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政府迁到台北，共军夺得大陆江山。“国民党为何一败涂地”？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急于探索答案，那时你在各种场合都可以听到人人有个“假使”：假使一九四五年九月在重庆杀掉毛泽东，假使马歇尔不来调停国共冲突，假使不裁编军队，假使不行宪选举，假使不发行金圆券……
许多人借着“假使”推卸责任，归咎别人：舆论取悦中共，学潮幼稚疯狂，奸商兴风作浪，官吏贪污无能，军队骄悍愚昧，党部与民众脱节，一一发掘出来，万象杂陈。有人喟然叹曰：“中国大陆‘赤化’的原因一共有四万万五千万条，每个中国人一条。”（那时号称中国人口为四万万五千万人。）
这些琐碎的谈论汇合成两个庞大的议题，各据一方，针锋相对。这一边说，中共能够席卷天下，因为他彻底控制了人民，今后反共，要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组织对组织，以阴谋对阴谋，以残忍对残忍。于是出现一个口号：“向敌人学习”。
另一边说法完全不同，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惟一的原因是大陆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些虚伪的民主形式装点门面，只是把自由当做特惠笼络少数特定的人物，今后反共，惟有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一场言论大战吸收了所有的假设，有人称之为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执。那时中共“血洗台湾”的口号震天动地，如何保全这最后一片土地，人人煞费思量，情急之下，选边插队，寻找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时我是一个喜欢思想的青年，又在传播思想的媒体工作，成为双方忠实的读者。
我常想，为什么要“向敌人学习”？为什么要那么狠、那么诈、那么残暴专横？因为要打败共产党。为什么要打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阴狠横暴”。听起来好像天下的坏事只有国民党可以做，共产党不可以做，国民党好像和共产党争做坏事的特权。他们的理论有缺点，我急于知道另一边怎么说。
一九五二年，胡适由美国回台湾讲学，万人瞩目，他在台北公开演讲，开宗明义解释什么是自由，他说自由就是“由自”，由我自己。没几天报上出现严厉的驳难，质问他：“官吏由自，谁不贪污？学生由自，谁肯考试？军人由自，谁肯打仗？”如果我的记忆正确，“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论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大战应该发生在一九五二年之后，在此之前，略有零星接触：一九五○年，《扫荡报》主笔许君武曾向台大教授殷海光挑战，稍后，《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曾向台大校长傅斯年挑战，直接间接都是为了自由主义。
胡适站在自由主义这一边，他从未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他的伙伴们树立了这样的旗号，而他俨然成了领袖。比起《独立评论》时代，他上场的时候不多，但是正如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雷震所说，别人写的文章都会记在胡适的账上。
我开始用心阅读《自由中国》半月刊，它每一期给我的感受都像探险。我是训政时期长大的青年，我们被一再告知：自由诚可贵，纪律价更高。依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杰出的领袖要有一群杰出的人物跟随他，这一部分人交出个人的自由，各尽所能配合他，创造环境，成就一番事业。拥有个人自由的大众，只能享用成果，因此个人自由是一个比较低的人生境界。
《自由中国》完全“颠覆”了这个观念，它灌输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组织和纪律只能给你低级的人生，甚至是可耻的人生。在我看来，《自由中国》的杀伤力并非批评政治，而是有效地消解了牺牲、服从、效忠等观念，我午夜梦回常常听到春冰初融的破裂之声。如此这般固然可以融化“铁板一块”的共产党，可是国民党的同舟一命、万众一心也就成了笑柄。
