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参战后，洛亨格林把他在德文郡的城堡改装成了野战医院。为了保障学校里学生的安全，他把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全都送去了美国。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在纽约跟孩子们在一起，经常发电报让我过去。最终，我决定那边跟他们会合。
安德鲁为我送行，我上了开往纽约的巨型轮船。
我既悲伤又疲惫，白天总是把自己关在舱房里，到了晚上，别的乘客都睡了，我才出现在甲板上。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在纽约迎接我。他们见到我时，看我变了那么多，而且还病着，简直惊呆了。
我把孩子们安顿在一幢别墅里——她们是一群快乐的战争避难者，在第四大道和第二十三大街交接处租了一处宽敞的工作室，挂上了蓝幕布后，我们就重新投入工作了。
我从战争中的法国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美国人对战争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十分愤然。一天晚上，我在大都会剧院演出结束后，披上一块红披肩，即兴跳起了《马赛曲》，想号召美国年轻人站起来，捍卫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文明。第二天早上，各类报纸反响强烈。其中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如下文字：
伊莎朵拉·邓肯小姐在演出结束时以热情洋溢的舞蹈演绎了《马赛曲》，赢得了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他们站起身来为她喝彩，久久不愿离去……她那尊贵的姿态，是对巴黎凯旋门上的古典雕像的模仿。她裸露着肩膀。在表现著名的拱门上的美丽浮雕（鲁德）的时候，她摆出迷人的姿态，露出身体的一侧，直到腰际。观众们因为她的表演而激动不已，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她栩栩如生地诠释了高尚的艺术。
我的工作室迅速成为诗人们、艺术家们的聚集地。从这一刻开始，我又恢复了勇气。我租下了闲置的新落成的世纪剧院，为社交季节做准备，并打算把它打造成我的“狄俄尼索斯剧场”。
伊莎朵拉在美国表演《马赛曲》不过，这家剧院颇为庸俗的场内设置让我很不满意。为了把它改造为一座希腊式剧院，我让人把乐队的所有座位搬走，铺上蓝色的地毯，这样歌舞队的活动就自由多了。我用蓝色的帘子将丑陋的包厢遮住。接着，我又创立了一个由35名演员、80名音乐家和100名歌唱人员组成的剧团，上演悲剧《俄狄浦斯王》。我的哥哥奥古斯丁担任主角，我和学生们扮演歌舞队。
与剧团共同上演悲剧《俄狄浦斯王》观众们主要来自纽约的东区，他们现在是美国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东区人的捧场，让我十分感动；所以我带上了所有学生和一个交响乐团去东区，在意第绪剧院为他们免费演出。如果我财力雄厚的话，我宁愿留在那里，为这些灵魂里流淌着音乐和诗情的人跳舞。可是啊，唉！这次盛大的演出活动被证明是一场耗资巨大的实验，将我彻底推向了破产的境地。我向纽约的一些百万富翁求助，只得到这样的回答：“但是，你为什么非要演希腊悲剧呢？”
那时候，纽约正刮着“爵士风”。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到比尔特莫这类酒店的宽敞的沙龙里消磨时间。他们随着黑人乐队狂放的嘶喊和号叫跳着狐步舞。有人邀请我参加了一两次这种奇怪的舞会。不得不说，正当法国人在浴血奋战、需要美国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却在这里尽情享乐，我的愤慨油然而生。实际上，1915年的美国社会风气令人厌恶。我决定带着学生们重返欧洲。
可是，我当时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虽然我早已预订了“但丁·阿利盖利”号回程的舱位，却没钱支付。距离轮船起航的时间差不多只剩下3个小时了，钱依然没有着落。这时，一位穿着得体的年轻美国女子走进我的工作室，问我当天是不是要去欧洲。
“你瞧，”我对她说，同时将穿好旅行外衣的孩子们指给她看，“我们都准备好了，只是还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支付船票。”
“你需要多少钱？”她问。
