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848年的革命者无意模仿先辈曾经做过的蠢事，但他们并不排斥模仿那些事件中可笑的那部分。因此，他们打算举办一场大型的欢庆盛典继续糊弄人民。虽然财政吃紧，但临时政府还是计划拨款一百万或两百万法郎，用于在马尔斯操练场举办这个庆典。
按照事先公布的计划（也被后来的事实证实了），马尔斯操练场上将坐满代表各种阶层、各种类型、各种德行或政治制度的大人物。只要法国同德国、意大利联起手，只要自由、民主、平等联起手，农业、商业、军队乃至共和国的形象都会变得高大起来。将有一辆被十六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出现在庆典现场。按照庆典计划的介绍，这辆车装饰简朴，载着象征着力量、荣誉和富强的栎树、月桂树和橄榄树，还载着鲜花、麦穗和一架犁。一群身穿白衣的姑娘和农民们围着这辆车兴高采烈地载歌载舞。庆典计划说，还会出现一头角上绑着金丝的牛，但没能实现。
议员们对举办庆典没有丝毫的兴趣，我们担心的是，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活动可能引发混乱。因此，议会绞尽脑汁地拖延，希望庆典能晚一点儿举办。但是，准备工作完成了，就再也没有办法拖延了，只好决定在5月21日这一天开幕。
5月21日这一天，我早早地来到议会，然后和其他议员们一起步行去了庆典现场。我在口袋里装了一把手枪，后来，和其他人交谈后我才知道，很多人都暗中带着武器，有的人拄的拐杖里藏着刀，有的人衣服里藏着短剑。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自卫。埃德蒙·拉法耶特向我展示了他的特殊装备，缝着铅球的长皮带，使用时可以缠绕在胳膊上。他告诉我，这种武器被人们称为折叠棍棒，在5月15日以后，很多议员都有。我们就是这样来参加这个庆典的。
有传言说，当议员们穿过会场中央走向设在军官学校的阶梯式看台的时候，就会爆发危险。其实，这个传言是说，如果议员们毫无防备地走这么多路，很容易被人袭击。可是，议员们能够清楚地记得5月15日的事件，就说明是有防备的。有一个记忆就足够了。法国人不会同时做两件事，尽管在精神上他们喜欢随时更改目标，但实际上他们不会放弃已经确定的目标。而且，在我看来，法国人还没有在庆典中搞暴动的先例。在这种时候，人们没有搞暴动的心思，他们宁愿将一切的不愉快放到脑后，然后陶醉在美好的幻想里。
庆典计划要求氛围必须是友好的和喧闹的。后来的事实表明，氛围的确是喧闹的，而且是井然有序的喧闹。法国人真是令人奇怪，在秩序良好的时候不能没有警察，但是一旦爆发了动乱或者革命，反而不需要警察了。
人们对庆典的热爱，使诚实善良的共和主义者惊喜不已，同时也有了某种同情心理。卡尔诺[37]就是这样一位共和主义者。他以共和主义者必有的天真对我说道：“亲爱的同僚，请相信我，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相信人民。”我也天真地回答道：“是啊，5月15日的前一天，你也说过这样的话。”
执行委员会占据了军官学校阶梯式看台的一半座位，另一半则被国民议会占据了。最先从我们面前通过的是手举各式标语的一个方阵，为了符合庆典计划要求的友好喧闹，这个方阵花了很长时间才通过。标语方阵后面是马车方阵，最后是一个由至少三百名白衣少女组成的方阵。这些少女穿着白色的衣服，很可能被误以为是少年装扮的。她们手捧鲜花，走到我们面前时，优雅地将花束投向看台。她们经常做洗衣服等家务，所以胳膊上很有力气，尽管没有用力，但还是把花束抛到了我们头顶上方，然后又像讨厌的冰雹一样落到我们头上。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姑娘走到拉马丁面前，朗诵了赞美拉马丁的篇章。她显得很激动很兴奋，看上去有些诚惶诚恐，但实在很做作。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朗诵完赞美篇章之后，人们要拉马丁抱一抱她。于是，拉马丁勉强地吻了一下她挂满汗水的脸颊。
检阅军队是整个庆典最庄严的组成部分。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同时看到这么多被武装起来的人。我还认为，见过这种场面的人也不会很多。除了数不清的围观群众之外，出现在庆典现场的都是被武装起来的人了。《总汇导报》认为，那一天总计有三十万国民自卫军士兵和常备军士兵参加了阅兵。我认为三十万太夸大了，但也不会少于二十万。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场面，这个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在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这些手持装着刺刀的枪的战士们，把枪高高地举过了头顶。从我们坐的高处望过去，成片的刺刀几乎就在我们眼前闪着白光，整个马尔斯操练场就好像一面满是钢液的湖泊。
