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六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他的次子蒋孝武出面创设“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职衔是“主任”，十位作家奉召担任理事，从旁辅佐烘托，我是其中之一。此一任命由资深作家尹雪曼打电话通知，事先没有酝酿咨商，这个团体也是自上而下组织的，此时还没有会员，理事来自官派，而非出于选举。
尹雪曼当时担任“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参事，依当时的说法，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是蒋经国政治资本的蓄水库，也是替官邸办差的“内务府”，蒋孝武涉足江湖的第一站，就由这个委员会安排。这个委员会所属的单位，都以“欣欣”作冠号，当时称退役军人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欣欣向荣，这些单位都是为荣民而存在的，都和退役军人共荣。蒋孝武领导的这个新单位命名“华欣”，略示区隔，另开系统，显然是费了心思的。
既然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团体，会员资格也就限定是退除役军人，这样对社会上已有的文艺团体不致构成压力。十位作家理事也“应该”都是退除役军人，他们的名字除了尹雪曼以外，我只记得小说家邓文来、司马中原，还有诗人彭邦桢。今天我特地买了尹雪曼的三大册回忆录，也没查到这十个人的名单，他对晚年的这一殊遇语焉不详。我是“退除役”系统以外的人，何以破格入选，至今没找到答案。
我们受命之初，除了尹雪曼、邓文来两位近水楼台，别人都没和蒋孝武见过面，我甚至没见过他的照片。第一次接近这位“少主”，倒像是经过设计，“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之前，我奉命出席“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辅导会议。我一九四九年离开军中的时候，退除役制度尚未建立，我并没有退除役军人的身份，临时填表纳入建制。与会代表由世界各地云集，场面壮。其中多有国际上功成名就之士，足见二十年来深耕广植，成树成林。在会场里，我见到了蒋孝武。
那时他应该是二十七岁，形象如江南才子，文弱安静，并无蹈厉奋发之气。以貌取人，他的祖父英武，他的父亲厚重，他皮肤太白太嫩，下巴太瘦，使我想起施叔青在小说里怎样形容香港男孩：“看上去有些薄幸”。自从他的哥哥孝文长年卧病以来，他是蒋家事实上的“长孙”，父祖对他期望很高，道路传言，蒋经国培养他做第三代接班人，可是他哪里像是治国的才器？再说父亲祖父年事已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斩蛇起义，竟由我们这样十个人做从龙之臣，我心中闪过一丝凄凉。
我第一次接触“退除役文化”，极不喜欢会场的气氛和议事方式，我坐在会场里想我自己的心事。皇孙口含权力的魔戒出生，坠地并非呱呱，而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下地上惟我独尊”，一定很难伺候。“近王则多争”，他周围又岂能众缘和谐，有人爱画小圈子，分派系，倾轧排挤是一定上演的戏码，兴也要斗，亡也要斗，不斗不亡，可是不斗也不兴，以蒋孝武之阅历秉赋，他又哪里知道如何维持平衡，如何保护善良，如何分辨忠谗？我想起谁留下的一句话：“所有的孩子都是贵族，所有的贵族都是孩子。”