“大约两千美元。”我回答说。这位年轻女子简直异同常人，她立即掏出钱包，从中拿出了两张面值1000美元的钞票，放在桌上，“能够在这种小事上帮到你，我很荣幸。”
我惊讶地看着这个陌生人，这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女人。她没有提任何要求，就这么由我随意支配这笔钱。我只能这么想，她肯定是某位不为人知的百万富翁。后来我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为了帮我筹到这笔钱，她在一天前卖掉了所有的股票和债券。
她和很多其他人一起到码头给我们送行。她的名字叫鲁思——《圣经》里的摩押女子，鲁思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路就是我的路。”鲁思从那时起，一直践行着这种诺言。
法国国歌《马赛曲》由于官方禁止我们在纽约继续表演《马赛曲》，我们便全都站到甲板上，每个孩子的衣袖里都藏着一面法国国旗。我事先已经同她们说好，只要汽笛响起，船一离岸，我们大家就一起挥动手里的国旗，齐声高唱《马赛曲》。我们唱得兴致勃勃，船员们为此也兴奋不已。
朋友玛丽本来是为我送行的，可临分别时，她实在不忍心与我分离，就冲动地跳上了船，要跟我们一起走，既没带行李也没带护照。她说：“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我们就这样在《马赛曲》的歌声中告别了1915年富裕欢乐的美国。我带着这些如今也居无定所的学生，前往意大利。我们情绪激动地抵达那不勒斯，当地的气氛十分热烈，因为意大利已经决定参战了。能够回到欧洲，大家都显得兴高采烈。我们在乡间举办了一场欢快的庆祝会。记得那天，我对着围在身边的那一群好奇的农民和工人说：“感谢上帝给你们这么美丽的国家，不要羡慕美国。在这里，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你们有蓝天、葡萄藤和橄榄树，你们比任何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都更为富有。”
20世纪初的苏黎世在那不勒斯，我们讨论了下一步的目的地。我很想去希腊，在科帕诺斯露营，直到战争结束。不过，我的想法吓着了年龄大的学生们，因为她们拿的是德国护照。最后，我们决定去瑞士避难，而且还有可能在那里进行一系列的演出活动。
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去了苏黎世。在湖光酒店的酒吧里，我遇到了美国一个著名的百万富翁的女儿。我认为这是一个让她对我的学校产生兴趣的绝好机会，于是在一个午后，我叫孩子们在草地上为她跳舞。她们的舞姿引人入胜，我觉得她一定会大受感动。可是，当我提到帮助我的学校这件事的时候，她居然这么回答我：“没错，她们或许很可爱，但是她们没有可爱到打动我。我只对自己的心理分析感兴趣。”多年来她一直师从荣格，每天花数小时记录头天晚上做过的梦。她的老师荣格，正是享誉盛名的弗洛伊德的高徒。
那年夏天，为了离学生们近些，我住到奥奇的美丽湖畔酒店。我的房间很漂亮，有一个架空在湖上的阳台。我租下了一间以前用做餐厅的大房间，看起来有点像临时的工房。我在四周挂上了给予我源源不断灵感的蓝色幕布，将之改造为一个教学“圣殿”，每天下午和晚上在那里教孩子们跳舞。
一天，我们开心地接待了韦恩加特纳和他的夫人，整个下午和晚上一直为他跳着格卢克、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
爱尔兰诗人、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从我的阳台上，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临湖的另一个大阳台上站着一群漂亮的男孩子，穿着闪亮的丝质衣服。他们围绕着一个年龄稍长的男子——身材魁梧，金发碧眼，体形很像奥斯卡·王尔德。他们会从阳台上朝我微笑，有一晚甚至邀请我共进晚餐。他们都是天资聪慧的迷人孩子，为了躲避战争才来到此地。那位年轻英俊的S公爵也出席了晚餐。
有时候，他们带我坐摩托艇，在浪漫的菜曼湖上游玩。大家一起喝着香槟酒，畅快淋漓。我们常常于凌晨4点在蒙特鲁上岸，那里有一位神秘的意大利伯爵为我们准备食物。这位俊美而严肃的伯爵面无血色。他日夜颠倒，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他常常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小小的银色针筒，往自己苍白且瘦弱的手臂上注射，每个人都假装没看见。注射完后，他变得机智风趣，神采奕奕。据说他的白天过得相当痛苦。
