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开[1]
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日记中并不像党、政方面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主要原因应该与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以及蒋氏与军队的关系有关。
蒋氏早年曾任职粤军，与军事方面原有一定关系，但其日后与军事之网络建立，主要是由于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尔后参与第一次东征，领军第二次东征，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以1926年之中山舰事件为关键，取得政治的资源。北伐期间透过以黄埔军校师生形成外界所谓之“嫡系”，包括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以及所谓五虎将即陈诚、蒋鼎文、顾祝同、刘峙、卫立煌等，再向外延伸至其他军系。“嫡系”初期以黄埔军校之教官为主，教官中又以出身保定军校者为多，蒋氏与彼等为同事或长官部属关系，彼等之军中经历、辈分或较蒋氏为高，蒋氏对彼等之态度较为尊重；北伐之后，黄埔前期学生因战功，逐渐升任师、旅长，蒋氏以师生关系扩大影响力；抗战期间，各军、师长由中央军校毕业学生出任者日益增多，至抗战胜利后，中央所能掌控之“嫡系”部队大幅增加，其他军系所占比例相对降低；政府迁台后，经由军队整编，军校毕业生完全掌握国军领导权，蒋氏“国民革命军之父”的地位亦为之确立。
一 从国民革命军说起
蒋中正被军方尊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但是“国民革命军”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军队名称，而是一个类似“联军”的组合，其源于1925年国民政府对所辖军队的整理。
1925年6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杨希闵、刘震寰乱事平定，驻广东地区各军事力量亟须整顿，发布第十一号训令，要求“所有各军应将向来所分割之财政机关、民政机关、交通机关，一律交回政府，以资统筹办理”。[2]次（15）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大元帅府召集各军将领会议，就前述第十一号训令，讨论统一军民两政问题，议决：“（一）将民政、财政、交通等机关交还政府；（二）改建国军为国民军，所有湘、滇、粤、豫等名义，一律废除，统称国民军某某军。”[3]7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3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蒋氏及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等八人，以汪为主席。7日，蒋氏向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建议：（一）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二）革除军队积弊；（三）统一财政；（四）整理军队；（五）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六）统一两广。[4]论者称此计划，在军略之外兼及政略，“他已勾勒出进军北伐的谋略及时序”。[5]其中“整理军队”一项，实为其对如何处理国民政府统辖各部队之意见，认为军事委员会成立，向国人宣示改组军队整理军政之决心，然军队改组，重在统筹全局，确定改编计划，主张统一编制，汰弱留强，对于“附逆已久之部队”，本除恶务尽之旨，一律遣散。[6]而他在26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陈述对于军政问题意见时，表示统一军政，必须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另用统一的名称，建议以“国民革命军”最为切合，曰：统一军政必自统一名称始，如旧日湘军、滇军、桂军、粤军等等，以省为别的名称，都应一律取消，另用统一的称号。在军事委员会曾拟有三个名称：（一）国民军，（二）革命军，（三）国民革命军。其要义不外指明我们国民党召集优秀国民所组成的军队，是以革命为宗旨，所以国民革命军乃为最切合的名称。[7]
“国民革命军”一词，即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的统一名称。
当时由国民政府统辖各军，除陆军军官学校校军扩编而成的党军外，另有建国粤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等。1925年8月初，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通电，解除各军总司令职务，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8]经多次协商，至8月底大致确定，以党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中正；湘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滇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粤军分为三个军，即第四至第六军，军长分别为许崇智、李福林、李济深。[9]9月20日，国民政府以许崇智“请假赴沪养痾”为由，将粤军整编工作交由蒋氏负责，[10]许氏所遗军长职，由李济深继任，第四及第六两军合并为第四军。1926年1月，军事委员会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以程潜为军长，至此广东全境军队的整编工作大致完成。