那时我正在思想上寻求出路，胡适和他的伙伴们一言一行，都曾在我心中千回百转，我读《自由中国》受益良多，但是我必须说，他们所建立的理论只能修身齐家（也可以办大学），不能治国平天下。他们从未谈到，当自由受到外来威胁时如何保障自由，就治国的大计而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口。郑学稼质问：“如果老百姓一直做奴隶，为什么要一个打败仗的做主人？”问得好厉害！可是如果打胜仗可以不做奴隶，又如何始能打胜？富兰克林说：“为安全而牺牲自由的人两者皆空”，精彩！可是为自由而牺牲安全的人呢？
想那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实行宪政，有意推举胡适做第一任“总统”，据说胡先生动了心，跟他的一位朋友商量，朋友问他，当了总统能否指挥军队，胡氏废然作罢。我认为胡适是否出任总统，问题不在能否指挥军队，而在如何维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系统。如果他做总统，照例要向三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训话，他难道还能说“自由就是由自”？他照例要在国庆日发表文告，他岂能说“个人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民主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造成的”？他要说什么样的话鼓励敌后的工作人员？他要说什么样的话安慰殉职警察的家属？英美是我们心目中民主自由的圣地，大战时期，丘吉尔也得告诉英国人，与其个别受刑，宁可全体受刑（与其在敌人占领下任凭宰割，不如团结牺牲击退敌人）。冷战时期，甘乃迪也得告诉美国人，与其戴着奴隶的枷锁，不如背起士兵的背包。
胡适和他的伙伴们，既然没有给军队、情报、警察留下生存的意义，这就引发了军方的反弹，军方为了照顾士气，对他的官兵要有个说法，于是出现所谓围剿。当时虽然金鼓齐鸣，但出手的媒体不多，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剿”则有之，“围”则未能。
我也细读了那些文章。批胡者使用毛式语言，毛泽东创一代文风，语言有霸气。批胡者引述胡适的话不加引号，不注明出处，以自己的议论混杂其中，常常把他对胡适意见的了解当做胡适的意见，把假设将要出现的情况当做已经发生的情况，东拉西扯，迂回包抄，以量代质，小鱼吃大鱼。这些文章锁定以基层官兵为对象，想必是作者迁就读者的水准，如此批胡，真是以下驷对上驷。也许主其事者胸中有奇兵，诸葛亮要骂死王朗。胡适大概从未想到，他所提倡的白话文这样使用。
胡适从未公开反驳台湾军方的指控，好像也从未在私下对朋友说过什么。有人认为，天下批胡者何其多，如果胡适每一篇文章都看，他将没有时间再做任何事情。倒是军方的记者好奇，利用采访之便私下提问，想知道胡适对“我们”的批评有什么意见。据转述，胡适的答复是，“你们”批评我的时候，应该同时把我的文章登出来，让读者看看我究竟说什么。可见军方批胡文章他还是看了！还是看了！胡适常说自己有严重的心脏病，美国的人寿保险公司拒绝为这样的病人保险，不管他怎样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那些文章不会使他延年益寿。
一九六二年二月，胡先生心脏病猝发逝世，发病时正在“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会议上演讲，也提到有人骂了他四十年。在场采访的记者看见发生了大新闻，赶紧发稿，惟有“中广”公司派去的一位刘小姐没有回声，新闻组的同仁好生纳闷。后来知道，胡先生倒地以后，台大医院院长立刻上前救护，发现心脉业已停止，刘小姐悲从中来，躲到外面痛哭，她向公司同仁解释：“这么好的人都死了，哪还有心情发稿！”那时盛行由女记者跑文教新闻，胡氏跟每一个女记者都相处得很好，惹得好几位女士引为知己。后来新闻系教授讲新闻采访要冷静客观，常引这段轶话作反面教材。
世人都说蒋介石专制极权，气死胡适、冤死雷震、憋死殷海光。今天回想起来，蒋介石总统使用“两手”策略，他也许把专政当本钱，把民主当利息，本钱充足的时候，不妨拿出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可是雷震后来要动他的老本，那只有鱼死网破！我不是评断谁是谁非，我只是指出因果。