与这些迷人的年轻人交往很开心，让我暂时遗忘了自己的悲伤和孤独，可是他们显然无视于我的女性魅力，极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决定试着对他们施展我的魅力，结果十分成功。那天晚上，在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的陪伴下，我与这帮年轻人的“领袖”坐上梅赛德斯豪华轿车出游。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我们疾驰在莱曼湖的沿岸，飞一般地闪过蒙特鲁。我喊着“往前开，往前开”，直到最后，天已蒙蒙亮，我们才发现已经来到了威格。我仍然饶有兴味地喊着“往前开，往前开”，轿车在终年积雪的山道上畅行，穿过了圣哥达山口。
那帮年轻迷人的朋友早上起床后发现他们的“苏丹”已经跟一个可恶的异性跑了，会是多么大惊失色啊！一想到这，我就乐不可支。我使出浑身解数引诱他，一直把他引向了意大利境内，然后继续往前开，驶过罗马，又从罗马开往那不勒斯。看到大海后，我又极度渴望再去看看雅典。
我们登上一艘意大利小汽船。就这样，一个早上，我发现自己再次沿着通廊上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行走，进入神圣、智慧的雅典娜女神的庙宇。上次来这里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想到自己在此后的日子里曾是多么严重地背离了智慧与和谐，并且因为沉迷于爱情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顿时觉得无地自容。
这座现代城市正处于骚乱之中。我们抵达雅典的第二天，韦内塞洛斯宣布下台。据说，王室大概是想投靠德国皇帝。那一晚，我举办了一场迷人的晚宴，国王的秘书梅·米拉斯先生也来了。我在餐桌中央堆满了红玫瑰，花儿下面藏了一台小小的留声机。在我们用餐的大厅里，还有一群柏林来的高官。突然，我们听到他们的餐桌上二传来“德国皇帝万岁”的祝酒词。一听到这声音，我立即拨开玫瑰花，打开留声机，播放《马赛曲》。与此同时，我举杯祝酒：“法国万岁。”
国王的秘书看起来有些惊慌，不过内心还是高兴的，因为他实际上站在协约国这一边。
韦内塞洛斯，希腊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希腊首相这时，从我们前面敞开的窗户看出去，只见一大群人聚集在广场上。我把韦内塞洛斯的画像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时让年轻的美国朋友抱着留声机跟随我，大胆地播放《马赛曲》，走到广场中央。小机器里传出的乐曲声，人们情绪激昂的合唱声，让我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法兰西颂》。舞蹈结束后，我向民众大声呼吁：“你们拥有第二位伯里克利，那就是伟大的韦内塞洛斯。你们为什么对他的困境视若无睹呢？你们为什么不追随他呢？只有他才能将希腊引向辉煌。”
然后，我们集合成一支游行队伍，走到韦内塞洛斯的住处，站在他的窗下，反复唱着《希腊颂》和《马赛曲》，直到士兵们毫不客气地拿着刺枪将我们大伙驱散。
这件事让我畅快淋漓。之后，我们乘船返回那不勒斯，继续我们的旅程，来到了奥奇。
从那时候开始直至战争结束，我想方设法维持我的学校。我一直安慰自己，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返回贝勒维了。可是，战争没完没了，我不得不以百分之五十的利息借高利贷，支付学校在瑞士的开销。
因为这个原因，我在1916年签下了一份到南美巡回演出的合约。于是，我准备坐船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当我追寻着这些回忆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的一生很难尽述——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性如此多面，经历如此丰富，而记述却很贫乏。那些我复杂冗长的事情，只要几页纸就讲完了；那些经历过的似乎长达几千年的折磨与痛苦，下笔要写时又觉得像换了一个人，写起来只是浅尝辄止。我常常绝望地问自己：我写出的只是一副空架子而已，有没有人可以真正体会其中的悲欢呢？假如我是一个作家，并且从自己的生活中汲取素材写了20部小说，那么我或许会离事实近些；然后凭借写小说的经验撰写自己的艺术人生。当然，这部自传与小说的写法完全不同，因为我的艺术生涯和艺术思想已经超然地站到了一旁，自成体系，就像一个分离的有机体，似乎是独立于我所谓的“意志”之外了。
虽然如此，我仍然试图真实地记录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有时候，我难免会担心这样的记录是否会一团糟。可是既然我选择了用文字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我就会做到有始有终。我似乎已经听