当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时，我看到虽然人人都拿着枪，但有些人没有穿军装。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富人区的军容整齐的国民自卫军，来自贫民区的国民自卫军跟在他们后面，虽然也拿着枪，却穿着平常的衣服，或者直接就是工作服。服装上的差异并没有让他们失去勇气，从我们面前经过时，他们或者高喊“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或是唱起了《马赛曲》、《吉伦特派之歌》。再后面是来自郊区的国民自卫军，他们大都是拿着很落后的武器的农民，穿着劳动服，从他们的口号中可以看出，他们与贫民区的工人在精神面貌上有很大的不同。紧接着是保安队，他们由一些未成年的孩子组成，从他们的口号上，我们能察觉到一丝的不安。他们肩负着更多的时代使命。最后面的是常备军，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安静地走着。
看着这长长的队伍，我的心中悲伤不已，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让人民掌握了如此之多的武器。我没有像卡尔诺那样盲目相信人民，也没有他那么天真。请你们相信这一点。我已经预感到，眼前闪闪发光的刺刀很快就会成为党派之间互相斗争的武器。在我看来，这场阅兵检阅的就是将要参加内战的两派的军队。尽管还能听到“拉马丁万岁”的口号，但他的声望已经快到尽头了，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没有声望了。人们拥护他，只是因为留恋这位昔日的偶像，就像外地人那样，把巴黎人遗弃的东西当成宝贝。
庆典还没有结束，拉马丁就提前退场了，并很快离开了马尔斯操练场。他看上去很疲惫，一些同样感到疲惫的议员也离开了。开始于一大早的阅兵仪式，在结束时看台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此时已是夜幕降临了。
从5月21日的庆典开始，一直到六月事变的发生为止，人们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之中，担心六月事变这一即将发生的灾难。国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每天都会接到这方面的情报，每天都在为战斗而准备着。手工业者和有产阶级在家里待不住了，于是拿着武器聚到了广场上。尽管每个人都感到这一危险的时刻慢慢地走来了，但依然希望能够躲过这场灾难。国民议会也被这种紧张的氛围包围了，随时都想发出爆发全面内战的通告。实际上，会场里早就是内战状态了。
为了防止爆发内战或者推迟内战，有关各派都在努力地克制和忍耐着。内心深处反对革命的议员，将自己的态度隐藏得很深，不会轻易表现出对革命的反感或同情。为了避免遭到怀疑，喜欢辩论的议员选择了沉默，将演讲的权力让给了新当选的议员。而新议员们也没有发表演讲，因为议会已经没有值得讨论的大事了。议会很少讨论那些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忘记这些问题。议会提出和讨论的，是一些救济贫民的议案，还讨论过社会主义的体系。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可以付诸行动的东西，至少能找到可以与旧的法律制度并存的东西。
国家工厂[38]还在招收工人，工人人数已经超过十万了。可是，人们觉得已经不能继续保留国家工厂了，只是担心发生骚乱，因而又不敢解散它。每天都会讨论国家工厂的留存问题，但只是讨论，拿不出决议，也不敢作出任何决定。
各个党派似乎都很害怕发生战斗，但同时又在积极准备战斗。来自富人区的国民自卫军同常备军、保安队决定联合起来保全自己。来自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则在暗中筹措枪械弹药，这些举措对他们很有帮助，让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临时政府已经给工人群体发放了大量步枪，不仅做到了人手一支，甚至到了人手数支的地步。
不仅巴黎周边出现了危机，离巴黎更远的地方也有了危机。外省的人对巴黎的行为感到气愤，反对之声四起。这是最近六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反对巴黎。他们自行武装起来支援议会，给议会送去数千份庆祝5月15日的胜利的贺信。他们对共和国感到了厌烦，因为商业衰败，战争频发，社会主义思潮蔓延。选举投票的过程就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厌烦情绪。他们在二十一个省的补缺选举中，将他们认为具有王政思想的人选进了议会。因为这个原因，莫莱[39]和梯也尔分别在波尔多、鲁昂当选。就在这一时期，路易·拿破仑这个名字被反复提及，巴黎和其他几个省的共和主义者、王朝正统派和煽动家都给他投了票。当时，人们就像迷路的羔羊，敢于偏离任何一条道路。
