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是否应该设法把其他文化的技能传授给孩子们？或者教育家是否应该关注那些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认为重要的东西？
美国人习惯于听到有关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在亚洲和美国的学业方面成功的消息。当听到在美国的日本商人的孩子被认为“没有学习能力”而退学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惊。日本的孩子没有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能力，例如分析历史，而这对美国的孩子来说只是小儿科，于是日本的这些孩子就会被认为是认知能力差。
美国的教育家认为有时候亚洲人所欠缺的并不仅仅是因果分析这方面。辩论是学习分析思维能力、加强对他人观点有效性的自觉反思的重要教育工具。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非西方人士所认可。辩论培训成了美国小型的出口产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特别是亚洲人，在美国的校园里进行辩论。
几年前，来自韩国的研究生金喜君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心理学，在课堂上，她的美国老师不断地要求她大声说话，结果她被激怒了。老师不断地告诉她不能够把教学资料上的内容大声说出来就意味着没有完全理解该资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大声说、聆听老师和同学的反应都会有助于她更好地理解知识。金喜君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相反，她认为她和她的亚洲同学以及亚裔美国学生从“说”中并不能获益，因为他们理解材料内容的根本方式不是通过口头来理解。在东方，学习知识是无声的而不是用“说”来学习知识，这是长期的传统了，就如公元前6世纪中国老子所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金喜君通过回答在我们的工作中提出的分析思维和整体思维之间的区别解释了这种差异。分析思维把世界剖析为有限数量的分离的物体，这些物体有独特的属性，可以很清楚地进行归类，并适合用语言来表达。整体观的思维是对更广泛的物体及其各种关系的反映，在属性或类别方面，这些物体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太适合用语言来表现。
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实际上发现用语言来表达思维相对比较困难，为了对此进行检验，金喜君让人们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大声说出来。这对欧裔美国人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对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产生了有害影响。就像这本书中其他研究东西方思维本质差异的工作一样，这项工作很具说服力，其实践意义极为重要。在美国的课堂上该如何教育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呢？要求他们进行口头表达、与同学们分享他们的思想观点，这是不是又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呢？这会不会削弱通过整体观的方式看世界的能力呢？或者说这是否仅仅是为世界准备的一种常识，口头表达能力，即便是难以获得，但是它早晚会派上用场？
亚洲人的认知有两个突出优势：（1）亚洲人能比西方人看到更多确定的环境或背景这个事实；（2）能全面、辩证、选取中间道路解决问题的方式。暂且把是否将这些能力教授给西方人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认知心理学家戴维·梅耶和戴维·凯厄斯的研究工作显示，在知觉和知觉驱动的行为方面突破“瓶颈”可能会惊人地容易。可以教人们接触更大范围的不同刺激，对其做出快速、准确的反应，并进行适当数量的培训。整体论、辩证法的推理方式中认知部分在我看来是很艰难的事。这些东西隐藏在感知、哲学甚至是性情里面，所以要进行很大改变，似乎很令人怀疑。但是，我很高兴有人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
过去100年关于智力测试的一项权威假设就是，能够用文化公平的方式测验智力。专家们认为文化偏见会潜入到以语言为基础的智力测试中。即便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会接触到不同的词汇——跨文化、跨语言的词汇，比较已经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但是多数人认为，如果智力测试不用词汇而是用其他方式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比较，才是合理的。
看一下图8–1，图上有许多盒子。这个图和一些著名实验中发现的问题类似，这些实验声称是没有文化偏见的，比如卡特尔文化公平智力测验以及瑞文渐进测验。受试者的任务就是看矩阵中上方的前几个物体，然后判断下一个物体应该是矩阵下面6个图中的哪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圆、正方形和三角形，因此，看起来这是相当公平的。此处测试的只是处于自然状态的智力。但是，根据这本书所提出的观点来看，这个测试看来是迎合了西方人的特征。这个测试的内容包括识别相关的各种特征、决定如何归类、找到一种能得到最佳解释的范畴应用方式。
密歇根大学的丹尼斯·帕克、特里·海登以及中国心理学研究所的荆其诚和我带领下的研究小组一起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对美国和中国的大学生和略年长者进行了智力测试——记忆速度测试法。这种方法与智商得分是有关系的（至少，在西方的人群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检验）。在相关的比较人群中，对一般信息采用百分制得分的方式（还是与智商得分高度相关）。
图8–1 文化公平智力测验
我们用方程式表示每一小组的速度和记忆能力，结果显示美国和中国年轻人的平均分数相同，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也是如此（年轻人的速度要快得多，有很好的记忆力，因此不可能跨越年龄组而具有同样的变量），他们在信息方面也有同样的百分制得分。（在我们研究的事例中，年岁大一些的，在信息方面得分比较高。）尽管这种方式与两个很不相同的智力测试都相匹配，但美国的年轻人和年岁大一些的人在文化公平智力测验方面都比中国人得分高。
现在看一看图8–2。受试者被要求看着顶部的模板，然后，对已编号的模块进行适当安排，从而产生一只“跑着的鸟”和一只“飞着的鸟”。（为了避免给读者添麻烦，我在下面给出了答案！）
图8–2 “七巧板”
这个项目看起来好像是为测试高中生空间关系智能而由教育测试服务部门设计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当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对中国的官吏进行挑选。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今天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教小学生们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另外，比较特殊的空间分析要求能读、写象形文字，亚洲文化的整体观本质似乎培养出了这种空间能力。
确实，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通常在空间能力方面胜过了欧裔美国人（这些差异通常是很大的）。如果认为这些人群都是随机的样本，有些人就会说亚洲人比来自欧洲文化的人更聪明。确实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主张就包括在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瑞的《钟形曲线》中各类值得商榷的命题中——还有主张认为这一发现是遗传差异的有力证据，因为这种对空间能力的测试显然是文化公平方面的智力测试。
人种的多样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些原因当中，由于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而也使教育和工作环境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工作也强烈支持“多样化的观点有助于解决问题”这种论点。东亚人和来自欧洲文化的人在认知的定位和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看起来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极有可能互补。我们希望对所有问题的研究最好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这比所有的人都来自一种文化背景要好得多。
这种多样性的优势是否会持久，这要看我们是否参与到这个世界范围的均质化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