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氏家族中，年羹尧其实是一个不太典型的存在，他骄傲强硬的性格，与其父兄姊妹迥异。是以很多野史都乐于八卦年羹尧的身世，说他只是年遐龄抱养的儿子。
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为人谨慎小心，所以宦途比较平顺。他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从湖广巡抚任上退休后，常年居住在北京，和女婿雍亲王的交往应该是比较多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在那封著名的《和硕雍亲王谕年羹尧书》中，胤禛就对年羹尧跳脚大骂，说：你抗拒本主、不听父训，所以不但惹我生气，还让你的老父年遐龄又惊又气，以至于当我把你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书信给他看时，他惊吓得哭骂愤恨，痛斥你胆大妄为，甚至当着我的面晕倒在地。如果不是雍亲王过于夸张，那么可以想见，年遐龄的为人确实比较谨小慎微。
“倒年”开始后，对年羹尧步步紧逼的雍正帝对年遐龄倒是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尽量将其父子切割处理。雍正三年底，九卿会议讨论年羹尧罪名时，拟以年遐龄连坐。大学士朱轼秉承雍正帝的意思在会议上发言，说年遐龄为人忠厚老实，不但没有参与年羹尧的悖逆活动，还多次对年羹尧进行训诫，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以子坐父，于情理不合，建议不要株连。
年遐龄的长子年希尧在性格上颇肖乃父，胆子也比较小。除了胆小之外，这位博学广识的科学家还有些“呆”气，被妹夫胤禛称为“呆公子”。年希尧爱好广泛、智慧过人，但是当官很不上道，终日在官舍里看戏聚饮，不肯勤于政务不说，对官场上的分寸拿捏、轻重缓急，也一直弄不大懂。
雍正年间，年希尧虽已官至巡抚，仍然不熟悉行政流程。他赴广州上任前，怡亲王允祥曾交托他办一件事。对于这样重要人物交代的事情，换了其他人，必定重视得无以复加，早请示晚汇报是免不了的。然而年希尧迷迷糊糊，一拖就是一年多，好不容易想起来还有这么件事，也是胡乱应付一下，甚至没有用正式文本进行回复，而是写了几句嘱咐的话，交给家里奴仆，上京时顺便到王府回话。主人天日不醒，奴仆也晕头转向。这位老兄来到北京后，径直将小纸条送至王府签押房，递交给怡亲王。此事传到雍正帝耳朵里，年希尧自然躲不过一顿臭骂，说他“如此无知，笑话之甚”“打错了呆主意”“看你这才情，如何办一省繁冗”。不过，雍正对年希尧的骂总是有些亲戚朋友间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和对年羹尧那样的跳脚大骂是很不一样的。
“倒年”公开化后，年希尧被免去广东巡抚职务，调回北京，担任工部侍郎。但主管工部的廉亲王允禩自身难保、表态心切，遂以工部全体官员的名义上奏，表示不愿与逆臣之兄做同事，请求将年希尧调离。而随着年羹尧被押送到京，刑部开始不断要求年希尧“出庭”，就一些问题和年羹尧当面对质。在这样的精神高压下，“呆公子”年希尧却表现出了很有骨气、有情义的一面。他写奏折告诉雍正帝：自己与年羹尧是亲兄弟，虽然他现在犯了大罪，我对他的很多行为一直也比较反感，但本着亲亲相隐的原则，我不能去和他当堂对质，更不能为了自保增加他的罪名。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八十几岁的老父亲会非常难过。若皇上因此怪罪于我，我只好万死不辞了。