在得知路易·拿破仑当选议员的消息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一年以后他会成为总统，而我会成为他的部长。我承认，当我看到议会原来的一些重要人物再次当选议员时，感到了不安和遗憾。我不否认他们的才能，我只是担心他们会将一部分共和主义者推向山岳派的怀抱，而这部分共和主义者至今与我们关系友好。我了解这些重要人物，只要他们参与政治事务，就必然要求领导一切，否则他们就不会关心国家局势。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他们想领导政府，时间还早了些，而且也太过冒险了。他们和我们共同的任务，是协助理智的共和主义者领导共和国。他们和我们都不应该间接地领导共和国，更不能直接出面。
在我看来，我确信我们正生活在一场可怕的斗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我对即将到来的危险的充分认识，来自于与一位名叫乔治·桑的夫人的一次交谈。
我见到乔治·桑夫人，是在我的英国朋友米尔纳[40]的寓所。米尔纳是英国国会议员，当时旅居巴黎。虽然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但也做过一些蠢事，说过一些蠢话。我见过这两个人很多回，肯定地讲，在外貌上这两个人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一个才华那么出众，另一个却是那样的傻气。在我的印象中，米尔纳从来不对任何事或任何人着迷，但这一次他却对乔治·桑夫人的文采着了迷。
虽然当时气氛紧张，但他还是为乔治·桑夫人举办了一次文学晚宴。我参加了这个聚会。虽然不久之后发生了令我印象更加深刻的六月事变，但我还是没有忘记这个聚会，不仅如此，我还能时常想起它。
虽然是文学聚会，但参加的人并不都是文学家，除了主角乔治·桑夫人之外，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夫人，以及梅里美[41]和几位并不出名的文学家。我忘记了那位年轻夫人的姓名，但她谦虚可爱，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刻。在她熟悉的圈子里，她也是小有名气。在座的几个人里，有些人彼此不太熟悉，有些人却很熟悉，如果我记得没错，乔治·桑夫人和梅里美就是老熟人。在前不久，他们有一段很亲密的关系，但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罗曼司[42]遵守了亚里士多德的规则，符合时间和地点方面的要求。作为东道主的米尔纳显然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才鲁莽地将这两个人都请来了。他们也没有想到会再次相遇，这是他们结束艳遇之后的第一次相遇，因此都很尴尬，好在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那以后，梅里美再也没有出现在有乔治·桑夫人的场合。
米尔纳安排我坐在了乔治·桑夫人的旁边。在此之前，我没有和她说过话，在我的记忆中甚至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很少参与文学界的活动）。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请她谈一谈对我的那部关于美国的著作的意见，她说道：“我只阅读作者赠送给我的书。”我讨厌会写作的女人，尤其讨厌那些不愿意表露出自己弱点的女人，她们隐藏了自己真实的一面，无法让旁人对她们感兴趣。因此，我对她很有偏见。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她的。她的眼神很专注，很动人，好像集中了她全部的精神，其他部位都被她忽视了。我觉得她的身上有一些自然流露出来的伟大精神，这让我印象深刻。她的言谈举止是简单朴素的，也许，她有些刻意地将着装的朴素和言行的朴素结合起来了。她的着装越朴素，言行也就越朴素。
我们谈论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社会局势。事实上，面对眼下这种情况，除了社会局势，也不可能再谈论别的话题了。在这些问题上，她表现出了政治家该有的风度，她的讲话令我感到震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跟一位愿意向我讲述我的敌对者情况的女人近距离直接接触。当时，党派之间既不互相交往，也不互相协调，因此彼此并不完全了解。她详细地向我讲述了巴黎工人的情况，包括他们的组织、规模、枪械和战斗准备情况，还包括他们的思想和决心。我觉得她说得有些夸张，实际上并不夸张，因为那些情况后来都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我觉得她很害怕人民获得胜利的结果，很同情议会的命运。她对我说道：“请说服你的同僚们，千万不要让人们因为愤怒而走上街头。同样的，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保持忍耐。战斗一旦打响，你们的一切都会被摧毁。”
说完了这些饱含同情的话，我们就分别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