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参加宴会运动[22]。尽管从保护隐私方面看，我的那些“小借口”并无不可，尽管都是善意的和应该被尊重的，但我依然认为它们不是好借口。这种借口是：我反感和厌恶举办宴会的人的某些做法，使我认为他们有不可告人的不良政治企图。
当时，梯也尔[23]和巴罗[24]这两个人结成了同盟，议会之中被称为“左翼中心”和“王朝左翼”的两个反对派因此实现了真正的联合。“王朝左翼”这一派里有很多顽固不化的人，似乎不愿意与“左翼中心”结盟，但由于梯也尔许诺将来为他们加官进爵，他们才有所改变，变得温和起来。在我看来，最初巴罗是在利用这一承诺，但到了后来也被这个承诺欺骗了。总之，不论梯也尔和巴罗这两个反对派的领导人因何反对政府，此时他们却变成了最亲密的伙伴。为了换取盟友的胜利，在自己的弱点和品行方面故意装傻的巴罗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同时，梯也尔也任由巴罗在宴会运动中自行其是。我甚至认为，梯也尔和我一样，也不想参加宴会运动，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份责任，却希望能够享受到成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巴罗几乎走遍了法国全境，在每个城市发表长篇大论。与此同时，梯也尔却在朋友的陪伴下待在巴黎。
在我看来，巴罗的行为就像是获得了猎物的猎人，我是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狩猎的，至于真实而主要的原因，我经常对拉拢我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说起。我说：“十八年来，你们第一次寻找中产阶级之外的支持者，向人民发出你们的呼声。假如你们不把人民号召起来，我认为最可能的结果是：不管是统治者本人，还是大多数支持统治者的中产阶级，都会认为你们意欲巩固你们想要推翻的政权，会说你们变得更加可恶了。相反，如果你们号召了人民，你们能预料到这种号召会把你们推向何处吗？我不能预料，你们更不能预料。”
伴随宴会运动持久而深入的开展，这个预言愈发地有可能变为现实而出乎我的期望了。在发起号召的人身上，出现了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是模糊的和不固定的，总会出现在他们的心头。博蒙[25]是他们的主要成员，我从他那里得知，当时全国掀起的宴会运动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甚至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已经不敢再继续扩大了，而是急于减小规模。他们打算，以后不在巴黎举行宴会，议会开幕以后，也不在其他城市举行宴会。
实际上，要脱离这条危险的道路，他们也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虽然起初他们是被强迫或者被虚荣心驱使才推动宴会运动的，但如果让他们决定不再举行宴会，他们还是有些不情愿。政府利用激将策略让反对派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政府认为这样可以导致反对派的崩溃。反对派毫不示弱，勇敢地走了下去。就这样，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激将、互相推动，一起向着危险的深渊走去。尽管已经接近了深渊，但他们都没有察觉到。
二月革命的前两天，我参加了土耳其大使主持的一个大型舞会。在那个舞会上，我见到了多兰纳[26]。我很尊重他，我们之间也有很好的交情。虽然党派分歧导致的一切缺点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但在他身上同样具有能够反映真正的激情的诚实无私的品质。在这个只有自私而没有其他感情的时代，诚实和无私是极为少见的品质。
当时，我以我们的交情可以接受的轻松口气对他说道：“亲爱的朋友，表现出你的勇气来呀，你现在扮演的角色可是很危险的啊。”他没有流露出害怕的神情，而是认真地回答道：“一切都会很顺利的，请你相信我，只是有一点儿小风险。你要知道，自由的政府都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他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他果断和充满才华的性格。凡是在他视线范围内出现的一切，都被他的才智清晰地观察着，在这种时候，他的视野从不改变。他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有派系的政客，博学、清廉、热情，同时也容易恼怒、有仇必报。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原则，是仿照外国人的，或者是依靠自己模糊的记忆。他总是让自己的思想局限在某个理念里，在这个理念之内积极进取或盲目行事。