另一个顾虑是，特务机构对蒋孝武身旁的人一定格外关心，特务的一双眼睛，我一想起来就体温下降，血压升高。当年他祖父的亲信都得加入特务组织，保持纯度，这个传统恐怕也要继续绵延的吧，我已四十七岁，人生中一切奇迹都已不会发生，我生命中应该出现的人都已出现，所有应该付出的热情幻想都已付讫，这时候来了一个蒋孝武，使我有造化弄人之感。
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上班，辅导会开会期间，我早晨六点钟赶到办公室处理急件，八点再去开会。每天黎明时分，新闻部派专人到几家大报去取刚出炉的报纸，我打开《中央日报》一看，有一条消息说，蒋经国“今天”上午召见十位作家，再看名单，正是我们十名理事，这件事情事先没人通知我，我略一沉思，当机立断，你既然不通知，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父亲住在南投女儿家，肠胃不适，我要探病去。我放下报纸，写了一张便条放在节目部主任杨仲揆的位子上，略作说明，转身离开“中广”，直奔火车站。
当天我再坐夜车赶回台北，第二天杨仲揆对我说：“昨天上午邓文来开车来接你，我说你到南投去了，他连呼糟糕。”华欣那边有人向我解释，蒋经国接见的日程需要保密，所以没有头一天通知我，为什么单单对我保密？如果需要区分间隔，那又何必一并召见？我懒得把其中情由告诉蒋孝武争取他的谅解，我想的是《红楼梦》里什么人说过的话，这块宝玉也好，石头也好，我不要了，你们拿去玩吧！
退除役官兵的辅导会议开过，“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我去开会如仪。接着开第二次会议，订立组织章程，蒋孝武多次点名要我提供意见，尤其是讨论“理事是否可以兼任总干事”的时候，蒋孝武一定要我表态，别人只是冷冷地看我，他们似乎一切早有默契，只有我蒙在鼓里。我惟恐总干事的帽子套在我的头上，不再参加会议，有一次邓文来特别打电话来，强调蒋主任催促出席，我仍然托词坚辞。
联谊会办了一份文艺杂志，邓文来主编，我以作者的身份仍和他们时常联系。联谊会的办公室很小，分内外两间，我在“外间”常有机会碰见“蒋主任”，他很客气，有时邀我到“内间”小坐，谈论杂志的内容，谈吐不俗。他抽烟，我看见他亲手把落在办公桌上的烟灰收拾干净。他曾捐出薪水救助贫病作家，他也曾替作家向政府争取稿费免征所得税，他的应酬尽量排在中午，晚上回家陪母亲吃饭。我觉得他的教养没有外界传说的那样坏。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我淡出华欣是做对了。
他请来一位名教授做副主任，然后出国开会，这位新到差的副主任代拆代行，下条子把退役军人出身的工作人员都开除了，另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补上来，其中多半是他的学生。失去工作的人哗然，联名向“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赵聚钰告状请愿，一个新上任的副主管怎可如此轻举妄动，恐怕是经过蒋孝武的授意或同意吧，赵聚钰不便处理，拖到蒋孝武回来。
蒋孝武支持副主任的决定，同时安抚“原告”。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几位支薪办事的退役军人虽然颇有文名，所受的正式教育并不完整，如果蒋孝武决定换血重整，他应该亲自处理，何以自己躲开？而副主任受此重托，态度何以如此鲁莽，手法何以如此粗糙？基础未固，新人未旧，何以急着出重手整肃？实在令人百思不解。蒋孝武顶着退除役辅导委员会的招牌出山，如此鄙薄退役军人，他对他父亲的方略完全漠然。还有蒋孝武这样做，显然没有向赵聚钰“请示”，六十二岁糖尿病缠身的父亲，把二十七岁不通世故的儿子，交给五十九岁的心腹，种种心情意愿他完全没有领会，如此不知分寸，难怪后来“江南命案”把他牵连在内（一九八四），他那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行走，大概也没有事事请示一把手汪老将军，那是他父亲托孤寄命的大臣。这年孝武三十九岁，再过四年他就没有父亲了。
