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年，青藏地区的军事形势基本稳定。此时，诸皇子的夺嫡斗争也将到图穷匕见的阶段。康熙中后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储位之争。近年来，通过文学、影视作品的多角度演绎，这场被小说家总结为“九王夺嫡”的宫廷斗争故事广为流传，几乎人尽皆知。这场储位斗争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事件是两废太子，在这一过程中，以皇八子胤禩为首的反太子集团迅速膨胀，几乎囊括了在朝各个利益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不过，这个集团中，性格柔仁、母族寒微的胤禩并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康熙皇帝“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的强烈打击下，胤禩失去储位竞争力，庞大的胤禩集团成员开始寻找新的代言人。与此同时，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等在第一阶段储位斗争中表现稳健的皇子更多地博得康熙帝的好感，储位斗争进入多头混战状态。
其中，皇十四子胤禵虽是胤禛的同母胞弟，但早先是胤禩集团的主要成员，对胤禩很是忠诚，甘愿给他保驾护航。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后，康熙帝怒责胤禩妄蓄异志，谋夺储位。胤禵挺身而出，顶撞老父说：“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欲保之。”气得皇帝拔剑而出，差点将他当场手刃。不过，康熙帝一时生气归生气，心里却没有真正对这个儿子产生反感，反而认为他诚朴忠义，而更加看重。随着胤禩一党不断被打压，胤禵本人倒是圣眷日隆。胤禩集团中的许多成员，包括胤禩本人在内的几位皇子，也都开始转向支持胤禵争储。清廷与准部在西藏的战争打响后，胤禵以贝子身份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军西进。康熙下诏令蒙藏各部落配合胤禵作战，诏书中写道：“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朕深知其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至此，很多人都认为，只要胤禵一战成功，皇位非他莫属。是以得志或不得志的王公亲贵、八旗大臣、闲杂人等，纷纷将子弟送到胤禵军中做事，图个军功荣身、从龙在前。
与风光无限的十四阿哥相比，年羹尧的本主、雍亲王胤禛则显得沉寂得多。青少年时期的胤禛并不算康熙帝十分喜欢的皇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一次大封诸子时，二十一岁的胤禛被封为贝勒，而仅比他大一岁的三哥胤祉却压他一头，被封为郡王。此次册封前，曾有人建议康熙向明朝学习，将成年皇子都封为王，被康熙拒绝了，理由是：“我朝太祖太宗的时候，皇子封王与否，是视其贤与不贤，像代善、多尔衮这样有能力有贡献的人才能封王，差一些的只能封贝勒、贝子，更差的干脆不封。我现在给皇子封爵，也不能存有父子私爱，要向祖宗学习，视他们的才德来定等级。”可见在这一时期，胤禛在康熙心目中是不大排得上号的，在兄弟中处于边缘位置，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谋取储位的野心。
不过，在波谲云诡的一废太子前后，胤禛表现出高超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手腕，不但着意与胤禩集团划清界限，甚至揣摩康熙的心思为太子说话，这使他在康熙心目中的好感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康熙四十八年第二次大封诸子时，胤禛一雪前耻，受封雍亲王，直到康熙去世，都是诸皇子中仅有的三位亲王之一。二废太子之后，他更是将动心忍性的功夫修炼到十分火候，在朝中表现非常低调，很少和外人往来，只是暗地里笼络类似九门提督隆科多这样的实权派人物。
总而言之，到康熙六十年前后，按照当时朝中的主流看法，保护达赖喇嘛成功入藏的大将军王胤禵，挟战胜之余威、群臣之拥戴，十成中有七八成是康熙心目中的继任者；而在京的雍亲王胤禛，因为年纪居长、爵位最高，也不是全然没有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康熙皇帝高度信任，既是雍亲王门下，又同时担任胤禵大军后勤总调度的年羹尧的一举一动，就显得格外引人关注。除了胤禛利用郎舅、主属关系对他连哄带吓唬，试图将他牢牢抓在手中外，顶头上司胤禵及胤禩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皇九子胤禟也与他不乏交往。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年羹尧遣人送给胤禵银一千两、稻米四石。康熙五十九年七月，胤禵赏年羹尧蟒袍一件。当年，胤禟委派与年羹尧之兄年希尧熟识的西洋传教士穆景远到军前去见年羹尧，托其照管胤禟在川陕的亲信。穆景远向年羹尧称颂胤禟“相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做皇太子”。其间，穆景远询问年羹尧喜欢什么西洋玩意儿，年羹尧答曰：“我别的东西都不要，只爱小荷包。”胤禟也是大方，一口气送了三四十个西洋款荷包给年羹尧，俱为其所笑纳。
