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
如果说人们能够以几乎完全的确凿性来预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其规律的那些现象，如果说即使是它们尚未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到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以某种或然性，根据人类历史的结果来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应该被看成是一桩虚无飘缈的事业呢？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已知的或未知的）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最后，既然根据过去的经验而形成的意见，对于同一个层次的对象来说，乃是最聪明的人的行为的唯一准则，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哲学家把他们的猜测置于同样的基础之上呢？——只要他不把它们归之于超出观察的数目、恒定性和明确性所可能产生的确凿性之外的一种确凿性。
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所有的国家都将有一天会趋近于最启蒙的、最自由的、最摆脱了偏见的民族（例如像法国人和英裔美国人）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文明状态吗？把这些民族和屈服于君主之前的那些国家的奴役状态、非洲部落的野蛮状态以及野蛮人的愚昧状态分隔开来的那种广阔无垠的距离，会一点一点地消失吗？
在地球上有没有哪些国土，其居民是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而永远也不能享受自由、永远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呢？
在所有的开化了的民族中，在构成它们每一个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迄今为人所观察到的那种知识上的、手段上的或财富上的差别，以及被社会的最初进步所扩大了的、或者可以说是所造就了的那种不平等，——究竟它们是出自文明本身呢，抑或是出自社会艺术的现实缺陷呢？它们会不会持续不断地削弱，以便让位给那种事实上的平等、那种社会艺术的最终目标，那在缩小人们才能的天然差别的作用时，只能是容许对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有用的那样一种不平等继续存在，因为它将促使文明、教育和工业进步，而不会带来依附、屈辱或贫困；总而言之，人们是不是在趋向于那种状态？——在那里，人人都将掌握有必要的知识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导自己，保持它没有偏见，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良心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在那里，人人都能由于自己才能的发展而得到保障自己需求的可靠手段；最后在那里，愚蠢和悲惨将只不过是偶然的事，而不是社会一部分人的常态。
最后，人类是在改善他们自身吗？——无论是由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并且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在个人福祉和公共繁荣的手段方面的新发现；还是由于在行为原则与在实践道德的进步，或者是由于智力的、道德的以及体质的各种能力的真正完善化（这可能是增加这些能力的强度并指导这些能力的运用的种种工具的完善化的结果，或者甚至于是人类自然器官的完善化的结果）。
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我们将要在过去的经验中。在观察科学和文明迄今为止所做出的进步之中、在分析人类精神的进程及其能力的发展之中，发现有着最强而有力的动机可以相信：自然界对于我们的希望并没有布置下任何限度。
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全球的目前状态，我们首先就将看到在欧洲，法国宪法的原则已经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原则。我们将看到它们在这里传播得太广泛了、宣扬得太坚决了，以致于暴君们和教士们的努力已无法扼阻它们一点一点地深入到他们奴隶们的简陋木屋里去；而这些原则将很快地就在这里唤醒良知的残余和那种无声的愤懑，那是屈辱和恐怖的习惯办法所不可能使之窒息于被压迫者的灵魂之中的。
我们再浏览一下这些不同的国家，就将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哪些特殊的障碍是在反对这场革命的，或者有哪些倾向是有利于它的；我们将要区分这场革命可以由于他们政府那或许来得太迟的智慧而在和平地进行的那些国家，和这场革命由于受到抵抗而来得格外激烈以至把它们自己也卷进那些迅猛可怕的运动中去的另一些国家。
难道我们还能怀疑，欧洲各国的智慧或毫无意义的分裂正在协助它们殖民地的进步的那些缓慢的、但却确凿无误的作用，很快地就会造成新世界的独立吗？而且从此之后，欧洲的居民在那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的迅速增长，难道不会使仍然在占据着广大国土的那些野蛮民族文明化，或者甚至于不须征服就会使之消失吗？