古罗马杰出诗人奥维德见世上那些所谓良家妇女的声音——“这真是一本最不光彩的传记”，或者，“她所有的不幸都是报应”。我可从不认为自己有罪。尼采说：“女人是一面镜子。”我只是对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和事作出反应而已，就像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根据神祇的启示改变自己的外形和性格。
轮船停在纽约的码头。奥古斯丁不放心我在战争期间独自远行，决定与我同去。他的陪伴，让我备感安慰。同船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拳击手，由一个叫特德·刘易斯的人带头。他们常常在早上6点起来训练，然后在船上的海水游泳池里游泳。我早上和他们一起锻炼，晚上则为他们跳舞，整个旅途过得很愉快，一点儿都不觉得漫长。钢琴家莫里斯·杜梅斯尼尔也与我同行。
巴伊亚是我有生以来所体验到的第一个热带城镇，舒适宜人，绿意盎然，空气湿润。这里经常下雨，穿着印花布衣走在街上的女人们，虽然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衣服都贴在身上了，却依旧坦然自若地继续行走在雨中，不在乎被雨打湿了全身。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黑白种族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吃中餐的一家饭馆里，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女子同桌用餐。在小教堂里，妇女们怀抱光着身子的黑白混血儿接受洗礼。
每个花园里都盛开着红色的木槿花，到处都可以看到黑人和白人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在这座城镇的某些街区，黑皮肤、白皮肤和黄皮肤的妓女们懒洋洋地靠在楼房的窗前，完全没有大城市的同行们通常所呈现的面容憔悴、鬼鬼祟祟的神色。
我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后，去了一家卡巴菜酒馆。与通常的卡巴菜酒馆一样，这里的房间狭长、低矮，并且烟雾弥漫，挤满了黑肤色的年轻男子，夹杂着同样黑肤色的年轻女子，他们全都在跳探戈。我从来没跳过探戈，不过那位年轻的阿根廷导游劝我试试。从踏出的第一个犹豫的舞步开始，我就感受到自己的脉搏在回应这种性感舞蹈的迷人而舒缓的旋律，甜蜜犹如长久的安抚，醉人犹如南方晴空下的爱情，残忍和危险犹如热带雨林中的诱惑。当这位黑眼睛的年轻导游拥着我，自信地引导着我的舞步，并时不时地将大胆的目光直直地投射进我的双眼时，我感觉到了这一切。
20世纪初繁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突然，酒馆里的学生们认出了我，围了上来。他们告诉我那晚的聚会是为了庆祝阿根廷获得自由，并恳请我用舞蹈诠释他们的国歌。我向来喜欢学生，所以立马答应了下来。听完翻译的国歌内容之后，我拿起一面阿根廷国旗包裹着身体，试着为他们表现曾经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阿根廷的苦难，以及推翻暴政重获自由的过程。我的表演很成功。学生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类舞蹈，他们热情地欢呼着，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国歌，我也在歌声中跳了一遍又一遍。
我回到酒店，因为跳舞面色红润，也因为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片土地而身心愉悦。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早上，我的经理人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顿时火冒三丈。他通知我，根据法律，我们之间的合约已然作废。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流阶层的家庭纷纷退票，并声称要抵制我的演出。就这样，带给我巨大快乐的聚会，同时也毁掉了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巡演。
艺术能够让混乱、无序的生活回归到和谐、有序的状态。一本好的小说，也会自然而然地发展，但是现实生活却不这样，恋情大多草草收场，如同一段乐曲中出现刺耳、嘈杂的不谐之音。而且，高潮过后的恋情，还常常伴着财务纠纷和公堂对簿。