后来“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升格为“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十理事功未成身先退，新班底新业务新办公厅，拉到许多值钱的广告，包制政府部门高成本的宣传节目，很像是一般商营的传播公司。我很纳闷，蒋家培养子弟，如何可以让他与民争利起家？如果希望他做一番事业，应该给他一个基金会，让他帮助别人，累积声望，看来他的老太爷也糊涂一时。
“华欣”的生意火红，他的一位亲信兴致冲冲地告诉我，他们打算把“标准教科书”的印刷生意抢过来，这是一只生金蛋的母鸡。那时中小学教科书有四门功课由“国立编译馆”统编，由九家书店包印，所有中小学一律采用，的确是一宗稳赚不赔的大生意。不知怎么我听了有点心疼孝武，我冲口说，这种家喻户晓的钱蒋孝武不能赚，将来每个学生家长给孩子买书，人人想起每一本书蒋孝武抽走了几元几角几分钱，蒋孝武在全民心目中会留下什么样的形象？那人像是很忠心，他表示“我今天就去告诉孝武”，他用一半是威胁、一半是开玩笑的语气拖了个尾巴：“我要告诉他，这些话都是你说的！”他这句话使我发觉蒋孝武身旁并无诤友。
那年代，国民党内营求追逐的人以公共汽车的乘客自况，他们称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运动的人为“搭头班车”，追随蒋介石参加北伐抗战的人“搭二班车”，到了蒋经国时代已是“末班车”了，至于蒋孝武，大概是收班之前的“区间车”，并非由起点驶到终站，而是在全线之中行经其中一段。虽然这样说，蒋孝武依然热得烫人，改善现况的人要骑马找马，蒋孝武门前可以接近多少权贵，满足现况的人用心自保，公子在父亲前提起谁的名字，谁的吉凶祸福也许添了变数，官场中人到底不是乘客，他没有一定的终站，随时可以换车。
我对“华欣”的态度大概要引起某些人的猜度，没有谁跟我谈论蒋孝武，可是该来的总是要来，终于我听到一句话：“跟蒋孝武做事是一条绝路。”我立刻反击，“对我也许是绝路，对你老兄是金光大道。”他愕然，我说我拙于应付复杂的环境，总是弄得关系很僵硬，我“中广”失败可以到“时报”混一混，我在“时报”失败可以到“中国电视”混一混，如果我在蒋孝武那里失败了，那就是得罪了整个国民党系统，还有何处可以容身？你老兄精明干练，蒋孝武一定欣赏你提拔你，将来蒋孝武继大位掌大权，那就是你老兄蛟龙得云雨的时候。他听了半信半疑而去。
以后蒋孝武舍弃“华欣”，去主持对大陆广播，我和他的左右再无交集，只是每年还收到他的贺年片，固然是秘书作业，收件人的名单是他核定的。贺年片的尺寸不大，我曾看见某报的社长把它夹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偶然”露出来让别人看见。一九七八年我离开台湾，“更隔蓬山一万重”，就算他是台湾上空一颗明星，我站在脚尖上也只见云雾了。
数算在台湾的那些日子，我的生命中还有一个余波。
诗人痖弦要到美国进修，当时他担任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期刊部总编辑，统领三个杂志：《幼狮文艺》、《幼狮月刊》和《幼狮学报》，也编印文学丛书。
“幼狮”属于蒋经国手创的青年救国团，那时救国团的主任是李焕，执行长是宋时选，李焕因辅佐蒋经国执政而深入党务，宋时选成为救国团实际上的负责人。宋氏赞成痖弦进修，但是他要痖弦找一个代理人方可成行，痖弦连举两人，宋氏都予以否决，于是痖弦想到我，宋先生的反应是“他肯来吗？”