一直致力于撺掇“年党”核心人士揭发批判年羹尧的雍正帝，最终接受了年希尧的这一请求，避免了一场违背儒家价值观的伦常之变。在年案定罪的最后关头，雍正帝针对年遐龄、年希尧父子发布上谕说：“年羹尧刚愎残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听从，而向来视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龄、年希尧皆属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职，宽免其罪。”不过，这种革职只是临时做做样子，年希尧很快实现了再就业，被特别了解雍正帝心意的怡亲王允祥“收留”，担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与允祥负责的养心殿造办处合作，研制开发享誉中外的雍正瓷。雍正五年（1727），年遐龄病故，雍正帝下旨以其原有的官品礼葬，彻底恢复名誉。以上种种，显示出雍正帝在对年羹尧痛下杀手的同时，对待年氏家族的其他主要成员，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尽量避免打击范围扩大化。
雍正帝厚待年遐龄、年希尧父子，应与他对年贵妃的感情有一定关系。贵妃是年遐龄幼女，亦与父亲、长兄性格相类，为人温和小心，从不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民国时期的财政总长夏仁虎热衷于清宫掌故，曾作《清宫词》，记述清代宫廷故事。其选材多有所本，如《实录》《宫中现行则例》及内廷大臣的文集、笔记等等，非一般的野记稗史可比。雍正朝部分共九首，其中第三首提到了年贵妃，诗云：“六宫总摄被玄 ，天后銮仪一半分。敦肃独全终始礼，家书不发大将军。”后有小注：“清宫制，后以下皇贵妃最尊，可总摄六宫事，即副后也。宪宗（应为世宗宪皇帝）敦肃皇贵妃，年遐龄女，大将军年羹尧妹，最谨慎，偶有家书，必先呈御览，故得全始终礼。”诗中描述的情形，基本可以反映年贵妃的生活状况和行事作风。
年贵妃嫁入雍亲王府后，十年时间生育了三子一女，但大多夭折，到雍正三年时，仅余一子，名福惠，年五岁。雍正帝的嫡子早亡，雍正初年在世皇子都是庶出，共四人，其中长子弘时是齐妃李氏所生，素不为其所喜。雍正四年，皇帝以弘时少年放纵、行事不谨为由，将这位长子过继给自己的死对头允禩为子，并很快随允禩一起被开除宗籍、贬为庶人。一年后，年仅二十四岁的弘时就郁郁而终了。雍正帝在子嗣不振的情况下，以含糊的理由对唯一成年的长子痛下狠手（他的次子弘历此时只有十五岁，尚未成婚，不能算作成年），背景十分可疑。目前仅知，弘时曾向年羹尧索贿一万两白银，在年案爆发后被揭发出来，至于其他放纵不谨之事尚不得确证。
弘时之下有皇子弘历、弘昼，二人年纪相仿，都是雍亲王藩邸没有“编制”的妾所生。不过，弘历生母钮祜禄氏是满洲正身旗人之女，弘昼生母耿氏是镶白旗包衣辛者库人之女，所以在雍正即位时，前者被封为熹妃、后者被封为裕嫔，拉开了档次。雍正年间，皇帝对弘历、弘昼二人的态度、待遇，始终不分轩轾，尽量不给人厚此薄彼、有所偏爱的印象。
与弘时等三人相比，福惠不但生母地位更高、母家势力更大，本人也更受到乃父宠爱，一直被雍正帝带在身边培养。无论朝鲜使臣还是清宫西洋传教士，都观察到了雍正帝对福惠的特殊宠爱，朝鲜人甚至将其视为储君人选。对于福惠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
雍正六年，大部头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告成，首次刻印的《集成》按用纸的不同分为两个档次，高级的是棉纸书，共十九部；差一些的是竹纸书，共四十五部。十九部棉纸书中一部供奉寿皇殿，九部收藏在乾清宫，其余九部则分别赏赐给了雍正帝认为最重要、最亲信的宗室成员和内外重臣，包括：怡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康亲王、福惠阿哥、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岳钟琪每人一部。四十五部竹纸书中三十部收藏宫中，十五部分赏给次重要的王公大臣，包括：诚亲王、恒亲王、咸福宫阿哥（康熙帝幼子）、元寿阿哥（弘历）、天申阿哥（弘昼）、励廷仪、史贻直、田文镜、孔毓珣、高其倬、李卫、王国栋、杨文乾、朱纲、嵇曾筠每人一部。年仅八岁的福惠是当朝皇子中唯一获赐棉纸书者，待遇高于其兄弘历、弘昼。