我当初是想通过这次巡演，赚足够的钱，维持我的学校在战争期间的开支。当我收到瑞士发来的电报，说我寄出去的钱由于战时条件限制而被搁置下来的时候，顿时感到惊慌失措。我将姑娘们留在了一所寄宿学校，如果不能及时将钱寄过去的话，女校长便不会继续收留她们，随时将她们驱赶出门。我焦虑不安，坚持让奥占斯丁带上必要的钱火速赶往日内瓦，拯救我的学生们。但是我没料到的是，这样一来，我连住宿的钱都不够了。愤怒的经理人已经偕同戏剧歌剧团前往智利了，我与钢琴家杜梅斯尼尔尴尬地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里的观众冷漠、沉闷，而且缺乏艺术鉴赏力。事实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成功的表演就是那天晚上在卡巴菜酒馆诠释礼赞自由的阿根廷国歌。我们不得不将行李留在酒店，前往蒙得维的亚。幸运的是，酒店老板压根儿看不上我的舞衣。
我们发现蒙得维的亚的观众与阿根廷的观众截然不同。他们热情洋溢，非常喜爱我的舞蹈。因此，我们得以继续巡回演出，前往里约热内卢。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时候，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行李。市立剧院的经理很友善，立即为我们安排了演出活动。这里的观众很有鉴赏力，反应敏捷，反响强烈，能让在他们面前表演的艺术家发挥出最高水平。
我在这里遇到了诗人让·德·里约。里约热内卢的所有年轻人都喜爱他，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有诗情。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就会跟在后面高喊着：“让·德·里约万岁，伊莎朵拉万岁！”
杜梅斯尼尔在里约热内，与大受欢迎，所以决定留在那里。我则踏上了返回纽约的旅途。一路上，我形单影只、愁云满面，为我的学校忧心不已。去时同船的几个拳击手也没有成功地赚到钱，而今成了这条船上的乘务员。
同船的乘客中有一个叫威尔金斯的美国人，整天喝得烂醉如泥，每到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说：“把这瓶1911年的泊默里香槟送到伊莎朵拉·邓肯的餐桌上去。”这举动让周遭的每一个人都大为惊诧。
抵达纽约后，没有一个人来码头接我。由于战时条件所限，我的电报没有传送过来。我突然想到了好朋友阿诺德·金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不仅是一位天才，还是一位“巫师”。他放弃了绘画，转而从事摄影工作，拍摄的作品神秘而诡异。他的确是将照相机对准了人，并且将他们拍了下来，可是照片里出现的人物并不是那些被摄
伊莎朵拉的好友，美国著名摄影师阿诺德·金瑟者，而是他对他们的梦幻般想象。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不是为了呈现我的外形特征，而是表现我的灵魂状态。其中有一张照片真实地再现了我的灵魂。
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码头上的时候，我决定打电话给他。令我惊讶的是，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不是阿诺德，而是洛亨格林。多巧啊！他正好在那天上午去拜访金瑟，结果接到了我的电话。当他得知我一个人在码头，没有钱也没有朋友的时候，表示立刻来接我。
几分钟后，他出现在码头了。看到他那高大威武的身子，我突然找到了一种安全感。我们为重逢而高兴。
顺便提一下，你们或许已经从这本自传里看出，我对自己的每段恋情都相当忠诚，如果他们也对我忠诚的话，我断不会离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我曾经爱他们，我现在也爱着他们，并且永远爱他们。我离开过一些男人，那也只是因为他们见异思迁，以及命运的反复无常。
美国格兰特总统之墓在这场悲惨的旅行结束之际，我很高兴洛亨格林再一次来拯救我。他就像往常一样喜欢发号施令，很快就从海关那里领回我的行李，然后带着我去了金瑟的工作室。我们三人一起到河滨大道的餐馆吃午饭，那里正好可以俯瞰到格兰特总统的坟墓。
