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战后台湾情事，以十年大致为一段落，如此区分也许有些道理。一九五八年一月，《征信新闻》给了我一张聘书，约我以撰述委员的名义写“小方块”，此事象征我的五十年代结束，六十年代开始。
“小方块”实际上是一种小专栏（报纸另有大专栏登在新闻版上）。言曦（邱楠）写方块的时候就力主改称“短论专栏”，不称专栏而称小方块，当然有轻视的意思。当年报界流行两句话：“社论是报纸的眉毛，副刊是报纸的屁股”，社论只是装点门面，难起作用，副刊的位置在报纸最后一版，读者要翻到底才看得见。我说这两句话得改一改，“社论是报纸的客厅，副刊是报纸的花园。”多年以后，邱氏的“专栏说”和我的“花园说”成立，改变了原来的用词。
我也知道，历史家认为“现在”之中含有过去，由过去到现在，他们不说连续，别立一名，称为“赓续”。早在一九五二年，我迫于萧铁老编的人情压力，曾在台北《公论报》副刊写过几个月小方块，算是台湾资历很早的方块作者之一。据说《征信新闻》社社长余纪忠先生读过那些文章，记得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征信新闻》扩版为一大张半，成为台湾的大报之一，锐意经营，破格用人，他的“人间副刊”也开辟小方块，由徐蔚忱老编出面约我和寒爵（韩道诚）共同撰写，第二年正式聘用，这年我二十七岁。我并不喜欢投入这个“舞文弄墨惹是生非”的行当，好不容易摆脱了《公论报》，为何四年之后又到“征信”来入列就位呢？
长话短说，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门充当写手六年多了，对于“广播作家”实在厌倦了，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写作，取材范围有限制，修辞技巧有限制，思想深度有限制，篇幅长短有限制，形式结构有限制。广播的特性形成这些限制，我为了彰显媒体之长，必须安于文学之短，我在这方面是先驱，但是无法再有进步，很想罢手。我把身体力行的心得写成一系列文章，先在刘恕主编的《空中杂志》发表（一九六三），后由“中广”出版，书名叫做《广播写作》，算是对“中广”作出交代，打算歇手。当年有关广播的一切理论都自外国引进，惟有如何用中文写广播稿只有反求诸己，这一门类的专著当时仅此一本。
我提出辞职，魏景蒙总经理说：“我不能放你离开中广公司。”我说“中广”的工作我不想再做了，他说，“不想做少做一点，想做就多做一点，现在不想做，有一天你会想做。”我没听懂他是什么意思。节目部的邱楠主任找同事张瑞玉探听我为什么想辞职，我趁机诉苦，我说政风日渐败坏，实在失去了摇旗呐喊的热情。第二天邱主任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要自求多福。”只有这一句，我也没听懂他的意思。
辞职不成，外面报纸有个兼职也好，我究竟是文字工作者，报纸才是文字工作者的夜总会。那时《征信新闻》还很简陋，我对他们的余纪忠社长是崇拜的，一九四六年我在沈阳的时候，余氏以三十六岁的俊年，担任东北保安长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官拜中将，他身材秀挺高拔，英风奕奕，领袖的气质如一颗巨大的磁石。从某个角度看他的脸，使我们联想到希特勒，正是我们那一群投笔从戎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典型（大战期间，中国媒体称希特勒为四大伟人之一，与蒋介石齐名，一九四六年他在国军中间还保有英雄形象）。在那个把接收写成“劫搜”的年代，他是清廉的，在那个杀气冲天的年代，他是主张和平解决学潮的，他在沈阳创办《中苏日报》，我也是忠实的读者。他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台北见面，他虽然换穿西装，依然骨骼岳峙，线条分明，一脸坚定自信，足以使任何倒在地上的人重新挺立，我一杯咖啡只喝了一口就成了他的俘虏。
不过我从未提过沈阳的因缘，我知道当年他受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猜忌，处境危急，幸而朝中有人，中央直接下令调动了他的职务，他临走也没向陈诚辞行。陈诚大怒，放话指责他“擅离职守”，一时成为东北的大新闻。他不喜欢人家提到东北，他也不知道我曾是在沈阳屡屡向他倾心注目的一个小兵。
