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天京城，曾国藩上奏，缴获伪玉玺两方、伪金印一枚，除此别无所获。曾国藩的奏折如下：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傣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粮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曾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这个奏折递上去，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谁不知道天京城中堆满了金山银山？谁不知道洪秀全有一座圣库，内藏太平军历年劫掠的财宝。可曾国藩竟然敢说一无所获，瞪大俩眼珠子说瞎话，这胆未免太大了点吧？
没人相信曾国藩的话，大名士王闿运写了首怪诗，曰：
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
平吴争大珠，奏凯搜装驼。
徒增俗讪笑，但讶涉夥多。
在这首莫名其妙的怪诗下面，王闿运自行加了注解，曰：“江宁克，曾奏言，初疑寇有积金，可富国，严密搜求，实无之。而恭王闻人言，曾弟买蜡笺一捆，费三千金。”
有了这个注释，这首怪诗，大概意思就能够弄懂了。这首诗说的是：
脸皮最厚曾国藩，瞪眼撒谎不一般。
敢说天京无宝物，买捆废纸花三千。
正告曾家蟒蛇娃，说点实话有何难？
天京宝物扛回家，大发横财乐翻天。
总之，王闿运这首诗是明确对曾国藩提出指控，指曾国藩盗走了天京城中堆积如山的财宝，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他也不怕把自己撑着。
朝中君臣更是不相信曾国藩这番话，为此下旨严诘：
上谕：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个上谕，给曾国藩留足了面子，但其间的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却流露无余。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曾国藩不能够做好弟弟曾国荃的工作，让曾老九把从天京城扛走的金银财宝快点扛到朝廷来，曾国藩可就不能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朝廷生气了，天威难测呀，现在他曾国藩，应该放明白点了吧？老老实实地把赃银吐出来，说不定还可能保住脑壳。
却不料，曾国藩竟然把手一缩，两眼一闭，摆出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瞎猫不怕老鼠胖的架势，此心耿耿可对君父——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大家看着办吧！
嘿，曾国藩这一手，还真把朝廷弄傻眼了。惩罚他吧，你手里还没有扎实可靠的证据，通常情况下，这证据照例是要先行抄家，以抄出来的赃银为证。可曾国藩这厮手里握有湘军，而且他在奏折上说得明白，他没有追究从太平军尸体上劫掠金银的湘军，如果拣这时候对曾国藩下手，曾国藩卖给湘军士兵的人情，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回报。
不能动手，那怎么办呢？
要不，干脆咱们认怂吧。朝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一道批谕，在曾国藩奏折上传七日后下达。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这个批谕很有意思，朝廷竟然一推六二五，把事情全都推到了御史贾铎身上，都怪贾铎上本参曾国藩盗走了天京金银山，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嘛，老曾你受委屈了……诸如此类。
那么朝廷何以突然间转变了态度？曾国藩是否盗走了洪秀全的宝藏呢？
有关这件事，史学界也存在着持两种不同观点的流派。
一种是同情洪秀全，认为曾国藩盗走天京宝藏的学术流派，如朱东安、易孟醇等。
如朱东安之《曾国藩传》，指控曾国藩称：“当时清政府（那时候还没有清政府，只有朝廷，这是朱东安先生的笔误）曾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曾国藩只好以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实出意外四字虚语搪塞……曾国藩无论如何煞费苦心地为其掩饰都是枉然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湘军攻陷天京，淫掠之惨，具载各书，湘军满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是谁都无法掩盖的。”
易孟醇先生也有本《曾国藩传》，对曾国藩提出了同样的指控，称：“曾国藩所指陈的这三点（见曾氏奏折），都是不值一驳的，幸而，清朝廷此时不愿与曾氏的关系弄得太僵……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为曾氏兄弟解了围。”
总之，无论曾国藩如何铁齿钢牙，史学家认准了他是个大坏蛋，人家洪秀全好端端地在天京城里拥享美女金帛，快乐逍遥，曾国藩竟然敢于断送人家的幸福美梦，如此行为，必是金陵大盗，不是才怪了。
但如果有谁更愿意较真，计算一下曾国藩和曾国荃的年薪收入，以及他们家族的财产，则更有利于作出明晰的判断。
于是，有关洪秀全宝藏之谜，又出现了第二个史家学派——数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