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倾向于把行为归因于背景，而美国人则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做事的人，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在上一章我们了解到，东亚人比美国人更关注背景，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可能被归结为造成某事的重要原因的东西。反过来也同样有道理：如果人们认为某种事物具有因果的重要性，那么人们就会关注它。因此，因果关系和关注焦点相互强化的理论形成了一种循环。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原因的归属差异反映了关注焦点的差异。发展心理学家琼·米勒，第一个对原因归属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人，对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国人进行了比较。他请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年参与者描绘他们认识的一个人的行为，他们“认为是做错了”的行为和他们“认为对他人有益”的行为。美国人倾向于用做事人的人格特点及其他性情来解释其行为：“萨利善解人意、性格开朗、待人友善。”这样进行归因的美国人是印度人的两倍。而印度人则倾向于用背景因素来解释行为：“天黑了，没有人帮忙。”用背景因素进行解释的印度人是美国人的两倍。
美国人和印度人并没有给出不同的答案，因为他们是在描绘不同类别的事件。当米勒让美国人来解释印度人所提到的行为时，美国人还是从他们自己发生这种行为而做出的性情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在一个特别附加的重要例子里面，米勒指出要学会如何从文化认可的角度来解释行为，这需要时间。两种文化中的儿童在这些解释中没有什么差别。一直到了青春期，印度人和美国人才会在观点和行为上产生差异。为了使这个精彩的研究更上一层楼，米勒也询问了英印混血儿，他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西化了。他们对性情和背景的归因介于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国人之间。
一个周一的上午，我们围在冷水机旁讨论，这是我们最喜爱的活动，我们讨论的是游戏如何论输赢。结果证明美国人和亚洲人给出的游戏获胜或失败的原因是不同的。组织心理学家菲奥娜·李及其同事分析了美国和中国香港体育运动专栏作家对足球教练和运动员因果归因的描写。美国人认为足球赛的结果主要归因于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新手辛普森带领队员们进了11个球，但是球队获胜的关键在于防守。”“我们拥有一位十分优秀的守门员，他是去年决赛的最佳防守球员……”而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和教练的归因往往是指其他队的队员和背景：“我们很幸运地在终场时以一分的优势获胜，我对战胜他们一直都充满信心。我猜想南华队在踢完锦标赛后有点儿累了。”
亚洲人和西方人这种归因的差异比对人类行为认识的差异更深刻。莫里斯和彭凯平证明中国人倾向于把录像中鱼的行为归结为是外部因素引起的，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内因作用的结果。彭凯平及其同事证明，在对物质因果关系的感知方面，东西方的差异仍在不断加深。他们向中国和美国女性展示了一些比较抽象的漫画，如图5–1所示。每一个画面都表现了某种形式的运动，比如与流体力学、磁性或空气动力学有关的运动。如我们所料，参与者把图中最上面的序列解释为是一种轻的物体（球）浮在液体上面。在接下来的类似漫画中，这个圆形物往下降落，经过上面的线，停留在下面的线上。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参与者认为这种运动是重物体落进装液体的容器底部的运动。接下来，参与者要回答物体的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内部因素的影响（导致该物体下降的是物体内部的或者是属于该物体的东西）。美国人认为这些运动源于内部因素的可能性比中国人认为的可能性大。
图5–1 电脑上演示的容器中液体的运动轨迹
英国控制中国香港达100年之久，香港的儿童在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即便是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人在文化和语言方面仍然受到西方的强大影响。这就使香港这个城市成为一个有趣的跨文化研究的实验室。
结果证明香港市民在面对两种文化图景时，他们可以以东方或西方的模式来思考。洪瑛宜（音译）及其同事给香港大学的学生看了与莫里斯和彭凯平的关于鱼的漫画类的照片。但是，他们首先展示的是表现西方或东方文化的图片。他们向一些参与者展示了一些与美国文化紧密联系的图片，例如众议院、马背上的牛仔、米老鼠。他们向另一些参与者展示了与中国文化紧密联系的图片，例如龙、庙、一个人手持毛笔在写汉字。第三组参与者看的是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性风景图片。在给参与者们看了一些图片之后，洪瑛宜与她的同事们又给他们看了一幅漫画：一条鱼游在其他鱼的前面。然后他们问这些参与者这条鱼游在其他鱼前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看了与美国文化相关图片的参与者们给出了更多与鱼的个体动机相关的解释，而看了与中国文化相关图片的参与者们则从这条鱼与其他鱼和背景的关系这方面给出了解释。而看了介于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图片的参与者其解释也介于两者之间。
