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初，王世襄正式就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从而开始了他圆梦故宫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庞大博物馆的基本建设之中。那么，故宫博物院到底是怎样一座博物馆？它有何历史渊源？具有怎样的文化魅力？具体机构是如何设置的？王世襄任职期间又有何得失呢？
如此，我们不能不凿通并穿越已经封闭了多年的历史隧道，去揭开蒙在于民国初年由明清两朝皇家禁宫演变为故宫博物院上的神秘面纱，否则将难以理解王世襄为何一心要身许其中，并不惜暂时忘却自己立志从事学术研究之夙愿，而甘心去做诸多事务性工作。确实，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紫禁城，民国年间就被广大民众称之为“故宫”，也就是过去的皇宫的意思。演变为故宫的紫禁城，明清两朝有着非常完善而严密的保护管理机构，到了民国，为了管理好已经归属于人民的这座皇家宫苑，国民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然这个管理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当时政府大员和社会名流，但它毕竟是一个带有民间性质的临时性组织，面对变化莫测的政治时局，许多时候它难以保证这座世所罕见皇家宫苑的安全。于是，成立一个长期而正式的政府管理机构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提出这一动议的，依然是清室善后委员会中那些身为文化名流的委员们，因为他们不仅懂得故宫里珍藏的文物的无比价值，而且明白时局实在是不容乐观，一旦发生动荡，故宫中那众多珍贵的文物必将成为某些奸小权贵觊觎的首选，那么它们的命运就实在不敢保证了。如果这些珍贵文物遭到了损失，将永远无法弥补。为此，清室善后委员会经过多次商讨，决定尽快落实《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中的第四条：
委员会以二个月为期，如遇必要时，得酌量延长之，其长期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工厂等当于清理期间，另组各项筹备机关，于委员会取消后，仍继续进行。
其实，民国十三年（1924）11月7日，摄政内阁就有过类似的明文规定，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要组建什么专门管理机构，只是提到要筹备图书馆和博物馆。既然如此，这些委员们更是有了筹建这一机构的依据，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机构的名称和组织条例等具体问题了。
关于名称，显然是难不住这些全国一流专家学者们的，他们在参照世界其他皇宫演变成“故宫”后所取名称的同时，当然也考虑到要体现本国的特色，如德国柏林的皇宫博物院、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宫博物馆，就是直接在宫殿原来名称后面加上博物院或博物馆几字而已。不过，当时是否有人提议把故宫也取名为“紫禁城博物院”，就不得而知了。既然紫禁城被冯玉祥将军彻底从清皇室手中收归国有，民众也直接叫它故宫，那就叫“故宫博物院”好了。
名称好定，筹建工作可谓是千头万绪，既要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博物院的性质，又要就它的职能及组织结构等，一一考虑得周全、合理而又具有科学性。既然取名为博物院，又冠以故宫二字，那自然是专门负责管理和研究故宫里所藏文物之事务。有了这么一个大的前提，再加上摄政内阁当初的规定以及故宫中所藏文物的性质特点，遂决定其中必然要筹建图书馆和博物馆两个部分。关于博物馆不用多说，因为故宫里的藏品几乎都属于文物范畴，而且种类繁多，品质精绝，每一件都可称得上是稀世珍宝。至于组建图书馆，那条件更是得天独厚，历时五百多年的两朝皇家宫苑，许多帝王都是真正的学问家和艺术家，他们不仅自己进行创作，留下了无数高品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组织当时全国一流的学问大家编撰了诸多珍贵书刊秘籍，单是人们所熟悉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康熙字典》及《古今图书集成》等皇皇巨制，就已经是世界其他图书馆所无法比拟的了。当然，故宫这座如此庞大的皇家博物院，不仅收藏珍品数量罕见，而且其研究价值也无与伦比，它已经成为世界五大宫殿之一，也是世界博物馆（院）中的佼佼者。
民国十四年（1925）9月29日，是北京皇家紫禁城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召开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提议，审议并通过了《临时组织大纲》和《董事会理事会章程》这两个对故宫来说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法规。同时，他们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还推选出了二十一名董事和九名理事，全部是当时的政府要员或社会知名贤达。故宫博物院已然成立，其组织机构成员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么它是否就能够达到人们预期的设想或者完成其应有的历史使命呢？面对已经翻过去的那一页史册，人们自然都有着自己的答案。
