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寻王世襄汇编匠作则例之源头，我们从其吟哦的《大树图歌》中可以看到这样几句诗：
辞家赴西蜀，营造结胜缘。
著书超喻皓，明仲诚空前。
大木展结构，小木示雕镌。
梓人制器用，矩矱皆相沿。
又读清则例，诸作纪綦全。
我生一何幸？得窥此薮渊。
确实，要探寻王世襄汇编匠作则例之缘起，就不能不谈到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的首倡，以及梁思成、刘敦桢和王璧文等先贤在这方面的开拓之功。记得朱启钤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对于为何要搜集整理匠作则例是这样解说的：
功限料例，为民生物力，隆替所关，于时代性尤易表著。清代雍乾年间，工部物料价值，以及各省工料价值诸书，与内庭圆明园等工料则例，皆属官书，居今稽古，不难推知佣值之高下，物力之变迁。盖工部所营，如坛庙宫殿城垣及廨舍仓库，崇卑有度，经制悉备典章。其内庭及圆明园所营，苑囿寺观，及装修陈设，穹奇侈多，结构恢诡。然匠心所运，不规矩，历史象征，故班班可考者也。……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方式变化，具有时代性及地域关系，中外互通，东西文化汇合之源流，极有研究之价值，此种图谱，一经考证，即为文化重要之史料。
因此，朱启钤先生在创设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就已经搜集了诸多关于建筑方面的匠作则例，诸如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等。为了整理和诠释这些建筑术书，朱启钤先生发出了“亟欲唤起并世贤哲，共同讨究”之呼声，还指出应该如何开展研究之途径，那就是“纂辑营造词汇”“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访问大木匠师”，从而“作精确之标本”“以贡献于世界”。对此，我们从梁思成当年编订《营造算例》《清式营造则例》及刘敦桢校编《牌楼算例》等著述的过程中可以窥知。
民国二十年（1931）9月，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初，就决心要破解中国古代建筑中那些神秘的“文法”，否则他立志所要从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将无从谈起。为此，梁思成对于朱启钤先生当年广泛搜集的关于建筑工程方面的数十册手抄本和秘籍，首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些来自于古代匠师自行总结或由官方样式房偷偷流传出来的手抄本和秘籍，内容繁复杂乱，术语晦涩难解，计算方法各异，名词术语混淆重叠，让人如坠云雾，不知所云。
为了弄懂这些内容，梁思成采取朱启钤先生指示的方法，首先将这些抄本和秘籍中的名词辑录出来，然后参阅古今中外大量相关典籍著述，并虚心向紫禁城当年的老匠师请教，再参照京城建筑实物一一指认（诸如“蚂蚱头”和“三福云”之类的建筑术语，都是通过老匠师现场指认实物后才弄明白的）。在大略了解这些手抄本和秘籍的内容之后，梁思成将整理的成果定名为《营造算例》，于民国二十年（1931）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中分三期陆续刊出。再后来，梁思成对《营造算例》又进行了重新校读，使之更加清晰明白，并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
不过，《营造算例》“刊行之初，不加笔削，以存其真，归纳演绎，尚有所俟”，也就是说只是简单地加以整理，保存其真实而已，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的研究。其实，整理《营造算例》是为了解读“天书”《营造法式》做准备工作，而要真正解读距当时已有近千年历史的《营造法式》，光是整理那些手抄本和秘籍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这些或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于是，梁思成将突破口选择在了先注解距当时年代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书上，然后再逆时向上推演。