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报》停刊以后，我转入“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工作，负责搜集资料供应节目使用。资料科是个“人才转运站”，卜幼夫的夫人（小说家无名氏的弟妹），李春陔（党务专家），还有一位莫太太，当时著名的反共作家，《毛泽东杀死了我的丈夫》一书的作者，还有一位经济学者（忘了名字），都曾来资料科短暂共事。
那时“中广”总经理董显光经常出国，副总经理曾虚白坐镇当家，他觉得节目播出的文稿语句生硬艰深，大众难以接受，主张建立“广播文学”。那时“编辑组”主管节目稿件，寇世远做组长，他奉命草拟大纲呈阅，曾副总对空泛的理论没有兴趣，他从每天修改广播稿入手，稿件播出以前送到他那里审阅，他亲笔批改再交给执笔人。这就惹怒了一位编撰，他本是湖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逃难入台，同乡照顾他到电台为一个叫做“自由谈”的节目主稿。他说：“这年头君择臣、臣亦择君，曾虚白不能拿我做小学生！”立即拂袖而去，节目出现空档。
这时所谓白色恐怖已经弥漫，寇世远因案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的布道家）。王健民接任科长（他是研究中共问题的专家）。他对我的文章有印象，命我赶写一篇十分钟的“说话稿”紧急填补，他要我以“车祸”为题，配合台湾省政府推动的交通安全。我的文章大意是，台湾本来汽车很少，市民对车祸没有戒心，现在汽车增加了很多，司机又喜欢超速，以致常在十字路口伤人。我说而今而后，市民必须记得汽车是“市虎”，司机也必须记得他操纵的是杀人凶器。行人在马路上是弱者，汽车是强者，政府的天职是压制强者、保护弱者，对闯下大祸的司机定要追究责任，严厉惩罚。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为我以后二十年写时事评论定下调子，中庸温和，责备强者，希望政府维持社会的公平。二十年后，我才发觉我的想法迂阔，在这方面我是后知后觉。
紧接着我奉命写一篇二十分钟的“对话稿”，讨论台湾是否可以跳舞，交“民间夜话”节目使用。今天看来，跳舞不成问题，但是自我有记忆以来，跳舞是个大问题，它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差距太大，引人嫉恨，它和政府耳提面命的战时要求违反，激发群众的制裁心，但是跳舞也一直在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存在。一九四六年我道经上海，各报正热烈辩论跳舞存废，我既温习了反对的理由，也吸收了赞成的理由，成竹在胸，一挥而就。既是对话就得布置冲突，我那时已熟读若干剧本，略窥门径，节目中男女交谈，一个赞成跳舞，一个反对跳舞，双方各执一词，畅所欲言，执笔人没有预存立场。最后暗示这是意识形态问题，跳舞的害处既没有乙方所说的那样大，跳舞的益处也没有甲方所说的那样多，听众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编撰科长王健民，编审组长匡文炳，节目部主任邱楠，这几位层峰上宪对我的写作能力满意，我能根据命题作文，能写流畅的白话文，能写对话，内容直指现实而又不流于偏激，写作的速度也够快，正是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我立刻由资料科调到编撰科，接替那位参议员的工作。曾虚白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可是我总以为我是在他倡导广播文学的时候应运而出，我有责任研究、实践、宣扬他的主张。
紧接着一九五一年三月到了，台湾庆祝“蒋总统复行视事”周年，电台制作大型的特别节目，节目内容要先写成文字稿，上级指定由我执笔。论年龄我是后进，论资历我是新进，这样重要这样敏感的工作，正是节目部放在我面前的一块试金石。
“蒋‘总统’复行视事”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得解释一下。