让我们来检阅一下我们在非洲和亚洲的经营和建设历史吧；我们将看到我们对商业的垄断、我们的背信弃义、我们血腥地在鄙视另一种肤色或另一种信仰的人们；我们的肆无忌惮的篡夺、我们教士们横行霸道地使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一切摧残了我们知识的优越性和我们商业的优势最初所博得的那种敬意和好感。
但是这个时刻毫无疑问正在到来，那时我们将不再向他们仅仅表现为腐化分子和暴君，我们将变成他们的有用的工具或者是一般的解放者。
制糖业正在辽阔无垠的非洲建立起来，它将摧毁两个世纪以来腐蚀非洲并使非洲人口减少的那种可耻的掠夺。
在大不列颠，某些人道之友已经为此做出了范例；如果说英国的玛基亚维里主义的政府被迫不得不尊重公众的理性，而不敢加以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期待这一同样的精神，在改革了奴役的和有害的体制之后，也可以配得上一个人道的和慷慨的民族呢？难道法国就不会也赶上来模仿这种事业吗？——那是欧洲的慈善和正确被理解的利益这两者所同样强加的命令。在法属的岛屿、在圭亚那、在英属的某些领地，都已经在输入食物杂货了；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荷兰人以大量的背信弃义、暴行和罪孽所维持的那种垄断将要灭亡。欧洲各国终将会认识到，独家经营的公司只不过是加在他们身上的捐税，以便赋予他们的政府以一种暴政的新工具而已。
这时，把自己限于自由贸易的欧洲人对于自己固有的权利是太明白了而不会去作弄别的民族的权利的，他们将会着重他们迄今曾经是那么横加蹂躏的那种独立。他们的殖民地将不会再充斥着受政府保护的人——这些人利用某种地位或某种特权竟相以掠夺或欺诈聚集财富，以便回到欧洲去购买各种荣誉和头衔；而是将居住着勤劳的人们，他们将要在这些幸运的气候之下去追求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所没有找到的那种安乐和富裕。自由会把他们留在这里；野心不会把他们再召回去，强盗们的金库将会变成为公民们的殖民地，这些公民将在非洲、在亚洲传播欧洲的自由、知识和理性的原则和先例。对于给这些民族只是带来了可耻的迷信的僧侣们（并且他们还以一种新的统治在威胁着这些民族而激发了造反），——我们将看到取代他们的，乃是在这些民族中从事于传播对这些民族自身的幸福有用的真理、向这些民族阐明他们自身的利益与自身的权利的那些人们。对真理的热忱也是一种感情，它将把他们的努力带到遥远的国土上去，——一旦当它看到在自己的周围再没有粗暴的偏见要加以打击、再没有可耻的错误要加以消除的时候。
这些辽阔的国土上有着大量的民族，他们有的地方仿佛就只是在期待着接受我们的办法来使自己文明化，并在欧洲人中间找到自己的兄弟们来使自己变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学徒；又有的地方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君主或愚蠢不堪的征服者之下饱受奴役的民族，他们许多世纪以来都在召唤着解放者；另有的地方则几乎还是野蛮的部落，他们那气候的恶劣使他们远离着已经完善化了的文明的甜美，而那同一种恶劣又同样地推开了那些想要使他们认识到那种好处的人们；或者还有征服者的游牧部落，他们除了武力而外不懂得任何法律，除了抢劫而外不懂得任何行业。这后面两类民族的进步将更缓慢得多，并且伴随有更多的风暴；或许甚至随着他们将被文明民族所驱退，人数缩减得更少，他们终将不知不觉地消灭或者是消失在文明民族的内部。
我们将要表明，这些事件怎样地将不仅是欧洲进步之确凿无误的后果，而且也甚至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和北美共和国同时所具有的最现实的利益和对非洲与亚洲所能提供的商业的自由之确凿无误的后果；以及它们怎样地也应该必然地或者是由欧洲各国的新智慧、或者是由它们顽固地依附于自己重商主义的偏见而产生的。
我们将使人看到惟有一种办法，即鞑靼人从亚洲进行一场新侵略，才能够防止这场革命；而这种办法今后却是不可能的了。同时，一切都已准备好了这些东方大宗教的一场迅猛的衰颓，它们几乎到处都落到了那些在分享着教士们的堕落的人们之手，并且在许多国度里在有权有势者的眼中已经沦为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而已，而不再能威胁着要把人类理性禁闭在无望的奴隶制之中和一种永恒的幼稚状态之中。
这些民族的进程或许要比我们的更为迅猛而又更为确实，因为他们会从我们这里接受我们曾不得不要去发现的一切，并且为了要认识我们只能是经历了长期的错误之后才能达到的这些简单的真理、这些确凿的方法，他们只要能掌握我们的言论中和我们的书本中的那些发挥和证明就够了。如果说希腊人的进步已经被其他民族丧失了，那都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缺乏交往的缘故，那都是由于罗马人的暴政统治的缘故，它是人们所必须加以谴责的。但是当互相的需要已经使得所有的人彼此接近的时候，当最有威力的国家已经在各个社会和每个个人之间确立了平等并且对弱国的独立的尊重以及对愚昧和困苦的人道性已经被置诸于政治原则的行列之中的时候；当倾向于压制人类才能的力量的那些准则，将被促进人类的行动与精力的准则所取代的时候；难道那时候还能容许人怀疑，在大地上竟有某些地方是光明所不能触及的，或者是专制主义的跋扈竟对真理设置下了长期不可逾越的屏障的吗？
因而，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及其愚蠢而虚伪的工具，除了在历史之中和舞台之上而外就将不再存在；那时候除了惋惜他们的那些受难者和受骗者而外，除了由于恐惧他们的为所欲为而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有益的警惕而外，人们就将不再关怀它们；并且在理性的压力之下人们就学会了识别和扼止迷信和暴政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们胆敢一旦卷土重来的话。
