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联卫星带来的惊慌
艾森豪威尔熬过许多焦头烂额的秋天。1942年时，他陷入突尼斯的泥潭里；1943年他困在意大利；1944年碰上“西部壁垒”；1954年在秋季选举中，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1955年9月底，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1956年10月是苏伊士危机；1957年9月是轰动一时的小石城事件。
这些“灾难”，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已经是够受的了，可是令人丧气的事情还在不断地发生。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空间轨道。这一重大成就对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政府来说，完全是想象不到的重大打击。
纵观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的美国对外政策，除了反华之外，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便是积极反苏。他的对外政策包括：为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用巨额拨款进行破坏活动；开展心理战、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给予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移民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支持，并积极利用他们达到敌视社会主义的目的；加强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
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反俄心理战是政治斗争的最重要的战略部署。有人评价杜勒斯说，“杜勒斯在其对外政策上整整落伍一个世纪”。杜勒斯野心勃勃地致力于加速“冷战”升级，并不断导致新的危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来，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仅是世界上最富裕、最自由和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受教育最好、技术最先进的国家。问题在于，经常对美国成就进行吹嘘的人当中，没有几个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情况并不是正常的、独一无二的。这一切，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美国的盟国和敌人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而美国的工业却欣欣向荣。这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而不是美国人的品质或技能所带来的结果。比如，美国人总把发明原子弹当做美国的成就，而事实上，这是一项国际性的计划，是从欧洲各处来的反纳粹科学家们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宣称：美国武器，包括B—52在内，都该进博物馆了。尽管这句话过于武断，但苏联的人造卫星表明，苏联拥有比美国更优良的火箭和导弹却是不争的事实。
艾森豪威尔对人造卫星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召开一次国防部有关官员的会议，审查美国的导弹研制项目，并查找俄国在空间竞赛取胜的原因。在这次会议上，两位陆军军官提出，美国陆军本有一种火箭——“红石”可以在几个月前就将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把卫星计划交给海军的“先锋”计划，结果是海军没有成功。
10月8日，艾森豪威尔询问副国务卿夸尔斯，此情况是否属实。夸尔斯给了艾森豪威尔一个更加令他恼火的答案“红石”早在两年前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国防部偏要把地球卫星与军事的发展分开进行，以便强调卫星计划的和平性质。
如何才能亡羊补牢？艾森豪威尔苦苦思索着。到了今天，一切都陷入被动。
艾森豪威尔迅速指示有关官员，取消导弹研究部门超时工作的限制，并使“红石”纳入人造卫星的计划。
当然，民众对此事的反应是最为强烈的。记者对艾森豪威尔穷追不舍：“俄国发射了地球卫星，他们还说已经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而我们的国家却什么也没有。请问总统先生，我们对此准备怎么办？”
艾森豪威尔对此类的回答总是害怕三分。他往往首先表示不承认卫星和洲际导弹之间有什么联系，并答应在1958年年底之前，发射一颗美国地球卫星进入轨道。
“至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艾森豪威尔沉着地笑笑，“只不过证明了他们能够将一个物体投向相当远的距离，并不证明他们能击中目标。美国的导弹研究正在全速向前发展，而且美国在洲际弹道导弹竞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记者们接着提问：“那么俄国是否能利用地球卫星作为发射火箭的空间平台？”
