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勒维，愉快的一天从早上就开始了。听着一双双小脚跑过走廊，一个个童音齐声歌唱，下楼后，就看见她们都在舞蹈教室。她们一看见我，就高声问候早安。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忘记了忧伤。只是偶尔我会想起我的两个孩子而黯然神伤，回房间哭过之后，我会重新振作。我每天给她们上课，她们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公元100年，罗马的一座山上有一所罗马神父舞蹈学院。学校里的学生都来自最显赫的贵族家庭。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历经数百年的纯正贵族的血。他们学习文学和哲学的所有课程，但最主要的还是学习舞蹈。他们一年四季都会去剧院表演。每当需要演出的时候，他们就从山上下来，进入罗马城，参加特定的仪式，在公众面前跳舞，净化他们的灵魂。这些男孩跳得如此欢快、热情和纯洁，感染和升华了观众们的内心世界，就像良药之于病人。我创办学校的初衷，就是想重振这样的表现方式。我相信，位于巴黎近郊的“卫城”山上的贝勒维，也会像罗马神父舞蹈学院那样，对巴黎及其艺术家们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赛萨尔·弗兰克，法国风琴手、钢琴家、作曲家每周都会有一群艺术家带着素描本来到贝勒维。我的学校已经成为激发灵感的源泉之地，而今存在的数百幅素描作品和许多舞者模型，就是艺术家们当年在我的学校获得灵感创作的。我希望通过这所学校，艺术家和模特之间也许可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理想关系。我的学生们随着贝多芬或者赛萨尔·弗兰克的音乐舞动，再现希腊悲剧中的歌舞队风貌，吟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她们以自身的魅力宣告模特不再是可怜巴巴地呆坐在艺术家工作室里的默默无语的家伙，而是以生命的最高形式呈现的生动、活泼的完美典范。
为了更好地实现我的理想，洛亨格林打算拾起曾经夭折的兴建剧院的计划，在贝勒维的山上建一座剧院。根据洛亨格林的设想，这座剧院将成为一座节日剧院，巴黎人在重大节庆日都会前来，而且剧院将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他再一次叫来了建筑师路易斯·苏，再一次在图书室里竖起了长期无人问津的剧院模型，还把地基规划好了。在这座剧院里，我希望我的梦想能够成真，让音乐、悲剧和舞蹈艺术以最纯粹的形式结合起来。在这里，穆内·苏利、埃莉诺拉·杜丝和苏珊娜·戴斯普里斯可以上演《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或者《伊莱克特拉》，我的学生们可以充当歌舞队。在这里，我还可以举办贝多芬百年庆典，与众多学生一起表演他的《第九交响曲》。我幻想有一天，孩子们会像雅典娜或者潘神那样从山上走下来，穿过河流，来到巴黎荣军院，随后继续她们神圣的旅程，直至罗马万神殿，在那里纪念某位伟大的政治家或者英雄。
我每天都会花数小时给孩子们授课。有时候太累了，站不动了，我就躺在沙发上，挥动着手和胳膊来教她们。我似乎具有神奇的教学能力，只要向孩子们伸出双手，她们就能舞动起来。我甚至觉得，与其说我在教她们跳舞，不如说我为她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舞蹈的精神就这样顺着这条道路深入她们的灵魂深处。
我们计划排演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祭司》。我的哥哥奥古斯丁扮演剧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他对这部剧作了如指掌，每天晚上念给我们听；有时候，他也会念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拜伦的《曼弗雷德》。邓南遮对我的学校很感兴趣，常常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或晚饭。
