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舞蹈仅仅看成是一个人的独舞，那我的人生道路就太容易了。我已经有了名气，来自各地的邀约不断，只要继续下去就可以功成名就。可是，我还有创办学校的梦想，我渴望有这样一个团体，能用舞蹈演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晚上，只要闭上双眼，这些形象就在我脑海里翩翩起舞，激发我实现这个梦想。就像《欢乐颂》里的一样：“我们就在这儿，只有您能让我们变为现实。”
我终日沉浸在普罗米修斯创造生命的梦想里，好像只要我一声召唤，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这些舞蹈形象就会从天上地下冒出来。啊，这真让人满心神往。因为这个梦想，我的生活充满磨难，但我坚信它会指引我进入一个光明的世界，引领我实现最终的梦想，所以尽管艰难，我还是坚定不移。
带着这个梦想，我再次回到格林瓦尔德学校去教舞蹈。孩子们已经跳得相当不错，这更加坚定了我建立一个舞蹈团的信念，这个舞蹈团的表演，一定要配得上伟大的交响乐团演奏。
我时而模仿庞贝古城遗迹中的爱的精灵，时而扮成多那太罗雕塑中那青春勃发的女神，时而做出泰坦尼亚仙女的舞姿，教学生们如何绕圈、分合及不断变换队形。她们一天比一天有所进步。灵感和神圣的音乐的光辉，闪耀在她们青春靓丽的体态和面孔上。孩子们的舞蹈非常美丽，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对她们赞叹不已。
邓肯在教孩子们学习跳舞可是学校的开支越来越大，财政陷入困境。因此我决定把孩子们带到不同的国家去巡演，看看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支持这种儿童教育，让我有机会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教育实验。
每场演出结束后，我都向公众宣扬我们的艺术，因为我认为它可以给世人以光明和自由。
我终于发现，我在德国难以找到支持者了。德国皇后完全奉行禁欲主义。比如她每次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都要先派侍卫去把那些裸体雕塑用布围起来。这种普鲁士强权政治让我在德国寻求支持者的幻想彻底破灭。于是，我想到了俄国，因为我在那里广受欢迎，而且经济收入可观。带着我的梦想，1907年1月，我再一次踏上了俄国的土地。伊丽莎白陪我一同前往，我们还带去了20个学生。而这次尝试也不成功。尽管观众支持我复兴舞蹈艺术的理想，可是俄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影响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艺术改革都举步维艰。
我带学生参观了芭蕾学校。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看着我的那些学生，就像笼中鸟看着天空中自在飞翔的燕子一样。看来要想在俄国实现我的梦想，时机还未到。芭蕾舞在俄国的地位，依然坚不可摧，真是可悲可叹。要在俄国办一所我的学校，教授自由舞蹈艺术，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努力上了。可尽管他竭尽全力，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安排在他伟大的艺术剧院里，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
就这样，在德国和俄国寻找办学支持者的努力失败后，我决定去英国试试。1908年夏天，我带着全部人马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演出经纪人约瑟夫·舒
亚历山德拉王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妻子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安排下，我们在约克公爵剧院表演了舞蹈。几周下来，尽管我和学校的孩子给伦敦观众带来了欢娱，可对我办学的梦想还是于事无补。从我第一次在新美术馆表演舞蹈到现在，已经7年了。我很高兴有机会与老朋友查尔斯·哈利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叙旧。美丽而伟大的埃伦·特里经常来剧院。她很喜欢孩子们，带她们去动物园玩。慈祥的亚历山德拉王后陛下也两次赏光来包厢看我们的演出。英国的许多贵妇人也曾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提出建议，说我的愿望有可能在伦敦实现，我的学校有可能得到那里的支持。为此她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邀到她在泰晤士河畔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们又一次给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表演了舞蹈。起初，我满怀希望，以为建立舞蹈学校的愿望就要在英国实现了。可结果还是空欢喜一场。要实现梦想，现在既没有场地也没有资金。