“现在不会。”艾森豪威尔回答道。接着，他笑笑说，“突然间好像全部的美国人都成了科学家！”
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提问道：“总统先生，根据美国人民对您的军事知识和领导水平的极大的依赖，您现在是否在说，俄国的人造卫星绕着地球飞行的时候，您并不因此而更多地担心国家的安全？”
艾森豪威尔试图使紧张不安的公众平静下来。“这是一个全美国人民都在问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答道，“就人造卫星本身而言，这并不引起我的恐惧，一点也不。在此刻，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我看不出这一发展对我们国家安全有什么重大意义。”
2. 难堪的航天业
不管总统如何频繁地向全国保证，美国在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是如何如何遥遥领先，然而在美国，只要第一颗卫星还未送上轨道，美国人就不会相信总统的话。
1957年12月，众多的新闻记者，携着无数的摄影机、照相机赶至“先锋”火箭发射基地，准备把这一动人的伟大时刻记载下来。全国人民也欢欣鼓舞，兴奋异常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美国火箭”傲然刺入晴空的那一刹那的到来。
“五、四、三、二、一……点火！”
美国人民在一瞬间屏住呼吸，紧紧地盯着屏幕。然而，他们的心情从峰顶一下子跌到深渊——发射仅两秒钟，“先锋”火箭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直刷刷地刺入天空，而是颤抖了一下，迅速淹没到浓烟之中。接着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碎片带着火花四散裂开，形成一幅凄惨而美丽的景象。
人们都惊呆了。
解说员也一时语塞，呆呆地看着事故现场。镜头前浓烟滚滚。
原来，火箭在刚刚起飞之时起火，发生爆炸，并马上坠落地面，全部毁灭。这样的窘境，对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人的自豪心理，以及进行火箭研制的预算，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58年1月，诺兰告诫艾森豪威尔说，如果美国不很快将卫星送入轨道，那么预算上将“不可约束”。
竞选州长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出，每一项可以想象的计划，其中包括飞往月球，可以花费的钱的数量是不受限制的。1月16日，他对总统说，如果美国使用核爆炸的力量，可以将人造卫星发射到月球并返回，“这将是我们时代最显赫的成就”，洛克菲勒双目放光，信心十足地说道。
艾森豪威尔对此却半信半疑。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在目前情况下，我宁可有一枚完善的中程弹道导弹，而不要能够击中月亮——因为我们在月球上没有任何敌人！”
1月31日，在费尽了周折和努力之后，美国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轨道。然而，这颗卫星几乎和“先锋”一样地令人难堪，因为这颗命名为“探险者1号”的卫星，重量只有——31磅。
3月份，海军兴奋地说，他们终于使“先锋”号可以发射，但是送入轨道的卫星仅重31磅。要知道，俄国人在5月送上天的“人造卫星Ⅲ号”，重达3000磅！这使美国人汗颜不止。
艾森豪威尔对导弹和卫星的基本态度是，让各个军种发展它们自己的计划，并希望其中之一将获得突破性发展。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失败的。陆、海、空三军将领往往把国防部长抛在一边，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吵个不停，互相贬低别的军种的努力。
“一团糟，”艾森豪威尔气哼哼地说。
3. 赫鲁晓夫访美
1959年7月，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宣布：愿意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对这一主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利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通过与赫鲁晓夫对话进行其和平事业，所以他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1959年7月22日，赫鲁晓夫作了回答——他很高兴来作为期10天的访问。他说，有很多东西他想看看。但由于美国夏天天气炎热，因此他想在9月稍后一些时间进行这次访问。
艾森豪威尔宣布“赫鲁晓夫即将访美”的消息后，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冷战捍卫者”们的抗议和叫嚣。有人想把成吨的红色染料倾入哈得逊河，这样，当赫鲁晓夫进入纽约港时，这条河将是一条形象的“血河”。
甚至一向“呼吁和平”的记者们对此也抱着敌意态度。8月12日在葛底斯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您想让赫鲁晓夫在美国看些什么？”
艾森豪威尔微笑着回答说：“我想让他看到美国人居住的精致、小巧或朴实的房屋。另外，我想要他到我出生的小城去，亲眼看一看我艰苦劳动过的地方。”
