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步入“读者养活作家”的时代，市场挂帅的利已见而弊未显，“趣味纯正”仍是大多数读者的首选，大体上还没有“劣币驱逐良币”，只是“零钱驱逐大钞”，通论不如漫谈，体系不如语录，大餐不如零食，后来有人归纳为“轻薄短小”。
法令规定，作家可以出版自己写的书，我很想自写、自印、自销，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单干户。幼年时期，我见过隐士一样的自耕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如此美化了他们。我心目中还有写《湖滨散记》的梭罗，他自己制造铅笔出售，我也没忘记郑板桥，他画竹画兰，“不使人间造孽钱”。
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的时候，本土的成年人读日文，读古典汉文，没有读“的呢啊吗”的习惯，青少年还在国音注音符号的帮助下“学而时习之，不亦苦哉”。没有接受文学作品的能力，外来的“徙入者”压力大，心情坏，饱受现实煎熬，还是一叠白纸对他用处比较大。
再说大家也穷，没有余钱，我手边还有几本旧书，使我想起当年做一个读者也难。施翠峰译《哈里我是纯洁的》，九十四页，一九五二年出版，每册新台币五元，可以买五个山东大馒头，全家一饱。张爱玲《秧歌》，二一○页，一九五四年出版，每册新台币七元，夫妇二人一家两天的菜钱。我还藏有一本当年的禁书，茅盾写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开明书局出版，二八五页，我从旧书摊偷偷摸摸买到，售价二十元，人人说“你真舍得”。
我必须记下，一九六八年，台湾的第四个“四年经济计划”完成了，民众的收入年年增加，一九七七年（我退休生效的这一年），每户平均所得新台币十二万元，邮政局的储蓄存款共计五百亿元，存户都是基层公教和小康人家。孩子们口袋里有了足够的零用钱，每逢星期天书店里挤满了男女学生。
我必须记下，一九六八年九月，台湾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小学毕业生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初中，从此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全都提高了。省政府增设一百七十一所初中，七千六百九十八个班。到一九七○年，台湾已有一千万人受过小学以上程度的教育，出现“全民阅读”的盛况。我们曾经应邀参观成衣加工出口，偌大的厂房里望不尽的缝纫机，缝衣的女工都是小姑娘，有人在缝纫机上摆着一本书，一个纽扣钉好以后，下一个纽扣对准针眼之前，她朝书本瞄上一眼，她看的那本书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
有一个名词叫“版税屋”，作家可以用版税买房子。有没有人管小说家高阳的汽车叫“版税车”？他是第一个驾车送稿的作家。
出书既然有利可图，马上有人以盗印为业，照相制版的技术降低了盗印的成本，也缩短了他们作业的时间。读者反对盗印，却以买盗版书为乐，因为它便宜，这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矛盾。一本书如果畅销，它在发行后一个月之内就被盗印本逐出市场，作家和出版人都只是为盗印犯做马前卒，长此以往，台湾文学的发展必然因之迟缓，也许萎缩。
第一个炮打盗印业的英雄是小说家王蓝，他为了保卫长篇小说《蓝与黑》的版权挺身出战，我参加了他这一役。他在法院里头打官司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法院之外，他游说国民党部、“内政部”、“立法院”和新闻媒体，呼吁保护所有文艺作家的权益，他把主观的利益客观化。他是“制宪国大”的代表，口袋里装着“中华民国宪法”，那时公私集会大半邀请他发言，他当着台上大官大老的面，向会众诵读有关保护著作权的条文。他集新闻记者、抗日英雄、民意代表、小说作家、政党骨干于一身，熟悉运作技巧，加上口才和仪表出众，把这个冷问题炒热了。