我们很开心能够再度相聚，开怀畅饮。我觉得，这次回到纽约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开端。洛亨格林当时的心情特别好。午饭后，他马上冲下楼，租下了大都会剧院，并且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忙着发邀请函，请所有艺术家前来欣赏一场大型的、特殊的免费表演。这场表演是我生命中最为美妙的一次经历。纽约的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们都来了。没有了售票情况的压力，我随心所欲地跳舞。当然，按照我在战时的表演惯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以《马赛曲》结束了演出。在场的观众们情绪激昂，为法国和协约国欢呼。
我告诉洛亨格林，我让奥古斯丁前往日内瓦，并且很担心学生们的状况。他慷慨地汇了一笔必要的资金，准备接学生们来纽约。可是啊，唉，对于部分学生来说，这笔资金去得太晚了。年龄小的学生们都已经被家长们领回家了。我辛苦了几年建立起来的学校就这样被拆解了，真是遗憾。不过，后来看到奥古斯丁带着6个年龄稍长的孩子来到纽约后，我的心情舒坦了很多。
洛亨格林总是那么慷慨大方。这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顶楼租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我们每天都到那里练舞。早上，洛亨格林经常载我们去哈德孙沿岸远游。他送我们每一个人礼物。事实上，就那时的情况而言，生活的确在金钱的魔力下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但是，随着纽约的寒冬的到来，我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洛亨格林建议我去古巴旅行，并让他的秘书陪我同行。
古巴之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洛亨格林的秘书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诗人。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所以不能进行任何演出活动。于是，我们开车沿着海岸兜风，欣赏如诗如画的美景，在哈瓦那度过了愉快的三周。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们遭遇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离哈瓦那大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麻风病院，四周围墙高耸。不过，这围墙的高度并不足以阻隔我们的视线。偶尔，我们会看到一张恐怖的面孔探出墙往外看。当地政府已然意识到这座麻风病院跟旁边的避寒胜地格格不入，决定将它迁走。但是，病人
古巴首都、经济、文化中心哈瓦那风光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紧抓着门、贴着墙，有些病人还爬上屋顶不肯下来，甚至有谣言说好些病人逃到哈瓦那躲了起来。迁移麻风病院这件事，总让我联想到梅特林克笔下神秘怪诞的戏剧。
我还参观了一座房子，里面的女主人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后代。这位女主人喜爱猴子和大猩猩。她在花园里摆满了铁笼子来养宠物。她的这座房子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前去参观。她热情地接待客人们时，肩上总是蹲着一只猴子，手里还牵着一只大猩猩。它们是她所有宠物里最温驯的，其他动物的脾气可就没这么好了。每当有人经过铁笼子时，里面的动物们就会猛摇铁杆、龇牙咧嘴、大声吼叫。我问女主人，这些动物是否有危险性。她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它们除了偶尔从笼子里跑出来弄死园丁外，大体上还是很安全的。”这话让我神经紧张，所以离开时我简直如释重负。
这件事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于，女主人长得很漂亮，眼睛大而有神，博览群书，聪慧过人。她喜爱收藏，家里摆满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那么，她为什么偏偏对猴子和大猩猩情有独钟呢？她对我说，她已经立下了遗嘱，在她死后，所有这些宠物都将捐给巴斯德研究所，进行与癌症和肺结核有关的实验。用这种善后方式来表达她对宠物们的喜爱真是怪异啊！
