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中国之史学，始于《史记》。
后世修秦、汉史，无不以《史记》为据。
鲁迅曰《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于是自相矛盾显然。《史记》史乎？文学乎？若言《史记》是文学色彩一流的历史，问题仍在，因为“文学”之概念，不仅体现于辞藻应用水平，更体现于虚构能力；而“史”以掺杂虚构为大忌。
在鲁迅之前，尚无人用“文学”二字评价《史记》；对其评价，或也用到“文”字，但多是“文采”“文风”“文韵”之词；总之是修辞方面的欣赏，而这无关“史”之宗旨。
鲁迅一用“文学”二字，使原本“莫须有”之疑，成了挑明之惑——这是鲁迅没想到的。
偏偏，顾颉刚又发表了他的史论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之史，是“层累地造出的”——一个“造”字，史界为之大哗。这等于对《史记》也公开了自己的几分不以为然，致使对《史记》作出高度正面评价的鲁迅未免不快。
一曰“史家之绝唱”；一曰“造出的”——看法对立至极。
《史记》首先可视为史，这一点应予肯定。司马迁是严肃修史的史官，呕心沥血、索据煞费苦心，自己编造的成分几可说无。何况，老子曾任末周的朝廷“图书馆长”，周时的“官方”藏书虽遭春秋战国之兵燹，却有一部分流于民间，肯定被有心人所保存。周时既有官方图书馆，推断起来，当也必有记史制度，故民间史书资料在焉。后又经秦始皇所焚，但也只能尽量焚书，焚不掉的是民间及儒林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司马氏之史，多方收集民间口口相传之前人往事，以所能拥有的典籍相对照，本着去伪求真的态度予以整理，估计大体如实。而且，要么没有《史记》，有便只能是那么产生的《史记》。
但关于黄帝、炎帝及尧、舜、禹三帝的部分，史家向来以民间传说界定。民间传说与神话有别——神话必有神的出现；若言黄帝大战炎帝有神话色彩，出现在《史记》中的尧、舜、禹三帝则基本上是去神话色彩，仿佛现实中人的帝形象。当然，民间关于他们的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也不少，司马氏未记入史，证明他的修史观是没被误导的。
尧、舜、禹三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我是宁肯信其有的。却也觉得，不同程度地被文学化了。如记舜帝之为人民服务的躹躬尽瘁，言其“三绾湿发”而出门礼迎上访群众；言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使我有小说笔法之疑。“三”为实数，为什么不是一两次或四五次，而明确地记为“三”次呢？怎么就能证明肯定是“三”次呢？若仅记舜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帝，禹是一位治水劳模，这我倒很愿意信。但他们的美德都与“三”发生了实数关系，便容易存疑于世了。
似乎是从《史记》之后，“三”成了中国的一种文字现象，如“三省吾身”“三思而行”“三缄其口”“三长两短”“三言两语”“三姑六婆”“三五成群”“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在这样一些词句中，“三”是虚指，是形容。而在另外一些词句中，“三”又是实数，如《三字经》“三皇五帝”“三山五岳”“三纲五常”“三朝元老”“三打祝家庄”。
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数字，一种情况下是实数，一种情况下是形容，在阿拉伯数字的应用现象中是不会发生的——“3”就是“3”，不是“2.9”，也不是“3.1”。
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同样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应用效果更精准。倘继续以中文数字“三”来应用，中国的数字科学是无法发展的。
再回到“3”，许多别国避讳“3”，主要是宗教影响的原因——宇宙分三界：天堂、人间、地狱。地狱在“3”级，自然与一切不好之事相关联。而中国人每以“三”来形容，乃因“三”在虚指时，不多不少，能给人以似乎较实的可信印象。还因为，“三”是平舌音的字，与其他字组合时，说起来顺口，符合声律的抑扬顿挫。古代的中国人，在修辞方面甚重视声律。有这些实际的考虑，则不避许多别国所避的“3”了。