和往常一样，我们花销巨大。银行存款很快告竭，我们的学校又被迫搬回了格林瓦尔德。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份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合同。
为此我不得不又与大家分开了，我的学生、伊丽莎白、克雷格以及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牺牲。我的女儿迪尔德丽快一岁了，她金发碧眼，脸蛋儿红润，非常招人喜欢。
美国百老汇著名经纪人查尔斯·弗罗曼7月的一天，我终于独自乘上一艘巨轮去了纽约——自从我们搭乘一艘运牲口的船离开那儿，至今已经8年。现在，我已闻名欧洲了，创建了一门艺术，建立了自己的学校，还生了孩子，也算功成名就。可是从经济方面来说我还跟以前差不多。
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不适于商业演出，它的吸引力是有针对性的。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企图在百老汇一炮打响，但结果却彻头彻尾地失败了。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90多度），来的观众很少，而他们对我的表演不知所以，并不喜欢我的演出，连评论也少之又少。总之，我感觉回祖国演出是个大败笔。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问候。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发，满脸迷人的微笑。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顿时感到不虚此行。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雕塑家乔治·格
雷·巴纳德。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
都来过。至今我还记得住在美国著名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华盛顿广场南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取名叫《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
10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我们之间渐渐擦出了火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我只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我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黏土。
我是一名舞蹈家，而巴纳德却堪称是一位魔术师，能通过流畅舒展的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
《美国在舞蹈》雕塑最初发展良好，可惜并没能走到最后。不久，因为他妻子突然病倒，雕塑工作不得不停止。我曾希望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可是激励巴纳德为美国创作出不朽杰作的不是我，而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塑像现在还庄严地耸立在西敏寺教堂前幽静的花园里。
在百老汇演出失败后，查尔斯·弗罗曼想去一些小城镇巡回演出。可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非常糟糕，比在纽约的演出还要惨。最后我沉不住气了，就去找查尔斯·弗罗曼，发现他正为赔了那么多钱而心神不安。“美国不理解你的艺术，”他说，“你的艺术完全高出他们的欣赏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还是回欧洲吧。”
林肯总统雕像，巴纳德的不朽杰作本来我同弗罗曼曾签过巡回演出6个月的合同，合同上规定，不管盈利与否都要完成6个月的演出。但是，他这么说让我自尊心深受伤害，对于他的违约行为我十分鄙夷，便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我说：“这下你放心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巴纳德一直说我是美国艺术的骄傲，又说美国不能欣赏我的艺术，他很遗憾。在他的提议下，我决定留在纽约，在艺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蓝色幕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给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并创作了一些新作品。
对于我在那个时期夜晚的表演，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周日增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称：