在检阅社会的历史时，我们将有机会使人看到，在法律所认可的公民权利和公民所实际享有的权利这二者之间、在由政治体制所确立的平等和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平等这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的：我们将要使人注意到，这种差距乃是古代共和国中自由的沦亡，乃是困扰他们的那些风暴、把他们交忖给异族暴君之手的那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差距有三大原因：即财富的不平等，那些其自身的有保障的谋生手段可以传给家庭的人和那些其谋生手段有赖于自己生命（或者不如说，有赖于自己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生命）的时段长短的人双方状况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不平等。
因而，我们就必须表明，这三种实际的不平等应该不断地缩小而又并不消灭；因为它们有其自然的和必然的原因，要想消灭它们将会是荒谬的而又危险的事；而且我们甚至于不能试图使它们的作用全然消失而又不开辟更多的不平等的来源、而又不对人权带来更直接的和更致命的打击。
我们很容易证明，财富天然地就倾向于平等，而且它们过度的不成比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会迅速停止的，如果民法并没有确立人为的办法来延续它们和聚集它们的话；如果贸易自由与工业自由使得一切限制性的法律和一切税务的权利所给予既得的财富的优势都消失了的话；如果契约税、对契约自由所加的限制，它们所要服从的种种束缚性的规定以及要实行它们对种种必要的风险和花费，都并未阻止穷人的活动，也并未侵吞他们微薄的资本的话；如果公共行政根本就没有向某些人开辟对其他公民是封锁起来了的丰富的财源的话；如果已往时代所固有的偏见与贪婪精神绝未主宰婚姻的话；最后如果由于风尚的纯朴和体制的智慧，财富不再是满足虚荣或野心的手段。而同时一种没有被人很好理解的严厉性（它不再容许把金钱作为追求享受的一种手段）又不强迫人要保存已经一旦积累起来了的财富的话。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欧洲各个启蒙了的国家的目前人口和它们土地的广袤。让我们在他们的耕作和他们的工业所呈现的景象中来观察一下劳动与谋生手段的分配；于是我们便将看到要在同样的程度上保持这些谋生手段（而且由于其必然的后果）。要保持同样数量的人口乃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大多数的个人为了几乎完全供给自己的需要或自己家庭的需要，不再只靠自己的勤劳和他们运用资本所获得或所增殖的东西的话。而保持这两种财源的任何一种，都有赖于每个家长的生命、乃至健康。那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养老金，而且甚至于更有赖于机缘；于是在这种人与那种其财源根本不必冒同样风险的人之间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差距，后一种人的需要是由地租或是由几乎与自己的勤劳无关的资本的利润所提供的。
从而，这里就存在着不平等、依赖关系、乃至贫困的必然原因，它不停地在威胁着我们社会中人数最多而又最积极的那个阶级。
我们将要表明，人们本身在面对着这种机缘的时候，有可能把它大部分加以消灭，保障人到了老年会有由自己的节约所产生的、但由别人的节约所增大的接济，别人也在做同样的牺牲，却死于有需要采摘其果实之前的时刻；通过类似的补偿作用，妇女或儿童在丧失了自己的配偶或父亲的时刻，也可以以同样的代价得到同样的资助，无论是对于遭受夭折之苦的家庭而言，还是对其家长活得更长久的家庭而言；最后，也对自身达到劳动年龄并成立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了为发挥他们的勤劳所必要的资金的便利，他们以那些因淬然死亡而未能达到那个年龄的人为代价而在增长着。正是由于概率计算之应用于人的寿命、应用于投资，我们才有了对这些手段的观念，它们已经被人运用得很成功，但却永远未能以那样的广度、那种形式的多样化而使它们不仅仅是对某些个人、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群体真正有用，使它们把大量的家庭从那种周期性的毁灭、从那种使得腐化和贫困得以永远再生的根源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这些以社会权力的名义就可以组成、并可以成为它最大的福利之一的机构，也可以是私人组织的结果，它们将不会构成任何危险，只要是当这些机构所据以组成的那些原则将变得更加流行、而破坏大部分这些组织的各种错误将不再为人所惧怕的时候。
（我们将要阐明保证这种平等的其他办法，它们或者是防止信贷继续成为如此之毫无例外地全然附属于大财产的一种特权，却又赋给它们一种同样之坚固的基础，或者是工业的和商业活动的进步更进一步对大资本家的存在宣告独立；但使我们有赖于这些办法的，却仍然是概率计算的应用。〕