来自初期学校的那一小批学生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了，她们协助我教导年纪尚小的孩子们。看着她们身上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看着她们那么自信、那么熟练地将我的教学传递下去，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然而，1914年7月，我们经历了一场暴风雨。我感觉到了，孩子们也感觉到了。当我们站在露台凝视着巴黎城的时候，孩子们常常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天空中，一片片的乌云云集起来；地面上，神秘的气团似乎悬浮不动了。我感觉到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感觉到了，他越来越安静，不像先前那两个孩子般充满力量。
我觉得，为了消解悲哀和痛苦，迎接新生活，我做出太多努力，以致劳累过度。7月的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洛亨格林提议把学校里的相关人员送到他在德文郡的别墅里度假。于是，一天上午，她们全都聚集了起来，一对一对地过来跟我告别。8月，她们要在海边度过；到了9月，她们就会回来。她们走后，房子变得异常空荡荡了，尽管我百般挣扎，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消沉之中。我很累，经常长时间地坐在露台上俯瞰巴黎。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某种来自东方的危险正在逼近。
加斯顿·卡尔梅特，法国右翼报刊《费加罗报》主编，因抨击财政部长卡约的征税政策而遭到暗杀一天上午，卡尔梅特遭暗杀的可怕消息传来，整个巴黎笼罩在不安和恐惧之中。这是一个悲剧事件——是更大悲剧的预兆。卡尔梅特一直是我的艺术和我的学校的忠实拥护者，他的死让我很震惊、很难过。
我惴惴不安、惶恐忧虑。孩子们不在这里，贝勒维显得太宽敞、太安静了。面对巨大的舞蹈教室，一阵凄切之情涌上我的心头。为了消解自己的恐惧情绪，我试着安慰自己，想象着宝宝就要出生了，孩子们就要回来了，贝勒维一定会成为活力和欢乐的中心。可是，时间的脚步真是拖沓啊，走得那么慢。一天上午，当时正在贝勒维做客的朋友博松医生，脸色苍白地走了进来，手里握着一份报纸。我看到大字标题上写着大公遇刺身亡。随后，谣言开始纷传；不久，我们得到了确切消息——战争要爆发了。我不由得相信，大事来临前必会投下阴影。我终于知道了，上个月感觉到的笼罩在贝勒维上空的阴影，原来是战争。在我打算复兴剧院艺术、筹备能够带给大家欢乐和激情的节日活动的时候，另一些力量却在暗中积蓄，准备将战争、死亡和灾难抛向人间。唉，面对这些洪流，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啊！
8月1日，我感觉到了临产前的第一次阵痛。窗户外，人们叫嚷着动员的消息。天气燥热，窗户大开。我的嘶叫、我的苦难和我的疼痛，与此起彼伏的鼓声、公告宣读者的喊声交缠在一起。
我的朋友玛丽把一个铺满白色棉布的摇篮搬进房间里。我的目光一直落在摇篮上。我相信迪尔德丽或者帕特里克就要回到我身边了。动员令——战争——战争。战争真的会爆发吗？我迷惑不解。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把孩子生出来，可这似乎很艰难。我的朋友博松医生接到了征召令，已经离开了。一个陌生的医生来到我身边，不停地说：“振作点，夫人。”为什么要对一个正在经受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可怜女人说“振作点”呢？他要是对我说“忘掉你是一个女人，忘掉你要有尊严地承受痛苦，忘掉诸如此类的屁话，忘掉一切，尖叫吧、号叫吧、大叫吧——”倒是会更好些。或者，他仁慈点儿，给我一点儿香槟酒，也很不错。可是这个医生顽固得很，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干巴巴地说：“振作点，夫人”。护士忐忑不安地站在边上，不断地对我说：“夫人，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战争。”我想，我的宝宝应该是个男孩，但是他还太小，不可能去参加战争。
最终，我听到孩子的哭声了——他哭喊着——他降生了。在这糟糕透顶的岁月里，虽然我经历了那么多恐惧和害怕，但是孩子出生的巨大喜悦早已将它们冲刷得一干二净。悲哀、痛苦和眼泪，长久的等待和无边的苦恼，终于得到补偿。如果真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他肯定是一位伟大的舞台导演。当我怀抱着这个美丽的小男婴的时候，之前数小时的疼痛和担心顿时化做了欢乐。
然而，窗外鼓声依旧，“动员令——战争——战争”依旧。
“战争真的会爆发吗？”我很迷惑，“关我什么事？我的孩子在这里，安全地躺在我的臂弯里。他们去打仗吧！关我什么事？”
