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外行和专业的历史学家看来，1991年苏联的解体或许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少数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罗马帝国的衰亡、第三帝国的兴起，以及美国人在苏联人之前成功地登上月球，更不必说那些不太轰动的事件了，评论员认为从常规来看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评论员强烈地预感到了这一点，却难以预测。在我们努力对过去进行“预测”时，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1）至少回想起来，不会认为事情还有另外的情形；（2）甚至会认为，实际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事先”预测到这些事件会怎样发生。
我们如何知道人们会犯这些错误？认知心理学家巴拉克·费谢霍夫找到了一种精巧的方法，可以测出人们是否高估了他们可以预测到特定事件结局的程度，以至形势发生不同寻常的变化时不够惊讶。费谢霍夫向参与者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以确立多个历史事件的背景。例如，费谢霍夫描写了1814年孟加拉的形势，那个时候，英国企图加强对印度的控制。他们不得不对付来自廓尔喀族人（尼泊尔的主要居民）的袭击。英国的指挥官决定占领山区来对付廓尔喀族人的袭击。费谢霍夫提供了入侵时的详细背景信息，然后问参与者结果会怎么样。他告诉其他参与者同样的信息，但是也告诉了他们真实的结局（僵持状态）。他问这些参与者如果没有告诉他们这样的结局的话，他们会认为是什么样的结局。费谢霍夫发现如果参与者知道了这个结局，他们通常会高估这种可能性。
我和崔英奎认为如果人们愿意建立明确的因果模式，那么就比较容易避免这种后知之明的错误发生。明确的模式可能会找到预示不止一种结局的因素，结果，人们可能就不会认为某种特定的结局会出现。而且，当人们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人们会感到很意外。意外可能会促使人们搜索可能的相关因素，并修正这个模式，从而使人们对这个世界有更精确的了解。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塑造不够明确，如果有众多因素被认为是与特定的结局潜在相关的，那么就比较容易想到一个特定的事件会如它实际发生的那样发生。我们在一系列对韩国人和美国人的比较实验中对这些看法进行了测试。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告诉参与者们有关一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是一个仁慈而又虔诚的人。当他穿过校园去布道的时候，他碰到一个人躺在门口求救。我们告诉参与者这位神学院的学生布道迟到了。
在情形A中，参与者不知道这位神学院的学生做了什么，我们让他们谈一谈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发现这个学生没有帮忙他们会多么吃惊。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认为这个学生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是80%，并且指出如果这个学生不帮忙，他们会感到十分意外。在情形B中，我们告诉参与者这个学生帮助了这个求救者。在情形C中，我们告诉参与者这个学生没有帮助求救者。我们问情形B和C中的参与者，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学生做了什么，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这个学生的实际行为会让他们多么吃惊。情形B中，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指出他们认为其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为80%，这个学生确实提供了帮助的话，两组参与者们都不会感到意外。在情形C中，这个学生出人意料地没有救助那个求助的人，情形C中的美国人说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提供救助的可能性为80%，而这个人没有提供救助，这使他们感到极其意外。相反，情形C中的韩国参与者说他们认为这个学生提供救助的可能性只有50%，这个学生没有提供救助，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因此，美国人感到意外而韩国人没有，韩国人表现出后知之明的偏见。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个场景描写的是对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做的一个真实试验。在我们研究中的那些杰出青年很可能会救助倒在大门口奄奄一息的人——除非他们十分匆忙。
我和崔英奎进行了另一项研究，这个研究证明东方人对不曾意料到的结局不像美国人那样大惊小怪。我们向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描绘了我们的研究，或者对每项研究给他们一个假定或者是两个互相冲突的假定——一个假定预测的是该项研究的真实成果，另一个假定的预测则正好相反。例如，我们告诉一些参与者研究现实主义可以促进心理健康。我们告诉其他参与者的假设是乐观主义可以促进心理健康。然后，所有的参与者都去读实际的研究，发现现实主义促进心理健康。我们让参与者指出这个发现多么令人吃惊、多么有趣。当我们给出两个强烈对立的假定的时候，美国人感到更为意外，并且认为这项研究更为有趣，而当我们给出两个相反的假定的时候，韩国的参与者并没有感到比只给出真实发现的假定更为意外或有趣。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东方人在认为世界是极为复杂的这个观点上比西方人更接近真理，西方人在他们所建立的世界的明确模式方面无疑是太过于头脑简单了。东方人常常在应该感到惊讶的地方却不感到大惊小怪，这或许是他们为更加适应一系列可能的因果关系所付出的小小代价。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简单的模式是最有用的模式——至少在科学上是如此——因为这样的模式易于反驳，从而也易于改进。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物理命题都被证明是明显错误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可以经实验进行探索的，中国人则不这么认为，结果是西方人创立了现在的物理原理。中国人或许已经了解了超距作用的法则，却没有办法改进它。当这个原理被证明是正确的时候，实际上是西方的科学家的功劳。他们最初不相信这个原理，而实际上是他们提出所有的运动都是碰撞时才产生的，各种物体只能在相互碰撞时才能发生作用。
西方人在科学上的成功，以及他们在进行因果分析时会犯某些错误，这些都有同样的根源。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促使人们建立情景模式，从而达到这些目标，进而又使人们把从结果到可能的原因这样逆向的研究模式化。有了系统的检测模式的方法，就如在科学上一样，这个模式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西方人的模式明显地太局限于目标物体及其属性，而忽视了背景可能发挥的作用。当我们将嘈杂混乱的日常生活模式化时，辨别错误就更为困难。一个错误的模式是难于纠正的。因此，西方人尽管有科学的头脑，但是他们尤其容易受到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高估了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西方人偏好简单，东方人喜好复杂，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他们不同的归因方法。他们的偏好延伸到了更普遍的组织知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