我在哈瓦那还有一次有趣的经历。在一个节日的夜晚，所有酒馆和咖啡馆都挤满了人。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先是开车沿海岸兜风，接着在潘帕斯草原逗留了一会儿。回来后，我们来到了一家典型的哈瓦那咖啡馆，当时大约是凌晨3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吸食吗啡、可卡因、鸦片的人，酒鬼，以及其他生活颓废的人。我们进了一间昏暗、低矮、烟雾缭绕的房间，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一个面色苍白、神情恍惚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双颊凹陷，目光如炬，修长的手指落在钢琴的琴键上，弹的竟是肖邦的《序曲》。他的演奏出神入化，我聆听了片刻后，走到他身旁，可惜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出几个词。我的举动引来了咖啡馆里所有人的注意。我知道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于是突发奇想，要为这群陌生人跳舞。我把披肩裹到身上，示意钢琴师演奏，然后随着《序曲》的几段音乐跳舞。慢慢地，这家小咖啡馆里的醉酒者都安静了下来。我继续跳着，不但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还让许多人流下了眼泪。钢琴师也从吸食吗啡的迷幻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仿佛突然来了灵感，弹奏得愈加精神了。
我一直跳到了天亮。离开的时候，他们一个个过来拥抱我。这场表演，比在任何剧院的表演都更令我感到骄傲。没有经理人的帮助，没有事前的宣传，演出却大获成功，这足以证明我的舞蹈天赋。
不久，我跟诗人朋友乘船前往佛罗里达，在棕榈滩上岸。我在那里发了一封电报给洛，让他来布雷克斯酒店与我们会合。
悲痛的最可怕阶段，并不是在开始的时刻。悲痛刚刚袭来的时候，人会进入一种震惊的状态，几近麻痹。经过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说“哦，她恢复了”，或者说“她没事了，她已经挺过来了”。但实际上，或许就在大家都认为其乐融融的晚宴上，痛苦却伸出了一只冰冷的爪子揪住心灵，另一只滚烫的爪子则掐住了喉咙。冰与火，地狱与绝望，扑面而来。悲痛者举起一杯香槟，竭力用遗忘扼杀气势汹汹的哀伤——不管这有没有效果。
美国诗人、剧作家珀西·麦凯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朋友们都说：“她已经忘记了，她挺过来了。”可是，只要我看到小孩子突然走进房间叫一声“妈妈”，便会心如刀割，整个人仿佛坠入了痛苦的深渊，脑海里不断发出一种哀号，让我忘了吧。正是在如此可怕的痛苦中，我渴望创造新生命、创造艺术。啊，我多么羡慕那些听天由命的修女！她们双唇苍白，在陌生人的棺木前彻夜祈祷。这种平和的性情总是让艺术家们羡慕不已，因为他们总是轻易地发出抗议的嘶喊——“我要去爱，爱，我要创造欢乐，欢乐。”这真是天壤之别啊！
洛亨格林带着美国诗人珀西·麦凯来到棕榈滩。一天，我们三人坐在阳台上。洛亨格林根据我的理念为将来的学校拟订了一份计划，还告诉我说，他已经买下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并打算在那里为我建一所新的学校。
虽然我对这个计划很有兴趣，却又不希望在战争期间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我的想法令洛大为恼火。就像当初冲动地买下麦迪逊广场花园那样，他在回到纽约后迅速取消了购买合约。
一年前，珀西·麦凯看了孩子们跳舞的情形后，写了一首优美的诗篇：
一颗炸弹落在了巴黎圣母院，
德国人又焚毁了一座比利时城镇，
俄国人被困在东边，英国人在不安。
我闭上双眼，放下报纸；
在浅蓝的海边，暗淡的天光下，
有着灰色的岩壁和沼泽草地。
这是怎样的精灵般的笑声啊？
甜美有如十月里寂寞的蜜蜂在鸣唱，
弥久香醇的快乐回荡在寂静的海岸。
这是怎样的精灵们啊？
身穿大海和岩壁般颜色的衣衫，
在黑暗的银色边缘舞蹈——
每一个都狂喜地
迎着西沉的太阳伸展四肢，
快乐地祈祷。
看哪：她们停下了
宛如飞倦的鸟儿归巢，
优雅而又欢乐，
围拢在女主人的座椅旁，
致以临睡前的祝福：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
如何凝聚在艺术的神圣家庭里？
是梦想，耶稣基督和柏拉图都曾希冀过的梦想，
它们展翅高翔时投下的阴影是多么美丽啊！
上帝啊！这梦想看起来近在咫尺，
直到我的眼前再度出现
血腥的颤抖和屠杀：
数以万计的敌军。
然后是笑声！从古老大海上传来的笑声
在暮色中吟唱：雅典！加利利！
熄灭的灯光下，精灵们欢快地喊道：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