人类的欢乐总是很自私。就在我的窗外和门外，人声鼎沸，脚步声来回不断——女人们在哭泣——嘶喊——讨论着动员令；在房间里，我怀抱着孩子，竟然还在这场波及甚广的灾难面前感到无比的幸福，而且因为再次感受到孩子在自己的臂弯里而异常兴奋，仿佛自己身处天堂般。
夜幕低垂。我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他们来为我怀中的宝宝贺喜。“现在你又可以高兴起来了。”他们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一个个地告别了，只剩下我和宝宝。我轻声说道：“你是谁，迪尔德丽还是帕特里克？你终于回来了。”小家伙忽然瞪大眼睛看着我，随后就开始喘气，似乎窒息了，呼吸变得异常困难，冰凉的唇间发出一声长鸣。我赶忙呼唤护士，她进来了，看了看，一脸惊慌地抱过宝宝。接着，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很大的动静，嚷着氧气、热水……
经过一个小时的痛苦等待，奥古斯丁走进我的房间，说：“可怜的伊莎朵拉，你的孩子，已经死了……”
我相信，在那个时刻，我遭受了人世间最惨烈的打击。他的死，让我再一次想起之前两个孩子的死——就像重新经历上一次的悲痛那样——只不过这一次又添加了一层新的悲痛。
我的朋友玛丽进来了，哭着将摇篮搬走了。隔壁的房间里传来榔头敲拢着小棺材的咚咚声。这个小棺材，而今成了我那可怜的宝宝的永久摇篮。榔头的咚咚声，似乎将彻底绝望的最后音符敲进我的心里。我躺在床上，心痛欲裂，衰弱无力，泪水、奶水夹杂着鲜血一起流了出来。
一位朋友来看我，说：“你个人的悲痛算得了什么？战争已经要了数百人的性命，伤的伤，死的死，很快就会从前线送回来。”这么看来，似乎只有把贝勒维腾出来做医院才算合理。
罗曼·罗兰，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战争期间，人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激情。人们因为同仇敌忾的消息而振奋不已，因为让数英里的乡村和墓地毁于一旦而情绪高涨，谁能说是对还是错呢？当然，在如今看来，这种激情毫无意义，可是我们又怎么能妄下断言呢？罗曼·罗兰坐在瑞士，那颗发白的、沉思的头颅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诅咒战争，有人期待战争。
不管怎么样，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慷慨激昂，甚至连艺术家都在说：“艺术算什么？小伙子们在浴血奋战，士兵们在浴血奋战——艺术算得了什么？”如果当时我足够有智慧的话，就应当这么回答：“艺术比生命更伟大，就应该留在工作室里创作我的艺术。”可是，我随波逐流，头脑发热地说：“把这些床都搬走，把这所为艺术而建的房子拿去用吧，把它改造为医院，救死扶伤吧。”
一天，两个担架员走进我的房间，问我要不要看看我的医院。我还不能走路，他们用担架抬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我看见每个房间里关于酒神女祭司、舞动的农牧神、宁荚女神们以及森林之神的浅浮雕都被取了下来，漂亮的帷帘和窗帘也都被取了下来。代替浅浮雕的，是天主教商店供应的廉价的耶稣基督雕像。黑色的耶稣基督，金色的十字架，这种雕像在战时被批量生产和出售。我心想，那些可怜的伤兵苏醒后第一眼看到是这些房间的本来面目，应该会更加开心吧。为什么要让他们看着黑色的耶稣基督被钉死在金色的十字架上的可怜样子呢？这种画面，多让人郁闷啊！
进入那间宽敞的舞蹈教室后，我看到蓝幕布不见了，一排又一排简易的小床搁在里面，等待着伤员们。我的图书室原本摆着很多图书，诗人们可以站在书架旁汲取知识，而今已经变成了手术室，等待着伤员们。我的身子很虚弱，亲眼所见的一切让我很受打击。我觉得狄俄尼索斯被彻底击垮了。这是耶稣基督受难后的天下。
此后不久的一天，我听到担架员沉重的脚步声，这是他们第一次抬伤员进来了。
贝勒维！我的“雅典卫城”，你本该是灵感的源泉，是一所让人在哲学、诗歌和美妙的音乐的启迪下享受更高层次的生活的学校。从那天开始，艺术与和谐消失了，所有的墙壁都听到了我最初的哭喊——受伤的母亲的哭喊，以及被这个世界的战鼓声吓怕的宝宝的哭喊。我的艺术殿堂变成了殉道者的骷髅地，并最终演变成血腥的伤痛和死亡的停尸房。我曾经在这里聆听仙乐飘飘，如今只听到痛苦的呻吟和喊叫。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萧伯纳说过，只要人类还在折磨、屠杀动物，习惯吃它们的肉，战争便永不停息。我认为，所有心智健全、深思熟虑的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我的学校里的孩子们都是素食者，每天以蔬菜和水果为食，长得健健康康、美丽动人。有时候，当我听到伤员们的哭喊声的时候，我会想到动物们在屠宰场里的嘶喊声。我觉得，正因为我们在折磨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可怜的生灵，上帝才会惩罚我们。谁会喜欢战争这种可怕的东西呢？可能是那些肉食者吧。他们捕杀过，感受到捕杀的欲念——捕杀飞禽、动物，捕杀温顺、弱小的鹿，捕杀狐狸……