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雍正十二年（1734）官方修订颁行的一部建筑术书，全书共有七十四卷，前二十七卷是对二十七种不同建筑物的结构及构件材料尺寸的记述，第二十八卷至第四十卷是对斗拱这一中国古建筑标志性构件的做法、尺寸及安装方法的详细记述，第四十一卷至第四十七卷是对门窗隔扇及石作、瓦作和木作具体做法的记述，此后的二十多卷主要是对各作工料的计算。不过，在这部书中却很少提到如何确定每一种结构的方法和位置，这就需要通过老匠师的指认和现场讲解。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与宋李诫的《营造法式》，是中国流传于世仅有的两部建筑专书，其他的如《大唐六典》、宋朝喻皓的《木经》、元朝内府的《宫殿制作》、元人薛景石的《梓人遗制》及明朝的《营造正式》等都已失传。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距当年仅有两百年，而且保存完好的建筑实物比比皆是，特别是故宫紫禁城近在咫尺，更是破解这部专书的最好参照。对此，梁思成说：“我认为在这种技术科学性的研究上，要了解古代，应从现代和近代开始；要研究宋《营造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匠师开始。因此，我首先拜杨文起老师傅和彩画匠祖鹤洲老师傅为师，以故宫和北京的许多其他建筑为教材、标本，总算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多少搞懂了。对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理解，对进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营造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础。”
其实，为了破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梁思成所付出的心血岂止以上简单所述。当时，朱启钤先生认为《工程做法则例》附图太少，很难说明问题，曾聘请大小木作、琉璃和彩画等诸多匠师绘制过四百余幅图表，但由于这些老匠师没有受过科学制图的专业训练，并对原文理解不透或误解，致使所绘制的图表多不适用。于是，梁思成只好带领社友邵力工重新进行绘制，对书中各式建筑物都绘制了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力求对各式建筑的做法有一个准确而详细的解释。
对于梁思成当年破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所付出的辛劳，学社成员莫宗江先生后来曾回忆说：“梁先生的工作特点是计划性极强，一个题目来了，他能很快地定出计划，而且完全按计划执行。写《清式营造则例》，他一边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边向老工匠学，只二十几天就画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业，一大摞让我太吃惊了，他一辈子都是如此严格按计划执行，工作效率非常高。”
确实，正是因为有了梁思成这种精益求精和追求效率的工作作风，才使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入门读物——《清式营造则例》，终于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3月全部脱稿。那么，这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对此，梁思成在序言中曾有过明晰的解说，这一解说对研究或想了解中国建筑之人有非常之裨益，也可作为王世襄汇编清代匠作则例的先导，故不妨全文录下：
这部书不是一部建筑史，也不是建筑的理论，只是一部老老实实，呆呆板板的营造则例——纯粹限于清代营造的则例。
既不是史，所以中国历代建筑之变迁，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各部结构本身的由来和沿革，以及各时代形制特征，虽然全极有趣，与则例有密切的关系，本书也不能枝节的牵涉及之。既不是理论，所以清式建筑在结构方面，力学方面，美学方面，实用及其他方面的优劣所在，也不能在本书内从事探讨或评论。但在研究一代建筑则例之前，不能不稍有历史方面演变的认识及理论方面基本的了解。故烦内子林徽因为作绪论一章，将这历史及理论两方面，先略为申述介绍。
至于本书的主要目标，乃在将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及各部分构材的名称，权衡大小，功用，并于某另一部分地位上或技能上的联络关系，试为注释，并用图样标示各部正面、侧面，或断面及与他部相接的状况。图样以外，更用实物的照片，标明名称，以求清晰。但这些仅以“建筑的”方面为限，至于“工程的”方面，由今日工程眼光看来，甚属幼稚简陋，对于将来不能有所贡献，故不赘。
