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作家朋友有一次对话。他说：咱们这么大年纪了，还写个什么劲呢！我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是要为社会为读者写东西吗？他说，现代人写回忆录时兴别人替你执笔啊，我说，我是厨子，请客当然亲手做菜。你已写过很多了！是的，我已经写过不少，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够好，总希望写出更好的来。你现在写得够好吗？我不知道，我听说“从地窖里拿出来的酒，最后拿出来的是最好的”。
回忆录第一册《昨天的云》，写我的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第二册《怒目少年》，写抗战后期到大后方做流亡学生，那是对我很重要的锻炼。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后还要写第四本，写我在台湾看到什么，学到什么，付出什么。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今天拿出来的第三本回忆录《关山夺路》，写我经历的国共内战。这一段时间大环境变化多，挑战强，我也进入青年时代，领受的能力也大，感应特别特别丰富。初稿写了三十多万字，太厚了，删存二十四万字，仍然是三本之中篇幅最多的一本。
国共内战，依照国民政府的说法，打了三年。依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打了四年。内战从哪一天开始算起，他们的说法不同。内战有三个最重要的战役，其中两个：辽沈，平津，我劫数难逃，最后南京不守，上海撤退，我也触及灵魂。战争给作家一种丰富，写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来，作家搬石头盖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内战、抗战永远有人写，一代一代写不完，也永远不嫌晚。
我们常说文学表现人生，我想，应该说文学表现精彩的人生，人生充满了枯燥、沉闷、单调，令人厌倦，不能做文学作品的素材。什么叫“精彩的人生”？
第一是“对照”。比方说国共内战有一段时间叫拉锯战，国军忽然来了、又走了。共军忽然走了、又来了，像走马灯。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办公室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乡长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面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这都是对照，都很精彩。
第二是“危机”。比方说，解放军攻天津的时候，我在天津，我是国军后勤单位的一个下级军官，十几个人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军占领天津市，我们躺在地下室里，不敢乱说乱动，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话：“出来！出来！缴枪不杀！”紧接着，咚咚咚一颗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叼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这就是危机，很精彩。如果手榴弹爆炸了，就不精彩了，如果没有这颗手榴弹，也不够精彩，叼天之幸，有手榴弹，没爆炸，精彩！
第三是“冲突”。比方说，平津战役结束，我在解放区穿国军军服，这身衣服跟环境冲突，当然处处不方便，今天想起来很精彩。后来由于一次精彩的遭遇，我又穿解放军的衣服进入国军的地盘，我的衣服跟环境冲突，又发生了一些精彩的事情。冲突会产生精彩。
在《关山夺路》这本书里，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结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我还听到过一首歌：“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左边碰壁弯一弯，右边碰壁弯一弯，不到河心不甘。”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
由第二册回忆录到第三册，中间隔了十三年，这是因为：
国共内战的题材怎么写，这边有这边的口径，那边有那边的样板，海峡两岸都时兴“长官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我不愿意符合他们的标准，我很想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而且我应该有自己的语言，我不必第一千个用花比美女。办不到，我不写。
我以前从未拿这一段遭遇写文章。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直到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所以隐地说，我写《关山夺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
这四年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呐喊而已，控诉、呐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彩。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写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我办不到我也不写。
五十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文革”结束后大陆的伤痕文学，都太执著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很精彩。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请听我一句话：读者不是我们诉苦申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团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现在才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说：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是他自己，所以这年代，人了解别人很困难。我写回忆录在这个矛盾中奋斗，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有些年轻朋友很谦虚，他说他的父亲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得太少，所以对父亲祖父的了解也很少，他读了这本书多知道一些事情，也好进一步了解老人家。这太可爱了！
国共内战造成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希望读者由我认识内战，由内战认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能吗？我本来学习写小说、没有学会，小说家有一项专长：“由有限中见无限”，他们的这一手我学到了，我有时在《世界日报》上写一些小文章，《世界日报》的魏碧洲先生告诉我，那些小文章里面往往藏着很大的东西，这是他给我技术检定及格证明书，我的四本回忆录都要秉持同一个旨趣。