胡适也觉得雷震越过了警戒线，写信劝他，信中引用了“杀君马者道旁儿”，雷震不听。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同仁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殷海光写文章公开反驳。你既然给“自由”下了那样的定义，怎能怪人家“由自”？雷震动手组织反对党，计划到全省各地举行地方自治座谈会，结合本土人士，自南而北串联，这已经不仅是言论，这是行动，那时连我这样一个青年都知道，蒋氏对言论（尤其是有国际背景支持的言论）可以给予最大的容忍，对行动（尤其是有国际背景支持的行动），必定保持最高的警戒。目前只宜坐而言，切忌起而行，雷公居然操切从事，命耶？数耶？
一九六○年九月，《自由中国》半月刊出版二○六期之后，雷震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公无渡河！公竟渡河！逮捕在夜间秘密执行，总有人知道消息，国民党中央两位主持文化宣传的要人同乘一车，停在雷宅门外暗处，“欣赏”特务人员把雷震押进囚车，《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国民党伤害之大，双方积怨之深，可见一斑。
《自由中国》横扫千军，无人敢挡，最后由蒋介石总统裁定法办，新闻圈盛传，蒋氏问左右：这本杂志办了这么久，登了这么多危害党国的文章，何以无人及时处置？谁该管这件事？左右有人说，依照出版法规定由台湾省新闻处长负责取缔。蒋氏问处长是谁？回答是王道。蒋氏说了一句：这样的人怎么能做新闻处长？于是王道立刻辞职。
我们都知道，每一期《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新闻处都立即作出审查意见以最速件报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中央从无答复，最后把责任推给王道，王道不能申辩，这就是官场文化。王处长形貌伟岸，声音洪亮，言词恳切，深得作家好感，他曾举行茶会劝外省作家发掘本土题材，新闻处愿提供各种协助，包括交通食宿参观访问体验生活阅读文献等等，一再声明对作家没有任何要求，可惜作家无人响应，以致后来惹本土作家多少责难，外省人只爱泰山不爱阿里山。
看雷氏入狱出狱，可知他并无坐牢的心理准备，他不是烈士。《自由中国》诸贤何以要“呷紧弄破碗”，费我半生思量。看后来的世界大势，他们也许知道美国的底牌，美国一定保护台湾，制止中共的武力统一，国民党的战争心理是多余的，台湾因准备战争而牺牲民主自由，根本是无谓的浪费。他们也许并不知道美国的底牌，高估了美国的影响力。那时美国是国民党政权的救星，美国政府是台湾的民主运动安全可靠的保护伞，蒋介石必须为他们留有余地，因而低估了蒋氏的决心。
雷案发生后，当局没有展开对孙立人那样的清洗，我们那些在民营报刊舞文弄墨的人也没有觉得“风紧”。毕竟枪杆子重，笔杆子轻，蒋氏可以继续玩他的“两手”。
五十年代的思想论争，一度几乎把我撕裂，还好，《自由中国》教人独立思考，也训练我对人生世相的穿透力，有这一番长进，我得以从两者之间全身而退，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够格的作家。有一些人抱着押宝的心情，你玩两手，我押一门。有人押大，服从集权，有人押小，争取民主，不但本省人普遍押小，外省人也越来越多，押小的人赢了。
今天后见之明，押小一定赢。长期和平，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政权也像人一样，不能永远握紧拳头，必须放开。人性“落水思命，得命思财”，大略言之，五十年代是外省人“思命”的年代，六十年代进入“思财”，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算盘。历史俱在，政府常用强悍手段营救社会，社会得救后再转过头来清算强悍手段，两者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蒋经国上台执政，他好像有新的领悟，民主自由是本钱，专政才是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
《自由中国》横跨五十年代，在世十年九个月，出刊二六○期。我觉得它前一段时间平淡，后一段时间偏颇，“中段”声望最高，十年阅读，他们在我心头留下深刻的脚印。任何一个作家都向往民主自由，单凭民主自由似乎又难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没有人能够告诉我答案，还是靠《自由中国》给了我一个“解释”，我读到这么两句话：“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方法。”
就这样，台湾破船多载，摇摇摆摆行驶于左右暗礁之间，皇天后土！最后总算到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