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议会上革命派没敢有所对抗，但他们并不打算任由议会行动。他们希望控制议会，强制通过一些遭到反对的议案。议员们遭到了来自俱乐部的刁难和威胁。在政治激情方面，法国人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非理性表现辩护，俱乐部也是如此，为了创造出能够配合暴力行动的理论基础，他们不断地召开群众会议。在群众会议上，人们提出，人民的地位要始终高于人民选出的议员，议员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但人民绝不能将意愿完全委托给议员。这个原则是合理的，但在这个合理的原则基础上，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巴黎工人代表全国人民。
从议会开会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就不断出现规模宏大、群情激奋的动乱。人们走上街头，到广场去集会，就像大海里的波浪那样，盲目地翻腾着。在议会大厦周围，每天都围着一群没有工作的人，这幅场景让人害怕。煽动群众参与骚乱的政党有多个领导人，尽管他们总是发起规模浩大的突然行动，但他们极少互相商量。所以，在行动前后，他们不可能明白自己想干什么、要干什么。我认为，部分煽动群众的人只想对议会施加压力，以便更好地利用议会，他们并不想破坏议会。我的这个见解始终没有改变。举例而言，他们在5月15日对议会发动了袭击，目的就是恐吓议会。这一事件就像一般的群众闹事，性质有些暧昧。在袭击之前，领导人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或目标，让袭击随着局势发展到和平结束或成为革命。
在袭击发生的八天前，就有人预感到将要发生袭击。然而，在危险即将到来之前，即使有信号显示了危险即将到来，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惊慌之中，已经形成了习惯，因此议会也没有看到这个信号。人们知道的只是声援波兰人民的运动有了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冷漠的不安。相比于人民，政府官员知道更多内情，也更加不安。然而，他们不仅不向人民通报情况，也不让人民发现他们的不安。我的住处离政府太远，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秘密。
5月15日那天我去了议会，但是我在事先并不知道议会发生了什么。议会正常地开会，但有个现象很不正常：会场门口聚集了大约两万名群众，虽然他们没有发出喊叫声，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在那里。沃洛夫斯基[29]在演讲席上发表讲话，讲了波兰的事情，但我没有听，不知道他讲了什么。这时，从外面传来的可怕的叫喊声透过会场上方的窗户传进了会场里，好像从空中降落到我们的头顶上，我没有想到人声汇合起来会这么响亮。人群向会场围了过来，直到他们进入会场，直到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并不觉得眼前的情景比之前的声音更可怕。
有些议员因为人群的突然闯入而惊讶和害怕，以至于站了起来，那些没有站起来的议员向他们喊道：“快坐下。”于是，他们又重新坐下，静静地，好像陷入了沉思。沃洛夫斯基继续讲话，这恐怕是人们第一次这样安静地听他的演讲。实际上，人们听的不是他的演讲，而是逐渐靠近的人群的喊叫声。
突然，总务主任德古赛[30]郑重地走上演讲席，请沃洛夫斯基停止演讲。等沃洛夫斯基走下演讲席之后，德古赛说道：“尽管总务人员反对守卫议会的士兵放松戒备，但库尔泰[31]依然命令他们卸下了刺刀。”德古赛为人善良，但脸色看上去很凶恶，声音很沉重，将他说的话、脸色和声音联系起来，人们会产生不祥的预感。议员们炸开了锅，但很快就恢复了安静，因为人群已经占领了议会，议员们什么都做不了了。
在刚刚听到吵闹声的时候，拉马丁就走出了会场，很快就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会场门口。他穿过会场中央的通道，迈着大步走到了座位上，样子就好像有人在追赶他。在他身后的确跟着几个群众，他们刚走进会场大门，看到里面挤满了人，显得很吃惊，就停了下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跟2月24日那天的一幕很像了。旁听席的入口在吱吱呀呀声中打开了，人群涌进了旁听席，占满了所有座位。前面挤进来的人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挤，最前面的几个人又从旁听席翻出来，打算闯进会场中央。这个地方比会场高三米多，他们不敢跳下来，就顺着墙根走到只高出一米的地方，然后跳进了会场里。他们跳下来的时候，地板发出了“咚咚”的声响，刚听到这些声音时，我还以为远处响起了炮声。与此同时，另一个主要是俱乐部领导人组成的人群也涌进了会场。他们带着恐怖政治时的影子，手里摇晃着挂着红色帽子的旗帜。
