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百度，成了2003年3721的一个重要目标。我召集团队对3721和百度的技术做了评估。
我发现，3721在流量和渠道上有绝对优势，但是在搜索技术上明显技不如人。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曾经痛失过一个优秀的搜索人才，也是后来去百度工作的俞军。我也意识到了我当初轻视搜索是多么短视的行为，而我最终要为这种短视买单。
俞军是我从上海挖过来的一个员工，当时他对搜索有无限热情，每天在公司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一直对我说，他来3721的目的就是把搜索做出来。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的激情，也相信他对技术有天分。但当时3721在和CNNIC打仗，我的注意力分不到搜索上。另外，当时公司已经开始盈利，我们的重点是在渠道上挣钱。我那时就是一意孤行。
当时我除了醉心于中文上网，还觉得搜索是非常花钱的行业。一方面，你得有人，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服务器支撑。当时我觉得，我们并没有那么多钱支撑我们做搜索这事。
其实，3721有渠道和流量的优势，也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只要当时继续融一笔资，再搭建技术构架，是完全可以把搜索做起来的。只是当时的市场竞争和眼前的竞争对手，让我无暇开辟第二战场。到现在，只有后悔莫及。我后来经常教育年轻人，创业者不要过早地想着去挣钱，而是要盯准一个行业，扎扎实实地投入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李彦宏最后能成功，他是一个很坚韧的人，看准了一个事，能够坚持下来。
后来我推荐俞军去了新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看到新浪也不是真心投入做搜索，就去了最适合他的平台——百度。他后来成了百度的产品灵魂人物之一。
到了2003年，我感觉到，给了我巨大帮助并且帮我建立3721帝国的IDG已经很难指导我了。3721的发展已经超过了IDG的驾驭范围。互联网的第一批风险投资家和第一批创业者，到后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有时候都很茫然。
这一年，我决心开始大力发展搜索了。但是依靠自己的技术研发能力从头开始，我的直觉是这肯定来不及的。要在一个已经有庞大的竞争对手的市场上取胜，我的打法是要轻灵、要快，不能用蛮力。我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一家比百度技术好的高科技公司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后来居上。这个时候，世界上最传奇、最活泼的Google公司就映入了眼帘。发轫于硅谷，拥有一个顽皮彩色Logo的Google当时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公司，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了，而Google却在这一年开始盈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我想，Google还没有正式进入中国，因此这片广阔的市场还没有被他们发掘，而3721有渠道和流量，Google有最好的技术，如果我们双方能够合作，在中国市场一定是天作之合。
有了想法就要去付诸实施。我想去接触一下Google，但是如何见到Google的高层对于我们这个当时的中国小公司是件头疼事儿。在美国见一个人也是需要人际关系的，如果你没有任何资源，找人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艰难。这种情况和在中国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终于，我们在投资人团队找到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关系——IDG投资人团队里有个人的太太认识美国竞选委员会的某位非裔筹款人，而这位非裔筹款人的太太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相识，而戈尔退出美国白宫之后，担任Google和苹果的董事。通过这层遥远的关系，我们才和Google有了一些微弱的联系。据说戈尔有能力把Google的高官请出来，和我们谈一谈。而我们也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这次即将到来的会谈当中。
我怀着朦胧的愿望，希望这次见面能成为我们合作的突破口，心想：只要和Google的人见了面，一切都好说。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坐下来交谈，才能认识到对方的价值的。而我认为3721对于Google的潜在价值，是值得对方考虑合作的。正当我满心欢喜等待这次见面的时候，联系戈尔的中间人却告诉我：“在美国见政治家也是要明码标价的，见戈尔需要交10万美元。”
我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就叫狮子大开口吧！”
尽管这笔中介费价格不菲，但是为了公司发展的大局，我还是咬咬牙把这笔钱给了。