1925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对盘踞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展开军事行动，是为第二次东征，蒋氏受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开始掌握国民革命军。从组成的过程来看，国民革命军实际上是由各个不同军系组成的联军，蒋氏所能充分掌握者，为其所领导的第一军。1926年1月蒋辞去第一军军长，保举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继任，建立起第一军的传统。其他各军，如第四军由粤军改编而来，蒋氏曾任该军参谋长，并负责许崇智离开后的粤军整编工作，虽然在整编的过程中引起部分粤军的不满，[11]但与该军军、师长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等有相当关系。李济深更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的教练部主任，应是蒋除第一军外，较为熟悉的一军。第六军虽成立于第二次东征后，但军长一职系蒋氏致电军事委员会保荐程潜担任，亦应有一定关系。但他与第二、三、五军军、师长关系类似，多属公事上往来，但不见得有私谊，而必须透过不断的接触，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如他在1925年日记中，多次提及会见朱培德、陈铭枢、程潜、李济深等，有时并会加以品评，如对于朱培德，他记道：“此人诚一血心男子，可与共事也。”[12]
1926年6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行出师北伐案，并推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时国民革命军在原先六个军外，又加入由广西各部改编的第七军，以李宗仁为军长；及湖南第一师唐生智部改编的第八军，以唐为军长，总共八个军，为北伐的基本武力。尔后在北伐的过程中，各军相继扩军，如第一军扩编为第一、第九、第三十二及第四十六等四个军，并陆续收编归顺部队，国民革命军如滚雪球般的扩充。第二期北伐时，分为四个集团军，其中除第一集团军大多为蒋氏所掌控所谓中央军或嫡系部队外，其余第二集团军为冯玉祥西北军系、第三集团军为阎锡山晋绥军系、第四集团军为李宗仁等所辖第七军，即桂系军队等扩编而成，蒋氏仅能透过与冯、阎、李等的关系，名义上节制各军。东北易帜后，蒋氏亦是透过与张学良的关系，名义上掌握东北军队。这些军系领导人一旦与蒋氏发生冲突，即率领军系所辖各部挑战中央或蒋氏的权力，与之为敌。1929年李宗仁、白崇禧等之桂系，冯玉祥之西北军系，以及张发奎率领之粤军、唐生智率领之湘军，1930年阎锡山之晋绥军系，以致演成中原大战，均由此而来。蒋氏则往往以其所拥有政治资源，从次一级分子进行分化或拉拢，如晋绥军之徐永昌、商震，西北军之韩复榘、宋哲元，桂系之黄绍竑，粤系之陈济棠、余汉谋等。另有若干与蒋氏关系良好，衔命游走于各军系间之军事幕僚，如何成浚、蒋伯诚、方本仁、陈调元等，其中何被认为是北伐前后中央负责联络地方部队的主要人物，透过他收编及拉拢的地方部队极多。[13]
抗战期间，在一致对外的情势下，各军系接受中央命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部分军系失去了原有的资源，只好依靠中央，亦有助于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加上黄埔军校前期毕业进入各个部队之学生，此时已由中层军官陆续升任为军队之领导阶层，有助于各军系军队中央化。至抗战后期，各主要军系中除桂系仍具有相当规模外，其他各军系，如晋绥军系、西北军系虽仍存在，但已大不如前。部队大多为中央所掌握。从研究者所做抗战期间各派系军队数量变化来看，属于中央军或所谓“嫡系”部队，在抗战期间确实有大幅度扩张，从战前所占军队数量比例的19%到战争末期的44%，而到战后更达到49%，将近一半。[14]随着中央军或所谓“嫡系”部队的增长，蒋氏对于军队的控制力亦较以往有所加强，但是蒋氏真正能完全掌控军队，应该是政府迁台以后的事。政府迁台后，各军系完全失去了它们的资源，蒋氏从军队整建及建立军事首长任期制、建立将领退役制度等方面着手，重新整顿，建立起一个完全听命于“领袖”的国军部队。
二 保定、士官、黄埔
民国以来，陆军的派系复杂，有以领导者的籍贯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直系、皖系、奉系；亦有以地区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北洋系，国民政府时期的桂系、晋绥军系、西北军系、东北军系等；亦有以各军事将领毕业的学校命名，如保定系、士官系、黄埔系等。其中以毕业学校命名者，与以领导者籍贯或地区命名者性质不同，属横向区分，其成员包括了各个不同的军系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从蒋中正的军事背景以及经历来看，他与这三个派系都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者称蒋氏凭借着与保定系与士官系又培养出庞大的黄埔系，为他的军事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15]