我们所能希望获得于教育平等的，——而那就应该足够了，——便是排除了一切被迫的或自愿的依附关系的教育。我们将要表明，在人类知识的目前状态下达到那一目标的简易办法，——哪怕是对那些只能对学习付出他们少数的最初几年并且在他们其余的一生中只能付出几个闲暇小时的人。我们将要使人看到，由于人们对知识本身和对教会它们的方法做出了很好的选择，他们就能够教给整个人民群众以每个人对家庭经济。对事务管理、对自己的勤劳与自己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对认识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权利和使用自己的权利、对受到有关自己义务的教育以便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而且对任何尊崇人性的高尚精微的情操都不会陌生、对绝不盲目依赖那些自己有必要不得不把操劳自己的事务和行使自己的权利都委托给他人的人。对自己要处于一种可以选择他人和监督他人的地位。对不再作那些以迷信的恐惧和虚幻的希望在折磨人生的流行错误的受骗者、对以自己的理性这一唯一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反对偏见、最后对避免江湖骗子的骗局（他们借口要使他致富、要医治他和挽救他而在陷害他的财产、他的健康、他的意见和他的良心的自由）等等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从此以后，同一个国度的居民就不再以他们所使用的是一种更粗俗的语言还是一种更高雅的语言来加以区分了，他们能够同等地以自己固有的知识来治理自己，他们不再局限于一种技术流程或一种职业常规的机械性的知识，他们无论是在细微的事务上还是在获得微小的教育上都不再有赖于以一种必然的优势在统治着他们的那些聪明人；由此便会造成一种真正的平等，因为知识和才智的差异不可能再在那些其情操、其观念、其语言使之可以彼此理解、其中某些人可能愿望被别人所教导但却决不需要被别人所领导的人们之间树立起一道屏障来，他们可能想要把治理他们这样一桩操心的事托付给最开明的人，但并不会被迫要以一种盲目的信任把它委之于那些人。
正是这时候，这种优越性哪怕是对那些并不享有它的人都变成了一种方便，它是为了他们、并不是为了反对他们而存在的。在其理解力没有得到培养的那些人们之间、甚至于在野蛮人之间的才能上的天然差异，就产生了骗子和受骗者、聪明人和容易上当的人；毫无疑问，同样的差异在教育真正普及了的民族中间也是存在的，但它只不过存在于启蒙了的人们和虽感到知识的价值但并不受它的炫惑的精神正直的人们之间，是在才智或天才和懂得欣赏他们和享用他们的常识之间；而且哪怕是这种差异来得更大，但如果我们单纯比较这些才能的强度和范围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比较它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在关系到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幸福方面）的作用的话，它就变得更加不容易为人察觉。
平等有这些不同的原因，它们并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在活动的，它们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支持，而且从它们的联合作用中就产生了一种更有力的、更确凿的、更长久的作用力。如果教育是更平等的话，它就会从而在勤奋中、也就由此而在财产中产生一种更大的平等；而财产的平等必然有助于教育的平等；同时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每个民族所确立的平等也在彼此之间有一种相互的影响。
终于，加以良好引导的教育就纠正了才能方面的天然不平等，而不是强化了它，正如良好的法律就弥补了谋生手段方面的天然不平等，正如在社会中各种制度就会带来的那种自由、平等，尽管也要服从一部经常的宪法，却比在野蛮人的独立状态中要更为广泛、更为完整。这时，社会的艺术就完成了它自己的目标，亦即保证和扩大人人都享有他们天生就受到召唤的那些共同权利这一目标。
这些进步所将得到的真正好处——我们对此可以表示一种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希望——其归宿就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完善化这一好处，因为随着各种各样的平等将会为人类确立更广泛的维持生活需要的手段。更普及的教育。更完整的自由，那种平等也将越发真确，它将越发接近于囊括真正关系到人类幸福的一切东西都在内。
因此，正是在检查这一完善化的进程和规律之中，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希望的范围和归宿。
没有人曾经想象过，人类的精神既能够穷尽自然界的一切事实，又能够穷尽测定与分析这些事实的精确性的最后手段，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全部关系和各种观念的全部可能的组合。单单是广度关系、单单是这一观念的各种组合、数量或广袤等等，就形成了一个过分庞大的体系，那是人类精神所永远不可能全部掌握的，即使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也永远都要比它所可能深入钻研的更加庞大得多而且始终也不可能为人所知。然而人们却能够相信，人永远只能认识他那智力的本性所能允许他达到的那一部分对象；他终于会遇到一个限度，这时他已经知道的那些对象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消耗了他全部的精力，所以一切新的进步对他就变得确实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随着种种事实的增多，人们也学会了对它们做出分类、把它们简约为更普遍的事实；同时用于观察它们、准确地测量它们的种种工具和方法就获得了新的精确性；随着人们认识了更大量的对象之间种种更复杂的关系，人们就学会了把它们简约为更广泛的关系并把它们纳入更简单的表达方式，把它们表现为种种形式，使人能掌握其更大的数量，哪怕自己所拥有的仍然只不过是同样的脑力而自己所运用的仍然只不过是同等的注意力；随着人类精神上升到各种更复杂的组合，更简单的公式就使得它们对于他们更加容易了；曾使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发现的、并且起初只能是有深刻思索能力的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真理，不久之后就被只不过是普遍的智力之内的各种方法所发展了并且证明了。假如导致各种新组合的方法被用尽了的话，假如把它们应用于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有超乎学者的时间或力量之外的劳动的话；那么更普遍的方法、更简单的手段立刻就会为天才们开辟新的用武之地。人类头脑的实际活力和范围将始终是同样不变的；但是他们所能使用的工具则会增多而且完善化，明确并固定他们观念的那种语言则会获得更大的准确性和更大的普遍性；在力学中，人们要增大力量就只能减低速度，——与此相反，指导天才们发现新真理的各种方法，是同等地在增加它那运作的力量和速度的。
