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哪怕指挥一个师，我也心甘情愿！”

　　1945年5月10日，巴顿在第3集团军的会议上，发布了停止战争的第98号命令。

　　巴顿是在累根斯堡美军指挥部接到德军宣布投降的通告的。前天中午，他还在战地记者情况介绍会上同国际新闻社的拉里·纽曼谈论了集团军为什么不攻占布拉格的原由。这个消息对巴顿来说，意味着战争已实际上结束了。虽然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还在大肆宣扬“焦土作战”，日军还在本土周围诸岛上做着反击的虚幻之梦，然而，美军太平洋舰队已完成对日本防卫圈上诸岛以及本土的最后包围，日军的舰队和空军早已在中途岛海战及尔后的几次战役中消耗殆尽，狂妄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不堪一击，太阳旗的坠落指日可待。

　　西欧战场战事结束了，全世界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即将到来，盟国领导人已经在为战后格局的重建具体谋划。

　　枪炮声停止了。这对巴顿也许有些突然。他有些晕头转向，巴顿自己难以判定，对他这位职业军人而言，这究竟是个好消息还是个坏消息？在潜意识中，巴顿已经感到和平的到来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意味着什么，历史的车轮不久就会使他在欧洲大陆上铸就的辉煌化作邃远夜空中的几点星光，在幽暗的夜幕下遥望世界的喧闹；将军的荣耀只是和平对他们的补偿；战争已经成为过去，他们的事业结束了。巴顿对虚荣的渴慕和强烈的自尊，使他不愿也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嗜战成性的将军为无仗可打感到极度苦闷。他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结束，他要在战争的炮火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正如他在信中对妻子所说的那样：“我热爱战争、工作和振奋人心的事。对于我来说，和平将是一座坟墓。”

　　如今，对日战争已成为最后一战。只有远东战场上的硝烟才能延长巴顿的历史使命。他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极力要求赴远东参战。他利用空军司令阿诺德到他司令部访问之机，请他在马歇尔面前替他说情，然后又数次写信给这位参谋总长，表达自己愿意飞赴远东前线的急切心情。在信中，他写道：“哪怕是指挥一个师，我也心甘情愿！”巴顿有理由满怀信心，因为已故总统罗斯福曾亲口允诺在西欧战事结束后，调他到太平洋战场去对付“小日本”。

　　在欧洲战场胜利日那天，巴顿在最后一次例会上向他的部下保证道：第3集团军很快“将去中国”参加对日作战，届时，他将被批准在对日战争中多领“几天军饷”。甚至在对《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的谈话中宣称：“第3集团军就要向太平洋进发”，去摧毁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巢穴。

　　到5月20日，巴顿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他去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未获批准，满腔的期望一时间化为泡影。据传，史汀生和马歇尔同意巴顿的调动，但麦克阿瑟强烈反对，因为他不愿再为这个易冲动、好招惹是非的家伙增添什么麻烦。不管什么原因，在对日战争仍处于艰苦的岁月里，把巴顿这样一位“进攻型”的“战术天才”留在德国是讲不通的。关于这个决定的缘由，麦克阿瑟只字未提。

　　影响巴顿赴远东战场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老总统罗斯福的逝去。这位曾在“打耳光事件”中帮助巴顿正常晋升少将永久军衔的前总统是非常钦佩和喜爱这位战场猛将的，他也确实希望巴顿能在太平洋战场冲锋陷阵，再显荣耀。但不幸的是，罗斯福毕竟死了，现任总统杜鲁门不会再像他的前任那样支持他。

　　巴顿对这样的结果越想越觉得懊恼，他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愈是失意他愈是迫切想要参战，甚至到了极端的程度。

　　早在1945年4月，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依曾告诉巴顿，美国实施的“曼哈顿”计划已获得突破性进展，不久就能制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弹，预料不用进攻日本本土就能摧毁日本的战争力量，结束对日作战。恰巧，与此同时，巴顿宴请一批科学家吃饭时，他获悉纳粹在核裂变军事应用方面也在发展。不过，德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英、美两国。巴顿当然期望对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但是他又非常沮丧，一颗超级炸弹竟然能使他这样一位指挥官变得无用武之地，他不由得反对这样的战争途径了。

　　巴顿渴望战争，渴望指挥战争，渴望战争的荣誉。他不能没有战争。

　　不久，巴顿似乎又获得了一个重返战场的机会，虽然这个战场的规模不大。5月16日，他在英国旅游时，突然接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布尔将军的电话，要他立即到兰斯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处报到。巴顿于当天就返回法国，艾森豪威尔告诉他有关战事的具体情况：

　　目前铁托的势力正在向巴尔干地区迅速膨胀，有可能占领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的一部分领土，特别是战略要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港口和威尼斯-朱利亚地区。杜鲁门总统想使铁托谨慎一些，指示马歇尔将军选派一支军队在意大利北部显示一下力量。马歇尔认为巴顿比较合适，就让艾森豪威尔通知巴顿。