国共内战有所谓三大战役，国军在这三次战役中都打了败仗，几乎可以说全军覆没，国内国外都认为蒋介石总统无法收拾大局，副总统李宗仁又自信可以争取美援进行和谈，一九四九年一月，蒋总统宣布引退，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依中华民国宪法，如果总统“因故不能视事”，由副总统代行职权，如果总统“缺位”，由副总统继位。蒋氏引用的是前一条文，他仍是总统，只是目前不能处理政务。
李代总统争取美援失败，和谈也破裂，共军渡江，国民政府迁台北，李氏飞美养病。一九五○年三月，蒋总统认为“不能视事”的原因消失，宣布“复行视事”，报纸标题为了减少字数，称为“总统视事”，广播跟着报纸走，也用“总统视事”。我一看这四个字就觉得怪怪的，仔细一想，“总统视事”和“总理逝世”根本听不出分别来，这还了得，文字狱就在你身边！传统语文教育重视字形，忽略字音，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留下这样一个瑕疵。
我立刻去见节目部主任邱楠，说明顾虑，他立刻拿起电话报告中央党部第四组，从前的宣传部。四组不敢怠慢，当天以“最速件”行文各报社电台改用“总统复职”。自此以后，所有的公开文件都不用“视事”，只见“复职”，虽然违背宪法也顾不得了。
进了广播这一行，才知道同音字是一大患。那时称赞人才，常说他是某一行业的“奇葩”，这两个字难听，经我“揭发”，广播予以淘汰，报纸杂志继之。菲政府很像“匪政府”，改成菲律宾政府就清楚了，十月十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听来好像是“伪中华民国”，改成“是中华民国……”就安全了。台中有一家农民广播电台，农民节那天，电台为了显示专业特色，整天呼喊“各位农胞”，听来像“脓包”。
由同音字容易出错，我进一步发现双声叠韵也容易听错，像七点半／七点吧，甜豆浆／咸豆浆，王明东口头报名，登记下来的名字是王明登，老师呼喊李瑞兰，跑过来的是李瑞莲。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是无线电报务员，他们常常口头传送电码，“一”和“七”容易相混，“零”和“六”容易相混，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们改变字音，读“一”为“么”，读七为“拐”，读“零”为“洞”，读“六”为“路”，造成明显的区别。
再进一步，我发现广播稿听不懂或听不清楚的地方，大半由文言的词汇或句法造成，文言求简，尽量使用单音词，同音混淆的情形严重。文言还有一些词汇，声音模糊不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写广播稿要遵守多少清规戒律，最简易的办法是对文言保持警惕，努力向日常生活中的白话靠近，几千年来，列祖列宗天天改进说话的方式，早已把一切容易听错难以听懂的词语淘汰干净了。
“人民大众”早已把辛弃疾换成辛稼轩，把读物换成读本，把出租计车换成计程车。早已把“如”换成如果，把“但”换成但是，把“虽”换成虽然。在他们口头，大雁、小燕、油桶、水桶、饭桶、听筒、信筒，分得清清楚楚。他们不在乎多一个字，他们叫爸爸、妈妈、哥哥、太太、奶奶、公公、婆婆，他们说“老”鼠，石“头”，桌“子”，尾“巴”。……
再进一步，我发现句子太长也使听众穷于应付，时间不停留，后浪前浪，印象残缺不全。那时流行长句。执笔人常把一句文言直译为一句白话，泥泞不堪。更重要的原因该是受“欧化”影响，英文句法繁复绵密，听觉来不及破解。我这里还有中央通讯社译的新闻稿，每条新闻的第一句总是很长很长，堪称欧化长句的典范：
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十四个国家一百多位权威学者参加的国际防癌会议
美国国务院否认外传美国空车喷射机进驻苏俄刚刚从摩洛哥撤出的空军基地
行政院院长今天下午三点钟在立法院第二十六会期第三次会议中答复立法委员周雍能张其彭牛践初鲁荡平就施政报告提出的询问
广播记者争相仿效，于是在实况转播中可以听到：
“步下飞机的朴总统夫人穿的是苹果（停顿换气然后）绿的旗袍”
某太太听到这里，很纳闷她为什么“不”下飞机，然后，是了，她还没穿好衣服。
“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停顿换气然后）的肖像”