很快，群众就占据了会场中央的小广场，那里变得很拥挤了。于是，有些人离开小广场，进入议员座位之间的通道里，这是一个很狭小的地方，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了进来。不论走到哪里，他们始终保持着激动的状态，大声嚷嚷着，一切都显得乱糟糟的。这种在乱糟糟的群众活动现场，尘土飞扬，空气沉闷，我真想跑出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但我还是端坐在座位上，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在这些涌进会场的群众当中，有人拿着武器，还有一些人把武器藏了起来。尽管如此，但似乎没有人打算伤害我们。他们的目光里没有敌视，有的只是怨恨和惊恐。很多人天生就有粗俗的好奇心，当这种好奇心超越其他的情绪时，他们就会感到满足。在法国的一些造成流血冲突的大型群众运动中，总有一些看热闹的围观者，他们大都是流氓无赖或无业游民。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人，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的一些人喝醉了酒，其他人则显得很激动。从外在表现来看，激动状态就是高声喊叫；从内在表现来看，激动状态则是激情澎湃，虽然紧张，但显得很空虚。
他们穿着不适合在热闹的场合穿的衣服，因此很快就出汗了，于是就有人解开衣扣，露出了胸部。他们混乱地大喊大叫着，有时还发出谩骂和威胁的声音。他们向我们挥舞着拳头，嘴里却称我们是他们的公仆。他们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是他们的公仆这句话，因为近期的民主派报纸上，就把议员称为人民的公仆。这种称呼让这些俗人们高兴。不久之后，我就看到了他们是怎样接受和体现这种思想的。
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对我和他的同伴说道：“我真想把那个秃鹰的脑袋揪下来。”顺着他眼神和手指的方向，我可以轻易地判断出，他说的那个人是拉克代尔。拉克代尔穿着多明我会修士的衣服，坐在会场的左上方。尽管我不喜欢这个人粗俗的语言，但我还得承认，他的比喻很恰当。拉克代尔神甫那细长的脖子露在白色风帽外面，头上只留着一撮黑色的头发，脸很长，鼻子是钩形的，两只眼睛的距离很近，但很有神。我真佩服这个穿工作服的人，因为他能把这种长相的人比喻成一种飞禽。
面对这种毫无秩序可言的局面，议会的态度是被动的和没有作为的。议员们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既不表示抗议，也没有屈从的意思。山岳派的几名成员不敢大声说话，于是小声地互相拉关系。拉斯帕伊[32]奋力登上演讲席，想要宣读一份请愿书，一位名叫达戴尔斯瓦尔的年轻议员站起身来，问道：“拉斯帕伊公民，请问，你有在这里发表讲话的权利吗？”话音刚落，人群中就传出了针对达戴尔斯瓦尔的叫骂声，还有几个人朝这位年轻人冲了过去，在对方的抵挡之下，又退了回来。
拉斯帕伊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他的这些同伴们安静下来，然后，他开始宣读请愿书。实际上，这并不是请愿书，而是一份命令，命令议会立即声援波兰人民。人群纷纷喊叫道：“让他们赶快表态！”议员们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死人一般。人群忍受不了这种沉默，在慌乱之中发动了骚乱。这样一来，议员们也就没有必要表态了。在这一天，向来被人们视为圣人或混蛋的议会议长毕谢[33]成了伟人。他用尽全力敲响了警钟，希望能安静下来，这种时候的吵闹比安静更令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到有人登上了演讲席。虽然我只在这一天里见到过这个人一次，但他还是给我留下了令人厌恶和恐怖的印象。他看上去就像个病人，脸型消瘦，脸色苍白，衣服也不干净，散发出发霉的味道。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老式礼服，好像没有穿白衬衣。看上去，这个人就像是一直生活在下水道里一般。有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布朗基[34]。