穿着血淋淋的围裙的屠夫，煽动着流血和杀戮。为什么不呢？割断一头小牛的喉管，与割断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的喉管相比，不过是半斤八两的差别而已。在我们自身仍然是遭到屠杀的动物们的活坟墓的时候，如何指望这个地球变成理想乐土？
我可以走动后，便与玛丽离开了贝勒维，前往海边。我们穿过战区，当我报上自己的名字时，他们给予我们最高的礼遇。执勤的哨兵说：“是伊莎朵拉，让她通行。”这话是我得到的最高荣誉。
我们去了多维耶，住在诺曼底酒店。我很疲倦，又有病在身，能够找到这么一个休息场所自然欣喜万分。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处于疲惫不堪的消极状态，连去海边呼吸清新空气的力气都没有。最后，我实在是觉得自己病得不轻了，派人去医院请医生。
罗伯特·德·孟德斯鸠，法国唯美主义者、象征主义诗人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医生居然不愿意过来，只避重就轻地推托了。我在诺曼底酒店里饱受疾病的折磨，没有人看护我，我也没有心思展望自己的未来。
那时候，诺曼底酒店是很多巴黎名流的避难所。我们隔壁房间住着贝罗迪埃伯爵夫人，以及她的客人罗伯特·德·孟德斯鸠伯爵。孟德斯鸠伯爵是一位诗人，我们时常在晚饭后听到他用柔和的假音朗诵自己的诗歌。在战争和屠杀的消息纷至沓来的日子里，听他情绪高昂地颂扬美的力量，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萨夏·吉特里也是诺曼底酒店的临时住客。他脑子里装着源源不断的奇闻逸事，每天晚上都会待在大厅里讲故事，逗大家开心。
只有在信使从前线送来悲惨的消息时，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不幸的年代。
我很快就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病得太厉害，没办法远行，只好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别墅。别墅的名字叫“黑与白”，里面所有的东西，从地毯到窗帘再到家具，颜色不外乎黑与白。我当初觉得它别致，所以租下了，殊不知住进去以后会有多压抑。
就这样，我离开了贝勒维，那个承载着我的学校、我的艺术、我未来的新生活的地方，来到这幢海边的黑白两色的小房子，茕茕孑立、疾病缠身、了无生气。最糟糕的也许还是疾病。我根本没有力气到海边走一走。秋天随着9月的暴雨来了。洛在信中对我说，他们已经将我的学校的师生送去了纽约，希望在那里找个地方躲避战争。
一天，我尤为抑郁，便去了医院，找那位曾经拒绝给我看病的医生。我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留着黑胡子的男人，他一见到我就转过身去，似乎要躲开。是我的错觉，还是他真的不想见我？我走上前，说：“医生，我叫你给我看病，你为什么不理不睬？你难道不明白我是真的病了，非常需要你吗？”
他结结巴巴地找了几个理由，脸上仍然是那副令人费解的表情。最终，他承诺第二天来看我。
第二天上午，秋日的暴雨下起来了。大雨倾盆，浪涛汹涌。医生如约来到我的“黑与白”别墅。
我坐在那儿，试图点燃柴火，却无济于事，倒是让烟囱不断地冒出黑烟来。医生给我把了脉，照例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跟他坦陈了发生在贝勒维的那件事——孩子的死以及我的悲痛。他继续盯着我，神情变得恍惚。
突然，他抱住我，安抚我。
“你的身体没有病，”他大声说，“你只是灵魂病了——你需要爱。唯一能够治愈你的良方就是爱，爱，更多的爱。”
孑然一身、疲惫不堪、悲恸不已，这种热烈而真挚的关怀让我心生感激。我迎向这位陌生的医生的目光，从中读出了爱的信息。我用受伤的灵魂和疲惫的身体所积聚的全部悲凄的力量来回报他的爱。
每天，他在医院忙完后，就来到我的别墅。他告诉我当天可怕的经历，伤者的痛苦以及通常是徒劳无功的手术——这场恐怖的战争里的所有恐怖的事情。
有时候，我陪他去医院值夜班。这座位于卡西诺的大医院正在沉睡，只有中央的夜灯亮着。到处都是辗转难眠的将士，不断发出痛苦的叹息和呻吟。他从一张病床走向另一张病床，说些安慰的话，给点喝的，或者打一针珍贵的麻药。