她，伊莎朵拉·邓肯，腰部以下裹着一小件有中国刺绣的丝织服装。她那黑黑的短发卷曲着，编成了一个松散的发结，自然地垂在身后和脸颊两旁，就像圣母一样……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眼睛是蓝灰色的。关于她的许多报道都说她身材高大，体态优美——就像一件艺术精品，可实际上她只有5英尺6英寸高，体重125磅。
四周亮起了淡黄色的灯光，演出大厅的天花板的中心，有一个黄色的圆盘似的灯发出幽幽光晕，色彩效果非常完美。邓肯小姐上台先表示歉意，说用钢琴伴奏不太协调。“这样的舞蹈不需要音乐，”她说，“只可以用潘神在河边折段芦苇吹出来的音乐，或者用一只长笛或是牧人的短笛之类的乐器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舞蹈的发展水平，舞蹈实质上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如果想把舞蹈与另外一种比它先进的艺术——比如音乐——和谐搭配，是非常困难且难以协调的。我愿倾毕生的精力在舞蹈上，就是为了复兴这门失传的艺术。”
开始讲话的时候，她是站在靠近正厅的诗人们的座位那儿，而当她讲完时，却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了。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到那里去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她的朋友埃伦·特里，她对于空间也漫不经心。
她再也不是一个疲惫不堪、满脸忧愁的女主人了，而是像一个从破碎的大理石中自然诞生出来的异教的精灵，似乎那就是她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平常的事情。她像是海洋女神伽拉忒亚，因为伽拉忒亚在刚解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跳着舞的；又像是披头散发的月桂之神达佛涅，在德尔斐的小树林里狂奔，逃避着阿波罗的追逐。当她的头发披散开来时，这个形象就会涌入你的脑海中。
难怪这些年来，她厌倦了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开心，还要承受那些将信将疑的挑剔目光。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列列塔纳格拉的陶俑，是雅典娜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那头戴花冠的悲情女神，是酒神节上狂欢的少女。表面上你是在看她跳舞，实际上你不是看邓肯，而是在欣赏人类天性的全景表现。
邓肯小姐承认，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努力回到遥远的古代，去发现迷失在时光迷宫里的淳朴自然。
“在那个我们称之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其相应的表达动作，”她说，“灵魂、身体与思想和谐统一。看看那些雕塑家捕捉到的希腊男子和少女们的魅力吧，简直不像是人工雕凿出来的冰冷的大理石，从他们嘴唇微张的样子，你便知道他们要讲什么，即使他们不开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也能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然后，她止住话头，又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座琥珀色的雕像，一会儿举起酒杯向你敬酒，一会儿把玫瑰花抛向雅典娜的神盆，一会儿又畅游于爱琴海紫色的波峰浪尖上。这时，诗人们津津有味地看着她，预言家则意味深长地捋起了胡须，不知是谁轻轻地吟起了约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中的片段：
前来祭奠的人是谁
啊，你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你的全部需要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顿·罗伯茨满怀激情地说出如下一段话，邓肯小姐认为这是对她的创作的评价中最令人满意的总结：
“当伊莎朵拉·邓肯小姐跳舞的时候，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最初时期。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由表达的手段，动作的韵律和音乐的旋律和谐统一，人体的动作与风与海的运动和谐统一，女人手臂的摆动就像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的脚落在草地上就像树叶翩然着地。当所有的热情，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抛弃的和追求的热情，和着古弦琴、竖琴或铃鼓的节奏完全展露的时候，当男人和女人们在他们的壁炉和众神前，或者满怀幸福地欢乐在森林中或大海边，以宗教式的狂热情不自禁地舞蹈的时候，那一定是人类灵魂中所有的强烈的、巨大的及美好的激情尽情倾泻的时候，它们出自灵魂，用形体表现出来，与整个自然融为完美统一的整体。”
