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思考世界未来的时候，我们心中常想，如果地球继续如我们所见般运转，世界的未来将会落在何处。我们没有认识到世界并非是在做直线运动……它运动的方向在不断发生变化。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家
我们可能会认为明天和今天是一样的，同样，当我们感觉到运动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明天与今天的不同就如今天与昨天的不同一样……人的寿命延长了，它还会延长下去。一年内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它还会继续减少……我们越敏锐地感觉到过去的运动，就越强烈地坚信未来的继续。
——伯特兰·德·乔维拉，政治哲学家
结果证明，“我们的”假设太概括了。古希腊的哲学家坚信事物变化不大，或者说，如果事物确实在变，那么未来的变化与现在的变化一样，在向同一个方向、以同样的速度在继续。现代西方人也普遍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就如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哲学家那样，现代亚洲人普遍认为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特定方向的运动，远不能说明未来的变化也向同一个方向发展，这或许只是事物的发展改变方向的一个信号。
这些对变化的不同观点源于对这个复杂世界的不同理解。如果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关注得太少，让这个世界看起来是个简单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无法预期这个世界会有太多的变化。如果有变化出现，那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种变化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关注到了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看起来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会认为静止是一种例外，变化是永恒的。起作用的因素的数量越多，改变变化的速度，甚至是变化的方向的可能性就越大。道家循环论的观点或许就源于这些有关复杂性的理论。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解释，世界在不断地重复原来的状态这种认识促进了世界复杂性的设想。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或许这两种倾向都在起作用，并相互依赖！
我和季李军（他当时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苏岩基（来自北京大学）一起研究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变化的想法。在一项研究中，我们问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和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什么情况下，一些事情会发生剧变。例如，“露西娅和杰夫是同一所大学大四的学生。他们约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毕业后，在什么情况下，他们的关系可能破裂？”
有4个项目是询问变化的可能性的。在所有这4种情况中，中国人认为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而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可能性要小。一般来说，中国人认为变化的可能性在50%以上，而美国人则认为变化的可能性只占30%。
在第二项研究中，我和季李军、苏岩基给北京和密歇根的参与者看了一个小册子上的12个曲线图。每一个曲线图都表现了随时间变化而呈现出的变化趋势，比如世界经济增长率或世界癌症死亡率。例如，1995年、1997年和199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变化百分比）分别是3.2%、2.8%、2.0%。
我们问这些参与者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会上升、下降还是仍保持原来的水平。
图4–3 正增长和负增长的例子
我们所给出的趋势是或升或降，其变化率或加快或减缓。这幅图显示的是正增长曲线和负增长曲线。我们推断变化比率增长越大，中国人越有可能预见世界经济增长率会减缓甚至是下降。在一定方向的迅速变化就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向相反方向发展。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增长的加快能有力地表明在特定方向的继续运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对正增长趋势的评估比对负增长趋势的评估更会凸显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差异。就如我们所预料的，我们发现美国人比中国人做出了更多与增长趋势一致的预测。实际上，这12条曲线的情况都是如此。如果某种趋势呈上涨势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有可能做出经济将继续上涨的预测。如果这种趋势呈下降势头，美国人就会做出经济将继续下降的预测，中国人则不然。
