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旁边是一幢奢华的别墅，里面住着朱丽叶·门德尔松和她富有的银行家丈夫。朱丽叶不顾她的那些资产阶级朋友的反对，十分关注我们的学校。有一天，她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为我崇拜的偶像——埃莉诺拉·杜丝表演舞蹈。
我把克雷格介绍给埃莉诺拉。她立刻迷上了克雷格的戏剧。几次约会之后，她邀请我们去佛罗伦萨，并且希望克雷格能安排一次演出。我们决定由克雷格在佛罗伦萨为埃莉诺拉演出易卜生的《罗斯马庄》设计制作舞台背景。于是我们（包括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玛丽·奇斯特、我和我的孩子）全都乘坐豪华列车去了佛罗伦萨。
在路上，由于奶水不足，我只好用奶瓶喂孩子。不过我还是特别高兴，因为世界上我最崇拜的两个人聚在了一起，克雷格可以大展身手，杜丝也将会拥有更适于发挥其戏剧天才的舞台背景。
到佛罗伦萨后，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埃莉诺拉则住在不远处一家酒店的特等房。
埃莉诺拉·杜丝，以诠释莎士比亚笔下的角色和19世纪法国戏剧里的女主角，以及引进易卜生和邓南遮的新戏剧而闻名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讨论。因为克雷格对法语和意大利语一窍不通，而埃莉诺拉则一句英语也不会讲，只能由我充当两人的现场翻译。我夹在两位天才之间，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双方彼此间有些对抗。我是想让双方都高兴的，于是在翻译的时候耍了点儿小手段，才令大家都满意了。但愿他们理解我为此目的而不得不说的善意的谎言。如果我把双方的原话按照原意翻译过去，这次合作演出肯定不会实现。
在《罗斯马庄》的第一幕里，我记得易卜生笔下的客厅是“摆着舒适的家具，呈现出古旧的风格”的。可是克雷格却喜欢搞成埃及神庙内部装饰的风格，天花板高耸入云，四周的墙壁又好像无限延伸。只是有一点与埃及的神庙不同，那就是在客厅尽头有一扇巨大的方形的窗子。按照易卜生的描述，这扇窗子正对着一条两边长有古树的小路，小路一直通到一个院落里。但是，克雷格却喜欢把这扇窗户变成10米宽、12米高，窗户外面是五彩缤纷的风景，由黄色、红色和绿色组成，就像摩洛哥风光似的。所以，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旧式的院落。
埃莉诺拉有些不满，她说：“我认为这该是个小窗户，不可能是个大窗户。”
克雷格则用英语吼道：“告诉她，我不想让一个女人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
我小心地告诉埃莉诺拉：“他说他很钦佩您的意见，将尽力使您满意。”
然后转过身，我又很“狡猾”地把埃莉诺拉的反对意见翻译给克雷格：“埃莉诺拉·杜丝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她不会干预你的工作，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干。”
就这么翻译了几个小时。好几次，我不得不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参与他们的谈话，以便随时充当和事老的角色。我几乎都没时间给孩子喂奶了，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当时我很容易疲倦，这些恼人的谈话也不利于我的产后恢复。可是一想到两个天才的合作，我就觉得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克雷格专心投入工作，他的面前摆着十几大桶颜料，用大刷子亲自勾勒背景。由于找不到理解他的意思的意大利画师，也缺乏合适的画布，他就决定把粗麻布缝起来使用，一个意大利合唱团的老太太就坐在舞台上缝了几天粗麻布。克雷格使唤得年轻的意大利画匠们团团转，他一头长发，一边大声朝他们叫喊着，一边用画笔蘸好颜料，爬上颤巍巍的梯子给布景上色。他几乎整日整夜地泡在剧院里，连吃饭都在那儿。如果不是我每天中午给他带一篮子午饭的话，恐怕他连饭都省了。
他曾下令不许埃莉诺拉走进剧院。
埃莉诺拉却很想去看一看布景进展，我的任务就是既不让她去剧院，还得让她不生气。为此，我常常领着她在花园里长时间的散步，花园里可爱的雕像和漂亮的鲜花可以让她的情绪平静下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埃莉诺拉在花园里散步时那种非凡的神态。她一点儿也不像人世间的女子，倒更像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或但丁笔下下凡的仙女。所有的人都会给我们让路，他们用既尊敬又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埃莉诺拉不喜欢被众人盯着看。她专拣小路走，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她并不像我那样对可怜的穷人富有爱心，她把多数人都看成是“蠢材”，而且常常在讲话时表现出这种鄙夷的神情。这主要是因为她那过度敏感的性格，而并非其他。她认为公众对她太挑剔。但是，当埃莉诺拉与人单独相处时，又是最善良的。
埃莉诺拉·杜丝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我永远不会忘记与她一起在花园中散步的情景。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还有埃莉诺拉那优美的头部——每当就剩我俩时，埃莉诺拉就会摘下帽子，任一头秀发随风飘扬；她那充满智慧的前额和一双神奇的眼睛，让我终生铭记。她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但当她充满激情时，便会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我从来没在任何人的脸上或任何艺术杰作上见过如此美好的表情。
绘制《罗斯马庄》舞台布景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每次到剧院给克雷格送午饭或晚饭，总是看到他有时愤怒有时狂喜的神态。他一会儿认为自己的作品会成为艺术世界里最伟大的景观，一会儿又会抱怨说这个国家没有好颜料，没有好画师，什么事情都要让他亲自动手。