当初我在台湾学习写作的时候，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的学说介绍到台湾，他说历史事件太多，历史方法处理不完，用科学方法处理；科学的方法仍然处理不完，那就由艺术家处理。他说艺术家的方法是使用“符号”。照他的说法，文学作品并不是小道，艺术作品也不是雕虫小技，我一直思考着他说的话。
我发现，凡是“精彩”的事件都有“符号”的功能，“一粒沙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哪粒沙是精彩的沙，哪朵花是精彩的花。本来我不相信这句话，诗人帮助我，一位诗人颠覆庄子的话作了一首诗，他说“我把船藏在山洞里，把地球藏在船上。”还有一位诗人写《下午茶》，他说下午在茶里。牧师也帮助我，“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法师也帮助我，他说“纳须弥于芥子”。四年内战，发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我用符号来处理，我写成一本书。
中国人看国共内战，这里那里都有意见领袖，这本书那本书都有不同的说法。我写第一册回忆录《昨天的云》尽量避免议论，维持一个混沌未凿的少年。写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几十年后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现在这本《关山夺路》，我又希望和以前两本不同，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见仁见智，如果读者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除了跟自己不同，我也希望跟别人不完全相同，有许多现象，别人没写下来，有许多看法，以前没人提示过，有些内容跟人家差不多，我有我的表达方式。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说跟别人完全一样的话，我是基督徒，我曾经报告我的牧师，请他包容我，一个作家，他说话如果跟别人完全相同，这个作家就死了！做好作家和做好基督徒有矛盾，好基督徒要说跟牧师一样的话。说跟教友一样的话。作家不然，他说话常跟蒋先生不一样，常跟毛先生不一样。我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价，大家衣带渐宽终不悔。到了今天，朝代也改了，人也老了，儿女也变成外国人了，为什么还要勉强做学舌的鹦鹉？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不争气？
我的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自古文人少同心”，我说的话应该跟你不一样，你说的话也应该跟我不一样。东风吹，战鼓擂，今天世界上谁怕谁！一个人说话怎么总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很难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雇员？好朋友？好党员？可怜的作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个浮士德，把灵魂押给了文学。
以前有人问我，他想看一本关于国共内战的书，只看一本，他应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我推荐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解放战争，有角度就有局限，但是他的角度很大，角度越大面积也越大，局限也越小。我现在要说，只看一本书无论如何不够，因为我们的角度再大、也不能超过一百八十度，还得再加上一本，加上我的一百八十度，我从国军的角度看内战，角度也极大，也跳出个人遭遇政治环境的局限。也许我们都是瞎子摸象，但是，我们都确实摸到了象，而且不止摸到一条腿。
文学艺术标榜真善美，各位大概还记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璇唱过，咱们别因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轻了它，写歌词的人还真是个行家：
真善美。真善美，他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是疯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多少牺牲，多少埋没，多少残毁，剩几个真善美。……真善美，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
这首歌唱的简直就是一部艺术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内战四年，千万颗人头落地， 千万个家庭生离死别，海内海外也没产生几本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千思万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难，顾不了学业，顾不了爱情，顾不了成仁取义、礼义廉耻。看见多少疯狂，多少憔悴，多少牺牲，多少残毁。我有千言万语，欲休还说。我是后死者，我是耶和华从炉灶里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不能变成朽木，雕虫也好，雕龙也好。我总得雕出一个玩意儿来。……我也不知道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一本书出版以后有它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因缘。
出书以前，照例先在刊物上亮相，把样品“秀”给大家看，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除了长篇小说也不能全都登出来，总得留下一部分买了书才看得见，这样新书才有点新鲜。《关山夺路》共计三十六篇，出书以前发表了二十篇，我特别喜欢副刊，文章先投给副刊，各位副刊主编也鼓励我，《青年日报》（李宜涯）、《中央日报》（林黛嫚）、《中华日报》（吴涵碧），还有《联合报》副刊（陈义芝）、《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刘克襄）、《自由时报》副刊（蔡素芬），还有纽约的《世界日报》（田新彬）、《彼岸》月刊（宣树铮）。各位女士先生的名字我常记在心里。
每一篇文章都有许多反应，有些反应从中国大陆的网站发出来，大陆的网站转贴了这些文章，网页的设计，读者可以在文章后面“跟帖”，把读后感贴上去。他们有他们的角度，有他们的语言风格，给我很多启发。我一面写、一面得到读者和编者的鼓励，鼓励使我文气奔放，鼓励使我胸襟开阔，所以这一本写得比前两本好。
亲爱的读者，请听我一句话：表演事业需要鼓励，作家写作也是一种表演，他和演员、音乐家一样需要掌声，大家热烈鼓掌的时候，作家、演员、歌手都是小孩子。亲爱的读者，你是有影响力的人，请妥善运用你的影响。如果买书像买香烟一样，有多好！也许吸烟的人戒了烟买书，如果买书像投票一样，有多好！你投票才会有你喜欢的市长州长，你买书才会有你喜欢的诗人小说家。
最后我说个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