节目未完，警备总部派人上门来了，悬挂着“总统”？搞什么鬼？
“人民大众”口头沟通没有这样的句子，国语专家何容说，通常一句话不超过十个字，因为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可以讲十个字，换气最好也换句。
一九五二年这一年，我在“全国各公民营电台联合主办”的《广播杂志》（周刊）上发表了十六篇文章，其中七篇专门讨论广播语言，九篇连带讨论广播语言。我也在台北市记者公会的会刊上发表文章，讨论播音员和广播编辑的专业角色。台湾报刊涉及这方面的论述，大概以这一组文章最早。
那时，“大众传播”一词尚未在台湾出现，新闻学家还没把广播列为正式的门类。当然现在大不相同了，多少研究论文，四海已无闲田。
那时政工干校首先重视广播，然后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他们以职业训练的观点重视我的建议。正声广播电台创办人夏晓华，致力提高民营电台的文化水平，也吸收采纳我的观点。“中广”招训新播音员，增加一门课程，叫做“怎样写广播稿”，约我担任讲员。
各广播电台渐渐重视文稿，“讲话节目”的重要超过音乐，写稿好手知名度渐增，警察电台有罗兰、卢毓恒，正声电台有夏晓华、李廉、赖光临，“中广”公司有纽先钟、郝肇嘉、赵淑敏、万杰卿、骆仁逸，我跟他们颇有渊源。军中播音另成系统，大作家朱西宁、管管、吴东权、痖弦早年都曾是节目部过客。军中康乐人才无数，他们有演话剧说相声的经验，语言能力强。政工干校教授祝振华是语言传播的专家，他也成就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广”出版《空中杂志》半月刊，“热门音乐”主持人刘恕主编，他约我写一个专栏，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书名《广播写作》。在台湾，这是第一本有关广播语言的专门著作。“中广”救我于穷途之中，这本书算是我的回报。
有人以资深作家为对象，作一系列的访问，冠之以“奠基者”。我对这位热心人说，我处处都是“后学”，只有当年在广播文学肇造的时代，算是放下一两块石头。
当然，以上仅是广播文学的语言问题，除此以外，我在题材结构和媒体特性方面也说了很多话，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人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我的经验是“用然后知不足”，我总是还没有学，就要用，一面用，一面学。
进广播电台做了专业撰稿人，这才发现自己的文章有很大的缺点，严肃枯燥，入理而不能入情。那时候，我是说一九五一年，别人写的稿子也是如此，“混”下去没有问题，但是我立志要做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
国民政府虽在抗战胜利后实施宪政，党营的广播事业仍有训政思维，人站在麦克风前说话那就是天降大任，你既然是宣讲天经地义，当然可以用直率的、热烈的、肯定的口吻直接灌输给对方，排闼直入，不容商量。“真理”是自上而下的一条鞭，接受宣传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一个人是否可以救药，要看他对“总统”文告、《中央日报》社论的态度。那时杂志、报纸也都步步向你逼近，面无表情。
那时台湾的宣传颇有悲剧气氛，中共在大陆各地展开清算斗争，余悸犹在，大难将临。茅蕉对秦王说过：“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媒体发出“死亡”的警报。田单守即墨，“将帅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黄宗羲说：“士君子有成天下之心，乃能死天下之事，有死天下之心，乃能成天下之事。”一股气在郁结激荡，宣传品反应最直接，因此最快显示出来，它们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预察毁灭将临，起来奔走呼号。