保定系是对毕业于北京政府时期陆军部所属陆军军官学校之军系成员的泛称，该校位于当时的直隶省保定，通称为保定军校。军校于1912年10月成立，1923年8月停办，前后共11年，为北京政府时期最主要的陆军军官养成学校，亦是民国建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制2年，开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5科，共毕业9期6574名学生，其中步兵科4017名、骑兵科822名、炮兵科887名、工兵科418名、辎重兵科376名。根据统计，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级将领出身背景，以保定军校毕业者所占比例为高，抗战前（1936）上、中、少将合计388名，占总数的31.11%，仅次于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者（31.52%）；抗战后（1947）上、中将人数增加，少将则大幅减少，三者合计280名，占总数的8.55%，其中上将14名，占上将总数37.84%，居首位。[16]
蒋中正与保定系的关系，源自于他曾经于清末就读保定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清季的新式陆军教育，始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85年5月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采西式训练的陆军学校，至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校舍遭焚毁停办。李氏于1901年11月7日病逝，继任的袁世凯为实施军事改革，培育新军干部，自1902年8月在直隶总督督署所在的保定设立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起，陆续开办一系列武备学堂，包括北洋练官营、北洋参谋学堂、北洋测绘学堂、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直隶陆军小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北洋军械、马医、经理学堂、宪兵学堂、直隶巡警学堂、北洋电信信号学队等，不仅为新军建设解决了军事人才问题，促使北洋六镇迅速编成，而且为正规军事教育的开办奠定了基础。[17]1906年，兵部为培育军事人才，迅速充实编练新军所需之基层干部，并使各省学制、兵制、操战各法统一，奏准于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原址创设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招收各省旗尚未毕业武备学生及良家子弟入学，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为完善的一所军事学校。[18]该校于1909年9月奉命停办，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速成科，共毕业2期学生。保定陆军军官学堂设立于1906年6月，是一所以授予高等兵学、行军奥义为主的军事学校，学员来自现役军官。依清季由练兵处奏定之《陆军学堂办法》，全国陆军学堂分为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4等；而“军官学堂”是在各地中学堂、兵官学堂未完全设立的情形下所设置，为大学堂作准备，因此称“不居大学堂之名，而已着大学堂之实”。1911年7月，军官学堂奉命更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成立后，陆军预备大学堂迁往北京，更名为陆军大学，继续办理。另一方面，民国政府于1912年6月通令全国，将前清陆军兵官学校改为陆军军官学校，并于7月于原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校址，设立陆军军官学校，通称“保定军校”，其毕业于该校之军事将领即为“保定系”。亦有以广义的认定，将1902年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起至1923年保定军校停办，20多年间，在保定开办的各个军事学校统称为“保定军校”，所毕业的学生均为“保定系”。
蒋中正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第一期学生，就广义而言，为保定系的成员之一，有称其为保定系中“资格较老的一个”。[19]他在校时间不长，1907年8月入学，是年冬，参加清政府陆军部选派留日学生考试合格，以官费赴日留学。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先入留学生预备班学习，然后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蒋氏日后在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如黄埔军校筹备时期担任筹备委员、创校初期担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曾任行政院院长、长期担任蒋氏重要幕僚的张群，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原名杨锦章），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培植新桂系白崇禧、黄绍竑等的马晓军，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典礼局局长张为珊（希骞）等。这批人得到任用应都与曾和蒋一起赴日学习有关，如张群即表示他与蒋氏的结识，是在赴日留学的途中，“一开始便很投契，每每相互畅谈国势，蒋公认为我是可与他兴趣相合的青年”。[20]