时间车轮滚行到民国十四年（1925）10月10日时，这座皇家禁宫被正式命名为故宫博物院，当时只是简单地筹建了古物馆和图书馆，并笼统地把紫禁城里的所有文物珍宝都归列其中，其条理性和科学性都无从谈起，所以国民政府后来又调整其组织机构，改设了古物、图书和文献三大馆。在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中有这样的明确规定：
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院中设秘书处、总务处，负责日常事务；设立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合称故宫三大馆，负责有关业务；院长下设副院长、秘书长、总务处长、三馆馆长和副馆长，均是从全国知名人士、学者专家中选充。
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2月，国民政府国务院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3月5日由易培基院长任命了各馆、处负责人，他们分别为：古物馆馆长由易培基兼任，副馆长是马衡；聘任庄蕴宽为图书馆馆长，副馆长是袁同礼；张继出任文献馆馆长，沈兼士任副馆长；秘书长是李宗侗，俞同奎任总务处处长。后来，图书馆馆长庄蕴宽因故不能赴任，改聘江翰任馆长，不久到任。虽然院长具有各项事务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但院中的最高监督机构则是理事会，由它裁决院中一切重大事务，包括《组织法》的修订，院长、副院长人选的任免，财政的预算、决算，藏品的收藏、保管和处理，文物的收购，以及专门委员会的设立，等等，都要经过理事会的同意并受理事会的监督、裁决。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成员除了政府和军界要员外，都是社会各界的知名贤达人士和学者。据有关档案记载，第一届国民政府任命的理事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李煜瀛、易培基、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江翰、薛笃弼、蒋中正、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柯邵忞、何应钦、戴传贤、张继、马福祥、胡汉民、赵戴文、班禅额尔德尼、恩克巴图、马衡、沈兼士、俞同奎、陈垣、李宗侗、张学良、胡若愚、熊希龄、张璧、王宠惠等，其中任何一个名字都记录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所以，为了尽早进入王世襄就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这一正题，在此不得不简述古物馆成立之初的一些概况。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只设立两个馆室——古物馆和图书馆，当时出任古物馆馆长的是易培基，担任其助手的是后来诬陷其致死的副馆长张继。在同一馆室共事不足半年，因为北伐战争等原因导致北京时局动荡不稳，易培基和张继先后离开北京，他们两人的职务分别由庄蕴宽和俞同奎担任。这年10月，古物馆修缮了紫禁城西侧慈宁宫北邻的西三所，并选定它作为古物馆馆址。一年后故宫博物院改组时，庄蕴宽辞去古物馆馆长职务，改由江庸接任，副馆长又增添了马衡。这时，古物馆开设了建设、编录、流传和事务四个部门，第二年又增加了照相室，这是预备影印流传宫藏书画珍品和出版刊物而设的。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6月，北伐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统一华北，北京自然也在其接管之内。所以，一直形同虚设的故宫博物院人事任命正式启动，德高望重的李煜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委员长，而易培基也成了第一任院长并兼古物馆馆长。
故宫博物院运行走上正轨后，易培基着手调整古物馆人员，下设科长、科员、办事员和书记等。科长没有什么好说的，而科员和办事员却分为一、二、三等的不同级别，如一等科员有两人：谭元、易显谟，一等办事员有蔡理庭、那志良和吴玉璋三人。当时，为审查和鉴别宫廷中的这些古物，易培基还从社会各界聘请古器物、历史和文献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们都是名噪京师的古物研究方面的专家，如江庸、沈尹默、吴瀛、俞家骥、容庚、陈汉第、郭葆昌、福开森、邓以蛰、萧愻、关冕钧、王褆、钢和泰、钱桐等，以及德高望重的丁佛言、廉泉和曾熙，他们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的审查特别是鉴别做出了贡献。