　　巴顿欣喜若狂，用了两天时间做好了一切准备。更令他高兴的是，第7集团军第15军调归巴顿指挥。第3集团军拟在恩斯河上采取虚张声势的行动，一旦铁托有反应，第3集团军便跨越恩斯河，展开军事行动。

　　后来命令被突然取消，原因是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不愿让巴顿进入他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于是竭力阻止巴顿指挥此次行动。根本的原因是，同麦克阿瑟反对巴顿赴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一样，巴顿的鲁莽、不顾后果、性格倔强，以及“打耳光事件”的阴影，促使他们对巴顿采取了远而避之少惹是非的态度。

　　此时此刻，巴顿只好饮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

　　巴顿在两次参战无望的情况下，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勾起了他浓重的思乡之情。他决定返回家园休假，聊以排遣怅惘抑郁的心情。

　　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巴顿是位传奇将军，是位令人仰慕的、凯旋归来的英雄。返回祖国后，鲜花、彩带和欢呼的人群很快把他淹没了。在波士顿，起码有100万人排成长达25英里的队伍夹道欢迎巴顿将军。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所受的一切磨难和打击都得到了补偿。但很快，他就发现，由于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已经同美国的社会氛围很不协调，他好战的性格和已在美国流行的和平思潮发生了强烈碰撞。美国人民很快就开始冷落起他们刚刚狂热崇拜过的这位英雄来。

　　问题的起因在于巴顿在各地所作的演讲。熟悉他的人们都说：巴顿的嘴是不大听大脑使唤的。但是，在巴顿的演讲中，他总能展现出军人气度和英雄威武的姿态，给听众留下良好印象。有时巴顿也显得极为谦逊，在洛杉矶市政厅台阶上演讲时，他抚摩着胸前佩带的绶带说：“是勇士们赢得了勋章，只不过由我们佩带罢了。”说着就热泪盈眶，不能自己。但更多的时候，巴顿是以战时那种激昂颠狂的情绪来阐释他那杀气腾腾的思想和主张，是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地点发表不合时宜的讲话。在圣加夫列尔，在他祖父唐·贝尼托·威尔逊创立的救世主教堂，他先是率领学生大唱赞美诗，接着就发表激烈言辞敦促他们加强备战，继续保持高昂士气，放弃任何和平麻痹思想。这些强硬的言辞和凶悍的样子，好似一个好战分子在进行战争动员。他的话甚至比乔治·华盛顿在类似情况下发出号召时的措辞还要强烈。

　　在哈奇城的另一次演讲中，巴顿还深深触犯了烈士们的父亲。巴顿说：“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的人才算是英雄。相反，我倒认为在战场上送了命的人往往是大傻瓜。”这句不慎的话被美联社刊载出来以后，立即在各地引起轰动。巴顿又不得不出面向烈士的父母公开道歉，才算了结此事。因为此时此刻，饱受战争磨难的美国人民刚刚获得和平，人人渴望获得祥和富足的生活，巴顿的过激、不慎的谈话自然引起人们强烈不满。他多次受到牧师、知识分子，甚至“星条报”的批评。“圣战英雄”的形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巴顿的老毛病十分清楚，尤其在得知巴顿演讲有意造成西方国家和共产主义苏联之间矛盾后，愤怒异常，几乎一致怀疑巴顿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时尖锐警告他：“请你行为检点一些，闭上你的臭嘴。”

　　面对美国公众的抨击和老朋友毫无礼貌的质问与斥责，更由于自己的思想不为世人所理解，巴顿又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鉴于巴顿在美国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将军给他安排了一个驻巴伐利亚军事行政长官的职位，以使他缩短滞留美国的时间，同时也许是为了恢复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摆脱日益沉重的郁闷心情。也许艾森豪威尔是出于好心，但对巴顿来说，它却是一个十分厌恶和不适当的职位，正是这一职位毁了巴顿。


　　2. 勇猛有余、不讲政治的巴顿将军的悲剧性终结


　　巴顿毫无思想准备，就被送到他最不适应的职位上来，正如两年前在摩洛哥一样，但是由于这次是在德国，他将要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在卡萨布兰卡遇到的问题。

　　总的来讲，战后德国对新任行政长官来说，意味着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巴伐利亚是德国纳粹主义的诞生地，纳粹的败降必然会在这里留下一些棘手的问题。第二，行政长官必须同俄国人打交道，由于苏联在战争中的崛起，美苏已成为主宰战后世界格局的两极，而意识形态的不同必然导致两大强国的激烈冲突。这样，战后德国实际上已成为美苏关系的晴雨表。因此美国行政长官的职责是十分微妙的。

　　遗憾的是，巴顿平生只知道打仗，他只热衷于战争，而对管理工作十分陌生；政治问题，巴顿又是极少顾及，自然显得十分幼稚。果然不久，巴顿在德国任职时发生了许多致命的问题，从而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巴顿竟公然声称纳粹党和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并无多大区别，从而引起公众大哗。艾森豪威尔只得免去他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调他到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队——第15集团军任司令，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撰写战史。同年12月9日，巴顿决定返回美国并可能从此退休的前夕，因车祸负伤，被送到医院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