在布朗基的讲话中，他首先谈了波兰的问题，然后急切地谈起了国内的局势，要求报复发生在鲁昂的大屠杀。他威胁议会，要求议员们关注穷人的生计问题，还指责议会，认为议会在这件事情上犯了大错。在鼓动起人群的激情之后，他话锋一转，再次谈到波兰的问题。他的要求和拉斯帕伊一样，要议会立即通过声援波兰的决议。
议员们依然没有任何表态，人群依然吵嚷着，呼喊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口号，议长依然不停地瞧着警钟。赖德律·罗兰试图劝说人群离开会场，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们。在人群的叫骂声中，赖德律·罗兰走下演讲席。在群众的自行组织中，喧闹不断扩大了。实际上，在这种时候，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如果他们有耐心稍等片刻，就能达成目的，但他们不能明白这一点。
巴贝斯[35]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登上了演讲席——与其说是登上演讲席，倒不如说是跳上演讲席。巴贝斯有很多种形象，时而是疯子，时而是骑士，时而又是煽动家，没有人知道在某时某地他会以哪种形象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能生活在这个混乱的病态社会中。我认为，在大多数时候，他是以疯子的形象出现的，尤其是人民的呼声会让他更加疯狂。当他的灵魂被激情操纵时，就像火上的开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沸腾起来了。从人群涌进会场开始，我就在注意他了。他最疯狂、最绝情，立场最坚定，在我看来他是最可怕的敌人。
在登上演讲席之后，他并不急于发言，而是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兴奋地巡视着会场。当我呼唤同伴关注他的表情变化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手指激动地摸着胡子。他下定决心了，他要整理一下人群的激情，明确目标，以便获得成功。他有些气喘吁吁地说道：“我要求议会立即通过如下决议：向波兰派遣军队，向富人征收十亿法郎的税，撤出巴黎的驻军，撤销征召预备役军人的决定。否则，我将宣布议员们是法国的罪人。”
我认为，如果议会批准了巴贝斯的提议，我们就会遭到毁灭。批准他的提议将让议会威严扫地，如果否决撤出驻军的提议（这项提议很有可能被否决），议会又会有被打乱的危险。可是，提议的巴贝斯也不能让会场安静下来，议员也就不必表态了。
在巴贝斯说完最后一句话之后，会场里的吵闹局面变得更加激烈，根本不可能安静下来了。既然不可能安静，就只能吵闹，任由各种不同的意见互相争吵。巴贝斯竭尽全力想让人们安静下来，即使议长像敲丧钟似的敲着警钟，给他提供帮助，也是无济于事。
这次不寻常的会议又持续了两个小时，议会一面顶着压力，一面等待着来自议会外部的援助，但整个巴黎就好像死去了一般，纵使我们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也没有听到任何救援的声音。议会的消极抵抗让人群更加愤怒了，他们失望至极。这时候的人群，就像停留在冰面上，不断向下滑行着，却又找不到可以抓紧的东西。既然找不到出路，只能互相指责和争吵了，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各种声音响彻会场。有人喊道：“我们现在就……”另一些人则喊道：“建立劳工组织！向富人征税！支持路易·勃朗！”后来，终于听不到这些喊声了，因为他们都想登上演讲席发言，以至于打了起来。有五六个人同时登上了演讲席，同时发表演讲。
会场里一直都很混乱，一会儿显得很可笑，一会儿又显得很可怕。会场里越来越热，很多最先进入会场的人忍受不了了，陆续走了出去，但又有站在门口等待空间的人挤进来，占满了空档。从我的座位旁边的过道上走过去一位消防员，有人冲他喊道：“不要给他们投票！”他回答道：“等等，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他整了整头上的消防帽，系上帽扣，然后穿过人群，走上演讲席。尽管他在演讲席上的表现就像在火灾现场那样潇洒，但他的发言并不顺利，很快就遇到了障碍。有人冲他喊道：“消防员，快点儿啊！”但他讲不下去了，于是被人轰了下去。