“小方块”的性质和“中广”的节目大不相同，它的精神是批判，它的眼睛看缺点，可以说那时候它是站在“中广”节目的对立面，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平衡。
我在“中广”那六年，感觉台湾如同一望无边的荆棘丛，我置身其中，姿势必须固定，如果随便举手投足，就可能受到伤害。那时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话暗中流传：“你心里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来、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刻否认。”六年以后，好像这一片荆棘比较稀疏了，人人急于摸索自己能有多大空间，这些人活动筋骨，伸个懒腰，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是民营报纸，我决心参加探险，从此我这条小鱼离开了张道公的龙门，游向江湖。
六十年代是台湾民营报纸成长壮大的时代，也是“小方块”深入人心的时代，新闻版有不署名的方块，副刊有具署名的方块，针砭社会病态，监督官吏作风，表扬十室忠信。幼时在家，母亲常引《论语》上的两句话教导我：“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把这两句话约化为“鼓励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当做我个人写作的信条，同时“言在此而意在彼”，对另一些人的谴责批判寓于其中。那年代，每一个“逃”到台湾来的人可以说都是失败的人，其中小士兵、小青年、小地主、小商人的景况“比失败更失败”，情绪郁结，生活艰苦，有人自杀，有人杀人，社会上充满戾气，动魄惊心。我尤其愿意和这些人谈心，费了许多笔墨。
不约而同，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生存环境，“草多可缚象，滴水竟穿石”，十年众声喧哗，声动山河。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每天伏案写方块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可以“想象”自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
有时想到周作人一段话：写文章时时担心踩着老虎的尾巴。有一天忽然发觉，那个方框也许是自己画地为牢，不过当面喊万岁也未必高枕无忧，保密防谍的专家硬是心眼多，认为你用忠贞掩盖什么，我想既然一样如履薄冰，还是为社会大众说话比较值得。
那时台北各报副刊写方块的人，《中央日报》有言曦（邱楠）、仲父（孙如陵），《新生报》有凤兮（冯放民），《联合报》有何凡（夏承楹）。《中华日报》的副刊主编南郭（林适存）别出心裁，他的副刊方块只有固定的栏名“笔阵”，没有固定的作者，登坛招贤，广纳四方，我也经常参加。一九六四年十月，夏晓华创办《台湾日报》，我在他的副刊上写过半年方块。李荆荪在他创办的《大华晚报》新闻版有个不署名的方块，报社主办选拔“中国小姐”，他这个董事长太忙了，约我替他写过两个月。
六十年代方块阵营中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李敖，一位柏杨（郭衣洞）。
李敖博学雄辩，报纸副刊本来载不动他的大块文章，他的阵地在杂志，可是夏晓华本事大，拉他在《台湾日报》副刊上写小专栏（一九六五），方块跟他有缘。李敖的文章像胡适，视野广阔，布阵从容，他也像鲁迅一样有凌厉的攻击性。他学过逻辑，学过史学方法，学过语意学，装备一新，武器比任何人多，忌讳比任何人少，训练之师，奇正互用而奇多于正，所以屡建赫赫之功，他比传统多走出一步。那时在台湾，你读一个人的作品，往往想起他背后有另一个人，你读李敖就没有这种感觉，这也许是年轻的好处。
柏杨受《自立晚报》殊遇（一九六○），字数篇数没有限制，他的文章排成“边栏”，一个题目可以连载几个月，气势雄浑，“江河万里，挟泥沙以俱下。”他本是小说家，首创以长篇小说的手笔写杂文，塑造中心人物，组织边缘情节，使“乱臣贼子惧”而有娱乐效果，他也比传统多走出一步，六年之中，名满天下。他的专栏登在副刊上，方块中人向他“攀缘”，后来“立法委员”吴延环客串方块，联合方块作家成立“方社”（一九六五），也曾邀请柏杨参加。