雍正六年九月，八岁的福惠夭折了，雍正帝极为悲痛。按照清代制度，皇子、公主如果幼年夭折，丧葬礼仪都是很简略的。这让爱子心切的雍正帝难以释怀，他特意下旨，以亲王之礼为八岁稚子办理丧事。两年后，怡亲王允祥病逝，雍正帝在怀念贤弟的上谕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即如从前八阿哥之事，彼奸邪小人之意中，亦必以为朕心之痛至于不可解矣。岂知朕衷自有主见，安肯效庸众之人为无益之悲耶？但八阿哥之事乃朕父子之私情小节，可以即时摆脱，不使萦绕于怀，而怡亲王之事，则有不同者……”这里面提到的八阿哥，就是福惠。所谓“朕心之痛至于不可解”的说法，虽然被批判为“奸邪小人之意”，但福惠的死让雍正帝痛苦难当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失态，应是事实无疑。福惠八岁夭亡，能表现出的个人资质非常有限，而居然能够得到雍正帝如此地宠爱，其中必然有推母氏之恩的意味。可见雍正帝虽然整体上对后宫生活比较淡漠，男女情爱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帝王生涯中占据非常次要的位置，但对于年贵妃母子，他还是倾注了较多的感情。
年贵妃体质虚弱，生育频繁，子女连续夭折。雍正帝即位时，她正在怀孕初期，因为大丧期间过于劳累，在怀孕七个月时小产。但仅仅一个月后，雍正帝的生母孝恭仁皇太后去世，如欲力疾尽礼，想必又受累不少。此时的年贵妃虽然只有三十岁左右，但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已经不大好了，应付繁复的宫廷礼仪感到力不从心。雍正初年，她虽然身居高位、圣眷优隆，在内有子傍身，在外有炙手可热的家族，特别是不可一世的兄长，但对一个读书知史、性情谨慎的女子来说，恐怕也难免有忧谗畏讥的焦虑。所谓“家书不发大将军”，就具有强烈的表态意味。
自雍正三年开始，形势陡转，年氏家族突然面临灭顶之灾。这一年的十月，年羹尧已经关押刑部大牢，年遐龄、年希尧等人也前途未卜。年贵妃即便居住深宫，无法全面了解娘家成员的境况，但如此泼天大案，各种只言片语、小道消息，大约也会源源不断传入她的耳朵，加剧她的痛苦忧虑。在这种时候，哪怕皇帝完全没有迁怒她的意思，二人的相处也会变得尴尬无比。哪怕电视剧里表现的那些猥琐丑陋的宫廷斗争情节完全不存在，她的身心处境也已经足够艰难，本来一个多愁多病身，自然越发羸弱。
据《永宪录》记载，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贵妃本应随皇帝回到紫禁城（准备到景陵进行祭祀活动），但因为“不怿”，即病情严重不愈而留在了圆明园。十五日，皇帝下旨晋封贵妃为皇贵妃。二十三日，年贵妃病逝于圆明园，雍正帝下旨辍朝五日，赐谥“敦肃”，丧礼按照皇贵妃的高规格进行。治丧期间，礼部官员因为备办皇贵妃仪仗草率出错，都受到了点名批评，并给予相应处分。另外，雍正八年怡亲王允祥治丧期间，雍正帝唯一在朝的亲哥哥、诚亲王允祉因为“迟到早散，无哀泣之色”而遭严谴。在痛陈允祉的罪状时，雍正帝又让大臣们翻出陈芝麻烂谷子，提道：“从前皇贵妃丧事，允祉当齐集之期，俱诡称有另交事件，推诿不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于平时，此其恶逆之罪一也。”这样的处理昭示着雍正帝的心态：我痛恨年羹尧，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皇贵妃的态度与评价，如果其他人胡乱逢迎或是别有用心而对她有所轻慢，我是绝不能够允许的，甚至可以记恨多年。
当然，对雍正帝这样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来说，年贵妃的死或许让他一度伤情、愧疚，但丝毫不能阻止他的“倒年”活动，甚至可能起到了加速作用——让这件事尽快有个了结吧，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