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运用性格维度这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为什么西方人在解释行为时总是那么强烈地依赖于人格的特质呢？其答案可能是因为东方人更关注情景因素并且认识到了这些因素对行为产生的重要性。因而，东亚人受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提出的“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就比较小。
假如你看到一个人在请一个大学生带领献血者在大学校园里参观一天，而这项服务的报酬很少——比最低工资还少。假如这个学生拒绝了，你认为这个学生会为即将到来的红十字会捐血活动主动帮忙吗？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假设你的一位朋友看到另一个学生要带领献血者参观，其报酬相当可观——高出最低工资50%以上，而这个学生欣然同意了。你认为你的这个朋友会认为这个学生会在献血活动中帮忙吗？或许这个学生比你看到的那个学生帮忙的可能性要大。如果是这样，你和你的朋友都犯了基本归因错误：把行为归因于这个人的性情而不是重要的环境因素——也就是钱——钱是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这种错误——无视行为发生的背景，而是从性格的角度来解释行为——极为普遍。这使得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正在接受一项重要工作的面试的人会很紧张；在某个晚会上性格内向的人（在这儿碰巧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一般都比较羞涩；对熟悉的人、讲起自己比较熟悉的话题滔滔不绝的人是一个有教养而又十分自信的人。
第一个用实验有力地证明这种错误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E.琼斯和他的同事们。在196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让大学生们读一篇声称是另一个学生写的发言稿或文章。另一个学生就是实验的“目标”。要求这个实验“目标”写的演讲稿或文章是支持某个问题的某一方面的。例如，在政治课上写一篇支持卡斯特罗领导古巴的文章或者是在一次讨论课上做反对大麻毒品合法化的演讲。参与者要指出写这篇文章或做这个演讲的“目标”学生的真实想法。由于受到情景的强烈限制，参与者们认识到他们对“目标”学生的真实想法一无所知，但是，“目标”所说的一切却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目标”说他支持卡斯特罗对古巴的控制，参与者就会认为其观点就是这样的；如果目标说反对大麻毒品的合法化，那么参与者就会认为这就是“目标”的观点。
结果证明，这种错觉很具影响力，即便是东亚人也受到了影响。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都参与了这样的实验，他们也猜想“目标”对象的态度与他们在文章中读到的是一样的。但是东亚人与美国人所受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如果东亚人事先处于“目标”的位置上，他们就不会这样。我和崔英奎让参与者写一篇关于某个话题的文章，要站在某个立场上，在写的过程中要用4个论据来论证，让他们能够设身处地。然后，再让他们读与他们处于同样情境中的人的文章。确切地说，这种做法对美国人没有丝毫影响。他们依然从性情上来推断他人，他们似乎从未体验过“目标”对象所处的情境。但是这种体验使韩国人避免出现以上的认知。
另一项证据显示突出情境因素对亚洲人的影响比对西方人的影响大。我和阿若·诺仁扎彦、崔英奎让美国和韩国的大学生读两个电影脚本中的一个，然后让他们猜想“目标”对象会不会给某个人公共汽车费。两个脚本的开头如下：
你恰好遇到一个新邻居吉姆。当你和吉姆在附近散步的时候，一个衣着考究的人向吉姆走过来，解释说他的车坏了，需要叫一个机修工。然后，他用一种近乎尴尬的声音向吉姆要25美分来打电话。你发现吉姆在搜寻口袋，找到25美分后，把钱给了这个人。又有一天，吉姆要赶公共汽车上班，他正向公共汽车站走去。这时候，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带着一些书向吉姆走过来，很有礼貌地问吉姆是否可以借给他1美元乘公共汽车，并解释说他把钱包忘家里了，但是要乘公共汽车上学。
一组参与者读的脚本中，吉姆搜寻口袋，发现自己还有几美元；而在其他参与者读的脚本中，吉姆发现他的钱仅仅够他自己的车费。韩国的参与者们认为如果吉姆发现自己有几美元，吉姆就会给这个青少年钱，如果发现自己只有1美元可能就不给了。
我们给参与者看了总共6个不同的电影脚本，每一个脚本都有两种不同的版本。我们发现韩国人比美国人更容易受情境信息的影响，他们指出如果情境因素对给出的行为有推动作用的话，这个行为就会发生，反之则不会。
因此，因果归因的证据与感知的证据是相吻合的。西方人主要关注处于焦点位置上的物体或人，亚洲人更关注背景以及物体与背景之间的关系。西方人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物体而引起的，亚洲人则认为背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