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营的打骂有教无类，我却没挨过打。新兵训练分“术课”和“学课”两大门类，传统偏重术课，像单杠、木马、跳远、拳术等。我有相当程度的“麻烦症候群”，不能承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回忆录第二册《怒目少年》有详细记述），马营新兵连六个月，我的术科成绩落后，挨打的机会很多，本该每天小打一次，每星期痛打一次，可是居然没有。
这是奇迹，我有奇遇。多年以后，我写出两句众人引述的话来：“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每一层天堂上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你如何躲开他。”马营如果是地狱，我有幸遇见天使。
马营第一天，我们鱼贯进入营房，一个军官站在大门以内的走道旁注目看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知道，他是新兵连第三排的杨书质排长，那天他是全连的值星官，他要观察我们。由这件事情可以推论他是一位既优秀又尽责的排长，他这么一看，发生了我和他今世来生的“殊胜因缘”。
新兵连的三位排长是：第一排排长张志华，陕西临潼人；第二排排长姓黄，广东人；第三排排长杨书质，河北沧州人。杨先生有“书生气质”，使我联想“下马草檄，上马杀贼”。开训一个星期，我的弱点完全暴露了，杨排长庇护我。后来知道，杨排长对连长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位列四强之一，军队的素质逐渐提高，如果宪兵的知识水准比他们低，就很难执行勤务。杨排长说，文武全才难得，只有取人之长，兼收并蓄，量材施用。训练新兵，他主张要给体质比较文弱而文化资质优秀的青年留下一席之地。当时在六团、甚至在宪兵司令部，这都是相当“前卫”的看法，感谢朱腾连长接受了他的建议。
那时，在新兵连的三位排长之中，杨排长年纪最轻，今天推算，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学识丰富，据说，他在宪兵学校受训的那两年，每逢星期假日，人家坐茶馆，进戏院，三朋四友打麻将，他去听名人演讲，到图书馆看报纸杂志。
那时宪兵学校有学员队和学生队之分，学员队招收军校毕业生，施以一年的专业训练，使他具有宪兵军官的资格；学生队则是宪兵军官的“科班”，受完整的宪兵军官教育，是宪兵的嫡系正统。杨排长出身学生队，年轻有为，说句很俗气的话，行情高，面子大，他也说服了第一排的张志华排长。
马营受训六个月，连上对我的术课没有严格要求。训练进行到后期，每月举行全连术科大竞赛，评审官给每个新兵打分数，给每个班算出平均分数，给全连九个班排定名次，如果名次低，班长的考绩也低。第一排第一班赵班长提出异议，认为我的分数会把第一班的名次拉下来，对他不公平。杨排长从中运作，连长同意，把我调到第二班，评审官核算第二班的成绩，把我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全班十名新兵，只拿九个人的分数来平均。
当时我们每一分钟都控制在班长手中，班长绝对不许我们有“私密”的空间和时间。杨排长为我制造喘息的机会，他做值星官，一定找我个别谈话。连上有一挺轻机枪，按规定由第一排排头扛着出操，我调到第二班以后，顿时轻松许多。西北风里学筑城，挖战壕，指导员看杨排长的面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写墙报，免除劳役。第二排黄排长以值星官身份训话的时候，强调术课重要，然后叫着我的名字说：“他的腿太长了！”表示原谅。如此这般，给人的印象是全连长官都护着我。