吴委员和大部分方块作者甚少接触，成立方社他委托钟鼎文出面操办。钟氏为国大代表，《自立晚报》总主笔，《联合报》“黑白集”的执笔人之一，他也是一位诗人。当时若论文艺界人士的肆应之才，钟代表可推第一，大家都说他是“总统府”总务局长最佳人选，可惜怀才不遇。他找凤兮和我两人发起，理由是，我的笔名叫方以直，凤兮的本名叫冯放民，两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方”字，当然，这是客气，我们都辞谢了。
谈到“方社”名称的含义，我以为是“子贡方人”的意思。他强调这个“方”是方城之戏，也是吃饭的八仙桌，大家聚在一起吃喝一顿，饭后打麻将的人开牌，不打麻将的人回家，他的这两点说明都在方社成立的新闻报道里登出来。那时方社中人最好各人自扫门前雪，若有呼应串联必受当局猜忌，他的定义具有智慧。后来方社的活动是大牌社员轮流做东，吃饭打牌，我以后很少参加。
吴延环是资深“立委”，清望很高，可见这时“小方块”已非职业文人“低就”之所，渐渐成为名家大匠隐形息影略施小技的“高招”。由于方社成立，我才知道除了李荆荪、耿修业、邱楠以外，吴延环、沈宗琳、胡健中、杨选堂、高阳、钟鼎文、杨乃藩、王洪钧、黎中天都染指成习，曹圣芬也写过不署名的方块（他没有参加方社）。
《中国时报》曾有一位“何可歌”，方块文章非常出色，只写三篇，戛然而止，空劳大家引颈以待。谁也不知“何可歌”是何方神圣，我怀疑是诗人余光中的化名，单说“何可歌”三个字对音韵的敏感，三个字字形对“口”部的敏感，此形此音合起来，隐然遍身是口也难畅所欲言，如此才情闲情，除了“他”还有谁！多年以后，我见那三篇文章果然编入余氏的文集，他何以只写三篇，或有内情，只有留待知者述说。
那时台湾杂文处处有中国大陆三十年代之流风遗韵，鲁迅是大宗师，虽然鲁迅连名字都是违禁品，他的风格和思想却有继承者大量繁殖，禁书无用，多少论客遗漏了这个有力的证据。周作人、陈西滢、梁实秋另成一类，我在他们这一边排队，加上追慕培根、蒙田和爱默生。文风不同，取材的角度也不同，抑扬褒贬常有分歧，所以当年这两种文风大陆上互相排斥，来到台湾却相忘于江湖。
小方块太“小”了，容不下复杂庞大的题材，常常像玻璃杯中一杯淡酒，透明中浮起一粒鲜红的樱桃，读者在樱桃的吸引之下喝完这杯水酒。写小方块像胡宗南说过的一句名言：“集中兵力于一点而发挥之”，据说这句话出自胡将军在黄埔军校提出的学习心得，蒋校长大为欣赏，毕业成绩名列第一。我在“中广”写稿时，常以胡氏兵法为作文方法，政治宣传多用演绎法，宗教宣传也是，例如“耶稣是救主”，预先设定，无须验证，不可动摇，宣教士千言万语把这个观点散入万事，排除一切例外。我把“集中兵力于一点而发挥之”当做演绎的过程来写方块，才想起演绎的过程可以千变万化，“水无常形”。
那时我经过“中广”六年的工作磨炼，语体文上得了台面，我幼时由私塾发蒙，后来略读唐宋大家，喜欢清诗，成语典故文言句法也能自由运用。到台湾以后，涉猎西洋文学的中文译本，也十分留心异邦的语风。说个比喻，我以白话为淀粉，文言为钙质，欧化为维他命，长养我的写作生命，副刊方寸之地成了我的练习簿。我固然为了要发表某种意见而写，也为了要实验某种技巧而写，也常常为了练习某一布局、某一暗示、某一句法、某种旁敲侧击抑扬顿挫而写。来写方块才可以充分追求“文无定法”，“情欲信辞欲巧”，“文学的语言高出日常生活的语言”。
那时报社规约，社论谈大事，方块谈小事。大抵省政府以下为小事，“行政院”以上为大事，政务是大事，事务是小事，决策是大事，执行是小事。军队不要碰，特务不要碰，蒋介石和他的第一家庭不要碰。这种区分其实很模糊，批评地方有时就是批评中央，那时行政是“一条鞭”，批评执行有时就是批评决策，执行的流弊源自决策粗糙。
我“具体”评论小事，“抽象”评论大事，超出报社的规范。我不能谈特务，但是可以谈人权，特务不在乎，他们认为自己并未侵害人权。大官和高级将领的子弟耍流氓、充太保，我不能指名批判，但是可以谈家风世泽，谈“使父母不辱”，陈词更为慷慨痛切。我不能批评独裁，但是可以宣扬民主自由。新闻事件当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读者自可把具体事件“代入”我的抽象论述，对号找人，自作批判。抽象论述建立的是观念，观念一旦树立，读者可以“自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无待我一一实指。