相比于反对派对局势发展的担忧，政府的表现与他们大不相同。在这次谈话之前几天，我和内政部长迪沙泰尔[27]有过一次谈话。在过去的八年间，我和迪沙泰尔同一位内阁中的主要人物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争论极其激烈），但争论归争论，我和这位内阁大臣的交情还是很好的。尽管主管外交事务的基佐总是攻击他，但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对基佐极其同情。因此，我也知道，我和他的争论让他明白我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几年前，为了改革监狱制度，我和迪沙泰尔共同战斗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他有了接触，进而建立了亲密关系。他跟基佐完全不同：基佐身材瘦弱，而他身体健康；基佐说话刻薄生硬，而他举止儒雅；基佐的怀疑心很重，而他柔和而冷静。在他强壮的身躯里，包含的是坚韧、细致、周密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帮助他理解政治，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讨论问题，还能够帮助他看清别人的不良企图，尤其能看清他的政党的致命要害，然后很快地加以处理。他待人和善，对人没有偏见和仇恨，对同行亲切热情，但又不卑不亢，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如果他的利益没有受到损伤，他会时刻准备着承担应尽的义务。总之，你既不能不尊重他，又不能不怨恨他。他就是这样的人。
就这样，在危险即将出现的几天前，我把他拉到会议室的角落里，提醒道：“政府和反对派似乎正在努力让局面发展到使人民受到伤害的地步。”我劝他想出一条摆脱这种趋势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让政府和反对派都有退路，是看上去很光彩的妥协之道。我告诉他，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因为达成妥协而感到高兴，也愿意出面努力说服反对派接受妥协。
他认真地听完了我的意见，这使我相信他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我也清楚地看到，他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他回答道：“现在的局面已经到了我不能找到解决之道的地步。权力在政府手中，他们不会同意妥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反对派也坚持不退让，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在大街上打起来。即使真的打起来，也是我们应该早就预料到的。如果反对派最终激怒了政府，政府自然不会退缩，只会勇敢地迎上去。可以确定的是，胜利是属于政府的。”
之后，他以颇为得意的口吻向我介绍了一些政府已经采取的军事部署的细节，如兵力数量、弹药数量和战略储备等。在和他分别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对于即将发生的动乱，政府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政府不惧怕动乱。内阁也是如此，他们依然相信自己会取得胜利，把暗流涌动的动乱视为重新组织四分五裂的朋友和将敌人打到无力还手的机会。我对他说，我和他一样相信他的判断。他露出满怀信心的神情，一本正经地请我一定要相信他。
与此同时，身在巴黎的激进派代表、亲近人民的人和革命党人，为明确地掌握这方面的情况而忙碌着。我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动乱的到来。虽然他们怀有的并非热情本身，只是过去出现过的热情的传统，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了厌恶某种事态却又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状态，虽然他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获得胜利，虽然他们能够看清和了解自己的支持者，但在即将取得胜利的紧要关头，他们依然紧张不安。拉马丁夫人在革命爆发前夕拜访了托克维尔夫人[28]，看得出来她极其惶恐不安，情绪激动得几近崩溃。她向托克维尔夫人说的话感动了托克维尔夫人，在那天夜里又感动了我。
有人认为，尽管这场革命很奇怪，但实际上并不反常。它的一个特点是这样的：在革命中将要丧失权力的人推动了引起革命的事件，他们甚至渴望爆发革命。相反，在革命中将要获胜的人并没有预料到革命的到来，他们甚至害怕发生革命。可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为了使我能够继续沿着历史的印迹记述下去，我必须对历史的印迹加以梳理。
人们可以回想起下面这件事情。1848年，路易·菲利普国王在议会例行会议的开幕式上批评说，在盲目的或不良热情的驱使下，有些人举办了宴会运动。这个批评将一百多位议会议员全都归为了王权的反对者。对大部分议员们而言，这是一种侮辱，他们的心思早就陷入了混乱，这样的侮辱点燃了他们的各种欲望，使他们丧失了理智。按道理这种时候会发生激烈的辩论，但辩论并没有立即发生。议员们在讨论国王的讲话时，起初都不说话，就连一向张扬的多数派和反对派都保持了克制，就像担心说错话或者做错事一般。
但是，人们的情绪最终还是激动起来了，并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暴力倾向。辩论之激烈像极了不久之后引发革命的战火。一向表现沉稳的反对派辩论好手参与到了激辩之中，他们费尽心思地要说明，参加宴会运动的权利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和必需的权利之一，如果有人表示反对，不仅践踏了自由，还违反了1814年的宪章。