回想起来，他们那时都是时代青年。杨排长年纪最小，个子也不高，但望之有威。朱连长比他大几岁，态度光明磊落，治兵大处着眼。张排长年龄最大，当年三十五岁，阅历丰富，有苦口婆心。三人风格不同，借用宪兵训练的口号来形容，张排长稳重，“钢胆沉着”，杨排长朝气蓬勃，“热心慧敏”，朱连长慷慨有大志，“向前向上”。这样三个人，他们带我去北平我就去北平，带我去沈阳我就去沈阳。
军事训练一切讲话都有标准说词，千口一腔，辗转重复，十分乏味，但杨排长常有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以值星官身份对全连士兵讲话，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受军事训练？我们说为了报国，我们又说这是一种义务，他都装做没有听见。他的答案是：军事训练可以使青年人养成终身使用的良好习惯，像整洁、勤劳、勇气、效率、合群等等。他的角度不同，他从青年的利益看问题，答案新鲜。二十年后，我看到美国海军的招兵广告：“你想免费周游世界吗？”我又想到当年杨排长的见解多么“前卫”！
杨排长常常找我个别谈话，他有一间小小的卧房，除了床铺，只容得下一张书桌。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在操课时间，他是一个不动而威的长官，个别谈话的时候，他像一个温和的教授。我能有一段时间完全脱离班长的掌握，已是一种幸福，何况又能分享人生道路上先行者的智慧。他虽然年轻，分寸拿捏得准，他暗中庇护我，但从未直接告诉我。他也从来没有一句话谈到政治（那该是指导员的工作），只谈青年人立身处世。还记得他引用成语，解释什么叫“有为有守”，他指出，我的性格偏向有守，远离了有为。那时候，他看出我的沮丧和萎缩。
我必须记下来，他屡次问我有什么计划，他叮嘱我：如果想做什么事，务必先和他商量。我心中暗想，事到如今，个人的一切权利已遭剥夺，个人的一切发展已遭堵塞，我还能有什么计划？我只希望六团带我走出关中，走回华北地区，寻找我的父母、妹妹和弟弟。我并没有把这个意念说出来，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也许增加另一种猜疑。我心里的事情，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
多少年来，我十分思念杨排长，有一天恍然大悟：亲爱的杨老师啊，你是担心我自杀吧，你是用“防范自杀”才说服朱连长的吧，士兵自杀，连长要记过调职的呢！
了不起的排长，你难道料事如神，那时我的心里的确常常冒出自杀的念头来。那时士兵自杀也是军中常事，奇怪，我们是新兵，不知怎么都听说了自杀的方法：你不是有一支步枪吗，你侧卧在床上，盖好棉被，被窝里抱住步枪，弹舱里装上子弹。你悄悄用脚趾拉开扳机，推子弹上膛，枪口抵住喉部，再用脚趾去扣扳机，惊天动地，一了百了，蚂蚁也有十分钟的轰轰烈烈。班长降级，排长记过，连长调去坐冷板凳，一个个灰头土脸，教你知道我的厉害。
纵然班长有天眼通，连长有天耳通，你们也不知道我悄悄地演习过一次，当然用空枪。你看不起脚趾，没想过一发能动全局，枪机咔嚓一响，全身震动，若有所失，若有所得，赤条条来去，滋味很迷人呢。可是我几乎弄假成真，我不知道弹舱里真有子弹。
必须解释一下：“汉阳造”步枪是把子弹装在薄铜片做成的弹夹里，再把弹夹装进弹舱，满夹有五发子弹，最后一颗子弹上膛，空弹夹自动跳出舱外，叫做“漏夹”。平时弹舱里不该有子弹，我没有事先检查，幸亏只有一颗子弹，我用脚趾把子弹推进枪膛，听见空弹夹当啷一声落下，好家伙，枪在警告我。幸亏是汉阳造，幸亏没有第二颗子弹，险哪！