最后，这些变化本身既然是对真理的详尽认识的进步之必然的后果，而且导致需要新的能力的原因既然同时就在产生着获得它们的办法；所以结果便是构成为观察。实验与计算的科学体系的各种真理的现实整体就会不断地增大，同时这同一个体系的各个部分就会不断地自我完善，而我们却可以假设人类才能的力量不变、活力不变、广度不变。
我们把这些普遍的想法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科学，就将对其中的每一种都得出这类连续不断完善化的范例，那将使人对我们所应期待的东西的确凿性不会再有任何疑问。我们将要特别指出被人们的偏见认为是最接近于枯竭了的那些科学，它们的进步是最有希望的而且是即将到来的。我们将要发展计算科学的最普遍的、最合乎哲学的应用会给一切人类知识的整个体系的广度。精确度和统一性所增添的一切东西。我们将要使人注意到，每一个国度的更普遍的教育在给予更大多数的人以可以鼓舞他们的基本知识和一种研究的兴趣以及在这上面所能做出进步的能力时，是怎样地增长了这些希望的；如果更普遍地易于使更多的人从事这些专业，那么，这些希望还将会何等地更加增大，因为事实上就在最开明的国度里，也几乎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的天赋有这些才能的人是接受了为发展它们所必需的教育的；这样，注定了要以自己的发现去开拓科学疆界的人，也就会以同一个比例而扩大。
我们将要表明，教育的平等与各个不同国家之间所应该奠定的平等，将会怎样地加速其进步有赖于在广阔的领域内反复进行大量观察的那些科学的进程；将会怎样地加速所有那些我们可以期待于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气象学的东西；最后还有，这些科学在其手段的薄弱（它却引导我们得出了那么多有用的、重要的真理）与人们尚可加以运用的那些手段的广度，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有怎样的比例失调。
我们将要阐明，在甚至于其发现乃是对单纯沉思的报偿的那些科学里，若能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它们，也会有促使它们进步的好处，那靠的是根本就不需要为发明者所必备的那种脑力，而只是自行呈现于单纯的思索面前的那些细节上的完善化。
如果我们过渡到其理论有赖于这些科学的各种技术，我们就将看到，应该是随着这种理论的进步而来的进步，是不应有其他的限制的；技术流程也可以接受科学方法同样的那种完善化、同样的那种简单化；工具、机器和操作越来越会增加人们的力量和技巧，同时也会增进产品的完美性和精确性并减少获得产品的必要时间和劳动；这时仍然在抗拒这些进步的障碍就将消失，人们就学会了预见和预防各种事故以及劳动的或习惯的或气候的危害性。
这时候越来越缩小的一块大地上就可以生产出具有更大效益和更高价值的产量来，更少的耗费就可以得到更广大的享受，同样劳动的产品就可以保证更少的原料损失，或变得更经久耐用。人们将会为每一片土壤选择那些回应于最大需求的生产；在能够满足同一种需求的各种生产之中，将会选择需要更少的劳动和更少的实际耗费而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那样一些。这样，对耗费的保全和节约的办法，并不需要有任何牺牲，就将随着再生产各种不同的材料、配备它们并把它们制成产品的技术的进步而到来。
这样，就不仅是同样的一块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而且每一个人都不必那么艰苦地从事劳动就能以更丰富多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并可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从这些勤劳与福祉的进步之中，在人们的才能以及他们的需要之间就得出了一种有利的比例，每个世代或者是由于这些进步。或者是由于保存了此前勤劳的产品，就都被召唤来参与日愈扩大的享受，而且从此以后由于人类体制的后果就形成了人口数量的增长；然则，难道就不会达到一个期限，那时候这些规律也同样地必然会要反对它自己吗？那时候，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他们生活手段的增长，由此就必然会造成假如不是福祉与人口的不断缩减的话，也是一场真正倒退的行程，至少是在好与坏之间的一种摇摆。社会到了那个时期，难道那种摇摆不会成为一种永远持续不断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周期性的）困苦不幸的原因吗？难道它不是标志着那个极限吗？——在那里，一切改善都已成为了不可能，而人类的可完善性在无数的世纪之后就会达到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加以超越的那个限度。
