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2月22日这一天没有能够让人感到不安的理由。尽管大街上挤满了人，但我认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看热闹的观众，或者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人，他们并不想暴动。资产阶级和士兵相互开着玩笑，普通平民也没有高声抗议和叫骂，他们发出的声音主要是冷嘲热讽。我知道，这种表面的假象是不能相信的。一般而言，热衷于暴动的都是巴黎街头的流浪汉，他们就像假期里的学生那样，兴高采烈地参加到这种活动之中。
我来到了议会，从表面上看，议会里也显得极为平静，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平静，你才会感受到暗中波涛汹涌的激情。从早晨开始，只有议会是巴黎城唯一一个听不到在整个法国正呼喊着的令人不安的声音的地方。此时，议员们正无精打采地讨论在波尔图地区开设银行的事宜，其实这根本称不上是讨论，因为发言的只有台上的发问者和有责任回应他的人。
迪沙泰尔告诉我说，一切都会顺利地运行下去。在说这些的时候，他显得很有信心，也很兴奋，但我无法完全相信他的话。他说话的时候摇头晃脑，还不停地耸耸肩膀，在这一天里，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出现的频率比其他时候高得多。这个小小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没有到巴黎市区的很多地方看过，但我其实是知道的，在那些地方的确发生了严重的骚乱，甚至有人被打伤或者打死。人们对此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显得无动于衷，没有人有像数年前看到这些情景时的那种反应了。但是，人们的情绪还是很激动。
正好就在这一天，我受邀前往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保罗米埃[34]家中吃晚饭。在到达他家前，我费了一些工夫才穿过在街头警戒的军队。保罗米埃的家里很乱，他的妻子怀孕了，由于受到窗外骚乱的惊吓而早早入睡了。尽管饭菜很丰盛，但来宾很少，他邀请了二十多个人，结果只来了五个人，没来的人有些被堵在了路上，有些则是因为忙碌得脱不开身。我们几个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坐到了丰盛的饭桌前。当时，我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生活的时代多么奇妙啊！谁也无法确保在我们吃晚饭的瞬间会不会突然爆发革命。
在座的几个人中，有一位名叫萨兰德鲁[35]的先生。他继承了祖上留下来的一个大商场，从事地毯生意。这位年轻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之所以能引起政界的注意，完全是因为他拥有的财富，而不是名望。因此，当他要表现他的保守立场时，凭借的不是他在反对派阵营中的微弱影响力，而是到处发牢骚。以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让人们注意他。
在最后那场讨论国王演讲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这个修正案得以通过，内阁将就此垮台。在人们普遍关注这个修正案的那段时间的一天晚上，萨兰德鲁应邀出席了在杜伊勒里宫举行的一个晚会。他认为，在这个晚会上，他不会一如既往地被冷落。果如他所料，路易·菲利普国王在看到他的第一时间就迎了上来，亲切地拉着他坐了下来，用兴奋而又热情的语气与他谈起了他的财富和产业。这位年轻的众议员认为，等谈完了个人事务，国王就将和他谈论那个修正案了。他觉得，这种谈话顺序是国王笼络人心的技巧，因此并不觉得奇怪。
然而，他错了，在谈了十五分钟地毯的生意之后，国王还是不打算改变话题，这让他有些疑惑了，好像自己只在地毯生意上是国王的臣民。虽然他不知道这是国王故意摆的迷魂阵，但他的确害怕遭到报复了。他告诉我们，埃米尔·吉拉丹[36]对他说，七月王朝在两天之后就不存在了。尽管我们都认为这不是危言耸听，但实际上都觉得是危言耸听。事实证明吉拉丹是个准确的预言家。
2月23号一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才知道巴黎的平静已经被不断扩大的动乱代替了。一个小时后，我赶到了议会。由于步兵封锁了议会大厦一带的道路，骑兵也排列在议会大厦的围墙外，因此这里还保持着平静。进入议会大厦，气氛就变得紧张了，但人们还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在规定的时间，议会开始开会。今天的会议已经没有勇气表演昨天的那种闹剧了，会议得以正常进行。除了不断接到大街上动乱发展的情况报告和静观事态的发展之外，时间在焦虑不安和无所事事中流逝。有时，会有高亢的军号声从围墙外面传进来，但大家很快就发现，这只是围墙外的骑兵在自我解闷而已。围墙外骑兵们欢快的军号声，与围墙内人们焦虑不安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气氛似乎更加紧张了。于是，有人命令骑兵们停止吹奏军号，因为他们忍受不了这种令人烦躁的音乐。
为了改变沉默和冷清的会场氛围，会议决定，每个发言的人都必须大声说话。来自巴黎本地的众议员瓦万[37]就目前巴黎的局势对内阁提出质问，这场质问和答辩延续了三个小时。此时，基佐出现在了会场入口处。只见基佐以坚定而又傲慢的步伐走进会场，继而登上演讲席。为了不让人们发现他低着头，他特意仰起了头。他只说了一句话：国王将要召见莫莱，授权他组建新的内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突然的变化。
反对派的议员依然坐在椅子上，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已经获得了胜利，因此热烈地欢呼着。此时，他们的领袖却异常平静，细心地谋划应该怎样借助这场胜利拉拢对他们可能有帮助的多数派。对于多数派而言，这个结果是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备感不安，他们就像随风摇摆的墙头草，不知道该投向哪个阵营。之后，他们起身走下半圆形的台阶，有的围着内阁大臣要求解释结果为什么是这样，有的则和其他议员挥手告别，有的挥着拳头高声抗议。抗议的人群谴责说，在这种情况下抛弃政治盟友是卑鄙的行为；还有人提议，闯进杜伊勒里宫去，要求国王改变主意。
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表示诧异，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而且在最敏感的个人利益上也吃了亏。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导致内阁倒台的事件会让他们破产，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女儿没有了嫁妆，或者儿子的仕途受挫。这些损失，会让他们不能再趾高气昂地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靠溜须拍马拥有了官职和财富，以后还要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现有内阁已经有八年的历史了，在这八年中，他们习惯了依靠内阁生活。说到他们依靠内阁的方法，那就是在八年的时间里练就的阿谀奉承的本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在我的身边走来走去，静静地看着他们的样子，由于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脸上表现出贪婪、惊讶、愤怒和惶恐的神情。在内心深处，我将他们——这些议会议员们——比作猎犬，他们嘴里叼着一块猎物，可能马上就要被猎人夺走了。