那时大家的口头禅是良药苦口利于病，“糖衣”两个字后面紧跟着“毒药”，真理总是带着压力，趣味是为了熊掌而必须舍弃的鱼，人应该自动接近有益的经验教训，不可等待它向你讨好献媚。广播教忠教孝，说仁说义，可以提升人的品质，如果有人不爱听，他应该检讨自己的人品，不是检讨宣传的内容。偶然有听众投书“中广”，批评讲话节目硬性说教难以接受，“中广”节目部有人怀疑投书者决非忠贞军民，主张把来信交给警备司令部参考。
那时台湾收音机稀罕，为广播节目写稿的人难得听见自己的节目，更难得听见别人谈论自己的节目，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机关报废备案，交回零件，《广播杂志》还得开个专栏，告诉大家怎样使用收音机。一九五三年“中广”公司成立业务所，使用美国进口的器材装配收音机，每架售价新台币八百元，而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收音机显然难以普及。
“中广”公司节目部设在新公园一角，隔着公园和省立博物馆相望，博物馆后面新公园里有一个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宫灯式”的建筑物，底座很高，顶端像博士帽，下面用木材雕成窗棂，窗棂里面装着播音喇叭，地下有电线和节目部发音室连接，坐在花架下面可以听到广播节目。这是日本治理台湾留下的设备，外形美观，声音轻柔，想不到日本在冷酷的军国主义时代也有这样温暖的设计。
夜晚无事，我常坐花架下的长椅上听自己写的讲话节目，琢磨语文方面应该改进的地方。夏天总是满座，他们大概都是家中没有收音机的人吧，后来认识编剧家朱白水，他说他也经常是座上听众。也许是因为那里灯光并不明亮，我们没有在那里相遇。
我观察他们的举动，寻找文稿的得失，终于发现“趣味”重要，如果有人听到一半，起身离去，多半因为语言无味。有一次，一位老者拄着拐杖，经过花架底下，喇叭正在播送我写的节目，他恰巧听见一句有趣的话，居然站在那里听完下面“无趣”的部分。正如朱白水所说，编剧要坐在台下看演出，才知道剧本应该怎样修改，我也从文稿变成声音以后，寻找听众的好恶，发现稿本潜在的、隐藏的、习焉不察的瑕疵。
一年又一年，公园里的喇叭不再发声，据说是因为收音机逐渐普及了，“中广”切断线路。一年又一年，据说因为台湾风气日趋浮华，人民生活和时代任务脱钩，为了唤起“平时如战时”的意识，军方在台北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贝作强悍的呼喊，我坐在新公园的办公室里都能听见，火车站里鹄立买票引领候车的人群，尤其是夏天，心情本来焦躁，声音暴力增加他们的痛苦不安。冬天夜间，那时路上行人车辆稀少，月色惨白，长街寂无人声，惟有这高分贝音波来者不善，像冰冷的怒潮撞在墙上又泼回来，顿觉气氛恐怖。日本人装设的喇叭那样轻声细语，这一具喇叭竟然如此粗鲁。
再过一些时候，高音喇叭消失了。据说美国政要费吴生的夫人访问台湾，住在车站附近的旅馆里，夜间被迫接受这无法拒绝的喧哗，难以安眠。她写了一封信向某某人投诉，中央高层这才进行检讨，发现台北市的“中央车站”关系国际视听，为免目中无人，决定把喇叭拆除。自此以后，我发觉宣传风格逐渐改变，以前像注射一样“自外打进”的做法从各方面步步退缩，军方提供这个喇叭可以当做符号，它是战时与和平时宣传的分水岭。
我的觉悟比较早，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我连年寻找趣味，学习怎样使听众“欣然接受”，不必倚仗外力强制，我怕有一天“外力”无能为力，我希望那一天不受淘汰。我想起夏丏尊曾在杂志中开设“文章病院”，“中广”没有病院，我只有自病自医。我相信趣味是可以“发现”的，“发现”是角度问题，是态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训练学习，一个人能在一秒钟内算出五位数和五位数相加，那是上帝的事，一个人能在一秒钟内算出一位数和两位数相加，那是教师的事。
教师在哪里？“中广”撤出南京，带来许多剧本，我为了研究小说的结构，一一阅读，发现了丁西林、李健吾、莎士比亚的幽默，他们显示语言的新功能，人生的新样相，简直是个发明家。丁西林含蓄从容，有绅士风度；李健吾比较尖刻，能把法国喜剧完全用中国话写出来，使我这个依赖译本的人惊为奇遇；莎士比亚的机智和哲理又在两人之上。我反复熟读他们的剧本，并且把莎氏喜剧中有趣的句子全部摘抄在笔记本上，时时温习。资料室书架上也有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我读了，算是个反面教材吧，他的语言风格正是我要挣脱的罗网。