毫无疑问，不会有任何人看不到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还是何等之遥远；但是我们难道不会有一天到达那里吗？我们同等地不可能宣告一桩事件的未来现实性是正是反，——那桩事件是只能在人类已经必然地获得了我们对之几乎还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的那些知识的那个时代里才会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又有谁敢于猜测把元素转化为适合于我们之用的各种物质，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假设这个期限终于会来临，从中也不会得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的，无论是就人类的幸福而言，还是就其无限的可完善性而言；如果我们假设在那个时候以前理性的进步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保持并驾齐驱，而且迷信所具有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偏见已经停止了对道德去宣扬一种不是净化它和提高它。而是要腐蚀它和贬低它的严酷性，那么这时人们就会懂得，如果他们对尚未存在的人们有义务的话，那义务就不在于给他们以生存而在于给他们以幸福；那义务是以人类的或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和他们所附属的那个家庭的普遍福祉为目的的，而不是以要把大地上布满了无用而不幸的人们那种幼稚的想法为目的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可能积累就要有一个限度，并且从而最大可能的人口也要有一个限度，而又并不造成人口的夭折（假如是那样的话，对于一部分已经获得了生命的人就太违反自然和社会的繁荣了）。
既然对形而上学、道德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的发现（或者不如说，确切的分析）还是最近的事，而且那又先要有大量有关真理细节的知识，所以它们就此已经达到了它们最终限度的这一偏见就是很容易成立的；人们设想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粗暴的错误要推翻，再也没有什么基本的真理要奠定了。
但是很容易看出，对人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分析还是多么地不完备；对他的义务的知识，——那假设了他的行为对他同胞的福祉、对他是其中的一员的那个社会的影响的认识，——还可以怎样地由于对那种影响更明确的、更深入的和更精密的观察而得到扩大；为了要确切地认识人的个人权利的范围以及社会状态所赋予每个人对人人的权利，还留下有多少问题是有待解决的、有多少社会关系是有待考察的。迄今为止，我们甚至于是已经以某种精确性肯定了这些权利的限度吗？——无论是在战争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之间的权利，或是在混乱与割据的时期那些社会对自己成员的权利，或是在一种自由而原始的形态的情况下或在一种已成为必要的分裂的情况下那些自发地相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过渡到应该是指导着这些原则的应用并成为社会艺术的基础的那种理论，难道我们看不到有必要达到一种精确程度，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以其绝对的普遍性而为人所接受的吗？是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可以以正义、或是以一种已被证明的和被公认的效益性而并不是以所谓政治权宜的那类朦胧的、不确定的、随心所欲的观点，作为一切法律意向的基础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规定了精确的准则，可以有把握在平等与自然权利的普遍原则会受人尊重的而为数又几乎是无限之多的各种可能组合之中，选择出来了最能确保这些权利并容许它们的行使和享用有着最大的范围，最能确保个人的安宁与福祉和国家的强大、和平与繁荣的那类组合呢？
组合和概率的计算之应用于同样的这些科学，就向我们许诺了更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支持这些结果的事实，很可以是未加计算的，而一经观察之后就把人引向普遍的真理，就教给人某某原因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有利；然而，假如这些事实既不能加以计算，又不能加以衡量，假如这些效果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测定，那么这时我们就无法认识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好坏如何了；而且假如好坏双方大体平衡而互补，假如双方差别不大，我们便甚至无法多少肯定地宣称天平会倾斜到哪一边。不应用计算，我们往往就不可能多少确定地在两种都是为了获得同一个目的而形成的组合——而它们所表现出的优点又都不是显然可见地不成比例——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没有同样的这种帮助，这些科学便缺乏精密的工具足以把握转瞬即逝的真理，便缺乏可靠的机械足以达到埋藏着它们一部分财富的矿藏的深处，便会始终都是粗糙的和有限的。
然而这种应用，尽管有着某些几何学家的可庆幸的努力，却可以说还仍然只不过是它那最初的成分；它会向未来的世代开辟一个同样是取之不尽的知识来源，正如计算科学本身、正如人们可以纳入其中的组合、关系与事实的数目是一样地多。
