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苏联的有些卡通片与木偶片，常常令人觉得教育意义是很强的，意思是很好的，可是总感到想象力不够丰富，在看的时候，不大有奇趣横生之感。但这部木偶片《小梅的梦》，剧作者的想象力却很强，常常有令人意料不到的神来之笔。例如小木头人的脚坏了，就用两块三角板做撑脚的拐杖；它用一块布做降落伞而跳在水缸里；用撑杆跳高法跳上相架等等，都是很新奇有趣的想法。童话片如果拍得平平板板，尽管意思很好，我想总不能说是上乘之作。这部木偶片中间的一大段我以为是很成功的，尤其是飞入画中的一段，更是充分发挥了民族风格的想象。

　　匈牙利著名作家贝拉・巴拉兹（Bela Balazs）写过一部《电影理论――一种新艺术的性质与成长》的书，这书有英文译本，其中有许多精辟的独得之见。他在谈到观众与电影中事件相结合的时候曾说，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欧美人总是认为艺术品与观众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距离，但中国人却常常不是这样。他举了两个故事：一个中国画家画了一幅山水画，对画中景物越来越着迷，最后终于走进画中而消失了；又有一个中国读书人看一幅画，爱上96了画中的一个美丽少女，后来就走入画中和那少女结了婚，等他走出画后，画中少女的手臂里多了一个婴儿。

　　我国这种传说多得很，所谓“画里真真”，已成为一句成语。不但人可以走进画里，画里的人物还可以走到现实世界上来，如壁上画的龙点上眼睛就会破壁飞去，又如画上的钟馗能仗剑捉鬼，再如门上画的神荼、郁垒能驱赶邪魔等等。《小梅的梦》中那个小木头人儿坐了飞机飞进画中，确是很美的中国式想法。

　　相形之下，影片头上那一部分真人的演戏，反而似乎不如木偶那么真实自然。例如小梅问卖玩偶的老人道：“老伯伯，我可以买这个么？”我想小孩子是不会这样问的，或者是拿住了玩偶不忍释手，或者说：“妈，我要这个！”我另外还有一个意见，就是觉得影片的结束并不是最理想的。这部影片的主题是“爱护玩具”，那是一个极好的主题。要是童话大王安徒生来写这个主题，他会怎样写呢？我想他大概不会要玩具们排成“爱护玩具”四个大字，也不会要玩具们合唱一曲来教训小梅。或许，他会描写玩具们被虐待的痛苦，来强烈地激起小梅的忏悔；或许，他会描写玩具们在困境中勇敢的挣扎，使小梅感到有必须帮助它们的同情心。当然这只是我的瞎猜，但安徒生描写小锡兵的苦恼，描写玩偶们的内心世界，是如何的感动人啊！我一直以为，任何优美的艺术作品，主要的总是在感动人而不是在说服人！同样的，在同时放映的《新局长到来之前》那部影片里，小苏为了水泥要受雨水淋湿而难过得要哭，这使人强烈地憎恨那个吹牛拍马的牛科长，而最后张局长指着人教训一番（从镜头的角度和语气看来，显然就是在教训观众，使人颇不舒服），反而没有这个效果。

　　前几天看到消息，说“上影”又拍了几部有趣的木偶片，其中《胖嫂回娘家》、《金耳环与铁锄头》是彩色的，我们很希望能早些看到。一本电影杂志中特别提到一部木偶片《三个邻居》在拍摄时所遭遇到的困难。困难在于要拍一股浓烟的袅袅上升。要知道，拍木偶片是拍一格停一停的，把木偶的身体拨动一下，再拍一格，而袅袅上升的黑烟，谁也没法一格一格的控制它。工作人员感到极大的困难，试用了许多办法，一共拍了四次，结果总是不成。最后他们去请教老技师万古蟾先生，万先生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妙法，使这段“冒烟”拍得十分成功。

　　万氏四兄弟（籁鸣、古蟾、超尘、涤寰）是中国卡通片的创始人。籁鸣、古蟾两位是孪生兄弟，相貌一模一样，以前同在香港长城电影公司主持美术工作。有一次我和大万先生讨论《绝代佳人》影片的布景，谈了几个钟头，到下午又谈，他竟完全不接头，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是二万先生。凡是认识他两兄弟的，大概没一个不曾有过这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