在这些艰难的白日和可怜的夜晚过后，这位陌生的男人需要爱和激情，一种狂热的、凄楚的爱和激情。炽烈的拥抱和疯狂的爱抚让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现在，我又能够到海边散步了。
一天晚上，我问这位陌生的医生，为什么我头一次叫他给我看病的时候，他不肯过来。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眼里流露出一种极为痛苦和悲哀的神色，这令我不敢再追问下去。但是，我的好奇心与日俱增。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他之所以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应该是跟我过去的生活有某种关联。
11月1日，死者的祭日。我站在别墅的窗前，注意到花园里有一块用黑色石头和白色石头圈起来的地，看起来简直就像两座坟墓。此情此景，顿时让我陷入了胡思乱想之中，直到我害怕得浑身哆嗦。的确，我似乎陷入了一张由死亡和痛苦交织的罗网中，要么一整天都关在别墅里，要么在而今已经变得寒冷的寂寞沙滩上晃荡。一列接着一列的火车来到多维耶，车厢里塞满了重伤或垂死的人，场面非常惨烈。这个曾经站在流行前沿的城市，上一个社交季节的爵士乐和欢笑声还没有退尽，如今却成为受难者的寄居地。我越来越沦落为抑郁的猎物，安德鲁的激情也在不可思议的炽烈中变得更加晦涩。每当他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我就会觉得他正在恐怖的记忆里挣扎。他常常这样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一切后，我们也就结束了。你不应该问我。”
一天夜里我醒来，发现他正弯着身子看我的睡相。他眼里的绝望可怕极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告诉我吧，”我乞求道，“这该死的秘密，实在让人受不了。”
他朝后退了几步，低下头看着我——他矮小体宽的身形，留着黑胡子。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他问。
我看着他。迷雾散去。我惊呼了一声。我记起来了。那个可怕的日子。那位进来给我希望的医生。那位努力挽救孩子们的医生。
“现在你知道了，”他说，“知道了我内心的痛苦。你沉睡的时候，多么像躺在那里的小姑娘啊！我竭尽全力想要救活她——连续几个小时，我试图用自己的嘴给她输送氧气——输送我的生命——通过她的可怜的小嘴——给她我的生命……”
他的话让我更加悲伤。而他的伤痛，似乎一点都不比我少。
从那晚开始，我开始爱上他了。但是，随着我们对彼此的爱和欲望的加深，他的幻觉也越来越厉害了。直到有一天晚上醒来时，我再一次看到他那双悲哀的眼睛正盯着我。我真怕他的幻想会令我们两个都崩溃。
第二天，我沿着海滩往前走，越走越远，突然生出一种欲念，再也不回那栋让人悲痛的“黑与白”别墅，远离令我窒息的爱情。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才想到该回去了。走在冷的潮水里，就想这么径直走进大海，一了百了。既然无法在艺术中、在新生命的诞生中以及在爱情中获得慰藉，我就选择逃避。然而每一次逃避都徒劳无功。
回别墅的途中，我遇到了安德鲁。他看到我心神恍惚时掉在沙滩上的帽子，还以为我想不开投海了，于是急匆匆地顺着沙滩寻了几英里，直到看见我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放声大哭，如婴孩一般。我们一起走回别墅，互相安慰。同时，我们意识到，想要使彼此都保持清醒，必须得分开。我们的爱带着可怕的魔咒，要么死亡，要么疯掉。
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更加使我痛苦。我让贝勒维的人给我寄一些暖和的衣服过来。一天，有人将一箱衣服送到了我的别墅。然而，给我寄衣服的人犯了一个错误：竟然把以前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衣服寄了过来。当它们再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忍不住悲号，正如我看见他们躺在那里死了的时候所听到的自己的悲号——陌生的、长久的、凄绝的悲号，仿佛一头受伤的动物临死前发出的哀号。
安德鲁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昏倒在箱子旁，怀里抱着那一堆小衣服。他将我抱到隔壁的房间，藏起了箱子。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