这些科学还有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进步，那就是使它们那仍然是如此之模糊和如此之暖昧的语言得以完善化。而正是由于这种完善化，它们才可能有条件变得真正大众化，哪怕是以它们那些原始的成分。天才们战胜科学语言的不确切性，也像战胜其他的障碍一样；尽管有陌生的面具在掩盖着或伪装着真理，天才们却认识真理；但是那些只能给自己的教育以一小点时间的人，假如那些最简单的概念是被不确切的语言所歪曲了的话，又怎么能够获得并保持那些概念呢？他们所能搜集和组合的观念越少，则它们就越有必要是正确的、是严密的；他们在自己固有的智力里找不到一种真理体系能使自己抵御错误，而他们的精神也没有被长期的操作所强化或精炼，所以就把握不住通过一种不完备的而又不合文法的语言的种种暧昧和模棱所透露出来的微弱的光芒。
人类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道德情操的本性和发展，将不能使自己懂得道德的原则，将不能使自己懂得以自己的行为与之相符合的那些天然动机，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的利益，无论在作为个人的、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而又不在道德实践上也做出像是在科学本身上那些同样真实的进步。被错误理解的利益，难道不正是违反普遍福祉的各种行为的最常见的原因吗？情绪冲动，难道往往不正是人们由于计算错误或对抵制自己原来的行动、平息它们、转移它们、指导它们的行为的各种手段的无知而投身于其中的习惯所形成的效果吗？
习惯于反省自身的行为并在这上面请教和倾诉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习惯于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合为一体的那种美好的情操，——难道这些习惯不正是研究引导得良好的道德。研究社会公约的条件之下的一种更大的平等之必然的结果吗？这种属于一个自由人自身尊严的良心、一种以对我们的道德构成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教育，——难道它们不正是使得几乎人人都在共享着严格而纯洁的正义的那些原则的、以及活跃的而又启蒙了的善意和精致而又慷慨的感性的那些习惯的运动吗？自然界把它的科学置之于每个人的心中，而它们仅只有待于知识和自由的美妙的影响，便可以发展。正犹如数理科学能使我们用于我们最简单的需求的那些技术得以完善化一样，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进步对于引导着我们的情操和我们的行动的那些动机所起的同样作用，难道不也是同等地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吗？
法律和公共体制的完善化，作为这些科学进步的结果，其作用不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共同利益趋近于、认同于全体的公共利益吗？社会艺术的目标，难道不就是要扫除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对力量吗？其宪法和法律最密切地符合理性的和自然界的愿望的国度，难道不就是其德行的发挥将是最轻而易举，而使它脱离德行的那些诱惑又是最罕见的而又最软弱无力的那个国度吗？
有什么恶劣的习惯和违反良好信仰的做法、甚至于有什么罪行，是我们不能够从我们观察到做出了那种习惯、那种做法或那种罪行的那个国度的立法之中、制度之中和偏见之中揭示出其根源及其最初的原因来的呢？
还有，随着有用的技术的进步（依靠于一种健全的理论）而来的福祉，或者是随着以政治科学的真理为基础的一种正直的立法之进步而来的福祉，难道不正是在使人类趋向人道、趋向仁爱、趋向正义吗？
总之，我们所提出要在本书中展开的这些观察，难道不都在证明由人类的构成所必然产生的人类的道德善良，正像所有其他的才能一样，是能够无限地完善化的，而且自然界不是以一条解不开的链锁把真理、幸福和德行都联系在一起的吗？
在人类精神的种种进步之中，我们应该把彻底扫除偏见——它在两性之间奠定了一种权利上的不平等，那甚至于对它所垂青的那一方，也是致命的，——当作是对普遍的幸福最关重要的。人们徒劳无益地在寻找各种动机，以他们生理机能的不同井以人们要在他们智力大小上、在他们道德感受力上所发现的不同来论证这一点。这种不平等除了力量的滥用而外，再没有别的根源，而后来人们力图以种种诡辩来辩解它，都不过是枉然。
我们将要表明，扫除被这些偏见所认可的种种习俗、所规订的种种法律，可以怎样地有助于增进家庭的幸福、有助于使得成为其他一切德行的最初基础的家内德行可以普及，有助于促进教育的进步，而尤其是使得教育真正普及，无论是因为人们以更大的平等把教育扩大到两性，还是因为没有家庭中母亲们的协助，教育即使对男人们也不可能变得普及。这种对公正和善意终于是姗姗来迟的臣服礼，难道不正是由于消除了一种对立——由于消除了最活跃的、最难以压抑的自然倾向与人类义务或社会利益双方之间的如此之危险的一种对立，——便从而中断了种种不正义、残酷和罪行的一个异常之丰富的根源了吗？最后，它难道不是产生了迄今为止一直只不过是一幕海市蜃楼的那种甜美而纯洁的民族风尚吗？——这些风尚不是由足以骄人的艰苦、伪善的外表或是由害怕受侮辱或宗教的恐怖所强加于人的节制而形成的，而是由被自然所鼓舞的、被理性所认可的自由缔约的习惯而形成的。
启蒙了的人民在恢复自己有处置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的权利时，就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把战争看成是最致命的灾难，是最大的罪行。人们将看到，首先消失的是国家主权的篡权者为着自封的世袭权利而驱使人民去参加的那些战争。
各族人民将会懂得，他们不可能变成为征服者而不丧失自己的自由；他们将会懂得永久的联盟乃是维护自己独立的唯一办法，而且他们应该追求的乃是安全而不是威力。商业的偏见将会一点一点地消失；一种虚假的商业利益将会输光足以使大地血流成河并使他们在发财致富的借口之下可以毁灭各个国家的那种可怕的力量。随着各族人民在政治的和道德的原则之中终将互相接近，随着每一族人民为了其自身的好处终将号召外国人来更加平等地分享他们所得之于自然界或得之于自己的勤劳的财富，所有那些产生、毒化和延长民族仇恨的原因都会一点一点地消逝；它们将不会再向好战的狂热提供任何养料或借口。