这时，有几个人将路易·勃朗架进了会场，好像凯旋而归似的。他们抓住路易·勃朗的四肢，从人群的头顶上将他抬了过去。路易·勃朗想逃脱，却逃脱不了。他蜷缩着身体尖叫着向后退，却被人们推着往前走去。在我看来，此时的路易·勃朗就像一条尾巴被夹住的蛇。那几人把他推到我的座位下面的一个座位上，让他坐了下来。他喊道：“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获得的权利……”下面的话我没有听清，被喧闹声淹没了。有人告诉我，索布里耶[36]也以相同的方式进入了会场，坐在稍远一些的座位上。
后来，这场演出被一场严重的事故打断了。最里面的旁听席发出了“嘎嘎”的声音，一根柱子突然断了，向着会场斜了过来。人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这个意外让会场暂时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我听见了外面传来的预备役军人集合的鼓声。听到了鼓声的群众显得很愤怒，再次发出可怕的喊叫声。此时，巴贝斯再次出现在了演讲席上，问道：“谁下的命令？为什么要征召预备役军人？这是违法的！”有人高声喊道：“他们出卖了我们，我们要拿起武器反抗！我们去市政厅！”
议长被人从座位上赶了下来。后来，他告诉人们，是他自己主动离开座位的。一个名叫贝尔的俱乐部领导人走到主席台上，将一面挂着红帽子的旗帜插在那里。这个人好像刚刚从癫痫（由过度兴奋引起）状态恢复正常，思想也摆脱了混乱状态。他衣服凌乱，慌慌张张地走到议员们面前，高喊道：“我以被自己的公仆愚弄了的人民的名义宣布，国民议会就此解散！”他连续高喊了两遍，像号令一样响彻会场，其他的声音都被盖住了。
议会没有了主席团，议员们只好解散了。巴贝斯同一些勇敢的俱乐部成员去了市政厅。这显然不是群众想要的结果，他们面露担忧地互相议论道：“嗨！这不是我们希望的呀！”这个结果也让真正的共和主义人士感到绝望，特雷拉向我走了过来。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革命者，一直梦想着在法国建立共和制。他还是一位负责的医生，主持过一家疯人院的工作，但他自己也有些疯疯癫癫的。他握住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向我说道：“唉！这真是让人伤心啊！提出这种主张的人都是疯子，导致这种结果的人是真正的疯子！我和他们有些交情，他们请我看过病！布朗基是疯子，巴贝斯是疯子，索布里耶是疯子，于贝尔也是疯子！他们怎么能到这里来呢？他们应该去我的疯人院！”既然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的底细，那么完善这份名单的任务就由他自己去做吧。我一直认为，疯子能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人不仅仅是被比喻为疯子，而是地地道道的疯子。虽然疯子适应不了这种情况，但却能在这种时候获得成功。
虽然议会已经解散了，但是或许人们认为它还没有正式解散。议员们也不认为遭到了失败，很多离开会场的议员都表示，在不久之后会在其他地方召开议会，他们谈论着重新召开议会的事宜，我相信他们真的有完成这件事的决心。我也决定留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我对这件奇妙的事情如何发展下去很好奇，想看一看；第二，我认为，就像2月24日一样，议会的力量还残存在会场里。我留下来，只想观看这一奇妙的场面，我跟它没有利害关系，我也不能影响它的发展。从人群混乱的喊叫声中，我得知他们打算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一幕模仿了2月24日的情景，而2月24日的革命则模仿了另一场革命。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听到从会场深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全面陷入混乱了，每个人都具备了辨别各种武器的知识，因此我明白，这阵声音是军队冲锋的鼓声。我立即赶到刚刚放人群进入会场的那个入口处。在那里，我确实看到了一面军鼓和四十多名保安队士兵。虽然他们态度坚决地加入到了群众的行列中，但从最初的表现来看，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这里要干什么。没过多久，他们就混进群众队伍，不见了踪影。