对此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研究中，我们把同样的12幅曲线图及其最初的三个数据展示给新一轮参与者，让他们在图上标出他们自己认为的接下来的两个数据的位置。美国人会使这种趋势向同一个方向、以同样的比率延伸，而中国人的预测则是趋于稳定或者更有可能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用来解释变化的直线运动与循环运动的观点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跨度。托马斯·莫尔1516年写的政治随笔对完美政府的形式进行思索。莫尔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来命名他所推崇的理想社会。这个词是一语双关，起源于希腊语，既是“没有这个地方”（nowhere）的意思，也有“好地方”（good place）的含义。莫尔的乌托邦在西方文明史上既不是空前的，也不是绝后的，在历史长河中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清教徒主义、震颤派（震颤派教徒，1747年起源于英格兰的基督教组织中的成员，过着公社式的生活并信奉独身主义）社区、摩门教、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乌托邦是模仿《圣经》中的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乐土的思想而塑造的，除了这一点外，西方的乌托邦还有5个突出的特点，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他们与中国儒家和其他中国早期思想家的信念截然不同——他们的信念就是完美的世界存在于过去，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从现在低级的状态回到完美的过去。
而西方的乌托邦则认为：
• 我们是稳步地、几乎是直线型地走向这种理想社会的完美境界；
• 一旦达到了这种境界，就会成为永恒的状态；
• 这种境界是通过人类的努力达到的，而不是靠什么命运或神灵的介入；
• 这个社会通常都是人人平等的社会；
• 通常是基于对人类本质的几个极端假设。
这些属性在许多方面都恰好是东方人心目中未来构想的对立面，东方人倾向于找到极端事物之间的中间道路，他们所设想的是回复而不是继续向前。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希伯来人在这些方面和中国比与希腊更为接近。他们的乌托邦——伊甸园——是在过去，他们最多是希望恢复伊甸园。他们对变化的本质的看法与中国人的看法相似——他们对生命的阴和阳有明确的概念。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的先知在犹太人一帆风顺的时候卖掉了他们的房地产——因为他们感觉到事情肯定要向坏的方面转化！这种生活态度在现代的犹太人群体中仍然存在，无数的笑话也传达了这样的观念。儿子：“妈妈，猜这是什么——我在抽彩中赢了一辆庞蒂亚克！”母亲：“单是税收一项就会把我们送进贫民窟。”
如果对于人类发展方向设想的差异永久存在的话，如果人们对个人生活方向也做一个类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未来会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从坏到好或者从好到坏。而东亚的人们会预料他们的生活要经历命运的反复——从好到坏再到好，或者从坏到好再到坏。为了验证这些可能性，我和季李军、苏岩基让密歇根和北京的学生预测他们自己幸福生活的路线图。我们给出了18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供他们选择。6种是线性的——直上或直下，但是都伴随着上下波动。12种是非线性的——或者停止不动，或者改变了最初的生活方向。几乎有一半的美国人选择了线性的路线作为他们最为可能的生活方向，而选择线性路线的中国人却不到1/3。
东亚人就如他们的先辈一样认为世界充满了变化，一切事物都是循环往复。西方人（或者说至少是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其他西方人的资料）认为蓬勃兴起的东西并不一定会衰落下去。
在上一章，我们了解到现代亚洲人的社会组织和习惯与古代中国人相仿，而现代欧洲人的社会组织和习惯与古希腊人相似。在这一章，我们看到现代的亚洲人就如古代的中国人一样从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他们看见了大环境，特别是那些背景（不重要或不引人注目的）事件；他们善于发现各种事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复杂的、极为易变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他们认为事件的发展是在极端事物之间的循环运动；他们还认为对事件的控制需要与他人协调配合。现代的西方人像古希腊人一样，他们从分析的、个人主义的角度看世界；在他们看来物体是脱离环境的孤立个体；他们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直线式的运动；他们还认为是他们自己在亲自控制事件的发展，即便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还是这样认为。亚洲人和西方人不仅世界观不同，而且看世界的方式也有极大的差异。亚洲人看到的是一个大画面，他们看到的是环境中的物体——因此，他们在看物体的时候很难把物体与其环境分开。西方人关注物体而轻视其背景，他们比亚洲人看到的一定环境中的物体和关系要少得多。
如果一些人用广角镜来看世界——看到的是背景下的物体，而其他人则主要聚焦于物体本身及其属性，那么这两种人对事件发展的解释肯定是迥然不同的。从广角镜的角度看世界的人可能会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由复杂的、相互联系的背景因素引起的，而相对来说视野狭窄的人则倾向于从物体本身的属性来解释事件的发生。在下一章，我们要看一看不同的世界观是否与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因果解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