定称谓，相传古制八家为井，而后引申为人口聚集地、家乡、故土等，所以才会有“背井离乡”、“市井”等说法。生活围绕着水源地展开，人们也在汲水时相互交换信息，水井成为最早的社交广场的一个隐喻。这种群居方式促使了村落、部族的诞生。
传媒业的理论先驱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借由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预言了“地球村”的出现。但是，互联网不是让整个人类社会变成一个 村子，反而是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带有全球化特征的众多数字村落。以至于，如学者胡泳认为，大众媒体只是历史的“插入语”，移动互联网使我们重新回到口口相传、面对面交往的社交媒体情境中。
当下，只能说网络社交还处于“数字水井”的村落形成过程中。而在此之上，未来所形成的社群，则将演化为共同体（Community）。
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研究者、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描述“民族”是什么时写道：“它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且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同时又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大多数的同胞，与他们相遇甚至是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在每一位成员心中。”
各种在线社群，形成了互联网上的新族群。在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位社群人都相信另一些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仅是一些网络昵称，并且和自己具有这一社群内相同的志趣或观点。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超越了地域、国界、种族、年龄、收入及文化背景等各种现实世界中的归类标签。
这些社群有些能长期存在，有些则短时聚集很快消散。成员也很难是固定的一群人。你能通过一个话题比如“穹顶之下”找到他们，一旦该话题热度降低，很可能这一社群就不再活跃，或者自动解散。
现实生活中的近邻比如小区居民的确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比如联合起来进行维权等，但网络上的族群则与超远距离、更大范围的共同体如民族的形成有更多相似之处。另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共同体，要与有特定目的的组织如商业企业、政府机构、军事组织或利益团体分开，虽然后者也试图通过愿景、价值观等方式扮演为某种共同体结构，但它追求的是成员的服从和统一，而不是真正的共同体所呈现的平等、民主和多样性。
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是“想象”的，是因为所有成员的“同经历性”经验的存在。一个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碰上或认识他的数亿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经历的、参与的或者是记忆中的一切，却感同身受，并抱持着天然的深信。
考察民族的形成历史，安德森认为，大众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凝聚共同体的关键作用之一。如最早的北美洲报纸，除了本地新闻外，还包含商业新闻（船何时抵达何时起航、什么货品在什么港口的时价等），殖民地的政治任命，有钱人的婚礼等，“报纸以相当自然甚至是不带政治性的方式，在一群特定组合的读者同胞中创造了一个能让这些船舶、新婚、主教和价格都共同归属的、想象的共同体”。
同时，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对崇拜仪式和纪念物的塑造，社会习俗的不断教养等，使得即使没有“面对面”的社交经验，人们依然会与遥远时空里另外一群人认同为一个共同体。18世纪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一语中的：社会是“一个合伙，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而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的合伙”。
生而孤独的人们在互联网上同样渴望重新群居，再次结为共同体。
即使相隔万里时空，大家却对彼此的存在、共同的信仰、共襄的盛举怀有没来由的互信和热忱。1993 年，彼得·斯坦纳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幅漫画，题为：“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自此成为名句。然而在今天的社交网络上，事实是没有人相信你是一条狗，其相互熟悉程度宛如近邻。那些“死去的人”——早期网络社群的定居者虽然已经淡出，但其信奉的某种精神和文化却为今人所亲泽。
因为这种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天然的，如安德森考察民族的形成那样，从一开始，它就是用文化——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中，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在网络上如何构建真正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