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岁那年，曾国藩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五十五岁了，还要长征吗？还要折腾吗？
折腾与否，这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而取决于大环境或形势之使然。按曾国藩的愿望，他已经完成了古往今来所有文人最艳羡的工作，修身治国平天下，理应迈向人生的另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早就由我描绘了出来：“太上者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那是帝王的业务，寻常人等，乱立德会惹来麻烦的，但立言这活，却是读书人的天然使命。
可以确信，曾国藩绝想不到，他之立言竟然就是他给所有人写的那些叽叽歪歪的书信。《曾国藩家书》传承至今，是因为这些文字之中蕴含了他的人生哲学与实践。但于儒家学者来说，言确实不是这么个立法，拿家书来立言，会让历届圣贤嘲笑的，根本站不住脚。
曾国藩所缺少的，是像明代大儒王阳明那样的一个理论。人家王阳明倡导的心学，从此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了个位置。可他曾国藩有什么学？筋学？不不不，虽说曾国藩的人生就赢在这一根筋上，但这个筋学显然不大妥当，一定要弄出个新的名堂来。
弄出个啥玩意儿好呢？《挺经》如何？
没错，就是《挺经》！
有分教，万古圣贤说人生，无非不过一《挺经》。欲把《挺经》问老曾，老曾已经发神经。却说这部《挺经》，是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所透露的——但实际上，这部《挺经》并不存在，很可能是李鸿章编造出来的。当李鸿章说这部《挺经》的时候，是他年老失势，蛰伏于京都贤良寺，与之交往的人只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等几人。李鸿章虽然刻印曾国藩的奏折、日记及家书，卖力地为老师打名声，但让他苦恼的是，曾国藩真的没有一套如王阳明之心学那样的理论体系，或许情急之下，李鸿章弄出个《挺经》，替老师遮掩。
有关《挺经》，市面上虽然有成书流传，但其来历极为可疑。事实上，关于《挺经》的原始记载，出自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后，李鸿章被打回原形，蜇居于北京贤良寺，闭门杜客，只与吴永等几人闲聊，吴永在其《庚子西狩丛谈》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李鸿章）又曰：“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云云。予尚倾耳恭听，谓当顺序直说下去；乃至此已止，竟不复语。予俟之良久，不得已始请示第二条。公含笑挥手曰：“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词，究不知以下十七条，尚作何等语法也。
看看这段记载，李鸿章所透露的《挺经》第一法，竟然是心灵鸡汤，是一段小故事大道理。小故事大道理这玩意儿确实不赖，但与儒家学者所要求的理论思想体系，差得不可以道里计。可知这所谓的《挺经》，其理论体系并未草创成形。
然则，为什么曾国藩不把这部《挺经》的理论体系快点草创出来呢？
因为他没有时间。就在曾国藩平灭洪秀全叛乱而后，淮上巨捻突然间坐大并闹出了大乱子。
此时再说淮上巨捻，别有一番风味。话说淮上之地，自嘉庆年就成为了清帝国的尚武中心，当地风俗，少年以杀人为荣，红胡子、拽刀手及刀客招摇过市。到了洪秀全崛起之初，淮上巨捻已经形成了强横势力，时有以张老乐为首的十八铺巨捻聚义蒙城，史称“蒙城十八铺”。
此十八铺者，个个皆是凶戾之极、杀人如麻的狠角色。单以战斗力而言，是洪秀全的太平军所无法比拟的。但由于淮上巨捻没有一个政治纲领，也没有一个精神寄托，不像洪秀全这边好歹还有个爷哥朕幼的伪神权体系，能够作为长期性的、统一的品牌之用。蒙城十八铺这边什么都没有，只是一辆车子，上悬一条破裤子充当旗帜，可想而知，这种山寨货是很难闹出名堂来的。
所以淮上捻子虽然凶悍，还得等洪秀全这边派人来整合。直到太平军中的天才将领陈玉成出世，为解救天京危机，陈玉成奔赴淮上，号召淮上巨捻不要再自己单干了，以后就替洪秀全打工吧。捻子们心眼不够用，听了陈玉成的话，让陈玉成指挥他们打了场漂亮的三叉河战役，歼灭了湘军战神李续宾。但捻子也因此被朝廷视为心腹大患，生恐二者合流，加大了打击力度，昔日的十八铺灰飞烟灭，张老乐、龚德树等巨捻从此江湖除名。
但到了天京城破，洪秀全身死而后，太平军中流亡的军事将领窜入淮上，值此二者终于成功合流，创造出历史上所谓的新捻子，让朝廷痛苦不堪。
新捻子是由援救天京城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太平军陈得才部创造出来的。当时陈得才闻知天京危急，率了西征军匆匆从西北赶回。自知力量不足，转战至鄂皖交界，与淮上巨捻张宗禹、任化邦合流。正值声势浩大、耀武扬威之际，天京城被攻破的消息传来，霎时间陈得才惊魂丧胆，不知所措。僧王僧格林沁乘机率马队扑杀，杀掉了陈得才，太平军主力被全歼。
但被歼灭后的太平军中却逃出来一个文职官员赖文光，这时候他的军事天才凸显，网罗太平军及捻子残余，重建了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发誓为恢复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而战。并采用了骑战之术，增强了机动性，顿时脱胎换骨，一举端掉了清王朝最后的嫡系——僧王僧格林沁。
史家认为，追究僧王僧格林沁之死，曾国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朱东安撰《曾国藩传》称：“对于捻军这一新的变化，僧格林沁是不甚了解的，他依旧用过去的老眼光看待捻军，继续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因而作战往往失利。对于这种情形，曾国藩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且料定僧格林沁总有一天要做捻军的刀下之鬼，但出于种种原因，使他采取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的态度。”
朱东安先生的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搁在曾国藩时代，足够杀曾国藩之头的了。那么，朱东安先生何以断言曾国藩有如此神异的能力，早已料知僧王之必死，并见死不救呢？
那是因为，曾国藩和僧格林沁堪称水火不容、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