我怎么能自杀，父母家人挂在心上，我得活着。我只是研究自杀，排练自杀，宁可百日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我既然掌握了自杀的方法，随时可以实施，反而好像吃了定心丸。亲爱的杨排长，我一直活着找你，我终于找到你，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二表姐突然来到马营，引起一阵轰动。她已在二十二中毕业，考进西北农学院，成为当时的明星级人物，女大学生。大学生有向上级控诉的能力，他们只好让我们见面，连长特别让出他的办公室，供我会客。我那当炮兵营长的五叔，音讯断绝已久，现在忽然汇给我法币三万元。二表姐是我指定的代理收信人，学校训导处把信转给她，她把钱领出来送给我。我很感伤，我说我已辍学，不配再花用这笔钱，咱们退回去吧。二表姐比较理智，主张收下，我这才想起，我有机会进二十二中，多亏二表姐导引成全，流亡学生的生活十分困苦，她现在考上大学，正是需要金钱支持的时候，我就用五叔这笔钱补报了她这份人情吧！五叔能够为家乡培养一个人才，也是一桩善举。
但是二表姐坚持给我留下一半。那时对我们来说，一万五千元是很大一笔钱，有了这笔“基金”，加上半工半读，二表姐读完大学。我突然有了这笔钱，一时手足无措，那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可以收藏它。二表姐走后，我急忙报告班长，班长教我报告连长，连长教我存放在排长那里。我拿着厚厚一叠钞票去找杨排长。杨排长没说话，他只是找一张报纸把钱包起来，又找一根线捆扎了。他替我保管这笔钱，分文没有短少。
我承办过一件重要的事情。抗战胜利，政府对士兵颁发“参加抗战证明书”，对尉级和校级军官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附有一张证明。新兵补充连收到一百多张空白的证明书，由我用毛笔填写番号和姓名，我愉快地完成了工作。连部有一位准尉司书，可是连部的官长都指定由我填写他们的名字，他们认为我的书法比较好，“插柳学诗”下的工夫还在身上。不过我心里有意见，士兵只是“参加”了抗战，尉官校官才值得“纪念”，将官不论他做过什么，一律颁发“抗战胜利奖章”。一个人对抗战的贡献有多大，竟完全由官阶决定！还有，证明书的纸张柔软，容易起毛，不耐久藏，难道要士兵装成镜框背在背上？
我的“学科”成绩毕竟不错。杨排长为我们讲解步兵操典，张排长为我们讲授作战教范和阵中勤务令，这三门功课合起来简称“典范令”，十分重要。张排长年资深，已经训练过好几批新兵，不管新兵程度有多低，他都要照上面制定的课程表对牛弹琴，心中一定无可奈何。这一次面对我们这批流亡学生，他算是遇到知音，尤其是我，对他的讲授时时心领神会。他似乎想知道杨排长有没有看错人，讲课时随机拿一些问题考问我，例如背诵步兵操典第一条，背诵立正姿势的要领等等。还好，我都能答得上来。
我甚至超出他们的期望。杨排长讲操典讲到步兵冲锋，操典规定，冲锋前要子弹上膛，关好保险。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关保险，依我揣想，士兵跳出阵地，平端步枪，冲向敌人，子弹既已上膛，当然要在双方刺刀尚未碰触之前射出这颗子弹，杀伤敌人，操典要我们关上保险，不知留下这颗子弹做什么用？杨排长听了大为惊奇。
野外演习有个项目叫“步测距离”，测量的公式是两步算一复步，人人背诵公式“复步加复步乘二分之一、等于公尺数”。这个“复步乘二分之一”是什么玩意儿，难倒了多少新兵，也难为了多少班长。有一次，在操场里，张排长当众要我背诵这个公式，我脱口而出的是“复步加复步的一半”。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答错了，既而一想，满面堆下笑来，可不是？“复步的一半”多好懂，多好计算，要“复步乘二分之一”干什么！
据说，这两桩公案都写进了新兵训练的例行报告，由连部贡献给团部；据说，团部汇报材料时加入这两条，上达宪兵司令部；据说……
有一次，张排长突然问我：假使你守在阵地里，你抬头一看，敌人的炮兵就在眼前，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作战时，步兵在第一线推进，炮兵在第二线支持，怎会先出现敌人的炮兵？我凭直觉反问：“他的步兵在哪里？”张排长一笑：“算你答对了！”