到埃莉诺拉看全部布景的时候了。此前，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不让她走进剧院。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我跟她约了个时间，在酒店大厅里会面。她穿一件宽大的棕色毛皮大衣，头戴一顶棕色的毛皮帽子，就像一个俄国哥萨克。她的皮帽歪戴着，斜扣在眼睛上方。虽然埃莉诺拉有时听好朋友的劝告光顾高档时装店，可她却从来不穿流行服装，在穿戴上一点儿都不赶时髦。她的服装总是一边高、一边低地歪斜着，帽子也总是歪戴着。不管她身上的衣服有多么昂贵，她好像都不好好穿，而是披挂在身上。
在去剧院的路上，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又一次以极其婉转的语气劝她不要先去舞台，而是让人打开剧院前门，先把她领进了一个包厢。等候的时间可真是难熬，我不得不忍受着说不出的痛苦，因为埃莉诺拉不停地问我：“窗子是像我说的那么大吗？布景在哪儿？”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再等一会儿就好了，您一会儿就看到了。再耐心一点。”可是想到那个她要的那个小窗户我非常害怕，因为那个窗户现在是大得惊人。
不时地能听到克雷格愤怒的叫喊声，一会儿说意大利语，一会儿则干脆用英语大喊：“该死！该死！你为什么不把这东西放在这儿，为什么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接着又是一片沉默。
时间过得真慢，好像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正当我感到埃莉诺拉的满腔怒火随时都要爆发的时候，舞台的大幕慢慢升起来了。
啊，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令人惊异和狂喜的一幕。我前面曾提到过埃及神庙，眼前的景象比埃及神庙还美！任何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和雅典宫殿都没有这么美丽。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景色。通过那无限扩展的蓝色的天空、和谐的空间、巨大的山峰，人的心灵马上就被那扇大窗户的光线吸引了过去。窗子里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那条林荫小道，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蓝色空间里，包含着人类所有的思考和忧伤。窗子外面，是人类所有的神往、欢乐、愉悦和想象力的奇迹。不知道作者易卜生看了这样的布景会作何感想，可能他也会像我们一样，心悦诚服。
埃莉诺拉紧紧抓着我的手。我感到她的双臂越来越紧。我看见了她美丽的脸颊上滚滚而落的泪水。我们就这样静默了好大一会儿。埃莉诺拉是因为对艺术的赞美和欢乐，而我则是因为终于放下了担忧，长舒一口气。我们就这样待了半天，然后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出了包厢，走过漆黑的过道，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向舞台。站在舞台上，她用特有的嗓音叫道：“戈登·克雷格，请您过来。”
克雷格从舞台的一侧走出来，像个害羞的小男孩。埃莉诺拉伸出双臂把他抱住，嘴里满是赞美之词，这些用意大利语讲出的赞美之词就像汩汩而出的泉水一样，快得我都没法翻译给克雷格听。
克雷格的表达方式则是沉默。
然后埃莉诺拉把整个剧团的人都喊了过来。他们本来一直在舞台后面漫不经心地等着。她慷慨激昂地说道：
“我生命中注定要发现戈登·克雷格这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准备把我余生的全部事业贡献出来，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伟大的艺术创造力。”
接着，她又继续慷慨激昂地声讨起整个戏剧界追求时髦的倾向、所有的时髦布景和关于演员的生活和职业的时髦观点。
她说话时一直握着克雷格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转头看着他，谈着他的天才和戏剧界的伟大复兴。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只有依靠戈登·克雷格，我们这些演员才能有出头之日。”
当时我真是高兴极了。我那时还少不更事，以为人们在激情迸发的时候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象着他俩以后将如何为戏剧艺术创造辉煌。唉，可是我没有想到人类的热情是那么脆弱，特别是女人的热情更是变幻莫测。埃莉诺拉毕竟是个女人，尽管她很有天分——这一切终将得到证明。
埃莉诺拉在表演《罗斯马庄》《罗斯马庄》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罗伦萨剧院里涌满了期待已久的观众。帷幕升起，观众们都屏住了呼吸。这种效果完全在意料之中。时至今日，艺术家们仍然对当年在佛罗伦萨演出的这唯一的一场《罗斯马庄》津津乐道。
埃莉诺拉有着超常的艺术直觉，她穿着一件白色宽袖长袍，衣袖垂落在身体两侧。她依靠准确无误的天才演技，巧妙利用了周围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条光线，婀娜多姿，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简直出神入化。
可是当其他演员走上舞台时，就大煞风景了。他们表演得不是那么恰到好处。唯有扮演布伦德尔的那个演员朗诵台词时，还算与周围这些完美布景和气氛相吻合。他大声朗诵道：“当金光灿烂的梦幻出现时，暮色将我包裹起来；当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现在我的心中时，它们鼓起翅膀，将我高高托起，自由飞翔。就在此时，我将它们变成了诗歌、幻想和画卷。”
演出完毕，我们高兴地回家了。由于合作愉快，克雷格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也兴奋异常。现在他谈到埃莉诺拉时可是一个劲儿地夸赞，跟他以前对埃莉诺拉的愤怒批判一样不遗余力。可见人性是何其脆弱！这是埃莉诺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现天才的唯一的一个晚上。那时，她轮流演出各个节目，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剧目。