说来好笑，那时候政府官员都忘了版权应该受到保护，中央党部居然有人表示，保护版权助长文学作品商业化，正确的办法是多设文艺奖，提高奖金，引导创作的方向。南部有一位作家跟盗印者对簿公庭，承办检察官认为翻印好书乃是一桩功德，予以“不起诉处分”，于是盗印者拿着法院的文书四处宣传，自称“合法翻印”。万事起头难，难在改变大家的观念，王蓝在这方面是个先锋。
许多作家，包括我在内，也让自己的权利“睡眠”了，文章发表后拿到稿费，好像这就是全部的收益，出版单行本如果还有钱，那就是“外快”，有时候书已上市，“外快”没有踪影，也可以“安之”而已，王蓝为版权奋斗，多少人笑他自我宣传。
我配合战役写了好几篇文章，出席有关会议助势，案件开庭审判，我到法院旁听，发现被告神态恐惧，知道事有可为。这一役的战果是，法院之内王蓝胜诉，法院之外，“内政部”答应修改著作权法，加重对盗印的处罚，中央党部允诺从中协调，早日完成立法手续，大家从“权利睡眠”中醒来，一个面团团和气生财的出版商，也辣手把盗印者送进监狱，连党国大老王云五都亲自率领警察去逮捕现行犯，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作家巡查大小书店，搜罗盗版。我和隐地也曾远征桃园莺歌等地，追究出售盗版书的书商。
那时著作人要享有著作权，先要经过政府审查认可，大家纷纷向“内政部”申请登记，这才发现手续诸多不便，要求仿照英美各国改为登记生效，这些愿望现在一一实现，其间又经过许多人持续努力，记得作家林海音、符兆祥都曾是重要角色。
春江水暖，形成文学市场的黄金十年，白银十年。有一位朋友劝我退休以后搞出版，他说，“你的书白纸印上黑字就是钱”，一部稿子送到工厂排印，你开出两个月兑现的支票，你再把新书出版征求预约的广告送到报社，开给他一个月以后兑现的支票，广告登出来，读者四面八方向你的账户里汇钱，这笔钱够你付广告费，书印出来，你批给中盘商，再用他的钱付印刷费。“你看，这简直是无本生意嘛！”
在此之前，出版社给我出过八本书，手里握着自己的书，那种温软的感觉，像母亲的手掌抚摩你微微发烫的前额，我喜欢那种感觉。据说某些人手中握着钞票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他们发财；有些人手中握着大印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他们升官；有些人握着手枪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他们从军作战；或者成为将军，或者成为枯骨。如果你握着书本有这样的感觉，那也就注定了你的命运。
以前那八本书销路很差，看相的人说，我得五十岁才会“成功”。我绝对无意提倡命相之学，生命中有此“插话”，聊资谈助而已。我告诉自己，岁月惊心，再不可有一日空过。
如果我开一家出版社……？我犹豫过。那年代作家和出版社的关系犹如怨偶，书难销，害出版人白费力气，作家总怀疑出版社的账目弄虚作假。出版社赚钱也真难，某人骑着脚踏车，沿街向书报摊收账，摆摊的退役军人扯住他的领带要打，恰巧我碰见了，走上前抬出警备总部压住他，我知道警总有人负责仲裁退役军人和一般民众的纠纷，怕退役军人受歧视，也防止退役军人欺负平民。出版赚钱这样辛苦，想要他和作家共安乐，恐怕也是希望他作圣贤。玩票写书，种种流言可以付之一笑，写书谋生就要另当别论。自己经营自己的书，一切自作自受，心安理得，倒也能断却许多烦恼，如果连连打出王牌，奠定基础，还可以给朋友尽一点心意，那有多好。
我想自己先为赚钱出几本书，安定生活，再清心寡欲写那未必净赚钱的书。《开放的人生》完稿，有九家出版社争取出版，小说家隐地创办的“尔雅”着了先鞭，我的事慢慢来，他退伍创业，应该优先。我的《碎琉璃》完成，小说组同学蔡文甫的“九歌”列为第一批新书，我得给他壮胆，他手中有了“老盖仙”夏元瑜，台大教授叶庆炳，加上我，才投下资本。好吧，我还有明天。
顺便记下出版界的一则小掌故。某一出版社的老板 S，对《碎琉璃》很有兴趣，我告诉他，这本书只能给“九歌”。文甫兄打算把这本书摆在第一批书的第一本，S 告诉文甫，《碎琉璃》三个字不吉利，于是夏老的《万马奔腾》调上来，这年的生肖恰好是马。广告刊出后，S 又来找我，认为《碎琉璃》没有得到重视，屈居第二，他预约我的下一本书，许以“好好的安排”。我说，如果有下一本，我要自己出版了。