小说方面，我读到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都德的《小东西》，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传》，还有钱锺书的《围城》，批评家称道这些作品有多方面的成就，我管不了那么多，只吸收其中的喜趣。散文方面我读到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我喜欢他们甚于鲁迅，梁氏散文有时装腔作势，使我想象喜剧演员的身段，林语堂以白话稀释中国典故和成语，似正似反，若即若离，用他的方法调和广播和文言的关系，效果极好。
天缘凑巧，“中广”开办了一批新节目，其中有个“电影介绍”，由我执笔，我每天都要去看一部电影，工作压力很大，常常在电影院里睡着了。那年代，美国好莱坞倾尽全力征服第三世界的观众，台湾电影院大量放映美国影片，我非常喜欢喜剧明星鲍勃霍伯和大卫尼文。即使是西部片和爱情片，也都有笑料穿插陪衬。记得有一部间谍片，情节紧张，甲方的间谍请乙方的间谍抽烟，香烟在嘴里爆炸了，乙方间谍倒地不起，甲方间谍把手中的空盒丢在他身上，扬长而去，这时镜头推近盒上的一行字显示出来：“吸烟有害健康”，顺手点染，无意得之，最适合广播取法。
修这一门功课，大概费了我十年工夫。要写有趣味的文章，先要有“有趣味”的想法，要有“有趣味”的想法，就要做有趣味的人，这等于要我脱胎换骨。人生在世岂能脱胎换骨？最多也只有变化气质吧，我像神农尝百草那样吞食一切有趣的东西，没有中毒。我在大刺激大震荡之后一度陷入昏沉麻痺，了无生趣，职业训练使我慢慢醒过来，如同溺水者浮上水面。
节目部设在二楼，整层楼用甘蔗板隔间，记者、编审、播音员分间办公。这年三月，节目部主任邱楠到任，他把隔间拆除，各组在一个大厅之内共处，一人说话大家都听得见，我的生命中出现了王大空。
那时王大空已是有名的广播记者，仪表俊雅，音质清亮。那时人才缺乏，他能编、能译、能采访、能播音，十分难得。我曾在《美丽的谜面》一文中记述他在新闻采访方面的杰出表现。现在要补述他的另一方面。他谈吐诙谐，是个十分有趣的人，他在新闻组说话常常引得各组同事哄堂大笑。他有时也捧着一杯热茶在各组间走来走去，涉口成趣，临场效果超过谈笑风生。我佩服他，他是当时语言沙漠中的绿洲，对我有启蒙之功。我对他说，我要把他的妙语隽言记下来编一本书，叫做“空言集成”，使当代后世欣赏钦佩他的才华。
“空言集成”徒托空言，我现在把他的代表作记下来几条，表示对他的追思。
那时大家初到台湾，前途茫茫。王大空遇见老朋友，对方问他“近来好吗”？他的回答是“我比将来好”！听者始而愕然，继而失笑。这句话击中了大家的潜意识，立刻成为经典名句。
那时台湾标榜战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久，许多动人的口号犹在人心，反共文宣再度拿出来使用。例如丘吉尔号召英国人“流血、流泪、流汗”，王大空在底下紧接一句“流精”，四者都是生命的消耗而已，严肃立即化为轻松，而轻松中另有严肃。
各界如有新闻发布，照例“招待记者”，王大空桌上的请柬越来越多，佛教也未能免俗。王大空对我们说，“和尚吃十方，新闻记者吃十一方，和尚也要招待记者。”有人戏言这句话可以上新闻学校招生的海报。
“中央党部”定了个“读训周”，台北市党营文化事业的人员，齐集“实践堂”读蒋公的训词，“中广”播音员白银上台朗读，我们大家在台下“听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八点举行，不许占用办公时间。王大空拒绝参加，事后要我告诉他读训心得，我叹了一口气说：“他讲的话都很对，可是，如果我照他的话去做，我混不下去。”王大空马上接口：“那当然，他如果也照自己说的话去做，他也混不下去。”语气干脆爽利，办公室里的人听见了笑不可仰。我的天！那年头，这一笑的代价可是超过千金哪！
“中国广播公司”的前身中央广播电台，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二十年后，初创时期的职员都升为一级主管，掌理人事、会计、总务、工程（后来又有安全），这些单位属于“管理部门”，节目（后来又有广告）属于“业务部门”，广播电台应该为业务而设，业务挂帅，“中广”公司的情形相反，管理挂帅，电台好像为管理而设。管理部门的几位领袖人物在位甚久，用人如蜘蛛结网，各据领域，节目部杨仲揆称之为“四大家族”。