蒋氏曾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的身份，于北伐完成后，与曾任学堂督办之段祺瑞，建立起师生关系，稳定北方情势，安抚北洋人士。1928年6月北伐军事结束，7月3日蒋氏抵北平后，听闻段祺瑞之安福系有在天津活动之说，思及与段氏有“师生之谊”，乃以学生身份致书段氏，劝其爱惜令名，勿为奸邪宵小所误，首句即称“弟子蒋中正谨致敬于芝泉夫子座前，而问起居”，继谓：“中正与先生别垂二十三年，知先生或忆当年门弟子中有蒋志清其人者。此二十三年中，先生几度秉国大政，备极煊赫；而中正始终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致力扑灭奉先生为领袖之北洋军阀，历尽艰苦，而未尝偶一修音问者公也。今燕云收复，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临旧都，未遑宁处，上书敬候起居者私也。公私之间，截然有鸿沟在。”末尾则称：“中正对于先生已往翊赞共和之勋绩，深致尊重，无敢或忘；并深愿先生爱惜令名，善用勋望，以固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实，使天下后世皆知先生救国爱民之真诚，而不终为奸邪宵小之所误，是则公私之幸也。语曰：君子爱人以德。辄敢以弟子之私，布其诚悃，惟希鉴察。”[21]段氏如何响应，不得而知，但此举显示出蒋氏的“保定”身份，对于其与北洋领袖之间的往来确有一定帮助。至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华北情势危急，蒋氏恐段祺瑞为日人利用，乃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持其亲笔函赴天津，往见段氏，邀请南下。段氏亦恐遭日人劫持，经思考后决定接受，于21日凌晨离津南下，22日抵达南京，蒋氏亲自于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自记：“上午，段芝泉先生到达京欢迎之，以门人师生关系待之。”[22]并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嘱“加意招待，并为预备行馆，或租或借均可，总以宽敞而温暖者为宜”。[23]次日，蒋氏复陪同段氏往谒中山陵，向孙先生致意，并“与之畅谈辛亥年要求共和通电以前之历史”，谓“此老骨格与精神，求之当世不可多得也”。[24]午夜，送段氏登车赴上海定居。1936年11月2日，段氏病逝于上海，蒋氏于公于私对其后事之办理，均予以极大的关注。先是于段氏逝世次日致电中央，以其“赞成共和与再造之功，殊不可没”，地位“实为元勋”，建议予以“国葬”，并指示军事委员会及军政部派员协助治丧；[25]且亲撰挽联，[26]于审视国民政府褒扬令后，悼念曰：“段氏对于国家确有不没之功，于己之师生关系尤无任哀悼也。”[27]
除段祺瑞外，蒋氏对于赵理泰的后事，亦是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的身份协助办理。赵理泰，字康侯，安徽合肥人，曾任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实际负责学堂工作。民国后，曾任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仅2个月，因学生风潮去职，1925年病逝于北京。1930年12月，赵之家人拟将其灵柩运返家乡合肥，因家境萧条，无力负担相关费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张钫等以昔日同窗身份致电蒋氏，请念及师生关系，酌给葬费，并令南返所经冀、鲁、苏、皖各省，派人照料，且以赵之长子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建请录用等情。蒋氏当年就读学堂时，得知陆军部将选派一批学生赴日留学，但是规定应考资格为日文班学习日语的学生，蒋氏资格不符，却又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于是越级给赵理泰写了一个报告，表示自己曾经去过日本，懂得日语，因此没有入日文班修习，请允许参加考试。报告送出去一直没有回应，蒋氏以为没有希望，没想到考试前一天晚上接获通知，赵氏同意特准参加考试，结果顺利通过，官费保送进入日本振武学校，乃至于有日后的发展。当时如果赵坚持规定，不同意蒋氏参加考试，他的命运可能不一样。因此赵理泰可以说是蒋氏生命中的贵人，蒋氏对赵亦十分感念，对于张钫等来电，立即指示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朱培德酌给葬费及录用其长子，并复电张钫等说明拨给治丧费一万元，灵柩由平运皖，已指示准备舟车候用，并知照经过各省府，饬属照料；至于赵之长子，亦函请铁道部录用等。[28]赵理泰为段祺瑞之同乡、同学与重要部属，蒋氏对于赵后事之处理，对于段对蒋氏的看法是否有影响，不得而知，但对北洋人士、保定出身者，应能产生一定作用，而有认为蒋氏“能笃故旧重名德”。[29]