事后回想，救国团人才济济，何需外求，宋氏显然是借此机缘，扩大物色可用之人。我因为自己少年失学，总是鼓励别人多读一点书，痖弦资质，十倍于我，万事俱备，只欠一个高等学位，如今“只要我一点头，他就进了威斯康辛大学的校门”，成人之美，如此轻易，我一时忘其所以，竟答应去替他看守摊位，为期一年。
那时我承“中国文艺协会”值年常务理事王蓝介绍，已和美国西东大学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见面，他以助理研究员的名义聘我去编写中文教材，我完全没有设想，一年以后，如果痖弦延期回国，那怎么办，痖弦回来了，救国团不放我走，那又怎么办。
其实西东大学的聘函已经寄来了，比我的预期大大提前，聘函寄到“中国文艺协会”由“果老”王蓝转交，文协总干事把这封信扣住了，他要弄权。半年以后，杨觉勇院长打电话催促，原信这才出土。果老由总干事扣压信件，回想“文协”创办人张道公当年为作家服务的精神，慨叹文协之堕落，可是痖弦留学成行，也由此“因缘具足”，痖弦到底是有福之人。
那时蒋介石总统已去世（一九七五），“副总统”严家淦继位，到一九七八年任满，蒋经国是下届“总统”惟一人选，他手创的救国团行情节节高涨，宋时选执行长是蒋家近亲，影响力大于一般近臣，我到“幼狮”上班，赢得许多人刮目相看，“文协”扣压信件的人也许后悔多此一举。
我在幼狮公司布达代理任命的当场直言无隐：“我来替痖弦站岗，只有一年。”以后每隔一两个月，我总要在会报中找机会重复这句话，遇上棘手的事情，我会推诿“等痖弦回来再说吧”。我处处刻意做成活扣。宋执行长在外面开会赴宴，有人找他谈文艺方面的事情，他总是告诉对方“王鼎钧到我们那里去了，这件事可以先找他谈谈”。他带我出席救国团的大小会议，当面向别人介绍：“我们对王先王虽无重金，却是礼聘”，好像是要打一个死结。今天回想，我好像和他斗心眼儿，实在对不起他。
那时我已从“中国广播公司”退休，“中广”黎世芬总经理因筹办“中国电视公司”得罪了王昇，正刻意向李焕倾斜，他教亲信请我吃饭，说是商量如何编写一本新的“中广”历史。我对来使说，我很了解黎先生的心思，他对“中广”的贡献很大，很想以“中广史”的名义留下详细的记述，无意和以前两任总经理并列，也就是“往事”从简，近事求详。“不幸”我以前伺候过董显光和魏景蒙，他们也有许多贡献，我不能把“中广”史写成黎总的功业史。“依你看谁来执笔才合适呢”，我说这件事要找黎先生栽培提拔的人来做，士为知己者死，他可以各为其主。来使知道黎总并不怎么照顾我，以为我有怨词，我赶紧声明：“黎总有为有守，我很敬佩，凡是对他不利的话我绝不说，凡是对他不利的事我绝不做，天鹅临死唱一支歌，乌鸦临死撒一泡屎，我做天鹅，不做乌鸦。”
为了让他放心，我重申“我是过客，不是归人”，幼狮的那把椅子只坐一年，决不流连。他认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一年以后很难脱身。我说常言道没有走不了的客人，他说救国团也没有留不住的客人，我们俩打赌，后来我赢了，随即匆匆出国，也没找他讨赌债。
那时我在《中国时报》已经边缘化，余老板突然约我进入他个人的小办公室内谈话，那时大理街的办公大楼已经很大，他这个办公室的空间却是极小，却也不厌其小，通常奉召入内的只是独自一人，私密的性质很高。他送我一支派克金笔，然后说：“以后人间副刊可以跟幼狮文艺合办一些事情。”人间副刊由高信疆主编，我连算是一个作者都很勉强，此事何以单独交给我办？我与信疆的关系恐将因此紧张起来，我厌倦这样的游戏。二十年晓风残月，余先生的父权形象对我已无魅力，我也许早已进入第二反抗期，我坦率表明，我和幼狮约定只待一年，但求无过，他高声回应一句：“没有啊！”好像怪我说谎，我保持沉默，多言无益，最后他会知道我是诚实的。
这是我跟余先生最后一次单独见面，以余氏之英明，应该发现我不堪再用，我写出“鱼不能以饵维生，花不能以瓶为家”，也自知此地不宜再留。出国前夕，他送我五千美金做路费，我拜而受之，留下一句：“这笔钱就当做余先生发给我的退休金吧。”以后的事果然如此。
