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是简单的，你只要机灵小心就会获得成功，那么生活就是可控制的。如果生活是复杂的，要接受命运变幻的裁判，那么生活就不太容易掌握。研究证明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充分的信心来把握自己。亚洲人不是努力来控制形势而是极力地要适应形势。社会心理学家贝思·莫林、北山志乃和宫本由里让日本和美国的学生谈一谈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在哪些事件中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哪些事件中他们可以控制形势。适应形势的发展对日本人来说显然已司空见惯，而控制形势发展对于美国人来说更普遍。莫林也问了她的参与者在每种情形下的感受。在遇到要适应形势的发展情形的时候，美国人感到很尴尬、焦虑、无能为力，而日本人则没有这种感受。
其他证据也显示那种控制局势的感觉对亚洲人不像对美国人那样重要。对亚洲人、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的一项调查发现：能够控制生活的这种感觉对于欧裔美国人来说是与心理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来说，这种联系就没那么强烈。而西方人认为自己直接的控制权至关重要，亚洲人却认为如果与他人同舟共济，那么结果会更好一点儿。
组织心理学家P.克里斯多弗·厄雷让中国和美国的管理人士在不同情形下担任一些管理任务。这些管理人士假设自己独立工作，或者与来自同一地区、兴趣相投的人一起工作，或者与来自另一地区、没有什么共同点的人合作。而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在所有情形下都是独自工作。参与者们在想，与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合作的情况下，他们的成绩要从群体水平来评估而不是从个人的水平来评估。中国的管理者认为与群体内的人合作比自己独立工作或与其他群体的人合作业绩要好。美国人认为自己独立工作时业绩最好，不管是在群体内工作还是在群体外工作。但其实结果并没有区别。
“人多保险”这句格言或许起源于西方，但是社会心理学家山口百介及其同事指出日本的大学生比美国的大学生更坚信这一信条。他们告诉这些参与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对找到在完成一项指定任务中的“不愉快经历”（例如喝下苦涩的饮料）的影响很感兴趣。参与者们或者被指派到可以控制的情形下工作，或者在有着不愉快经历的情形下工作（是哪种情况要依据抽签的结果而定）。
在实验中的确有两种情况，但是这两种情形是“单独”式和“群体”式。“单独”式的参与者要抽4个签，每个签上面有一个个位数字。参与“群体”式的，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他们是4人组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要抽一个签。对处于两种情形中的参与者来说，4个签上的数字总数决定谁来喝下苦涩的饮料。山口及其同事问这些参与者成为这种不幸人选的可能性有多大。（没有什么客观理由会使参与者认为这两种情形下这种机会有什么差异。）日本人认为在“群体”式情况下，他们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逃脱这种不幸。美国男性认为在“单独”式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逃脱这种不幸。美国女性与日本女性的想法一样，她们也认为在“群体”中更有可能逃脱。
西方男女的差异比东方男女的差异要大，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罕见，山口的研究以及在这一部分后面将要谈到的内容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会发现属于东西方文化的同样的性别差异——或者是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性别差异。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关认知和感知差异的社会起源理论，我们可以说这两种文化的女性在看问题的时候比男性更全面，但是我们发现这只说对了一半，性别差异总是比文化差异要小得多。我们难以指出存在性别差异和不存在性别差异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对于亚洲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从整体上理解世界比片面地看世界要容易理解得多，亚洲人更喜欢集体控制而不是个人控制。对于西方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是由孤立的物体构成的，理解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它们的背景，西方人高度倾向于个人控制。东西方人眼中的世界的确很不相同。
西方人心中的世界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可以控制。社会心理学家艾伦·兰格把“控制的幻想”定义为对个人成功的期望超出客观可能性所能提供的保证，她认为这是一种怪癖。这种幻想有时候对你可能是一件好事。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人们误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在他们的工作中周期性出现的嘈杂、混乱的噪音时，他们的日常工作会做得更好。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幻想的表现形式使我们看起来很傻。在我特别喜爱的一项研究中，兰格走近一座办公楼里的人群，问他们是否愿意购买1美元的彩票。如果这个人说愿意，她就会给这个人一张彩票或者把一沓彩票呈扇形展开、让这个人从中选一张。两周后，她又走近所有买过彩票的人，她说许多人都想买彩票，但是彩票都卖完了。人们会把彩票再卖出去吗？如果可能，价钱会是多少？通常，直接从她手上接过彩票的那些人愿意以2美元的价钱把彩票卖出去，而从她手中挑选彩票的那些人提出要以9美元的价格出售！
我们所了解到的许多情况都表明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那么容易受这种控制幻想的影响，也不像西方人那样那么关注与控制有关的问题。我和季李军、彭凯平用我们新的共变探测实验和杆框测验对这一认识进行了检验。
在共变探测的新方法中，其目标就是，在给出电脑左半边屏幕上出现的特定物体的情况下，判断出在电脑的右半边屏幕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特定物体。我们让参与者来控制哪个物体出现在电脑屏幕的左半边，并允许他们来选择左边物体和右边物体出现时每次实验所花费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和中国人看到了同样的共变，美国人像中国人一样自信。而且，美国人对他们所看到的共变程度掌握得相当精确，而中国人实际上在控制这个实验时比在不掌握控制权的情况下精确度稍差一点儿。
在杆框测验中，我们让参与者控制杆，允许他们自己转动这个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他们自己判断的精确度更加自信了，而东亚人的自信心没有增加。美国的男士们，在一开始就是群体中判断最准确的人，而实际上也变得更为自信。东亚人和美国女性其精确度的判断并没有因为拥有控制权而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