那时，我和他怎么也没料到，一年以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两年以后，共军有了炮兵。司令员料定国军缩守据点，不敢出击，就把炮兵调到第一线攻城。有时候，守军的确可以抬头看见共军的炮兵，若问怎么办，正确的答案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张排长讲课旁征博引，他讲到子弹的速度，也讲到声音的速度，我发现子弹的速度比声音快。有一天他问我们：听见枪声害怕不害怕？大家齐声高呼不怕。再问为什么不怕，一片鸦雀无声。我想起一个答案，我说子弹先到，声音后到，听见枪声，子弹已经飞过去了。这个答案传遍全团。
二十年后，我在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写五百字小品专栏，使用了这个答案，表示人生有些恐惧是多余的。台湾最前线金门岛上的驻军打电话来，他们需要这篇文章做士兵的教材，并且问我另外还有没有这一类的文章。
我的术科也并非一无是处。训练后期，步枪实弹打靶，每人射击两发子弹，每一枪的满分是十二环。我一枪打十一环，一枪打十二环，杨班长初露笑脸，张排长提高嗓门说我“太慌张了！”他认为瞄准时沉着一点，两枪都可以打十二环，我听了，体会出什么是“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论射击成绩，全连新兵仅此一人，我到底参加过游击队，见过准星尖。就凭这点虚名，后来有人想调我去执行罪犯的死刑，也就是做刽子手，我当然拒绝，那是六团开到沈阳以后的事了。国共内战，我只放过这两枪，这是我的幸运。
靶场规则也有悠久传统。事先划定范围，通知村长乡长，临事派出哨兵，阻止行人通过，以防误伤百姓。列兵进入靶场以后一律卧倒，不准起立，步枪一律与身体平行，不准“出枪”（把枪管伸出去），枪机一律拉开，暴露空空的弹舱，没有子弹在内，以防误伤官兵。列兵就射击位置，班长跪在他的身旁，指导监看每一步动作，射击手打完子弹，归回原位，班长还要检查枪内有没有多余的子弹。如此谨慎周密，使我动心，影响了、或者加强了我以后行事的风格，或者还及于行文的风格。
“团教练”野外演习，我又有一次精彩的表现。有一个项目是指挥官下达行军宿营的命令，命令的内容分中、前、右、左、后五个部分。演习完毕，全连成讲话队形听连长讲评，朱连长首先点了我的名，要我复诵演习时听到的命令。命令的内容看似复杂，其实次序井然，流亡学校也有军事训练，也有野外演习，军训教官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我喜欢条理分明的东西，印象很深。朱连长临场抽考，我拼凑前后记忆，不足之处再稍加编造，居然一气呵成，很像那么一回事。等我复诵完毕，朱连长大声问全连新兵“听到了没有”，连问两次，十分高兴。
这一连串考验使杨排长很有面子，各班班长对我另眼相看，似乎再也没有人非议我的特权。
杨排长的大动作是改革新兵连的伙食。那时新兵穿不暖也吃不饱，高级军官常引用拿破仑一句话：“困苦与匮乏，乃优良士兵之学校。”作战的时候，挨冻受饿很寻常，平时不预习怎么行？可是怎么不想一想，平时养得壮，上了战场才挺得住啊！
连上有专人管经费办伙食，官名很奇怪，叫做“特务长”。它本是特别勤务的意思，出操上课行军宿营是一般正常勤务，被服装具柴米油盐就是特别勤务了。后来我到联勤补给机构工作，有两位同事的职衔是特务员。这些特务长、特务员都和情报间谍没有关系，可是共产党虽然知彼知己，也还没精细到这般程度，后来特务长、特务员做了俘虏，还真受到些特别审问。
