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因果推理的差异比对背景或物体的偏爱要宽泛。西方人似乎更多地关注因果归因。历史学家渡边雅子在研究日本和美国的小学生、大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对历史事件的处理方式中很完美地论及了这一点。
日本的老师首先详细确定特定事件的发生背景。然后按年代顺序讲述重要事件的进程，讲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老师鼓励学生通过思索历史人物所处的背景与学生们日常生活情景的相似之处去想象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状态，其行为就用这些感觉来解释。重点放在最初的事件上，这个事件是以后发生的事件的推动力。当学生将自身的情感投注到历史人物身上，包括日本的敌人，这样的学生就被认为是具备了从历史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在日本的课堂上，经常提出“如何”这样的问题的频率是美国的课堂上的两倍。
美国的老师在讲述背景方面不像日本老师那样花费那么多时间。他们从结果开始讲起，而不是从最初的事件或导火索讲起。在讲述的过程中，他们打乱了事件的年代顺序。相反，对历史的讲述主要是通过讨论认为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因果因素进行的。（“土耳其帝国的瓦解主要有三个原因。”）当学生们能够举出适合某个结果的因果模式的例证时，他们就具备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推理的能力。在美国的课堂上，经常提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的频率是日本的课堂上的两倍。
渡边称美国的历史分析为“逆向”推理，因为他们是从结果—原因的顺序来讲述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她指出了美国的历史分析与把目标作为推理的方向之间的相似性：先详细说明要达到的目标，然后规划出使你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模式。她还指出目标倾向是西方人的特点，具有本位主义的意识，而亚洲人是没有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是希腊人而不是中国人在研究自然现象的因果模式。自由的人很自然会采纳“逆向”塑造事件、因果分析的方式来确立有关某个物体的目标，然后拿出方案来达到这样的目标。渡边引用一位美国英语老师的话：作为日本学生第二语言，“美国的老师很难理解日本学生写的文章，因为我们看不到其中的因果关系……而在美国，因果关系是最起码的逻辑”。
与他们所生活的复杂性较少的世界相一致，西方人看到的与对这个世界相关的因素的了解比东方人少。崔英奎及其同事向美国和韩国的参与者描绘学物理的中国学生杀人的故事。崔及其同事提供了100条与学生、教授、学校等有关的信息，然后，让参与者排除那些可能与杀人动机不相关的因素。韩国的学生认为只有37%的信息是不相干的，美国的参与者认为55%的信息可能是不相关的。（他们也对亚裔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介于欧裔美国人和韩国人之间。）
崔英奎及其同事还发现相关因素的比率与个人所持世界整体观的程度有关。他们对参与者进行“整体论”问卷调查，这个问卷会显示出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事件彼此相关。下面是一些例子：
• 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事物相关的。
• 不考虑整体就不可能理解局部。
崔英奎及其同事发现韩国人比美国人更相信整体观。然而，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韩国人，个体看问题越全面，就越不愿意认为某个信息可能是不相关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思想开放、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这种思想也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