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早期，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劳动分工。心理学家担负着描述性研究的任务，要描绘出人们如何思考和行动；而哲学家担负着规则研究的任务，告诉人们如何进行思考和行动。有时候，虽然并不总是可取的，哲学家必须关注心理学家的工作以了解人们真正在做什么。但是，即便是哲学家密切关注心理学家的工作，他们还是发现没有什么可以消除心理学家对普遍性的确信。我相信在此所报道的工作会对心理学家产生影响，从而对哲学家产生影响。
要想了解哲学如何受到非普遍性的实证的影响，就要思考18世纪戴维·休谟提出的归纳之谜。假设未来就如过去，今天滋养我们的食物明天还会滋养我们，他问道，我们如何证明这一点。对这个问题无疑应该用演绎法来解决。“这种食物今天滋养我，因此，它明天还会滋养我。”这只是可能的情形，缺乏推论法所要求的确定性。
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提出归纳这个难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求我们实际上进行的归纳推理和特殊推理规则之间的反思平衡。我们使用归纳法所做的就是，我们会放弃任何需要我们支持推论的演绎规则，因为我们觉得不适用。我们也不愿下任何结论，这些结论因我们不愿意放弃的规则而遭禁止。但是，假如有些文化与“我们”的“推理”方式不同，甚至不认同我们推理所用的原则，那怎么办？哲学家斯蒂芬·斯蒂克认为这就将导致反思平衡的原则处于一塌糊涂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赞成某个推理是对是错，我们就不能用这些原则作为正确思考的指导——这些原则只是表达了个人的偏好。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说我们的推理证明是正确的，他们的推理证明也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的推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方式是一种比较容易采取的办法，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它。如果你告诉我你认为这两个实际上相互矛盾的命题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会很有礼貌地说我确信这对于你来说是对的，但是我的看法对于我来说也是对的。我们两个看法是否有一个可信呢？或许并非如此。
但是，我不愿意因相对主义而自食其果。相反，我发现亚洲人的推理模式对西方的一些推理错误有着很有价值的启示，反过来，西方的推理方式也可使东方思想大受裨益。
我将集中谈几个西方的思维习惯，把它们与东方的思维模式进行对照，似乎就可以阐述得更加清楚了。
形式主义 西方思维中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具有巨大的力量。科学和数学显然有赖于形式逻辑，只是依赖程度大小的问题。弗朗西斯·培根写道：“逻辑没用，科学就是创造。”伯特兰·罗素认为12世纪修道士的三段论就如那些修道士一样没有孕育出什么结果。尽管我同意上面两人的看法，但是仍旧有人表达了困惑：所有人的问题都可以借由逻辑解决，但只能运用形式逻辑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导致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天真解释。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坚持把形式和内容分开，这样只运用有关形式的逻辑原则就可以进行推理。这就是西方的苦恼之处。就如哲学家刘述先所说：“中国人太理性而难于把形式与内容分开。”
罗素的第二个问题，就像大多数西方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罗素在辩证法的“推理图式”方面比较欠缺。许多这样的图式是由发展心理学家克劳斯·里格尔和迈克尔·巴西奇斯确定的。这些心理学家不同意让·皮亚杰的观点，皮亚杰认为大多数推理是通过所谓的形式作用或逻辑原则来进行的。在他们看来，多数高层次的推理是通过后形式作用来进行的——更复杂的推理图式，与具体的思想内容相比，与逻辑规则的关系更为紧密。它们被称为是“后形式”，是因为它们被假定为主要是在形式作用完成后发展起来的。里格尔和巴西奇斯都认为后逻辑作用的发展进步在人的一生中都在继续。在巴西奇斯的研究中，有如下例子：
• 从论题到反论题，再到综合的概念运动。
• 把事件或形式理解为过程发展的运动的能力。
• 对质变是量变的结果的可能性的认识。
• 持有背景相对主义观点的能力。
• 对问题多角度价值的认识。
• 对建立在形式与内容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的形式主义陷阱的认识。
• 对双边互惠关系的理解能力。
• 对自我转变机制这个概念的认识。
• 从均衡的角度来构想机制的能力。
奇怪的是，里格尔和巴西奇斯似乎都没有把他们对后形式作用的观点和东方思想中辩证方面的看法的联系诉诸书面形式，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中相似性的可能性极小。实际上，或许他们正是利用东方的思想而设计出了这种图式。
西方人使形式与内容相分离，坚决主张逻辑方法，这两大恶习常常共同运作产生许多学术谬论。在我所研究的心理学领域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特别是，大量心理学现象的形式模式——我所察觉到的，大多数——都没有阐明它们所声称的现象。其成功在于为自身进行设计，而对行为并不理解。学经济的朋友告诉我在经济学中的胆识就是拾取一些不合情理的原则，然后从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现象。
双重价值的逻辑 评价具有西方特点的二元的“不是……就是……”的方式让西方的许多思想家为之惋惜，但是其问题从东方“两者都”的立场很容易看出。例如，西方人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原因，而不是很多原因，人们的行为要么是由外部原因要么是由内部原因引起的，两者只能取其一。因此，人的行为可能是出于慷慨或者是为了满足某些自私自利的动机，但绝不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亚当·斯密在他那篇著名的为资本辩护的文章中写道：“为你提供晚餐的啤酒制造商、面包师或屠夫不是因为他关心你、关心顾客，而是因为他关心他自己。”