“中广”按年资付薪水，业务部门的人员流动频繁，几乎都是新进，待遇普遍偏低。论工作，做节目要每天产生新内容，奔波操劳，超过总务会计甚多。那时“中广”难以罗致优秀的记者和作家，这是主要的原因。
“中广”有单身宿舍和眷属宿舍，分配权操在管理部门手中。我有一段时间睡在办公桌上，而“四大家族”的某子弟考取军校，他在单身宿舍的铺位空在那里，以备放假时偶然小住，一直保留到他军校毕业。王大空是节目部第一红人，他为了奉养岳母，想由一房一厅的宿舍换到两房一厅，节目部为他争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的顺位还得排在总务部一个文书抄写之后。公司本部眷属宿舍集中的地方有两个厕所，其中一个开放公用，一个加锁，由某几个家庭专用。
王大空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他说，“他们”是革命先烈投胎，国民党前生欠他们一笔债，他们今生来讨债，来报复，他们要拖垮“中广”。“我们”是军阀转世，当年迫害革命党，现在活该给他们“垫底儿”，受欺压剥削。他那年也许三十岁，绝对没跟佛教结缘，他的表述是文学表述，不是宗教表述，他流露的不是信仰，是幽默感。
都说五十年代是台湾的恐怖时期，王大空口没遮拦，面不改色，直到一九六○年作风依旧。这年六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王大空到机场采访，赶回公司抢发新闻，他匆匆走进大办公室，先说一句“救星的救星来了”！反共文宣说蒋介石是民族救星，事实上台湾靠美国政府协防保护，艾森豪威尔以超强大国的元首访问台湾小岛，国民党人可谓久旱逢甘霖，而王大空以“救星的救星”表述之，特务细胞在旁听了，怒形于色。但是王大空由记者升新闻科长，“科”升格为“组”，他也升为新闻组长，节目部主任邱楠调新闻局，副主任李荆荪升主任，王大空升副主任，李荆荪升副总经理，王大空升主任，一帆风顺。
王大空并没有特殊背景，“中广”总经理魏景蒙用人惟才，不拘细节，魏氏有特殊背景，安全部门无法阻挡。但是账单摆在那里，你终有一天要签字支付，等到魏景蒙去，黎世芬来，副总经理出缺，王大空想层楼更上，就障碍重重了。
王大空面不改色，蒋公七十大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善颂善祷，提出一句口号：“人生七十才开始”。王大空看到新闻报道，立刻接了一句：“开始生病”。
有一个笑话，据说是王大空的创作。猫为了捕鼠，在洞口学狗叫，老鼠认为很安全，走出洞外探看。猫扑上去，捉住了。老鼠纳闷：我刚才明明听见的是狗叫啊！猫对他说：“你现在知道了吧，学外国话很重要！”
那些年，王大空是个极受欢迎的人物，每逢吃喜酒的时候，我总千方百计和他同桌，或者坐在他的邻席。像他这样的人是稀有的，八十年代我上网找资料，发现山西运城地委书记宣传部长也叫王大空，此人也擅长搞笑，受人欢迎。同名同姓，时隔三十年，遥遥相应。细想起来，大陆上有许多事情都比台湾晚出三十年。
王大空绝顶聪明，但是不能抑制天性中的幽默，即使别人看来那是小小的愚蠢。一位同事对我说：王大空不断犯错误，所以他很可爱。后来张继高做新闻部主任，他与王大空同为“中广”双璧。张的一言一行恰到好处，“像手术刀一样精确”，可敬不可爱，两人同为红尘中的奇观。《世说新语》说顾恺之才与痴各半，也许王大空的幽默癖是一种“痴”，痴中有才。后来幽默大师林语堂回到台湾，几场演讲平淡无奇，“中广”同仁十分诧异，“他还不如王大空嘛！”
能与王大空先生共事是我的奇遇，他处处从眼前景、身边事取材，启发性超过丁西林、李健吾、鲍勃霍伯、大卫尼文，那时我的世界一片浑沌，他无情的犀利冷隽像雷电一样，穿透浓雾，显示丘壑。有时候他太狠了，这个“狠”字是总经理魏景蒙对他的一字褒贬，先贤说治重病要用猛药。今天回想，当年大背景一片肃杀，王大空的声音是“沙漠中的驼铃”，每逢听见有人以两岸的“恐怖时期”相提并论，我心中暗想毕竟有些分别，这一边，五十年代有个王大空，那一边要八十年代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