康熙六十年五月，离京外任已经十二年的年羹尧第一次北上述职，以川陕总督之重，到热河行宫觐见康熙皇帝。他这次在热河总共停留了二十六天，与康熙帝进行了多次交流，涉及军务、川陕地方事务、河道漕运等事，其中又不能不谈及与年羹尧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胤禵有关的内容。对于在热河的这段经历，年羹尧后来在奏折中提及此事时说：“上年五月热河陛见，极世人之遭逢，非梦想所能到。六月初二日陛辞请训，自辰至午，推心置腹，无可比伦。又见臣彷徨踟蹰，口不能言，心有欲吐，谕曰：朕再无疑尔之处，尔亦不必怀疑。”可见二人的谈话内容已经非常深入，所谓“朕再无疑尔之处，尔亦不必怀疑”，不知是否就年羹尧夹在本主胤禛、顶头上司胤禵之间的两难处境而言。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胤禵率领亲军胜利回京，请示战后方略，康熙皇帝派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率大臣郊迎。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已经年高多病的康熙皇帝，竟然在半年之后将胤禵派回西北军前——此时距他离世只有几个月光景。雍正帝事后解读，乃父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情况下，将胤禵再次派往西北，是故意将其遣出，给自己腾地方。如果存心想立胤禵，怎么会不让他留在身边、顺理成章地继承大位呢？但站在胤禵的立场上，也可以解释说，康熙帝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估计不足，甚至他就不是自然死亡。老皇帝在自我估量身体还可以的情况下，将胤禵派回西北，是想让他稳妥善后、成一全功，在朝中树立更高的威望。另外，胤禵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返前线，未必不是其自己争取的结果。当时，支持胤禵争位的九阿哥胤禟就很怕康熙把胤禵留在北京，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说明他们把重返西北看作进一步巩固威望、谋取储位的好机会，根本没想到老皇帝会挨不到胤禵完成善后回师的那一天。
事实上，无论将这一举动做何解释，年羹尧所处的位置，对未来皇位走向的影响都可以想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驾崩，皇四子胤禛在京西畅春园即位。因为当日种种事体，多有暧昧不清之处，所以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也一直为人所诟病。登上大宝第二天，胤禛即下旨：
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令其酌量奏闻。
身在甘肃的胤禵，虽然名义上是三军主帅、执掌重兵，然而，他统领的军队成分非常复杂，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八旗、绿营军队，以及蒙古、西藏、云南各地的部落兵。不同来源的军队各有本部将领统辖，如八旗军有西安将军，绿营兵有川陕的总督、提督，各部落兵有本部落的王公、土司。这些将领与胤禵只有临时的上下级关系，对外作战时可以听他统一调遣，然而一旦胤禵因为皇位之事，需要调转炮口，进军北京，将领们又有几个人能自取“造反”之名，同他一起行事？至于跟随胤禵从北京来到西北的八旗官兵，可以算他的嫡系，但数量不过几千人，家属又都留在北京，北京大局一定，也毫无回手之力。特别是胤禵军队的军需供给，主要由川陕总督年羹尧负责筹措，这更是卡住了胤禵的命门。所以胤禛登基以后，不过这一旨诏书，就将胤禵孤身召回北京。胤禵千恨万恨，也只能“摔牌骂骰子”，徒自发泄而已。
至于年羹尧，作为两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久在西边的他显然要比带着几千八旗兵“从天而降”的胤禵更具影响力。特别是在帝位交替的关键时刻，胤禛对年羹尧充分信任，赋予他“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的便宜行事之权。而年羹尧也终于不负新君所望，稳住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胤禵，确保抚远大将军印顺利交接、胤禵只身回京。
虽然紧要关头终究团结一致，但通过以上讲述，想必读者也能够看出，胤禛与年羹尧这对郎舅之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靠，有许多隐性矛盾在突发情况和共同利益面前被掩盖下去。此外，二人的经历、性格也很不协调：一个是半生沉潜、一飞冲天，所以心细如发、城府深沉；一个是少年得志、顺风顺水，所以大大咧咧、狂妄不羁。带着这样的性格和相处模式进入雍正时代，身份变了，心态也变了，两人之间又将发生怎样的碰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