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对脱离语境（脱离语境就是指脱离内容看论证结构）的怀疑以及对只根据抽象的命题进行推理的厌恶与东方人对逻辑缺乏兴趣有着固有的联系。我和阿若·诺仁扎彦、爱德华·E.史密斯、金秉俊的两项研究表明了21世纪的亚洲普通人如何仍然保持着这种状态。
考虑下面的两个归纳论证。其中一个是否比另一个更令人信服呢？
（1）所有的鸟都有尺骨动脉。
因此，所有的鹰都有尺骨动脉。
（2）所有的鸟都有尺骨动脉。
因此，所有的企鹅都有尺骨动脉。
（不必知道什么是尺骨动脉。实际上，这里用的是一个“空白”属性，这样真实的知识就不会评估人们的归纳论证。）
要判断人们在推理中多大程度上本能地依赖于形式逻辑或经验知识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们如何使各种属性“具体化”——上面例子中的“尺骨动脉”——从上级范畴（鸟）到下级范畴（鹰、企鹅）。注意这两个论证具有同样的前提，但是它们的结论在目标（鸟）的典型性上出现了差异。鹰比企鹅更具鸟的特征。在你评价像上面一样的命题时，如果你是采用纯粹逻辑式的评价，那么你会补充出这两个论证暗含的中间前提（所有的鹰都是鸟，所有的企鹅都是鸟）。如果人们这样做了，就会发现这两个论证同样令人信服。但是人们往往发现对典型情况的论证比对非典型情况的论证更让人感到信服。以前的经验使人们感到把鹰看作鸟比把企鹅看作鸟感觉更舒服些。我请韩国、亚裔美国、欧裔美国的参与者们评价20个这样的论证的说服力，10个论证的结论中有像鹰这样的典型目标，10个论证的结论中是像企鹅这样的非典型目标。我们发现韩国人对典型论证比对非典型论证更信服一些。相反，欧裔美国人几乎对典型论证和非典型论证一样信服。亚裔美国人的反应介于欧裔美国人和韩国人之间。
考虑下面的论证。你认为哪一个在逻辑上是正确的？
前提1：警犬没有老的。
前提2：一些受过高度训练的狗老了。
结论：一些受过高度训练的狗不是警犬。
前提1：一切用植物做成的东西都对健康有益。
前提2：香烟是用植物做成的。
结论：香烟有益于健康。
前提1：A中没有一个属于B。
前提2：C中一些属于B。
结论：C中的一些不属于A。
第一个论证有意义，有合理的结论；第二个论证也有意义，但是其结论是不合理的；第三个论证太抽象，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但是这三个论证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
当论证有意义且其结论合理的时候，人们会对论证逻辑的正确性得出正确的判断。当论证有意义且其结论不合理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判断错。我们给韩国和美国的大学生们看了一些论证，这些论证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的，其结论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然后让他们评价每一个论证中从前提推出的结论是否合乎逻辑。我们检查了4种推论法，从最简单的演绎推理（modus ponens：若A则B，已知A则推论B）到上面第三个例子中的难以理解的结构。
韩国和美国的学生都倾向于认为结果合理的推论是正确的。就如我们所料到的，韩国人比美国人更易受结论真实性的影响。由于韩国的参与者不如美国的参与者善于进行逻辑推理从而导致了这种差异，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韩国人和美国人在纯粹抽象的推论方面犯了同样多的错误。这两组的差异似乎是美国人只是比韩国人更习惯于把逻辑规则运用到普通事件上，从而更容易忽视结论的合理性。东亚人很可能把逻辑抛到一边，而赞成结论的代表性和合理性。他们也很可能不顾逻辑而赞同结论的合理性。
威廉·迈克盖尔指出，当人们被要求判断彼此具有逻辑关系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时，他们对这些可能性的判断会连成一串，从整体上增加逻辑的一致性。例如，迈克盖尔问人们下面的可能性有多大：（1）那个夏天将会闹旱灾；（2）干旱就意味着海滩会由于那些未稀释的废物而受污染；（3）如果海滩被污染了，当局就会关闭海滩；（4）海滩会被关闭。迈克盖尔发现，仅仅因为让他们考虑一下这些事件成为真实的可能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对相关命题认识的逻辑连贯性就提高了。在对上面所列出的众多条目进行可能性评估两周后，参与者给出的各种命题的可能性判断比他们一开始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之前更符合逻辑的要求了。因此，尽管人们不愿意海滩被关闭，但是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其他命题相比，海滩被关闭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就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海滩会被关闭，他们对他们夏天的海边计划愈加悲观了。
阿若·诺仁扎彦和金秉俊猜想亚洲人不大会通过思考一些预示着非期望后果的信息而把他们的信仰转向不愉快的方向——因为东亚人不太习惯于把逻辑运用到日常生活事件上，因此他们可能成功地坚守他们要思考的对其他命题的信仰。他们向韩国和美国的学生提出了一些彼此有逻辑关系的命题，但是这些命题中又掺杂了许多其他的东西，这样参与者就不会意识到要测试的是他们对可能性判断的连贯性。比如，下面的命题，在问卷中比比皆是：
外出吃饭的价格会上涨。
如果餐馆里更加严格的卫生规范会提高雇用新员工的成本，那么外出吃饭的价格就会上涨。
餐馆更加严格的卫生规范会提高雇用新员工的成本。
一些命题是积极的，比如“更多的穷人将会得到足够的食物并且健康地生存”。其他的命题，像上面那个有关外出吃饭价格上涨的命题是不会引人注意的。阿若·诺仁扎彦和金秉俊让参与者谈一谈各种命题的可能性。这种询问分两次进行，一次在他们读完一个命题后马上回答，一次在他们读完所有的命题几分钟后再回答。
韩国和美国的参与者在第一次测试中表现出了同样的连贯性，两组的连贯性是相同的。第二次对肯定命题的判断，其连贯性两组都有增加，但是美国人在对否定命题的判断中仍保持着连贯性，韩国人则不然。很显然，当逻辑按照期望的方向发展时，对其他命题信仰的逻辑暗示对韩国人的判断不太可能产生像对美国人那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