幸好我听从巴纳德的建议，留在了美国。有一天，有个人来到我的工作室，正是因为他，我才最终为美国观众所认可。他就是沃尔特·丹罗希。他曾在克莱特里昂剧院看过我用舞蹈演绎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虽然当时伴奏乐队很糟糕，但他却清楚，如果换成他那支优秀的乐队，再加上他杰出的指挥艺术，这支舞蹈将会极具艺术感染力。小时候所学的钢琴和音乐创作理论一直留在我的潜意识中，因此，每当我闭上双眼静静地躺着的时候，我就会清晰地听见整个管弦乐队的演奏，就像在我的眼前一样。这时，我看到每一种乐器都以一位天神的模样，在音乐中尽情地舞动着。这个影子似的管弦乐队总是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跳动。
丹罗希建议我12月份在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欣然同意了。
结果果然卖座。第一场演出时，查尔斯·弗罗曼想订一个包厢，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剧院里的所有席位已经被抢订一空。这足以证明，环境对艺术家的影响有多大。埃莉诺拉·杜丝首次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因为事先安排得不好，她演出时剧场里几乎空无一人，于是她觉得美国人永远也不会理解她的艺术。但是，当她1924年重返美国的时候，从纽约到旧金山，每到一地她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莫里斯·杰斯特真正理解她的艺术。
沃尔特·丹罗希，美国著名音乐指挥家、作曲家我非常自豪的是，我的巡演一直是在著名的沃尔特·丹罗希指挥的一个由80人组成的大乐队陪伴下进行的。这次巡演非常成功。的确，我同丹罗希非常默契，当我站在舞台的中央开始跳舞时，好像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与这个管弦乐队和这位杰出的指挥家浑然一体。
这个管弦乐队带给我的喜悦简直难以言表。看到丹罗指挥棒一挥，我内心深处就会猛然涌起所有乐器联合奏出来的交响和弦。强有力的回响震撼着我的全身，而我则成了一个集中表现的工具，来展示布伦希尔德被西格弗里德唤醒时的欢乐，和伊索尔达在死亡中追求完美的灵魂的愉悦。我的舞姿激越澎湃，就像风中的帆，推动我一直向前。我感到身体内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音乐的指挥下，流遍了我的全身，试图寻找一个迸发的出口。这种力量有时非常猛烈，震撼着我的心，让我感到心将爆裂，末日将要来临；有时它又变得很阴沉，令我突然悲从中来，我昂首举臂，面向苍天，却呼天天不应。我常常独自沉思，称我是舞蹈家是个多么大的错误啊，我不是舞蹈家，我是传递乐队感人至深的表现力的磁心。我心灵深处发射出炽热的射线，把我与发出生命颤音的激荡的乐队融合在了一起。
乐队里有一位长笛手，他表演的《俄耳甫斯》里欢乐精灵们的那段独奏，简直像仙乐一般动听，我常站在台上一动不动地静听，泪水夺眶而出。由于我太痴迷于艺术，所以每当倾听他的演奏或者小提琴悠扬的声音，倾听那位杰出的指挥家鼓舞整个乐队演奏出的响彻云霄的协奏，我常会这样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我和丹罗希很有默契，他的每一个手势，都会马上在我身上激发出与之呼应的颤动。每当他在渐强乐句上提高音量，我的内心也会激情高涨，把每个音符都会转换成更加猛烈的舞步，整个身心都与他一起和谐地跳动。
有时，我俯视舞台下面，会看见俯身在乐谱上的丹罗希巨大的额头。这时，我就会觉得我的舞蹈确实像雅典娜的诞生，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
除了思念亲人，这次在美国的巡演真是快乐极了。当表演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时，我想象着跟我的学生一起在台上跳舞。所以，现在的快乐还不是最终的完美。也许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完美，只有希望。伊索尔达情歌的最后一个音符似乎是完美的，但那意味着死亡的来临。
在华盛顿，有几位部长对我的舞蹈严加指责。
后来有一次日场演出，罗斯福总统出人意外地亲临剧场，来看我的表演。看来他对我的表演很满意，每一个节目结束后他都带头鼓掌。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对伊莎朵拉赞赏有加的罗斯福总统不知道这些部长们在伊莎朵拉的舞蹈里能找到什么有害的东西，在我看来，她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跳着舞穿过沐浴在晨曦中的花园，去采摘自己想象中的美丽的花朵。
报纸登载了罗斯福总统的这段话，那些卫道士很是羞愤。这对我的巡演真是很大的帮助。事实上，整个巡演都非常愉快和顺利。沃尔特·丹罗希是最优秀和迷人的指挥和合作伙伴。他身上有典型的大艺术家的气质。休息的时候，他会大吃一顿，然后弹上几个小时的钢琴，从来不知疲倦；而且，他总是和蔼悦人。
回到纽约后，我得知多了一大笔银行存款，非常满意。要不是总挂念着孩子和我的学校，我真想就在美国一直待下去。一天早晨，在码头上，告别了玛丽、比利·罗伯茨以及我的诗人和画家们之后，我返回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