清式则例至为严酷，每部有一定的权衡大小，虽极小，极不重要的部分，也得按照则例，不能随意。在制图之初，我本拟将每部分权衡数目全在图上注明，终因繁杂混乱，故未实行，而另作成《权衡尺寸表》，附于卷尾备查。
清式营造专用名词中有许多怪诞无稽的名称，混杂无序，难于记忆，兹选择最通用者约五百项，编成《辞解》，并注明图版或插图号数，以便参阅。各名词的定义，只能说是一种简陋的解释，尚待商榷指正。
本书所用蓝本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及拙编《营造算例》为主。《工程做法则例》是一部名实不符的书，因为它既非做法，也非则例，只是二十七种建筑物的各部尺寸单，和瓦石油漆等作的算料算工算账法。这部《则例》乃是从那里边“提滤”出来的。《营造算例》本来是中国营造学社搜集的许多匠师们的秘传抄本，在标列尺寸方面的确是一部原则的书，在权衡比例上则有计算的程式，体例比《工程做法则例》的确合用。但其主要目标在算料，而且匠师们并未曾对于任何一构材加以定义，致有许多的名词，读到时茫然不知何指。所以本书中较重要的部分，还是在指出建筑部分的名称。在我个人工作的经过里，最费劲最感困难的也就是在辨认，记忆及了解那些繁杂的各部构材名称及详样。至今《营造算例》里还有许多怪异名词，无由知道其为何物，什么形状，有何作用的。
至于各部许多详细做法，如拱头分瓣，斗底的斜面，椽径及角梁的大小等等，在《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算例》里，概无说明，而匠师所授，人各不同，多笨拙不便于用。所以在本书图版及标内，皆使简单化，但在插图或文中，亦将旧法解释，以便参考。
本书脱稿于二十一年三月，为着许多困难，迟至今日克付印。在这将近两年的期间，我得着机会改正了许多错误，增补了许多遗漏，勉强成此。深知清式营造原则，断不是这短短的文字和几张的图表所能解释详尽的，只望能示其基本大概而已。直至书将成印，我尚时时由老年匠师处得到新的知识；所以本书中的错误和遗漏，仍必不少，希望读者不吝赐正。
我在这里要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诚恳的谢意，若没有先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怕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再次，我得感谢两位老法的匠师，大木作内拱头昂嘴等部的做法乃匠师杨文起所指示，彩画作的规矩全亏匠师祖鹤洲为我详细解释。图版第拾贰，贰拾及贰拾肆乃社友邵力工所绘，插图中有几张照片也是他摄影的。内子林徽因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梁思成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当然，以上只是梁思成自己的谦虚说法，其夫人林徽因曾在《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之也许有益。她说：
不研究中国建筑则已，如果认真研究，则非对清代则例相当熟识不可。在年代上既不太远，术书遗物又最完全，先着手研究清代，是势所必然。有一近代建筑知识作根底，研究古代建筑时，在比较上便不至茫然无所依傍，所以研究清式则例，也是研究中国建筑史者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对此，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在编辑梁思成的这部《清式营造则例》一书的前言中，也认为：
这部书自出版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建筑史界一部重要的教科书。无论中国和外国，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国古代建筑的人，都离不开《清式营造则例》这个必经的门径。
所以，当王世襄与中国营造学社“结胜缘”时，梁思成引导其入门的就是首先阅读《营造法式》及清代工匠则例等古代建筑典籍，并由此引起了他对其中“小木作”及有关室内外装修等条款内容的浓厚兴趣。
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当王世襄回到北京拜访朱启钤先生时便接受其所托，准备对清代匠作则例进行汇编、整理和注解。对此，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说：