在人群后面，还有一队正在行进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他们一边呼喊着“国民议会万岁”的口号，一边开进了会场。我将我的议员身份证明别在帽子上，然后随他们返回到会场里。进入会场以后，他们将正在演讲席上同时发言的五六个人赶下演讲席，然后站到了连通演讲席的台阶上。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本来还打算有所抗争，但很快就不敢乱动了，只好挤上已经没有人的议员座位，一阵混乱之后，他们来到了会场外的走廊里，最后又通过窗户跳到了庭院里。只过了几分钟，会场里就只剩下国民自卫军士兵了，他们依然高喊着“国民议会万岁”的口号。
这时，议员们又三三两两地重新回到了会场里。在同国民自卫军士兵握手和拥抱之后，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国民自卫军士兵高喊道：“国民议会万岁！”议员们也高喊道：“国民自卫军万岁！共和国万岁！”
议会刚刚在国民自卫军的帮助下被夺回来之后，制造了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库尔泰出现在了会场里，国民自卫军士兵见状，怒吼着冲过去，将他抓了起来，拉到演讲席下面。当他从我面前经过时，我看到他的脸色都变白了，就像一个死人。我害怕这些愤怒的年轻人会杀了他，于是喊道：“不要杀死他，把肩章卸下来。”于是，他们卸掉了他的肩章。
拉马丁也回到了会场里。我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里，当我们遭遇混乱和入侵的时候，他在干什么。混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看见过他，他坐在下方离我不远的一个座位上，从衣兜里掏出梳子，梳了梳被汗水浸湿的头发。后来，他就不见了踪影，好像是去了更里面的一个大厅，那里也挤满了人，他想发表演讲，但遭到反对。这些情况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决定在回忆录里只写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所以就不打算写上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内容了。后来证实，当时他到了附近的一座外交部大厦里，在那里躲了起来。如果他领着国民自卫军来解救议会，才是他最好的选择。在我看来，他当时心力交瘁，作为一个想象丰富的勇者，有时很容易这样。
重新出现在会场之后，他又恢复了之前的活力。他告诉我们，他的岗位在大街上，所以他去了市政厅，平息了那里的动乱。议员们热烈地鼓掌，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这样讲话。议员们的掌声并不是给他一个人的，也是为了庆祝议会的胜利。此时的掌声和欢呼声，是对依然令人激动不已的热情的回应。
下午六点钟，拉马丁走出了会场，国民自卫军的鼓声由半小时前的命令冲锋，变成了全面进军。会场里的国民自卫军士兵和保安队士兵排好队，跟着拉马丁走出了会场。虽然会场里没多少议员，但还是宣布开会了。这期间，我很快地回家吃了饭，然后又赶回议会。议会继续照常开会，没过多久，我们接到通知，那些企图组建临时政府的人被逮捕了，巴贝斯和年纪较大的最应该受到惩罚的库尔泰遭到指控。
有人想对路易·勃朗采取同样的措施，路易·勃朗发起了自卫。在会场门口，他遭到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殴打，衣服被撕烂了。在登上演讲席之后，他没有选择经常站立的那个位置。他的个子太矮了，只有头部能露在演讲席的桌面上，因此在发表演讲时，他要踩着一个小板凳才行。他想讲的问题太多了，所以只顾着安排先后顺序，忽略了想要达到的效果。尽管如此，他的演讲依然能获得暂时的成功。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这种才能。在此之前，我不认为堆砌着美丽却乏味的辞藻的艺术是一种才能，它们就像雕饰精美的盘子，所盛之物没有任何用处。
白天的混乱弄得我筋疲力尽，因此晚上的情景并没有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我所说的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和亲耳听到的，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总汇导报》知道更多这次事件的细节和后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