惊喜过后，有一天上午我去银行取钱，才发现存款已经用完了。生孩子、办舞蹈学校、佛罗伦萨之行，让我耗尽了所有积蓄。得想想办法了。就在这时候，圣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经纪人发来一封邀请函，想跟我签约在俄国做巡回演出。
这样，我把孩子托付给玛丽·奇斯特，把克雷格委托给埃莉诺拉，自己乘坐特快列车取道瑞士和柏林离开佛罗伦萨，抵达了圣彼得堡。可以想见，这次旅程对我来说多么痛苦。由于第一次同孩子分开，再加上跟克雷格和埃莉诺拉的分离，这一切都让我心情低落；而且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好，那时孩子还没有完全断奶，奶水要借助吸奶器才能出来。为此我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火车向远方驶去，我再次来到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似乎比以前更加寂寞荒凉。由于我最近一直把精力投注在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上，我对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创新，再加上又是产后第一次演出，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我心怀忐忑。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旧热情。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我的舞衣往下流，令我十分尴尬。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真是太艰难了！
这次俄国巡演，我印象不大深刻。我一直挂念着佛罗伦萨，便尽可能把这次巡演缩短，又接了去荷兰巡演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和我的亲友近一些。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我得了一种怪病。可能是所谓的乳腺炎吧。演出结束时，我倒在舞台上，被人抬回了宾馆。我躺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医生诊断结果是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几周下来我不能进食，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牛奶，然后便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细心地照料我。他就这么照顾我有三四周的时间，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请求他去帮忙弄布景。那时我已康复在望，于是就让他走了。可是当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不在他俩之间协调，他们之间很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他的布景被裁成了两半，勃然大怒。克雷格并不知道，埃莉诺拉对此也不知情。看到自己多日来费尽心血完成的作品就这样被毁了，克雷格怒不可遏，更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到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怎么回事？”他冲她怒吼，“你毁了我的作品，践踏了我的艺术，亏我以前对你还寄予厚望！”
他就这样一直吼个不停，埃莉诺拉哪受过这种待遇。最后她也爆发了。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从来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他人高马大抱着肩膀站在那儿，盛气凌人，大吼大叫，吓死人了，哪有人敢这么对我？我当然受不了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还想毕生都跟戈登·克雷格合作呢，这个计划最后就这么夭折了。
我到达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是被人抬下火车的。当时是狂欢节第一晚，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周围满是戴着面具和帽子的狂欢者，他们的奇形怪状让我想到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得离我不远。她不仅对我嘘寒问暖，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有时候疼痛难忍。
母亲过来陪我，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一天比一天茁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那里既有山又有水，景色宜人。在阳光充足的别墅，我的身体渐渐复原，可生活负担更重了，为了改善经济状况，我身体刚刚恢复一点儿就又回到荷兰演出。但是身体仍然虚弱，精神状况也不好。
才华横溢、英俊的克雷格对于克雷格，我是崇拜至极的，我愿把我所有的艺术灵魂奉献给他，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分手。在这个问题上，我进退两难：和他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艺术、我的个性，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和理想；而不和他在一起，我又情绪低落，备受折磨，甚至还会妒火中烧。一想到英俊潇洒的克雷格赤身躺在其他女人的怀抱里，我就难受得睡不着觉，仿佛看到克雷格在给别的女人讲艺术，女人满怀爱意地注视着他；仿佛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调笑，用迷人的微笑——埃伦·特里式的微笑——看着她，一面爱抚，一面自言自语：“我喜欢这个女人。伊莎朵拉真让人受不了。”