记得有人把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比喻为宫廷的珍宝库，这确实不虚，因为一个“库”字就足以说明其到底收藏有多少宫廷珍宝了。据有关史料记载，仅民国十八年（1929）之后的三年间收藏入馆的古物珍宝，就多达一万五千余件，其提物联单分为古字联单、物字联单和馆字联单三种，其中古字号的有五千六百八十七件、物字号的有四千七百二十四件、馆字号的有四千七百零四件。试想，要把这么多的古物珍宝进行集中、审查、鉴别后再分类保管和收藏，那将是一项怎样繁重、细致而又艰巨的工作。而古物馆人员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不仅严格按照审查、鉴别、分类登记、整理和移送库房收存等手续进行工作，而且还对珍贵的古器物进行了传拓。所谓传拓，就是将珍贵古物上的纹饰和文字经过特殊材料处理后得以复制下来，以便研究和流传。这种工艺要求高、工序多、手艺精，是中国传统工艺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古物馆人员尽管费了大量心血，在故宫文物南迁之前也仅传拓了一百多种，其中包括散氏盘、嘉量、大鼎、颂鼎和龙母尊等名品重宝。即便如此，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王世襄出任该馆科长时，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务依然纷繁复杂。
那么，当时的古物馆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我们从王世襄对整个故宫博物院状况的回忆中不难推知古物馆当时的混沌状况，“故宫博物院从成立之日起到抗战胜利虽已有二三十年，但频年战乱，没有也不可能做多少工作。有些宫殿，文物与非文物混杂在一起，甚至竟覆盖在尘土之下，使我产生自己被压在尘土下的感觉。至于分类编目和妥善保管，就更谈不到了”。确实，王世襄早在担任“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时，就曾针对故宫博物院的这种现状向院长马衡提出过建议：应该先“弄清家底，加强保管”，然后才能开展藏品陈列及学术研究等事宜。并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其中的一些基础性建设，比如提集文物、开辟库房、修缮房屋、添置设备、分类编目，等等。至于开设杨宁史青铜器、郭葆昌瓷器两个专门陈列室，王世襄都曾投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如今，王世襄出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一职，以上这些基础事务性工作他更感到责无旁贷。又经过一番实际调查后，王世襄发现古物馆因为比文献馆、图书馆藏品庞杂繁多而显得更为混乱不堪。不必说馆藏物品分类编目保存了，就连一些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的物品，也混杂在文物与普通日用品当中，甚至许多物品被胡乱地堆放在一间库房内，根本就不曾提集辨识出来，更谈不上评定级别了。另外，偌大的一个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竟然只有延禧宫一处库房，而且还是在火焚后的宫殿旧址上修建起来的新式建筑，上下两层的建筑面积仅存放属于古物馆所有的文物精品也不敷使用。对此，王世襄走马上任经调查了解后，很快确定了工作思路，即除了之前所做过的提集文物、开辟库房、修缮房屋、添置设备和分类编目之外，还制定出了确保以上几项工作有效开展的措施章程。既然本章标题中有“杂务缠身”四字，下面不妨记述王世襄主持参与的几件“杂务”。
一、提集文物。提集文物时，古物馆人员必须配合总务处人员一同进行。先是对照由总务处掌管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所登记的原始文物名册，在总务处库房找到本该属于古物馆范畴的物品后提走，同时分别在原始文物名册上将此物注销，在古物馆文物总登记簿上注册标明，填写内容包括品名、原始号、件数、提集日期、经手人、备注及分类号等，然后将该物送到古物馆库房并由库房负责人签收。这些一般情况下都是为了集中文物而前往提集，至于有时因为需要使用一处房屋而腾挪物品去提集时，就必须先将该处文物提完，把所剩非文物或搬移他处或归并存放，这就需要提前派出视察组先到该处查看情况，比如了解文物数量多少、房屋具体情况如何、剩下非文物可往何处搬移、有无空隙可以容纳从他处移来之物品，否则即便腾空一处，如不敷他处利用，也是枉费时间和精力。
二、开辟库房。民国三十五年（1946）王世襄参与开辟库房时，曾选定故宫东北部的北五所作为古物馆次一级文物库房。每所三层院落内“积土盈尺，草树丛生，小房倒塌，大房渗漏”，单是清理工作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据王世襄回忆说，当时因为要将北五所的东西挪至甲处则必须先腾空乙处，而要想腾空乙处又须将丙处物品挪移丁处。因此往往必须经过多次这样搬移，才能将北五所某一处房内东西搬走。而要想妥善完成上述一事，不仅需先派出多个视察组视察设计好挪移的步骤，而且还要根据建筑条件和出入路线等情况事先做好安排，譬如存放大件文物的地方入口与出口必须都要方便，出口入口不方便处则只能存放小件文物。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王世襄等人不得不绘制出北五所的平面图，并制订多个方案，经多次调动安排才能初步确定下来。