彭凯平和他的同事埃里克·诺尔斯对亚裔美国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人既有亚洲人的特征也拥有美国人的特点。他们给学生们看了一组物理运动的画面，然后问在多大程度上物体的运动是源于属性因素（例如形状、重量）或环境因素（例如重力、摩擦力）。但是，他们首先请这些参与者回忆能凸显他们的美国人特征或亚洲人特征的经历。具有凸显美国人特征经历的参与者比具有亚洲人特征的参与者更看重内部原因的重要性。
我和阿若·诺仁扎彦、崔英奎向韩国和美国的大学生问了一些问题，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他们关于行为原因的理论。有几段话是关于人们行为原因的，我们请他们指出这些原因的主次。每一段话开始的几个句子内容如下：
（1）人的行为主要由其性格决定。一个人的性格预先就决定并引导着这个人以一种方式行事而不是采取另一种方式，不管这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
（2）人的行为主要由其所处的环境决定。环境的力量如此强大，我们可以说环境比人的性格对人有更大的影响。
（3）人的行为总是由他们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共同决定的。我们不能说性格或者环境是我们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
韩国人和美国人都认为性格在决定行为方面是很重要的，比起美国人和韩国人把环境因素以及环境与性格的共同作用看得更重要。
我们也问了参与者们与性格可塑性相关的几个问题。比如，某个人的性格是不是一个人不能改变的东西。韩国人认为性格是容易变化的，美国人则这样认为。
美国人认为性格是相对固定的，而亚洲人认为性格是有可塑性的，我们对此不会感到奇怪。这与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世界是静止的传统和东方长期以来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传统是相一致的。
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莫里斯、梁觉和希娜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对各种谈判策略有不同的偏好，这或许与性格的适应性有关。某个人的举止可以说是好战而又不讲道理，但是你又必须要与这个人达成协议，他们问中国香港和美国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哪种裁决方式。中国香港的参与者会选择询问式的裁决方式，在这种裁决中，由第三者对争论者提出问题，极力达成共同一致的意见。而美国人则喜欢由律师出任代表的对抗式的裁决。
我们是否可以说亚洲人具有与西方人根本不同的人类性格？亚洲人是否认为人们彼此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别？或者说亚洲人看到了人类之间的差别，但是从特点方面来说，看起来有点儿令人费解或者说与西方人毫不相干？
或许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1982年，我在中国的时候，已经经历了30年的社会和经济试验的中国因为长期的创伤和未预料到的困难，人们的思想还有点儿遮遮掩掩。中国的文化在过去和现在都与西方的极为不同。就如这本书所指出的，在世界观、感知和思维过程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是，在3周之内，我就发现我能够与房东谈论其他的中国人。我们谈方先生的庄重和谦逊、单先生的傲慢、林小姐的保守，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彼此。幸运的是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研究人员有大量证据显示东方的性格理论与西方的很相似。主要的性格特质——人格心理学家称之为五大性格模式——不断在西方人的群体中被发现。西方的性格测试被翻译过来，在对中国人、韩国人或日本人进行测试时，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要素，尽管有时候只有其中的4个因素是相同的。
测试条目不是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而是研究人员以当地文化中共同的行为为基础创造出来的，这个时候，文化心理学家杨廓舒和迈克尔·邦德发现这里面也有相当好的重复特征。接下来，张妙清和她的同事们力求建立一个“本土”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他们从中国当代流行小说、有关中国谚语的书籍、中国人自己的描绘、普通人和专业心理学家提供的性格方面的资料中选择一些条目。根据这些条目，张妙清和她的同事们构建了一个“中国人个性测量表”。他们用这个测量表来分析中国香港和内地抽样调查的人群。他们发现了4个要素，其中三个大体上与西方五大性格模式中最强有力的外向型、不稳定型和责任感型的性格一致。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个从西方发展过来的测试中有一个要素没有出现，他们把这个要素称为“中国人的传统”要素，就是与维护人际间和内心和谐相关的性格描述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被翻译成西方语言，还能发现这个要素，那就太有趣了。对于西方的研究人员来说，在他们思考性格的时候，和谐并不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特征，但是这个特征对西方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