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反对派议员只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经验，才有上述种种丑陋表演的。如果深究大部分保守派成员维护内阁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同样，如果深究大部分反对派成员攻击内阁的原因，也只是为了获得地位和利益。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真实情况是：在法国，在政府部门任职和依靠国家的税收生活，已经成为了公民社会民主中的一大弊病，是公民社会的民主集中和政府公权过分集中造成的一大弊病，也可以说是已经吞噬了旧政权和即将吞噬新政权的暗藏的一大弊病[38]。如果简单地将这一弊病归结为某个党派的特有病症，是不全面的。
动乱逐渐地被平息了，同时，动乱的起因也被查了出来。国民自卫军第五团有个营倾向叛乱分子，这个营的几名军官向路易·菲利普国王做了汇报，结果引起了动乱。在知道出现了动乱之后，国王——他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但却是我见过的最喜欢改变行动的人——马上作出决定，在没有经过任何仪式和讲话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两分钟就解散了效忠他长达八年的内阁。
议会很快就结束了会议，议员们忘记了内阁的更替之事，也忘记了这场动乱。
我和狄福尔一起离开了议会大厦。我注意到狄福尔显得心事重重，但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很快就理解了他的心事：作为反对派领导人的他，即将成为新一届内阁的大臣，然而，在他面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在他利用他的朋友之前，他必须想清楚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狄福尔有一种略显阴险的打算，这种打算使他愿意接受这种思想。同时，他还有一种诚实的野性，这又使他不愿意将这种思想隐藏起来。他为人坦率，而且极其善良，比其他几位有资格成为内阁大臣的人都善良得多。对于自己能够获得权力一事，他有十足的把握；对于实现自己的目的，他有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热情。在他看来，莫莱容易给人留下自私自利和见利忘义的印象，而他则不然，他给人的印象是既诚恳，又亲切。
在与狄福尔告别之后，我立即去拜访了博蒙。拜访他的人很多，而且每个人都很兴奋，但我却兴奋不起来。不过，我认为与这些人的聚会，可以让我对我愿意尽兴交谈的人说说我不兴奋的原因。我说道：“内阁刚刚被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推翻了，所以，新的内阁一定会按照国民自卫军的喜好执政。这里的每个人都因为内阁的倒台而兴奋不已。可是，有人知道吗，被打倒的其实是权力本身。”对于悲观的政治观点，博蒙没有深刻的体会，于是，他告诉我说：“你一向都是这么悲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为获得胜利而感到高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以后的事情。”
博蒙夫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谈话之中。看得出来，她也被她丈夫的激动之情感染了，不过她并没有党派分歧造成的那种坚决的冲动。这是一位优雅和富于魅力的女人，在她的心中，当然没有恶意和仇恨。她是我见过的将女人的天性表现得最到位的女人之一。
自始至终，我都反对博蒙的看法，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与其将最终出现的偶然事件视为偶然事件，不如将它看成是重大事件，重大到足以改变所有事物的原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能够发表这样的看法感到满意，这证明我没有被狄福尔所迷惑。权力不会被我们中间派所掌握，因为给统治工具打上烙印的过程是异常激烈的。我曾经有过预言：虽然仇视我的一个党派失去了政权，但得到它的将是另一个仇视我的党派。
朗瑞内[39]邀请我参加晚宴。朗瑞内是我的好朋友，在此后的篇幅中，我会多次提到这个人。参加晚宴的人很多，在政治方面的立场又各不相同，其中的几个人对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的结局表示满意，还有一些人则显得顾虑重重，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虽然动乱已经停止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只要有机会，就会以新的形式再次爆发。从市区传来的消息似乎也在佐证这种意见。终于，欢呼声取代了战斗的呐喊声。
在座的众人之中，有一位名叫博塔里斯[40]的人，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侄子，在几天之后，他担任了巴黎的总检察长。遗憾的是，他不仅智慧一般、品行一般，而且还缺少他叔叔的沉稳平和。相反，他野蛮而粗俗，这不仅使他具有了很多错误的思想，还学到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偏激主张。尽管他与被称为“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人过往甚密，但我可以打保票，他对革命的期待程度不会超过今晚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我相信，在这种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跟大部分朋友是一样的。至于追究是谁策划了这种事件简直是浪费时间。一般而言，依靠人民的激情实现的革命，是人们希望的事情，但不是事先计划的事情。如果有人非要说事先进行了策划，那他一定是打算凭借这种说法获得好处。人们在精神方面的一种通病自觉引发了革命，同样，这种疾病也能在任何人都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将局势推到深渊。至于那些号称策划和领导了革命的人，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唯一的功劳与发现未知新大陆的冒险家的功劳相似。简单说来就是：风能将你刮到哪里，你才敢走到哪里。
我很快就离开了朗瑞内的宴会，之后就回家了。我住在马德莱娜大街，离外交部很近，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听到影响了后来的局势的那些枪声。这一夜我睡得很好，在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身处七月王朝的末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