“下一本”是《人生试金石》，我决定自己出版，试试水温。
《中国时报》的编译主任阎愈政经营“四季出版社”，愿意代销我的作品，他是创报元勋，编译高手，业务天才，也有行政能力。他的个性很强，《中国时报》湮没了淘汰了多少英雄豪杰的个性，惟有这位“阎老西”不改本色，余老板长期倚重，三十年不衰。他在业余搞出版，也是帮一个朋友的忙，顺便也帮了我的忙。后来他的朋友递补了“国大代表”，弃市肆而入庙堂，他们俩都退出了“四季”。
阎主任给我一些指导，我这个新手就上了路。
这时印刷术起了变革。本来印刷用铅字排版，打成纸型，灌以金属，称为凸凹版；新方法改用化学处理，做成一张很大的“底片”，称为平板，卷筒印刷，速度较快。我要出书，马上有好几个朋友介绍印刷厂，这才知道台北市新近增加了许多家小型的工厂，多半是一间房子，一部机器，一个师傅，一个学徒，一个老板，这种“五一工厂”设在僻巷之内，昼夜开工。那时平版印刷若是超过四千份，字迹逐渐模糊，我得同时制三块底板，找三家工厂，同步赶印，以免新书脱市。我得昼夜监工督印，如果坐在家里等候出货，他就把我的底板取下来，装上别家的，因为别家催得紧。还有封面，还有装订，也都得步步盯紧。
我深夜出入僻巷，常与流氓、醉汉、娼妓、毒贩擦肩而过，看到台北市的另一样相。有一次我碰上两人争斗，亮出明晃晃的刀子，硬要我做见证，无奈我听不懂台语，扫了他们的兴，好像没斗起来。我当时暗想，希望你们的孩子也读我的书。这些“五一工厂”寿命很短，往往一次承印之后就关闭了，往来账目倒是清清楚楚。品质比较粗糙，读者不甚计较。后来他们中间有人做大生意，台湾经济起飞，常有这样的创业史。
到了七十年代，“徙入者”（一九四九年之后迁来的外省人）少者已长，长者已老，老者已死，“读史难知今日事，听歌不似少年声”。我常想起古代神话：穆王南征不归，一军尽化，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我想猿鹤虫沙都有后代，猿鹤的后代也许是虫沙，虫沙的后代也许是猿鹤，上一代只有抱紧教育。《开放的人生》这样的读物，总也不无小补吧。
我写《开放的人生》这年（一九七五），长子风扬十岁，女儿诗雅六岁，次子又扬一岁。“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这一经不能是三字经，世路难行，我得写点什么留给他们。台湾人口大量增加，我看到满街满巷的孩子，我又想到这些孩子跟我的孩子是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是合作的伙伴，竞争的对手，我的孩子既然生存在他们中间，我当然希望他们都善良、都有教养，我要爱自己的孩子，就必须爱所有的孩子，于是我把我写下来的东西公开给他们看，有一天，我希望这几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发行，回馈那里的年轻人。
书能畅销，一方面由于主持者经营有方，另一方面也要作者对读者有爱心，作者的爱心读者有感应，能体会。我们只能偶尔吃馆子的菜，我们愿意永远吃母亲和妻子做的菜，无他，母亲和妻子爱你，馆子里的大师傅不爱你，他“打发”你。某作家对我说：“读者真可怜，我写什么他看什么。”没过多久，情势逆转，他写什么读者“不”看什么。
当然，还有技巧。我出入广播和电视，领会了如何引起阅读的动机，满足读者的兴味，多年操练，语言文字的运用也得心应手了。美国有位音乐家倡议“不高也不低”的创作路线，是的，“不高也不低”。卑无高论，有人问我出版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一张纸的价值大于一张纸”，我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出来。如此这般，赚钱没有问题，写作却大受影响，看样子搞出版就得放弃创作，大才如歌德，如米尔顿，未能同时兼顾从政与创作，如巴尔札克，如杰克伦敦，未能同时兼顾经商与创作，我岂能同时做好这两件性质相反的工作，我没那样的本领。思来想去，我为文学已经付出那么多代价，好比由小沙弥到老和尚，即使西天无佛，也得修行到底。
好罢，我放弃开一家出版社的计划，“人生三书”的收入足以维持我一家的生活，这就够了，少赚一点钱，多留一点写作的时间。过河卒子不能后退，但是可以左右横行，我和隐地相识多年、心意相通，他诚笃忠厚，有古人的风义。我以文学生命作赌注，请尔雅做我和读者之间的管道，一念既决，万事底定。