一向潇洒沉稳的政府官员迪沙泰尔被这种情况搞得手忙脚乱。他坚决否认人民可以参加所有的宴会运动，但又不明确说明政府已经决定禁止类似的示威运动。他似乎在引诱反对派再举办一次宴会，以便给法院创造证据。
相比于迪沙泰尔，担任司法大臣的坎贝尔[29]显得更加举足无措，不过，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了。我认为司法官员不应该是政治家，但坎贝尔是我见过的一个例外。虽然担任着司法大臣的职务，但在骨子里还保留着总检察长的派头。他的性格和外貌都极其适合他的职业。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容貌：一张又瘦又歪的小脸，两个鬓角向下凸出，鼻尖和下巴尖也高高地凸出来；眼睛很干瘪，但很有神；嘴唇很薄，紧紧地闭在一起。你还可以让想象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嘴里横着叼着一支有长长的羽毛的笔，就好像竖着的猫胡子。总之，你可以将这种人的样子想象成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食肉动物的模样。他智力正常，不笨不傻，只是性格固执，不知道迁就，终究会因为不能灵活应变而让自己陷入窘境。
在这种环境中，应该将基佐这样的辩论好手放到议会的演讲席上。基佐在议会上的发言有些大言不惭，还有些挑衅，这使得巴罗忍不住叫了出来，声称查理十世[30]时代的波利亚克[31]和佩罗内[32]都不敢说这种大话。现在我想起来，当我提起这位一贯沉稳和忠诚的人在当时变得怒气冲冲，唤醒人们对1830年革命的回忆，强迫人们记住这些的时候，虽然这件事和我没有瓜葛，但我依然浑身颤抖。
众所周知，这场如同战火一般激烈的争辩的结果是，政府和反对派闹到了法庭上，这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唯一共识。他们双方都接受这样的结局：反对派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宴会运动，政府对此保持默许，让法庭出面审判活动的发起人。
我清楚地记得，这场争辩是在2月12日画上句号的。从这一天开始，革命加速到来了。整个二月份，在激进派的推动下，主张立宪的反对派快速前进，开始了对革命的领导。实际上，真正领导革命的人并不是激进派议员（他们大多没有了活力，变得死气沉沉的），而是一些年轻且充满激情的人，在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他们发表的具有煽动性的文章。一向沉稳的反对派以这种形式加入到了革命派的阵营之中并不奇怪，反对派和革命派长期共同行动，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早就说过，如果两个派别长期为同一个政治目的开展合作，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只顾及手段和目的两者之一的派别，将接受两者都能顾及的派别的领导。这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对革命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两件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宴会运动的纲领的制定，二是对内阁大臣的不信任案的制定。
2月20日，反对派掌控的报纸上出现了以下一个宴会的纲领为名义的一份宣言，号召人们发起大规模的示威，呼吁国民自卫军[33]出席宴会开幕式。在人群中出现一个传言：三天以后，临时政府就要颁布法令。之前被支持者指责默许宴会运动的内阁，此时认为应该撤销原先的那项禁令，于是发出通告，表示将动用武力阻止宴会运动。
内阁的这个通告给斗争开辟了战场。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变身为暴动纲领的宴会宣言，是在那些认为自己依然领导着宴会运动的议员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草拟和发布的。在一个由激进派和记者参加的夜间会议上，这份纲领被匆匆忙忙地炮制了出来，在第二天读报纸时，反对派的领导人才看到它。
都看一看吧，这些事情是怎样推动和发展的！曾经谴责过这份纲领的巴罗，为了避免对与自己一同奋斗的人造成伤害，没敢否认这份纲领。其他人也大都如此。后来，愤怒的政府在禁止宴会运动时，面对即将发生的内战，巴罗选择了退却。他没有参与这项危险的运动，但他不仅对沉稳的意见进行了妥协，也向极端的意见作出了让步，又提出了对内阁大臣的不信任案。他一面声称政府禁止宴会运动违反了宪法，一面又替打算武力攻击政府的人做辩护。
之前一直认为革命时机尚不成熟且不想参加革命的激进派领导人，此时为了表示自己与盟友反对派有所不同，认为应该在宴会上发表倾向革命的激进演讲，以鼓动引起革命的激情。此时，亲近王朝的反对派已经不再对宴会运动抱有希望，但为了表示对来自政府的挑战绝不退让的姿态，仍旧尽全力扑向这条危险的道路。原本认为应该有所让步的保守派，在少数几位领导人的号召和其他派别的暴力行为的推动下，居然开始否认人民有参加宴会的权利，同时还拒绝接受改革的建议。
如果想了解人们不顾自身意愿地将自己和别人推到什么地方，如果想了解现实是怎样制约世界的命运的，如果想了解主宰世界命运的人的意愿是怎样像风筝一样被制约的，就要做好在党派斗争掀起的风暴和漩涡中长期生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