虽然信誓旦旦只有一年，我朝九晚五很少迟到，除非到外面开会，从不缺席，进了办公室埋头工作，不到别的单位去串门子联络感情，别人看来我哪里像个点水蜻蜓？要别人了解你很难，我是怕三大期刊有什么言差语错，担待不起。
那时《幼狮文艺》由朱荣智、黄武忠合编，《幼狮月刊》由沈谦、那思陆合编，《幼狮学报》由廖玉蕙主编，他们后来都成了名家。美术编辑黄力智诚恳笃实，可信可托，后来对我有长期协助，天赐良缘，他和期刊部的“秘书小姐”张泠成为佳偶。在幼狮的那段日子，他们都还年轻，虽说七十年代意识形态松绑，还是外弛内强，鼓舞年轻人的冒险精神，驱使他们去踩地雷，这种事我鄙而不为，我愿陪伴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段尴尬岁月。他们编务自主，我先读原稿，后看清样，工作仍然繁重，幼狮一年，我的近视眼加深了五十度。
这三大期刊都预先锁定读者对象，《幼狮文艺》针对中学生，《幼狮月刊》针对大学生，《幼狮学报》是教授和学人的园地。我代班期间，宋执行长指示针对小学生出刊《幼狮少年》，这份刊物要彩色印刷，要有大量的插图和照片，文章要活泼，要满足少年人的趣味，对幼狮来说，他的构想很“前卫”，很能“突破”。
为了办新刊物，公司聘周浩正做主编，孙小英做编辑，刘俐、詹宏志都还是学生，课外也来打工，他们改变“老青年”端庄朴素的形象，端出“新少年”活泼快乐的品牌，期刊部顿时五彩缤纷，“红杏枝头春意闹”，我得以分享更多的青春朝气。这时《幼狮月刊》像校园，《幼狮文艺》像花园，《幼狮少年》像乐园，大受学生欢迎，销数一路蹿升，幼狮公司上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也沾光不少。
幼狮跟学校有密切关系，我也因此常常出入校园，我坐在万国戏院对面那间危楼上，窗外的风声雨声好像都是大群学生的笑声读书声。我一步踏进办公室，英气扑面而来。期刊部之外，经理部的李本轩副理，幼狮广播电台的吕令魁台长，幼狮通讯社的齐治平社长，救国团主办学生活动的叶荫总干事，也处处照顾我这个新人。执行长宋时选先生人称“宋公”，诚恳和蔼，他的风格很吸引我，拿他和李焕相比，李似军师，宋似牧师，李似中医，宋似西医，见李如读《三国演义》，见宋如读《镜花缘》，忆李如忆华山，忆宋如忆泰山。如果李实际主持一切，我不敢进幼狮，进来以后也许真的出不去，我和宋因此有缘，也因此缘分甚浅，我感谢也惭愧。
我这年五十一岁，见过多少老油条，老狐狸，老官僚，老江湖，那些人面目诡异，语言暧昧，使我苦于周旋，幼狮期刊部成了我的世外桃源。宋执行长想留下我继续工作，我实在累了！他告诉我“社会需要我，总胜过我需要社会”，想要别人了解你千难万难，我怎能告诉他，我需要痖弦这个朋友，并不需要救国团，社会需要我好好地写文章，并不需要我围绕在大人物身旁猜谜斗牌消耗余年。水深江湖阔，我操舟弄潮，耗尽锐气，丧失自信，我对宋公说：“恨不早遇十年。”
感谢痖弦言而有信，一九七七年初夏他如期归来，我到飞机场去接他，热烈握手之后我对他说：“从今天起我就不到幼狮上班了。”感谢宋公宽宏大量，未予深究，如果他哼一声，我的出国梦还哪里做得成？他一念之仁，成全了我以后三十年的文学生活。
成行有日，我也没去向他面报行期。那时首长们有一惯例，你若出国辞行，他会送一张支票“以壮行色”，一般行情是美金三千元，这笔债无论如何不能再欠，我还债的能力太低，难道今生真能变牛变马？我除了向《中国时报》请假，其他那些结了缘的机关一概没去打扰。
幼狮之遇是我在台湾最后一首小词，调寄《如梦令》，小令短促，适可而止，以后台湾政治生态变化，宋公是君子，守常应变，想见一番辛苦。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也只有进教堂祈祷，闭上眼。只见水晶体如电视节目突然中断了的荧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