由于性之所近，我不知不觉谈论文学，鼓励作家，尤其是本省作家。我更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升斗小民的需要，尤其是学生、农人、小职员和一般市民。我借各种小事反复申说大义，强者对待弱者要公平，能公始能平，能平社会始能祥和，人心始能团结，台湾始能长治久安，当年中国大陆“人心思平”，所以人心思变，终于“变天”，执政当局要有高度的反省。没有人来干扰抽象议论，所有不点名的批判他们好像都认为与自己无关，但是读者会从他们中间对号寻找关系人。
台湾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平民切身的痛苦已非来自高官，而是来自基层公务员，当局有图治之心，但良法美意出门变质。我提出一个说法：“大官办小事，小官办大事。”大官不过签字、演说、剪彩、出席酒会而已，小事一桩，小官的执行决定行政成败，关系重大，我主张监督基层行政人员，不许他们“以技术害原则”。我要求执政者“为大于微、图难于易”，不断掘发技术性的小事主张改进，我的呼求常常立即生效，方块作家的一支笔，对这些人还可以劝善惩恶，激浊扬清。在这方面我和读者互动，和官府互动，和社会工作者互动，我有许多资料，等到着手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篇幅可以容纳。
那时陈诚在台湾统揽军政大权，威风凛凛。他那时气量狭窄，有军人性格，无政治家风度，迹象显示他并未忘记余将军是怎样离开沈阳的。余氏立于危岩之下，胆大心细，使《征信新闻》具有民营报纸的一切特色。他是有能耐的人，全力支持方块，斜风细雨他都遮挡了，从来不让作者知道他承受的压力。他也从未鼓励我们勇往直前，他洞悉人性，只要一直平安无事，作者自然越写越大胆。
民营报纸靠广告，拉广告要凭销路，开拓销路就要争取多数人。县长只订一份报，县民也许能订十万份报，你得站在十万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你得对那十万人的处境感同身受，报纸用什么方式向这十万人表态呢？小方块！那年代小方块对民营报纸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民营报纸竞争激烈，各地分社都派出推销员挨家访问，你为什么订我们的报？哪一部分内容最吸引你？或者你为什么订另外一家报纸？它有哪一部分内容最吸引你？一项一项作成记录回去统计，民营报纸争取读者，要靠小方块和社会新闻。
那时政府对小方块开始放手，五十年代的五花大绑慢慢松开，“反攻无望”已成定论，国民党中央为了让民心在台湾扎根，他必须把战时当做平时看。一九六○年蒋公三度连任，他当选以后在国民大会发表演说，承诺台湾将要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在他所说的“更多”之中，包括民营报纸勃兴，有这番因缘，小方块始能在言论界算个角色。政府的善意也得到回报，在中国的行政系统中，一向“大官负责而不做事，小官做事而不负责”，所以基层官吏作风败坏，中央鞭长莫及。小方块照射死角，唤起小官的责任心，使他们检束收敛，知所畏惧，帮了政府一个大忙。
说到“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新闻界有一段掌故可传。蒋总统作此宣示的时候，没有新闻记者在场，散会时记者涌入，围在胡适身旁打听消息，胡适笑眯眯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事后一群记者到“中央研究院”找胡适聊天，胡院长转述蒋公的宣告，责备记者失职，“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们居然漏掉了！”记者反过来怪胡适，那天国民大会散会的时候，我们也曾向胡先生请教，胡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啊！胡适说，我又不是国民大会的发言人，你们在会场采访我怎么能发布新闻，你们应该到我家里去问我啊！彼此大笑。