赫鲁晓夫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礼物是一只模型——一架月球卫星Ⅱ的火箭推进器模型。赫鲁晓夫洋洋得意地解释说，月球卫星Ⅱ刚刚完成月球之旅。
按计划，赫鲁晓夫要乘坐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转转。在乘坐直升机时，赫鲁晓夫双唇紧闭，保持沉默，这使艾森豪威尔有种说不出的失望。
艾森豪威尔曾想让赫鲁晓夫看看所有中产阶级的豪华宅第，以及黄昏时从华盛顿川流不息地开出来赶往家中的汽车。赫鲁晓夫看了这些能够代表美国物质生活的东西后，一句话都没有说，甚至没有改变一下表情。
尽管赫鲁晓夫不愿讲出他美国之行的感受，他仍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媒介的头等焦点人物。他成为新闻记者报道的极好材料，而且全世界的记者都在记下他的一喜一怒，一言一行，他的即兴讲话，他的威胁姿态，他的奉承讨好，或是不指名的抨击。
在记者们的追问下，赫鲁晓夫谈了对他所见所闻的感想。他说：“我注意到美国人民似乎不喜欢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总想搬到别的地方去。而且所有这些住宅，比苏联的多家庭住房，在建筑、供暖、维修和四周的场地方面的费用更高。事实上，我对所有的浪费感到震惊。大量的汽车只说明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浪费。”
赫鲁晓夫于9月18日在联大的演说，使他成为全球瞩目的人物。他的这次讲演完全是即席的，他曾拍着口袋对艾森豪威尔说，“这里是我的讲稿，不过没有人会看到它。”
的确，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演讲中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这突然袭击不是别的，而是要求在以后4年内全部销毁一切武器——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而不规定任何监察或监督措施。如果西方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激进的解决办法，他愿意继续进行停顿了的禁止核试验问题的谈判。
最后，赫鲁晓夫心满意足地回到苏联。艾森豪威尔敦促大使今后要更多非正式拜会赫鲁晓夫，以增进美苏的关系。
4. 击落U—2事件
美国人有一种引以自豪的侦察飞机，那就是U—2飞机。情报界人士坚持要使用它收集苏随意情报。
在情报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艾森豪威尔批准使用U—2飞机，但是限于每月一次。他们认为，即使苏联人打下一架U—2飞机，他们也绝不会承认，那就不会对美国的声誉造成多大影响。
1960年4月9日，为了侦察俄国人新建的导弹发射场，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苏联军方用雷达跟踪这架侵犯其领空的飞机，并多次发射
“萨姆”地对空导弹，企图将其击落。但U—2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带回许多珍贵的照片。这一飞行给军队及艾森豪威尔增添了继续使用U—2飞机的信心——尽管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
5月1日，天气晴朗。当天早晨，在土耳其的阿达纳机场，中央情报局雇佣年轻的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架着一架U—2飞机飞往挪威的博德。他的飞行路线使他直接飞越苏联上空。
这天下午，艾森豪威尔正在为飞赴巴黎参加首脑会议作准备，古德帕斯特打电话给他：“总统先生，我们一架侦察飞机，在从土耳其的阿达纳基地起飞的一次定期飞行中逾期未归，可能失事。”
艾森豪威尔闻言一阵惊慌，但随即又冷静下来。他知道，如果飞机坠毁或被击落，驾驶员弗朗西斯·鲍尔斯不可能活命。此外，中央情报局曾信誓旦旦地向总统保证：“如果飞机坠落，它不是在空中就是在着陆时坠毁，因此，不会留下间谍活动的任何证据。机上装有自毁装置。”
然而，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艾森豪威尔，“自毁装置”必须由飞行员引爆，而且只装了两磅半炸药，不足以“摧毁”一架像U——2这样庞大的飞机；卷得很紧的而且几百英尺胶卷会在飞机坠毁或着火时保存下来——这样就给苏联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全部证据。
当然，艾森豪威尔认为飞行员鲍尔斯已经死去，他驾驶的U—2已烧成灰烬。他向古德帕斯特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后，便继续忙其他的事情去了。
第二天清晨，古德帕斯特来到白宫，向总统汇报说：“总统先生，据从中央情报局得到的消息，我昨天提到的U—2侦察机仍然下落不明。飞行员在深入俄国境内1300英里处报告发动机着火，此后再也听不到消息。根据飞机上的油量，他不可能仍在飞行。”
如果鲍尔斯不在空中，那他就是死了，他的飞机也坠毁了。艾森豪威尔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他皱着眉头对古德帕斯特说：“让赫鲁晓夫去走下一步吧。当然，他不采取任何措施最好。击落了一架U—2飞机，俄国人已经占了有利地位。如果赫鲁晓夫真诚地对待这次巴黎首脑会议，他会尽量淡化这件事，或者完全不去提它。”