但是，为什么不是这两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呢？想必许多正在做生意的商人想到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家人，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也想到了其他人。亚当·斯密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却被他的许多追随者所忽视，或者不为他们所欣赏。
有一个与政客们的动机相关的犬儒哲学，这是美国人的特点，不管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个人自由，都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估计。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都不是我最喜欢的政客，但是，尽管两者被普遍认为做事是为了捞取政治利益，在操作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也知道会蒙受重大损失。约翰逊为维护肯尼迪的公民权利法案而战，许多人都认为约翰逊是在千方百计地增加他的政治资本，但是，实际上，他比肯尼迪更清楚——他将把南方一代人的投票权拱手让给共和党。尼克松使中美关系的僵局打开了一个缺口，很多人认为尼克松是在寻求个人的政治利益，实际上，这个时候，尼克松和他的许多助手也担心这会成为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举措。
有一些证据显示，西方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这种“单一动机谬误”的影响。发展心理学家琼·米勒和戴维·贝索夫向美国和印度的孩子们讲述了一些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的事例。在一些情况下，提供帮助的人期待着回报，而有的就不求回报。印度的孩子认为提供帮助的人从他内心来说，他渴望帮助他人而不求回报。美国的孩子认为只有在不求回报的情况下，提供帮助的人才具有帮助他人的内在动机。
基本归因错误 社会心理学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得到最好实证的现象就是基本归因错误——就是倾向于认为另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人的个性、能力产生的，而轻视很重要的情境因素。批评家有时候认为这种倾向根本不会造成错误。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东方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易受这种错误的影响，当形势在某方面比较显著的时候，这种错误对他们来说就更容易纠正。批评家不可能这样兼顾两方面。在那些情形下，因为西方人忽视了环境因素而导致了错误，或者因为亚洲人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也导致了错误。特别是根据美国人倾向于关注明显的东西而忽视背景的这些资料，更合理的观点应该说错的是美国人，在那些情况下，正确的是亚洲人。
有关基本归因错误的研究有超越认识论之上的哲学意义。这项工作对伦理来说也很重要，哲学家都很强调这一点，包括约翰·多里斯、吉尔伯特·哈曼和彼得·弗拉纳斯，许多心理学家也很重视这一点。他们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西方哲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与他的物理学类似。人们像物体一样，有怎样的行为取决于自身的属性——人们的行为在伦理层面有善恶之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道德”与东方的信念相比，更接近于西方世俗想法中关于道德行为的部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促使人们认为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或者使人们认为必须通过改变人的属性来改变人的行为。如果你想让人们的行为举止如你所认为应该的那样，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鼓励他们找到可以把他们最好的行为举止展示出来的环境，从而避开会使他们行为举止恶劣的环境。这种促进道德行为的方法从东方的视角来看比从西方的视角来看更明显。
转向是一项公平比赛，把西方的思维作为批判东方思维的平台这也是可能的。这个计划的草图如下：
矛盾 “两边都有理”这种启发式的方式或许是理解所有比较明显的矛盾的最佳方法。然而这并非总是万应灵丹。有时候，一个命题占有所有或大部分的真理，而另一个命题则很少或没有真理成分。我们看到东方人比美国人更乐意相信彼此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命题中的每一个命题，这就会导致他们犯严重的错误。对于一个指定的命题，当他们看到这个命题与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发生矛盾时，这比他们单独面对这个命题时要更加相信这个命题。在逻辑的基础上进行辩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可以很容易看成是坚持中庸之道的结果。崔英奎认为东方人对矛盾的敏感性的相对缺乏使得他们有足够强烈的好奇心，而成为科学家的可能性却减小了。不管是好是坏，这是一种偏好。
辩论和修辞 我很赞同西方人通过辩论可以获取真理的标准，或者，不管怎么样，辩论把或许有用的假想公之于众。西方的辩论风格和思维习惯对社会的开明和思想的开放是很重要的。辩论与标准的假设—证据—结论这样的修辞也是携手并进的，科学对这种修辞的依赖性很强。早些时候，对于修辞的功效，我引用了艾伦·克罗默的话“几何证明是最终的修辞形式”。统计学家和心理学家罗伯特·阿贝尔森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把统计学实质上描绘成了修辞学。我认为这个隐喻很有深意并且是正确的。
复杂性 西方的一位思想家说：“如果宇宙是卷饼形的，那么我们必须具有卷饼形的假想。”很正确，但是如果我们从卷饼形的假想开始，那么宇宙最好是卷饼形的，否则我们没有机会发现宇宙是什么形状的。除了卷饼形，对于其他任何形状来说，你最好以直线开始，并对其进行塑造，你会发现，线形的假设太简单了。亚洲人认为世界是个复杂的所在，这无疑是正确的，用这种态度对待日常生活或许是正确的。在科学上，对于那些复杂性不予理睬，而不是欢迎每一个想象得到的相关因素都加入进来，这样你靠近真理的速度就更快了。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人们的心理习惯会乐意接受改变，那么一些约定俗成的观点就会有意义，但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