可想而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第二天上了各报的头版头条，可想而知，各报社论一致拥护，合唱了一首赞美诗。蒋氏勉强三度连任，声望稍稍下跌，现在又上扬许多。这是大事，我的小方块没写，如果要写，也只能说胡适在替蒋氏制造压力，如果蒋氏只有六分诚意，此时也变成八分，这是典型的胡适模式，也是他和雷震的分野。蒋公还算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据说他的重要文告发表之前，必定由幕僚作最后检查，看看和以前的文告有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公开曝光，他的声望提高，同时自制力也增加，权力无形缩小。此时雷震已经入狱，胡适并未成为“垂头丧气百无一用的老秀才”。当然，我这些话也只能留到今天才说。
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逐渐落实，我们写方块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重点不在“多”字，重要的是那个“更”字，民营报纸步步拆篱笆，踩红线，挖墙根，搀沙子，岁岁平安，民主墙如活动屏风，当官的一夜醒来，发现又得让他三尺。一九七○年雷震出狱，他看了几份报纸杂志，惊叹“我这十年牢白做了！”咳，他怎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告诉朋友，他这一句话让蒋介石占了上风，蒋的做法也许正是要证明“孔明枉做了英雄汉”。我总觉得雷先生的台词应该是“我这十年牢没有白坐！”这也是方块思考，可是当时仍是“你嘴里说的、最好不要写下来”。
那时台北还有一种人物向小方块源源释出话题，他们的共名是“民意代表”，若是加以区分，一票人叫中央民意代表，一票人叫地方民意代表，他们有权监督政府，“权力使人腐化”，言行多有可议可讥之处。尤其是中央级民意代表，政府为维持宪政门面，让他们养尊处优，他们的任期无限延长，没有改选的压力，多半既懒惰又骄傲。其中一部分人本来是社会精英，大家还能接受，另外一部分人是政府在战火中匆匆行宪宁滥勿缺的“数字”，多半观念陈旧，素质很差，来到台湾又不知守分藏拙。有人形容他们：“世界上再无一个时代，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握有这么大的权力而又不负责任！”那时谁能够对他们劝善规过呢，除了方社二三君子，连前后两位蒋总统都未置一词。代表们的材料精彩，方块文章跟着也喧腾众口。
我曾劝那些老代表不要动不动骂人“为共匪铺路”，你们反对节制生育，反对白话文，反对冤狱赔偿法，反对民主自由，反对简体字，你们反对民之所好，那才是“为共匪铺路”。你们争福利，争宿舍，争补助费，人之常情，吃相不要那么难看，饭店发酒疯，居然拔出手枪射天花板，警察破获了摄制春宫电影的组织，居然打电话到报馆要求封锁新闻，这类事尤其是大忌！我也曾劝那些代表善用他们的影响力，保护养女，担任孤儿院的董事，为机能残障的人募捐，发起救济水灾灾民，提倡读书。要把台湾民众当做你的选民，考虑他们的观感。退一步说，在家种花养鸟，写写毛笔字，打打太极拳，总胜无益之事。我的饶舌惹来无穷讥骂，并且伏下多年后一连串小动作，不胜困扰。
两位蒋总统相继死亡，李登辉执政，台北民众游行抗议“万年国会”，骂这些中央民意代表是“老贼”，把他们赶下政治舞台，他们这才如梦初醒。咳，固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他们当年那一部分人正确对待讽谏，后来散席的时候又何至于全体如此难堪，连那些有重要贡献的代表也黯无颜色，甚至整个“外省人”都分担羞辱！
方块文章画地为牢，倒也没有人因此坐牢，一九六八年柏杨被捕，一九七○年李荆荪被捕，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那“牢”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自己画成的。后来我教过书，编过杂志和副刊，进过电视公司，业余一直没停止小方块的写作，写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告一段落，算来是二十一年。方块给了我自由也给了我局限，我因此被人称为“方块作家”，显然含有讥讽之意，“画地为牢”一词对我倒也别有意义。出国难，“出牢”更难，我虽然立志退出江湖，专心走纯文学的路，却又在纽约《世界日报》的框框里钻进钻出，为时七年（一九九九—二○○五），一直写到八十岁，前后合计为二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