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硅谷帕拉阿图咖啡馆见到了戈尔，他带来了Google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这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黑人律师，曾经帮助Google完成所有的上市准备工作。因为Google2010年退出中国事件，德拉蒙德在中国一度变得很出名。而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人在Google应该是第三、第四号人物，有一定的发言权。德拉蒙德身高有190厘米左右，声音洪亮，脸上有浓密的胡子楂，感觉像是从某部电影里走出的人物。不过那一天，他的目光很游离。
在王功权、刘千叶的陪伴之下，我和大卫·德拉蒙德展开了一场对话。我们的谈话重点就是3721是做什么的，我们在中国拥有怎样的流量优势，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渠道优势。如果我们合作，将对中国搜索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这边显然是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对方的态度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谈话进行了10分钟，我已经明白了，对方明显是在敷衍应付我们，德拉蒙德好像连今天为什么被戈尔叫来都不知道。他和任何一场毫无诚意的会谈主角一样，说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套话，比如，中国很重要，我们对中国市场很重视，但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明确的中国的战略。我们会考虑中国战略，但是也许不是当下。
这样毫无诚意的对话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老外们就纷纷告退了。谈话毫无结果，连建立一个关系以便跟进的可能性也没有留给我们。在这场略显滑稽的对话里，我一方面感觉到了美国公司骨子里十足的傲慢，又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涌上心头。在谈话结束的那一分钟，我已经明白，与Google合作的愿望也随之付诸东流了。
被骗10万美元事小，但是这种被美国公司歧视轻视的感觉，在一段时间里挥之不去。总之，这是我人生之中一段不太愉快的回忆。
Google最终在两年之后正式进入中国。当然，这场盛大的入华仪式，也伴随着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纪官司。曾经在西雅图帮助过我的李开复那段时间经历了人生危机，因为他要从微软跳槽到Google，微软对他提起了诉讼。而Google聘请了一个豪华的律师团队，花天价打了这场官司，并且最终与微软达成了和解。也许从2005年开始，Google才真正开始意识到中国市场已经不可小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卫·德拉蒙德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视野当中。他作为Google的首席律师，先是帮Google从微软手里赢得了李开复，让谷歌正式入华有了一个在中国市场有影响力的CEO，又在四年的时间内见证了谷歌的流量从微小到到达巅峰时的30%。
当然，我们都看到了Google最终退出中国的整个戏剧化的过程。
Google退出中国，引发了中国几亿网民的感慨，而Google退出中国的那则声明，正是这位我求见过的大卫·德拉蒙德所写。他在那封流传广泛的声明里写道：“做出这个决定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痛苦，同时，我们也十分清楚它将可能造成的深层次影响。”
目睹Google在中国出生又猝死的结局，回想着和德拉蒙德在2003年无疾而终的对话，我心里感到有些遗憾。如果2003年在加州的那场谈话，哪怕德拉蒙德多花一点耐心去了解3721，也许今天搜索市场的格局就会被改写。而Google也用不着在中国自己建立渠道，做得那么辛苦，却完全处在百度的下风。如果2003年我们合作了，Google甚至都不需要退出中国。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写。
Google在中国的策略一直充满了悖论，它投资了它的竞争对手百度。对于百度这样的直接竞争对手，你要不然不要投资它，要不然就投资到可以控制它。结果Google投了一点点，最后又抛售了股票。总之，这显示了一家在全球都具有优势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困境。在本地文化里，Google一直在摇摆、抗争、试探，一直到最后的迷失。
2003年，我迫切想找到一套好的搜索技术，这个工作我一直在做，但是一直不是很顺利，我想这和我国际化视野不够有关系。
和Google的谈判无疾而终。竞争对手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此时此刻，在如何对待3721命运的问题上我和投资人逐渐出现了分歧。是上市，还是干脆把公司出售？身边的各种声音越来越多，而投资人的退出需求这个时候开始若隐若现，各种看上3721庞大流量和资源的公司开始到和乔大厦拜访了。
处在互联网激流当中的3721，该如何被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