这些幻觉让我陷入绝望，有时又愤怒异常。我无心工作，无心跳舞，也不再关心观众是不是喜欢我。
我想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要么是克雷格，要么是我的艺术——但要我放弃艺术事业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会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须找个对策。真是天遂人愿，对策应时而生了。
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人，他青春年少，温文尔雅，美丽动人，头发金黄，皮肤白嫩，衣着考究。他说：“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说：“皮姆，多么可爱的名字。你是艺术家吗？”
“不，不是！”他急忙否认，好像我在说他犯了罪似的。
“那你有什么呢，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吗？”
“啊，不，没有。我没什么想法。”他说。
“那你生活的目标呢？”
“没有。”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可你总得干点什么啊。”
“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收藏了许多18世纪的漂亮鼻烟盒。”
这就是我的对策。我已经签订了一个去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巡回演出，不仅经过俄国北部，还要经过俄国南部和高加索，我对这独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别害怕。于是找了个人陪我一起去。
皮姆说很愿意跟我去，“只是我还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他脸红了，“她非常爱我，可能不会让我去。”
“可我们能偷偷地去呀。”我们计划好，等我完成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场演出，找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乡下。我们让女佣拿着行李先走，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晚雾很大，田野里雾蒙蒙的。因为我们沿着运河而行，司机不敢把车开得多快。
“开快了很危险。”他告诫道，因此车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这危险跟后来的相比却算不了什么。皮姆往后一看，突然尖叫起来：“上帝，她正在追我们呢！”
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带着手枪。”皮姆说。
“快点，再快一点！”我对司机说，但他依然开得慢腾腾。这倒有点浪漫色彩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甩掉了跟踪的汽车，我们来到车站，住在一家宾馆里。
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值夜的老门房用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要一个房间。”我们齐声说。
“一间？不行不行，你们结婚了吗？”
“结了。”我们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哝着，“你们没有结婚，我看得出来。”尽管我们大声抗议，他还是把我们俩安置在走廊两头的两个房间里。他带着恶意的满足，在走廊中间坐守了一夜，提灯就放在膝盖上。每当我或是皮姆把头探出来，他就举着提灯说：“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这场捉迷藏似的游戏结束后，我们乘直达快车去了圣彼得堡。这次旅程真是再舒适不过了。
当我们到达彼得堡时，搬运工从火车上运下了18个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懵了。
“怎么回事？”
“噢，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是领带，这两箱是衬衣，这是套装，这是靴子，这一箱里面是毛皮背心——这在俄国是很有用的哦。”
欧罗巴酒店楼梯宽大，皮姆总是飞速地跑上跑下，每次都换上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打上一条不同的领带，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羡慕不已。他总是穿戴整洁精致，简直就是海牙时尚潮流的风向标。著名的荷兰画家范·弗雷曾给他画了一幅以郁金香为背景的肖像，实际上，他也真像春天的郁金香那样鲜艳迷人，一头金发就像一坛金色的郁金香，红润的双唇就像玫瑰色的郁金香……当他拥抱我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各色的郁金香之间。
皮姆金发碧眼，他的漂亮令人轻松愉悦。他的爱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宁要浅而短暂的快乐，不要深而长久的痛苦。”皮姆给我带来了一时的欢乐，而在此之前，爱情只是给我带来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给我带来的是清纯的、愉快的享受，而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的关怀照顾，我就会陷入绝望中，精神彻底崩溃。皮姆那种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让我如获新生。跟乐观积极的他在一起，我也忘记了忧愁和烦恼。因此，我的演出又重现活力。
在这期间，我创作了《音乐瞬间》，在俄国演出时大获成功，每晚都得加演五六次。可以说，《音乐瞬间》完全得益于皮姆的快乐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