那时军官、军士和大兵各有进餐的地方，菜饭成色有别，军中办伙食的准则是：“官长要吃得好，班长要吃得饱，兵有多少吃多少。”结果是，新兵半饥半饱。那时士兵腰间都扎一根皮带，开饭的时候并不解开，吃过饭以后，肚皮胀大，用手指插进皮带测试，如果插不进两根手指，算是吃饱。有一次，某班班长问列兵吃饱了没有，别人不敢回答，有个胆大的坦白说没吃饱。班长要他自己测验，看到了测验的结果，吩咐他“把皮带扎紧一点”。我们天天唱“太阳空气水，蒋委员长说它是三宝”，从来不提淀粉和脂肪。有时连开水也短缺，我们照以赛亚书所说，“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
写到这里，我应该谈到我们的待遇。招兵的人说，宪兵上等兵的薪饷比照步兵少尉，当然没那回事，到底比少尉差多少呢？我找到军政部当年编制的“陆军官兵待遇比较表”，那时少尉薪俸每月法币四十二元，战时加给三十元，生活补助费二百五十元，合计法币三百二十二元。二等兵饷金每月法币二十元，草鞋费六元，合计法币二十六元。少尉薪资是二等兵的十二点三倍。二等兵拿到的二十六元又是多少钱呢，我还记得当时阳春面每碗二元，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可以用十三碗阳春面的价格，想象当年二等兵的购买力，“国家”给的伙食吃不饱，他没有资财自己补充。
我们每天活蹦乱跳，攀高举重，热量消耗很大，杨排长看在眼里，动了恻隐之心。全连伙食虽由特务长负责主办，却又由三位排长轮流监督，每人“任期”一个月。战时菜金少，物价高，人所共知，没有什么可说的。抗战突然胜利，菜肉的价钱降下来，杨排长认为新兵可以吃得好一些，就在轮到他“值月”的时候提议改善。
这是对特务长的挑战，也微妙地碰触连长的威信和利益，另外两位排长知道不妥，但是谁也没有反对。以前，每天早晨，新兵推举出来的采买，带着炊事班长，向特务长领当天的菜金。杨排长的改革方案是，每月一日把上半月的菜金都领出来，到十六日再把下半月的菜金都领出来，统筹支配，货币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
杨排长的设想没有错，然而特务长岂是好惹的？他欺杨排长不知世道险恶。一号那天，杨排长派人来领钱开伙，特务长把全月的菜金都给了他，却不告诉他全月一次付讫；而杨排长以为只支取了半数，另外还有一半到十六号再领。他用全月的菜金办半个月的伙食，当然有明显的改善，可是他十六号再去找特务长，才知道本月份已无钱可用，这一下子麻烦大了。
杨排长必须马上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下半月的菜金如何筹措；第二，下半月的菜比上半月差得多，他如何向全连士兵解释。张排长、黄排长都为他分忧，各自对本排士兵说明委屈，他们谁也没怀疑杨排长贪污。我不知道杨排长如何渡过难关，即使在个别谈话的时候，他从未提过半句。他才二十四岁呐，这么有担当。
不久，团部要把杨排长调到另一个连去做排长。团部没有发表书面的人事命令，只由主管业务的人打了个电话，并且指定前往报到的日期。杨排长认为团部作业程序违反规定，提出异议，但是团部置之不理。于是杨排长集合全连士兵告别。
记得正是黄昏，地面晦暗，天空明亮。记得杨排长别出心裁，教我们蹲下。记得他说舍不得分离。记得他提高了声音说，团部把我调来调去，从来没有人事命令，我好像是一条狗。暮色渐浓，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只见他举起手帕拭泪，只听见他说：“他们拿人当狗！”这句话触动了每个新兵的伤心处，全场同声大哭。
团部慌了手脚也发了脾气，一个排长居然跟新兵建立这样深的感情，这还了得！这种反应我了解，大地主雇个奶妈照顾小孩，就慎防孩子爱他的奶妈。杨排长暂时留下来，六团开往沈阳的日子近了，稳定新兵的情绪要紧，这笔账秋后再算。通过杨排长，我仿佛看见宪兵团的黑暗面。该看见的、总有一天会看见，但是现在未免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