桂老又谈到多年来搜集到的清代匠作则例不下数十种，学社南迁，寄存文整会图书室。其中有关宫殿、城垣、仓库、桥梁的则例均有官方刊本，梁思成、刘敦桢、王璧文诸先生已进行研究整理，并有专著问世。唯有关园林苑囿、室内外装修如隔扇、花罩、栏杆、画舫等供观赏娱乐设施只有抄本，未见刊行，殆因统治者恐奢靡淫巧之好广为人知之故。论其重要性远不及宫殿庙堂，但中有大量与传统工艺有关的材料，值得整理研究，诠释出版。
于是，王世襄在朱启钤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将中国营造学社寄存在“文整会”那诸多匠作则例刊本、排印本或抄本借出来，又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及江苏师范学院等单位搜借出了相关刊本或抄本。经过一番整理，共得七十三种匠作则例，其中包含有四十六种大小不同的“作”。面对如此庞大的整理、解说工程，王世襄同样采取朱启钤先生的指示及梁思成之实践，先是将各“作”条款中的器物和构件名称及工匠术语摘录出来，然后再尝试一一予以诠释。为此，王世襄曾精心拟定了一个编写计划，从中不难看出其治学的条理性与严密性：
一、广收则例，列出目录，并为编号。
二、为每一种则例写一提要，包括年代、卷册、藏处等。
三、按作汇编则例，每作自成一辑。要求从各种则例中辑出该作的最全本。据辑出条款内容，试依分类，或代为分类，依次编排。
四、抄录条款，逐条编号，号前冠作名及编号，并可据其出处复查。器物名称及术语的多次出现，可对它有更多的了解。
五、为器物名称及术语写简单的说明，如有可能，后附图式。
如果按照这一计划和步骤，王世襄明白即便将各“作”条款进行分类汇编，其总量将有两百三十万字之多，很显然这一工作量远非他一人在短期内所能完成。于是，王世襄首先从条款内容较少且与家具、髹漆及个人兴趣特别有关联的“作”开始汇编，两年间便完成了漆作、油作、泥金作、佛作、门神作、石作、装修作、铁作、铜作和作等。遗憾的是，就在王世襄潜心汇编匠作则例时，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使他随后不得不将所借各种匠作则例送还各单位，而他本人也仅仅因为佛作一项就遭受了无数次的批判和斗争，罪名则是宣扬宗教迷信。那么，何为匠作则例，匠作则例有何作用，王世襄准备编纂的匠作则例到底是怎样一项庞大工程呢？
关于匠作则例，王世襄在1963年6月自刊油印《清代匠作则例汇编》的序言一开头便说道：
什么是“则例”？“则”是法则、准则或规则的意思，“例”是先例、成例或定例的意思。……这里所谓的“匠作则例”，指有关营建制造的各作工匠的成规定例。
在旧时，各种匠作则例除了确定各作之经验外，还有利于统治者对工程进行检查和验收，当然也是为了对工匠在营建过程中防奸杜弊。不过，从另一种角度而言，这种成规定例对于承建者来说不仅可以避免差错，往往还成为“巧工宿匠”营私舞弊的一种护身符。而今，我们虽然很难找到一处建筑是完全按照匠作则例之规定所建造，也不能从中获知具体的操作程序及整体或构件样式，甚至连有的名词术语也无从注解，但是诚如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所言要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就必须从整理和研究这些匠作则例开始入门，更何况其中关于工艺美术和手工制造方面的内容几乎完全与则例条款相符，这是从事这方面研究者不能忽视的重要参考史料。
另外，单从匠作则例中关于建筑方面所开列的工料内容，智者依然能够窥见其中的一些隐秘，因为开列工料时一般会按照操作程序进行开列，这就必然会涉及建筑整体及构件的一些名称，以及各构件之间的关系和操作程序，如果再按照朱启钤先生所示参照实物和访问匠师，还是能够将则例中的问题分辨清楚明白的。对此，王世襄在《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中从以下几个方面举例予以说明：
第一，匠作则例能够启示人们理解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技法。比如，关于一种采取比较简省方法来模拟金银错效果的金工——作，王世襄最初从匠作则例有关条款中接触时，只知道大约有发路、罩、烧砑、勾花和点漆等几道工序，并不知道当时是否还有人会做这种工艺，直到寻访通州老匠师王文栋请他现场表演这种操作工艺时，才证实匠作则例中关于作技法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第二，匠作则例能够告知人们一些构件名称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家具中最常见的构件之一——枨子，在近代关于家具的著述文章中都写作“橕子”或“撑子”，而当王世襄翻阅清代匠作则例时，才得知清代匠人都写作“枨子”，从而明了今人还是应该沿用“枨子”这一名称才是科学的道理。至于构件之间的关系，王世襄列举清代匠作则例中对圈椅所开列十六种构件一例，从这些构件的名称、件数、尺寸及标注各种榫卯的数量等内容中，很轻易地就复制出了圈椅实物。