士官系是对于军界中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者的统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清政府为建设新式陆军，自1898年开始由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3月，清练兵处奏订《陆军学生游学章程》，明文规定选派学生赴日学习的名额、经费等，并依照章程选派第一批学生108名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嗣后每年皆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选派学生赴日学习事，总计自1898年至191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者有553人，共分8期。民国以后，进入士官学校就读者，持续不断。这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到中国后，大多进入军界服务，随着时势的发展，跻身领导阶层或成为中坚干部，外界将出身士官学校者，视为一个群体，而称为“士官系”。
蒋中正于1908年以官费赴日，入振武学校。按日本学制，进入士官学校需要接受“军官候选人教育”，为了让中国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能进入士官学校，最初是采取由日本陆军省委托一所私立中学成城学校代训的方式，中国留学生先在该校修习军事课程及普通课程，然后接受一年的入伍实习训练，再进入士官学校。之后，清政府与日方协商，决定由日方设立振武学校，作为进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负责中国留日学习军事学生教育，1903年正式开办。蒋氏为第十一期学生，学习3年，于1910年毕业，分发至高田陆军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预定至1911年12月1日期满，成绩合格进入士官学校就读。不过在见习期满前，辛亥革命发生，蒋氏偕同学张群、陈星枢等未经请假，于10月30日由长崎登轮返国，参加由陈其美所领导的江浙起义行动。日本政府为避免中国留学生受到革命的影响，命令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全部退学；同时对蒋氏等脱逃回国，予以退队处分。至1913年，日本政府同意因辛亥革命而未能入学之士官候补生，包括因革命而遭处分者在内，可以进入士官学校，但此时蒋氏投入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并未继续学业。因此严格来说，蒋氏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属于“士官系”；但是因振武学校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他属于广义的“士官系”。
蒋氏的第十一期是振武学校开办以来第一批由清政府直接派遣并统一入学者，[30]同期62位学生中，至少有55位来自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蒋氏就读期间，谨守规章，鲜少参与学生间的活动。如在日留学生为抗议日本“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发动大规模罢课行动，进而演变成集体退学事件，蒋氏即未曾参与；在校外则由陈其美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每逢周日聚集同志密会，筹议革命事务。蒋氏毕业后分发至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同时在该联队见习者有张群、王柏龄、杨锦章（杨杰）、张为珊（希骞）等，前已述及蒋氏日后在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留学日本的同学，而这几位从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开始，直到振武学校、炮队见习，一直在一起的几位同学，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加上都是二十一二岁左右的青年，性格相近，志趣相投，几个人便成为要好朋友”。[31]以张为珊为例，张字希骞，以字行，四川西昌人，因辛亥革命关系，集体退队回国，曾至上海入蒋氏所领导沪军第五团。1914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在校期间，蒋氏曾数次至日本，两人多有联系，“友谊相应增进”。[32]张氏毕业后回国，因蒋氏参与讨袁运动，行踪隐秘，两人失去联络，张返回四川，任职川军，入刘文辉部。1926年8月川军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张任参谋长。蒋氏得知其讯息后，于1927年电邀至南京协助，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1929年初，国军进行编遣，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编遣区办事处总务局局长，皆为亲近之幕僚职务。嗣后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典礼局局长、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总务处处长等职。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衔。1937年抗战发生后，蒋氏委其任伤兵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伤兵抚慰安置教养等事务，因染患足疾，行动不便，工作困难，返回成都治疗，于1938年去世。蒋氏于军务繁忙中，闻讯特别指示侍从室以其名义予以吊唁，抚恤其遗属。1945年10月，蒋氏至西昌巡视时，不忘接见张氏在家乡的亲属，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