三、修缮房屋，添置设备。在开辟北五所库房时，王世襄面对的是一处小房坍塌、大房瓦面残破渗漏、椽檩断折致使房屋塌陷透天的严重破损局面。当时，由于故宫博物院每年只有少量修缮费用，且多用于修整开放游览路线等工程，能够争取到部分款项用于修缮库房已属不易，所以古物馆在争取到有限的修缮经费后，不得不精打细算将钱有效地用在刀刃上。为此，王世襄针对故宫博物院以往修缮中曾出现过营私舞弊等现象，每天亲自爬上房顶监工检查，至于室内工程，从计划设计到具体施工更是不敢懈怠。北五所改造成为库房后，王世襄等人又忙着添置陈列存放文物的设备，这同样需要精打细算。于是，王世襄等古物馆人员在充分利用旧有书格或货架外，还到处寻找故宫往年所存之旧料，亲自设计绘制图样，然后向承包商提出明确而严格的制作要求，并在验看样品合格后再正式制作。
四、分类编目。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分类分级分库储藏，使研究者需要提取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准确地找到该文物。关于这项工作的具体步骤，王世襄将其大致分为拟定古物馆分类法、拟定编号办法、拟定分类编目卡片、制定编目号签、拟定文物分类薄、拟定分类分级分库储藏办法和设置藏品指引卡等几个步骤，比如拟定文物编号时，每一个编号由三部分组成，即代表类的冠字、号数和年号。当时王世襄采用的是使用藏品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作为代表类的冠字，例如B代表铜器，P则代表瓷器等。
五、拟定各种工作程序。王世襄等人当时拟定了这样几种：一是提集文物程序，二是分类编目程序，三是库间调拨程序，四是由库房提往陈列及撤陈后送回库房之程序，五是由库房或陈列室提往修复及修复完毕送回库房或陈列室之程序，六是由库房或陈列室提往传拓及传拓完毕送回库房或陈列室之程序，七是由库房或陈列室提往拍照及拍照完毕送回库房或陈列室之程序。
六、陈列工作。王世襄初到故宫博物院时，其构想中的工作重点就是藏品之陈列，这从他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就热衷参与布置“杨宁史呈献铜器及兵器陈列室”及“郭觯斋捐献瓷器陈列室”两事中可以知晓一二。所以，民国三十六年（1947）重新布置御书房前院陶瓷陈列室及景仁宫铜器陈列室时，王世襄都积极参与其中的部分工作，并为钟粹宫书画陈列室更换部分展品，另外还在西路布置了匏器陈列室。
七、文物修复。这是王世襄极感兴趣的一项工作，所以每有文物修复工作时，他都尽量前往参观并虚心向这些特艺技师请教，有时就连午饭期间也不忘与他们进行交谈。那时已经开始搜集研究明式家具的王世襄，对于家具修复方法及要求总是能提出自己独到而准确的见解。至于文物传拓及摄影方面，王世襄也因为兴趣所致，能够协助技师们处理建立拓片及照片底片账册等事宜，并因此掌握了有关的一些技能。
八、收购从伪满皇宫中散出之书画。众所周知，末代皇帝溥仪逊位暂住故宫时，曾经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一千多件各代精品书画盗移出宫，后来又携带至在日本人扶植下成立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在苏联红军打击下垮台后，这些珍贵书画便随着惊慌出逃的溥仪等人散落民间。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这批书画在伪满首都长春等地逐渐散出，甚至有人怀揣一些价值连城的书画精品前往北京、上海等地兜售，以至吸引诸多藏家和古玩商纷纷奔赴东北。藏家自然以收购到这些曾经是皇家所藏的书画为秘藏，而一些唯利是图的古玩商人则为了牟取暴利不惜将其出卖给外国人。
为此，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认为，这些书画原是故宫旧藏，故宫博物院应该积极予以收购。可故宫博物院的收购实力甚至不及一些资财雄厚的藏家或古玩商人，比如张大千、张伯驹及惠孝同等。即便如此，马衡也不愿眼看着这些原属故宫的书画流散他人之手，于是他一方面积极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申请款项，一方面主动与北京等地古玩商人联系，希望他们能够顾及民族文化之大义，将其所搜购的这批书画转售于故宫博物院。同时，为了能够鉴别这些书画之真伪，故宫博物院特别邀请了一些书画专家为之鉴别并评议价格。当然，故宫博物院在识别这批书画上也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他们早在成立之初便编印了一部《故宫已佚书画目》，这是一部较为权威的参考书目。遗憾的是，由于故宫博物院制定有古玩商先送书画到故宫并经鉴定评定后才能向行政院请款，且能否请到款项还是未知数的这一愚笨方法，致使一些古玩商不愿意将珍品书画送往故宫博物院，而是拿一些不甚重要的书画来敷衍塞责，暗中则将精品书画售与出价高的藏家。所以，在这场抢购东北散出书画的争夺战中，偌大的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连连败北，毫无战绩。而王世襄作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也只是负责与前来故宫送售书画的古玩商联系接洽，查阅相关书画著录记载并整理抄录有关文献资料，以供专家审查评价时做参考。至于正式评议这些书画时，王世襄也只是做些审查记录等事务性工作，根本不敢奢望自己也能直接参与出资收购事宜，因为以故宫博物院所申请之专款根本不够买下这批书画中的任何一件精品。