隐地兄出名甚早，《自由青年》半月刊为读者介绍文学名著，魏子云，我，隐地都参与了。现代主义风行的时候，他写了一些出色的短篇小说，后来他投入编辑工作，先在《青溪杂志》初露才华，然后主编《书评书目》，《新文艺月刊》大展身手。他爱书，爱出版，爱作家，他后来成为一个出版家，此时已显现性向和风格。
隐地的经营理念很特别。市场挂帅的时代，出版人以作家为制造商，以读者为消费者，隐地始终以作家为朋友，以读者为知音。你本来和他不是朋友，你请他出书，彼此就变成朋友了，换一个地方，也许恰恰相反，本来是朋友，出书以后变成另一种关系。他身为出版人，却长期倡导维护作家的版权，他给作家签约，舍弃相沿已久的旧版本，另拟新条文。旧版本来自上海的出版商，据说还是三十年代的产物，许多条文对作家既藐视又苛刻，版权要永久让出，作家要找保证人，书没有人买，作家要赔偿损失。当年“左翼”批评出版商剥削，曾举此为证。隐地能为作家的利益缩小自己的空间，或者说他能把出版者的利益和著作人的利益视为一体，确有过人之处。
痖弦和田原，都曾和隐地一同推广新合约，然而结局不同。痖弦的上司发现出版合约的有效期只有十年，大吃一惊，十年以后，我们岂不是一本书也没有了？通知作者换约。田原负责出了一套“作家自选集”，田原去后，我收到出版者一封通函，要求作者签字放弃版税，并承认著作权为出版者所有。
细数往事，没有四个“四年经济计划”，没有九年一贯义务教育，没有保护著作权运动，可能没有隐地的尔雅出版社。没有隐地，就没有《左心房旋涡》、《黑暗圣经》、《关山夺路》，更没有最后这本《文学江湖》。如果这几本书能对社会有些许贡献，都要归功于种种因缘，而“近因”比“远因”更有决定性。
多年以来，尔雅约稿出书，结算版税，一直由他给每一个作家亲笔写信，他尊重作家的权益，一个诚字，一个信字，一点一画都不少。尔雅规模不大，崇尚“小而美”，始终使人觉得很亲切，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作品市场萎缩，他的出版社面不改色，一派文化人的细致从容。
我自己出版的几本书，委托“吴氏图书公司”总经销，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吴登川，原在尔雅负责经理部门，经常见面，他自己创业，专搞发行。他是一位“君子商人”，果然“信义为立业之本”，迅速打下根基，树立名声，我出国以后，人走了，他的一杯茶还是热的。这也是尔雅因缘的延续。
《开放的人生》出版以后，一连十年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列名。我略知市场规则，我该一本又一本写成“励志系列”，把读者的胃口填满，把可赚的钱都赚到手，直到读者懒得再买再看，使别人一时难以为继。电视连续剧就是这个样子，自己开出来的路，自己走到尽头，然后封死，不给别家电视留下空隙。我不愿意这样做，只写了三本，我用这三本书赚来的钱支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另有所图。
我自己觉得我此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碎琉璃》，我一向勇于学习，评论家魏子云曾笑我“写什么像什么”，《碎琉璃》一出，我有了自己的风格，如果一直留在台北，我想我会一直这样写下去，把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写出来。
励志小品偏重内容，内容被人辗转袭用，终有一天被掏空，《碎琉璃》的文学性比较高，写下去还可以再高，别人可以把素材拿去使用，“形式美”却是搬不走的“没奈何”。
没想到后来有机会出国，没想到全家移民，一去三万里、心肠非故时，生活况味由“深巷明朝卖杏花”变为“拣尽寒枝不肯栖”，文章一转为《左心房旋涡》的秋声，再转为四部回忆录的涛音。
国外的生活安定以后，我结束自己的出版工作，没想到收摊子比摆摊子还要难，该收的钱收不回来，该付的钱必须支出，处理退书存书都是十分劳神的事情。隐地兄和登川兄为我办理一切善后，没有让我做一件事，付一分钱，此情未了，此缘未了，“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