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意识到自身报道新闻时存在偏见和宣教呢？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答案。所有的记者都清楚他们是为特定的受众进行报道。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受众能清楚理解其中的内涵。当然，对此问题，一些记者也会比其他记者要清楚得多。
在美国，以色列是受欢迎的“盟友”，所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虐待和施暴常常是在“正当报复”观点下被报道的。而美国视古巴的卡斯特罗为敌人，因此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卡斯特罗和古巴的报道通常是负面的，完全忽视了古巴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像全国医保覆盖、低婴儿死亡率）。一旦进行新闻报道的记者意识到这样的报道模式，他们就会很审慎地进行报道，以免自己被贴上“不负责任”和“偏见”的标签。
1.谨慎对待广告商
对媒体而言，文化中的所有群体并不是都是同样重要的。国家媒体偏向那些支持国家文化、宗教、主导信念和社会价值观的群体。但是在媒体逻辑下，任何复杂的文化中，一些群体总比其他群体的作用更大。例如，新闻媒体的收入来自广告商。如果媒体对这些广告商或者广告商代表的利益进行负面曝光，就会招致资助媒体的广告商的不满。因此，新闻媒体会避免报道对他们广告商不利的新闻。
换一种说法，因为新闻媒体可以从大量现有的新闻事件中选择性的进行报道，即任何一家媒体都不能对发生的所有事件进行报道，媒体报道的信息只是所有事实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体自然地回避那些容易触怒他们广告商的报道。当然，也有例外。不过，这主要取决于这则报道会制造多大的轰动效应，或者是否已有媒体报道了此事。
2.谨慎对待政府
国家媒体对政府的权力十分敏感。一方面，通常来讲，国家政府通过法律准许媒体成立，并调控媒体。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新闻都是国家高层官员和机构告知媒体的。鉴于以上原因，新闻媒体人士在批评政府时总是谨小慎微。
例如，如果国家政府认定一些群体或国家是敌人，国家新闻媒体就会尽可能地将这些“敌人”描述得不受欢迎。如果政府无理进攻另一国家，国家媒体就会像体育赛事的拉拉队长一样站在国家这边为其加油鼓气。此外媒体还常常为政府错误的政策和法案道歉。
也有例外，那就是当国家媒体和在野党有关时，这些媒体就会受到在野党所代表的权力和利益的保护，媒体也会报道他们政治支持者的观点。在美国，这样的新闻报道通常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影响，但是两党在基本的世界观和信念上是一致的。两党在敌对和友好国家的划分、主要经济力量和权利以及资本的聚集上都存在共识。
媒体持特定的观点来报道新闻，这些观点代表了能够在经济上影响媒体的集团的利益，并且这些观点还深深嵌入到社会意识形态当中。尽管媒体对利润的关注不那么明显，甚至被隐藏，但是新闻媒体关注利润是铁定无疑的事实。
美国电视网络解雇了一些报道记者，并且关闭了一些外语报道机构以减少机构的开支。他们通过将新闻报道划分为生活、名流、娱乐等版块专题来吸引受众，并且用敏感的性、犯罪和庭审故事来填充他们低预算、高回报、黄金时段的“新闻杂志”节目（Downie＆Kaiser，2002，p.10）。
3.谨慎对待权力集团和利益
新闻媒体常常希望用最少的支出换来最大的利益。调查性新闻报道比现成的新闻（新闻发布会、记者会、和演讲中的新闻）花费要多得多。而权力集团意识到，若是不能维持在公众中受欢迎的形象，就会在文化中失去权力地位，便一直积极地投资经营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因此，在权威媒体（需要新闻报道）和权力集团（依自己的利益产生，传播新闻）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没有国家存在例外。
包括制造、交通、农业、武器制造、航空、司法机构（监狱、警察、律师、社会工作者）、建筑、银行、汽车、保险、公共关系广告、广播和娱乐等在内的行业都依据其自身利益来调控每日的新闻报道。从事管理、立法、司法、军事和情报工作的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也根据自身的利益调控着每日的新闻报道。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工会和其他团体同样也是按照自身的利益调控着每日的新闻报道。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大萧条，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冷战拉开帷幕时结束。在报道大萧条时，记者通常反映已有的观点，对权力集团的失误很少提及。对于私人公司、娱乐行业的新闻炒作和政府的新闻监管，记者也很少提出质疑。
由于大多数人关于世界的基本信息都来自大众媒体，因此，积极的新闻报道对于维持一个积极的公众形象至关重要。
4.审慎对待竞争媒体
新闻媒体会报道其他媒体关注的内容。当一些主流媒体对事件进行“大篇幅”报道时，其他的媒体通常也会对此事进行报道，以免自己被视为报道缺席。主流媒体像“牧群”一样行动，都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他们的领头者。在任何国家，各家报纸上的国内外新闻都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