第三，匠作则例能够为人们提供物料的名称、规格及价格清单。比如，王世襄在列举裱作中，不仅获知当时裱作纸张有三四十种之多，并经过对照实物明了了关于清代装饰用纸的一些做法，同时还提出这些具体文字记述对于当前制造纸张将会有一定参考作用的建议。
第四，匠作则例能够让人们获知古代关于生产工具的基本概况。比如，王世襄根据清《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武备院》第三卷中关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呈请领取亮铁作全分工具的清单上，不仅获知亮铁作可以分为炉作、平作、磨作、杂活作、作和蟒作这六组，还从每组所使用的工具件数及每件所使用的钢铁斤两中，大体推算出该作的工程规模及工作量。很显然，这在告知人们当时生产工具概况的同时，也对今人研究清代工业史有难得的参考资料价值。
由此可见，整理、汇编和研究这些匠作则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1960年代的现实并不容许王世襄潜心从事这项工作，他只完成了以上所述十几小作的条款辑录，以及对佛作与门神作的汇编油印，而这仅占整个汇编工作的三分之一而已，至于整理研究工作更是几无谈起。为此，王世襄指出，汇编匠作则例只是整理研究工作的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应该“根据需要，定出轻重缓急，分作进行，结合工匠访问及文献考证，用文字、照片、图绘等为各作作详尽的注释”。遗憾的是，王世襄这项曾被列入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一项研究项目的巨大工程，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得以完成，后来虽然有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郭黛姮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先生，先后向王世襄谈及此事并希望他能参加这项工作或接受咨询，但是最终都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而未能实现。下面摘录的王世襄编纂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具体计划，对于今天人们而言也许不是一件没有参考意义的事情。
1963年秋，王世襄拟订《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全书共有十册：
第一册：①序例 ②总说明（说明则例沿革，概况，汇编及研究则例的意义等） ③清代匠作则例目录 ④则例提要（经《汇编》辑录者） ⑤则例提要（因重复或其他原因，未经《汇编》辑录者。相当于存目）
第二册：土作 搭材作 大木作
第三册：石作 瓦作 琉璃作
第四册：小木作（包括雕銮作、旋作及装修作等。装修作内包括家具、店铺招牌、灯盏等多项）
第五册：漆作 泥金作 油作 画作 裱作
第六册：佛作 门神作（作为试验，已将此两作汇编成册，油印出版。《佛作》计九百七十六条，《门神作》计三十三条。每条编号，分别冠以“佛”字和“门”字，以便检索。卷首有《序例》《校例》。《佛作》前有《佛作概述》《辑录书目》。《门神作》前有《门神作概述》《辑录书目》）
第七册：金作 银作 镀金作 铜作 锭铰作 铁作 作 锡作 玉作 珐琅作
第八册：竹作 帘子作 藤作 棕作 箭作 缠筋作 绣作 裁缝作 毛袄作 绦作 缨作 皮作 毡作 墨作 香作 刻书作
第九册：综合（乘舆、仪仗等有多个“作”合作制造，无法纳入某一作者）
第十册：索引（将以上各作的名词、术语编入索引，总数当以万计。注明所出现的条号，撰写简略说明。编成后将为建筑、工艺美术辞书提供大量条目，要比任何一部建筑辞典和工艺美术辞典丰富得多）
从这一详细的编纂计划中，我们获知的恐怕不只是王世襄的治学之道，更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心头萦绕，那就是我们何时才能不将祖先历经劫难留传下来的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弃如敝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