九、图书资料工作。与文献馆和图书馆相比，古物馆是图书资料最少的一个馆，所以连专门的图书资料室都没有，至于要想查找一些急需使用的资料，那只能是漫无头绪地乱找一通而已。比如在收购东北散失书画过程中，王世襄因经常需要翻阅《故宫已佚书画目》予以参照，结果发现这本书画目录实在是“一部流水账，漫无次序”，遂提议应该按照书画家姓名笔画多少进行重新编次，如此查找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与整理这种案头资料工作所不同的是，对书画艺术钟情不渝的王世襄还促成了曾任南洋公学校长的福开森之女福梅龄将其父所藏二十余箱有关书画方面的书籍捐赠给了古物馆，使古物馆图书资料室成为故宫博物院内收藏书画书籍最多的一个图书室。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王世襄曾在回忆文章中有过详细的记述，起因依然是收购东北散失书画使王世襄想起福开森藏有这批书画书。原来，早在王世襄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撰写《中国画论研究》论文时，他就得知有一部由金陵大学排印出版的《历代著录画目》参考书，该书署名就是美国人福开森。非常巧合的是，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在南洋公学读书时便认识时任校长福开森。于是王世襄由父亲带领特意找到寓居北京的福开森，向他借阅相关资料，因而得知他藏有诸多这方面的书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开森自知早晚将被日本人遣返回国，遂约请王世襄为其整理他所藏的那批书画书籍，并编写一本目录寄存出去，以便今后查找。大约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或者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春，福开森与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女儿福梅龄一同被遣返回美国，而之前据说他已经将这批书画书寄存在了北京图书馆。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福开森已经去世。其女儿福梅龄则返回北京继续在协和医院工作，并提取了那批曾由他父亲所藏的书画书籍。对此，王世襄一直较为关注，曾向马衡建议说应该动员福梅龄将这批书画书籍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在得到马衡让他酌情从事的指示后，王世襄遂多次找到福梅龄商谈此事。而福梅龄一开始并没有正面答复，后因其父生前与南京金陵大学关系密切，且已有一批文物捐赠给了金陵大学，所以她认为这批书似乎也应该捐赠金陵大学较为适宜。对此，王世襄告知她说金陵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并非专门研究古代艺术之机构，这批书画书籍对其并不见得比对故宫博物院更有作用。另外，王世襄还认为金陵大学拥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图书馆，福梅龄这批书画书籍中他们那里可能已经有了一部分。
对于这一建议，福梅龄遂请当时正准备前往南京办理赴美签证的王世襄抽时间到金陵大学查看一下，如果该图书馆确实已经有与这批书画书籍重复者，她就愿意将书捐赠给故宫博物院。随即，王世襄在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证实了他的这一揣想，并将情况告知福梅龄，她终于同意将这批书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王世襄将此事向马衡汇报后，便搭乘飞机到上海，远渡大洋彼岸的美国考察博物馆去了，所以前往福梅龄处运取那批书画书籍一事，王世襄没能亲自参加。
十、接收古物陈列所。由朱启钤先生倡议创设的古物陈列所，原先并不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才被故宫接收。民国三十七年（1948）春夏之交，故宫博物院集中人力利用两三个月的时间，与古物陈列所工作人员混合编成六个组，按照古物陈列所提供的文物账册，对所有文物逐一进行清点交接，并将所属库房及陈列室一并接收为故宫博物院所有。在这项工作中，王世襄没有编入组内做具体清点工作，而是负责记录统计各组工作进度，并帮助各组总结交流经验，督促各组工作能够齐头并进地展开。据王世襄回忆说，故宫博物院接收古物陈列所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投入人力多、用时长的一项临时性工作。
除了以上所列十件“杂务”外，王世襄还参与了一些招待国民政府要员及美国军队高级将领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担任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宿舍分配，以及提集文物、布置文物陈列、参加财务会议和清理库房灰尘等事务性工作，可以说是事务纷乱复杂，极为繁忙，根本没有时间从事他原本内心所渴望的学术研究工作，甚至连一篇文章也没写过。对此，我们实在应该明了王世襄身许故宫博物院的一片赤诚之心，否则将难以理解他日后为何对半个多世纪前被故宫博物院无端开除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因为那种对心灵与情感的严重伤害至今也没有解药。这是后话，因为下面即便不按时序进行写作的话，也需要揭开王世襄人生历程中虽然短暂却是不能轻视的一段异国游历读画之美好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