而在《史记》中，关于舜与禹，一个“三绾湿发”，一个“三过家门而不入”——形容耶？确指耶？若是确指，“三绾湿发”殊不可信，古人头发再长，洗一次也不会太久，何至于接连三次绾起湿发急着出门迎接“上访群众”？又是何人见证，何人记录的呢？若是形容，则莫如“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一类写法更使人不疑。“指鹿为马”也甚难令人相信——那得多二的皇帝，才有可能被忽悠成功呢？
“烽火戏诸侯”尤不可信——朝宫离烽火台不近，诸侯封地离烽火台更远，古代的急行军，不过是马上将军率领步行兵卒，再快也得小半天的时间啊，周幽王与褒姒，会在烽火台上待那么久吗？
最主要的是——商代是有考古之物可证的，而“夏”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至今没有足可采信的考古发现作为佐证。“夏”肯定非是子虚乌有的，否则不会突兀地产生出一个商王朝来。但“夏”究竟是较庞大的部落联盟，还是一个较有规模的王朝，此点至今尚无定论。
综上所述，像顾颉刚那种接受了西方现代的严谨的史学思想的人，以他的眼再来看中国的第一部经典史著，也就难免会发出“层累地造出”的不以为然的感慨了。
但我看《史记》，除了也有以上困惑和疑问，总体上是信其史实性的。我觉得，起码，“周”以后是相当可信的。特别是“世家”“列传”部分，文学元素甚少，所以几乎没有硬性的理由不信。
而且我觉得，全世界各国的古代史，都或多或少会掺入传说的部分，都不同程度也是难免地会有文学色彩。七分可信，三分文学，几是共性。而且，便可视为好的史著作了。不这么看，许多国家都会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陷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自寻烦恼。
中国的史，一向分为“正”“野”两类。正史为官方的，权威的。野史为民间的，由非史官的文人所著的。在民国前，任何一个朝代的官方史，都是绝不向民间公开的，也基本上是按皇家意思来记载的。某些关于古代史官违命秉笔直书的事迹，固然可敬，但属个例，绝非常规现象。而任何民间人物著野史，都是大罪。倘被举报，不但自己会掉脑袋，家族也将遭殃。
但文人们总是忍不住要给自己找件值得一做的事投入精力和心血。这种事一是编诗集文粹；二是编蒙学读物；三是修史。虽被视为“野史”，他们往往也是认认真真的。为了不罗大罪，采取本朝人修前朝史的策略。而前朝是本朝的历史敌人，记前朝的忠臣良将，本朝亦不限制——有如许多忠臣良将，还是被本朝所灭了，证明前朝的君主要么无能，要么是不折不扣的昏君暴主。而直接历数前朝的腐败、罪孽，则本朝乐见其成。故野史无一例外是记前朝的事，而且基本倾向是写前朝的该亡。不但史现象如此，文学戏剧现象亦然。如冯梦龙《醒世恒言》中，也收了一篇笔鞭金国天子海陵王渔色不止，鲜廉寡耻，践踏纲常的“纪实小说”——他是大明文人，那不犯法。
著野史的文人往往自谦其著为“史演义”，或“通俗史”——都是中国历史小说的前身。
如关于中国的“五代史”，文人所著就多之又多，因为“甚矣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有民国时的文人修《五代史演义》，在自序中“太息”而曰：“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力以欺凌人世”“元首如弈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野草，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欤人欤，何世变之亟，一至于此？”
身为民国文人而不虑前著甚多，其借古言今的动念，在自序中已表达得昭昭然。这样的书，对后人全面了解民国时期之国运，参考价值在焉。
以顾颉刚的眼来看，一概演义了的史，皆非真正的史著。但以更宽泛的文化视角来看，不唯《史记》，许多野史，未必不具有裨史的重要意义。
现如今之中国，史学发展成就巨大。分朝代的史，各方面的考证越来越翔实。顾氏那句“层累地造出”的名言，现在委实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