然而，5月5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说，声称苏联打下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间谍飞机。赫鲁晓夫愤怒地谴责美国佬在他国家上空的“强盗飞行”和“侵略性挑衅”。
在这一篇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中，赫鲁晓夫说道，“美国挑选5月1日这个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最欢乐的日子，企图利用苏联放松警惕的机会，但是没有得逞。”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到首脑会议：“美国国内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直在采取最积极的措施来破坏首脑会议，或者至少阻碍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这次侵略行径是五角大楼的军国主义分子搞的吗？如果是美国军国主义为他们自身利益而采取这样的行动，世界舆论必须特别予以注意。”
最后，赫鲁晓夫指责艾森豪威尔不知道在他的政府中发生的事情。
艾森豪威尔恼火之极，因为这正与民主党正在进行的竞选活动遥相呼应，但他决定不作回答，也不作出任何解释。他可以立即反驳这一指责；也可以发表一个声明，承担全部责任，提出U—2飞机从没有未经他本人批准而起飞。
5月5日下午，艾森豪威尔返回华盛顿，批准了一项声明，随即由国家宇航局发表。
声明说：“从1956年以来，一直在执行国家宇航局研究高空气象状况计划的一架U—2飞机，从5月1日以来下落不明。当时驾驶员报告，他在飞越土耳其的凡湖上空时，发生氧气困难。据认为，该U—2飞机偏离航线，可能越过边界进入俄国。”
第二天，针对此声明，赫鲁晓夫公布了一张不甚清楚的坠毁飞机照片，说是鲍尔斯所驾驶的U—2飞机。然而，这不是一架U——2飞机，而是另一架飞机的残骸。其实，这是赫鲁晓夫设下的一个圈套，他要艾森豪威尔继续相信鲍尔斯已经死了，U——2飞机已经坠毁，因此，美国将坚持它所说的“气象研究”故事。
5月7日，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宣布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我们得到了飞机的残骸，而且我们也抓到飞行员。他活着，活蹦乱跳的。飞行员和飞机残骸都在莫斯科。”
赫鲁晓夫生动的叙述，对艾森豪威尔不啻于晴天霹雳，因为艾森豪威尔一下子成为编造卑鄙谎言的撒谎者了。当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大声嘲弄中央情报局时，苏联代表们发出了“可耻”、“强盗”的震天吼声。
这一“气象研究”声明写得如此拙劣，而且时机选择得不好，事情被这一声明弄得更糟了。
在以后的两天中，由于报纸的头号标题越来越吓人，羞辱变成了惊恐。5月10日，《时代》周刊报道说，“赫鲁晓夫警告要以火箭攻击美国间谍飞机所使用的基地”。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临时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正在将鲍尔斯交付审讯。你们知道，如果这种侵略活动继续进行，这可能导致战争。”
同时，艾森豪威尔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声明。他以坚定、有节制的语调，毫无遗憾之意地说道，“赫鲁晓夫对一架没有武装的非军用机的滑稽表演只能反映出一种对秘密的迷信。”
5月14日，艾森豪威尔飞赴巴黎，参加首脑会议。
会议开始了。本来，艾森豪威尔打算首先发言，对赫鲁晓夫的“谩骂”作些说明，然而，“刷”地一声，赫鲁晓夫涨红着脸站起来：“主席先生，我要求发言。”
会议的东道主戴高乐疑惑地看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戴高乐宣布：
“现在请赫鲁晓夫先生发言。”
赫鲁晓夫开始发表长篇言辞激烈的演说，对美国和艾森豪威尔提出质诘。出于激动和愤怒，他很快大喊大叫起来，会议厅顿时充满了他充满怒火的吼声。
戴高乐打断他的话，转身对苏联的译员说，“这间房子的音响效果极好，我们都能够听见部长会议主席的话。他没有必要提高自己的嗓门。”
苏联译员脸色苍白，转过脸去，开始结结巴巴地对赫鲁晓夫进行翻译。
戴高乐打断他，并示意他自己的译员进行翻译。法国译员毫不犹豫地把这句话译成俄语。赫鲁晓夫向戴高乐愤怒地瞪了一眼，于是压低声音继续发言。
很快，赫鲁晓夫又不能控制自己了，他指指他的头上，大声喊道：
“有人飞越我的头顶！……”
戴高乐再次打断他的话，说道：“要知道，也有人飞越我的头顶。”
“是吗？”赫鲁晓夫一脸狐疑，“是您的美国盟友吗？”
“是您。”戴高乐冷静地回答道。“昨天就在您离开莫斯科前，您为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而发射的那颗卫星，没有得到我的允许，飞越法国上空18次。我怎能知道您在卫星上没有照相机拍摄我们国家的照片？”
艾森豪威尔迎着戴高乐的目光，感谢地向他咧嘴笑笑。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双手高举过头说，“上帝给我作证，我的手是干净的。您难道以为我会做这样的事情？”
在这种吵吵嚷嚷的气氛中，首脑会议还没有开始就宣告结束。缓和、裁军，一切希望都成为泡影。艾森豪威尔情绪非常低落地回到美国。他只有8个月的任期，他再没有机会“朝着和平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