比这些有关永久和平的规划组合得更好的各种体制，曾经占据了某些哲学家的闲暇并慰藉了他们的灵魂，它们将会加速各国之间那种友爱的进步；而各族人民之间的战争，就会像谋杀一样，将被列入于特殊的邪恶，它们是玷污和违反自然的，它们给国家打上了长期耻辱的烙印，它们败坏了那个世纪的编年史。
谈到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美术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他们作品之中必须区别什么是真正属于艺术的进步的，什么仅只是有赖于艺术家本人的才能的。我们在这里将要指出艺术所仍然应该期待着的进步，无论是哲学的和科学的进步，还是对于这些艺术自身的对象。效果和手段的更多的、更深刻的观察的进步，或是在清除局限了艺术的范围并把艺术仍然束缚在已被科学和哲学所砸烂了的那种权威的羁轭之下的种种偏见方面的进步。我们将要考察，那些手段是否像是有人所相信的，已经是用尽了；因为最崇高或最感动人的美都已经被人掌握了，最幸运的题材都已经被人处理过了，最单纯的而最惊心动魄的组合方式都已经被人运用过了，最慷慨激昂的、最恢宏大度的人物都已经被描写过了，最活跃的感情、对它们的最自然或最真实的表现、最扣人心弦的真理、最辉煌的形象都已经被放进作品之中了，所以不管我们设想它们的手段有着怎样的丰富性，艺术都被注定了是要沦于模仿前人典范的那种永恒的单调状态的。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这种见解只不过由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习惯于评价人物而不是欣赏作品所产生的一种偏见；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如果说人们丧失了由于比较各个不同的世纪和国度的作品和由于赞美刺激了天才们的努力与成功而产生的那种反思的乐趣，那么这些被考虑的作品本身所给予人们的享受却应该是照样活泼泼的，哪怕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些作品的人们已经不大配得上被抬高到那种完美的境地了。随着这些真正值得保存的作品的数目在增多并变得更加完美，每个世代都要把自己的好奇心和敬慕心放在那些值得偏爱的作品之上，而其他的作品就会不知不觉地被人遗忘的；对这些更单纯的、更动人的、被前人已经掌握了的美的享受，其存在对于后代也不会减少，尽管它们只是在更为现代的作品中才会被人发现。
科学的进步保证了教育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技术的进步本身随后又加快了科学的进步；这种其作用是日新又新的交相影响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跃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中的。今天，一个青年离开学校时所懂得的数学，就超过了牛顿以深入的研究所学到的或者以其天才所发现的一切，他懂得怎样以一种前所未知的轻松愉快来操作计算工具。同样的观察也可以多少不等地适用于所有的科学。随着每一种科学都在提高，把大量真理的种种证明收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并使之容易理解的各种办法，也同等地将会完善化。于是，尽管科学有着种种新的进步，具有同等天分的人们不仅发现自己在他们生活的那同一个时代里都处于科学现状的那同一个水平上；而且对每一个世代来说，凡是人们以同样的脑力、同样的注意力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所能学到的东西，都必然地会增多，而且人人都可能获得的每一门科学的基础部分都在变得越来越扩大，它将以一种完备的方式囊括每个人为了在共同生活中指导自己。为了以一种更完整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所可能必须知道的一切。
在政治科学中，有一类真理，特别是在自由的人民（也就是说，在各个民族的某些世代）中间，除非是普遍地为人所认识和认可之后，否则是不可能有用的。因此，这些科学对于国家的自由与繁荣的进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用由于基础教育的作用而成为了人人精神所共有的那些真理的数量来加以衡量；因此，这一基础教育之不断增长着的进步，其本身就与这些科学的必然进步相联系着而向我们保证了人类命运的改善，——那可以看作是无限的，因为它除了这些进步本身的限制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
现在我们还要谈两种普遍的方式，它们同时既影响到教育技术的完善化，也影响到科学的完善化：一种是更广泛地和更完美地运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方法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建立一套普遍的语言。
我所称为的技术方法，是指把大量的对象结合在一种整体安排之下的技术，它使人一眼就看到其中的关系、迅速地就把握其中的组合并更容易地就形成了新的组合。
我们将要发展这些原则，我们将使人感觉到这种技术的效用，它还处于自己的襁褓时期；并且它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还能够提供在一张小小的史表之内就收集到往往是一部大书都难以使人如此之迅速就很好地加以理解的东西的那种便利，或是更为可贵地把许多孤立的事实都呈现在更适宜于从中推导出普遍结果来的那种格局之中的办法。我们将要阐明，靠了少数这类很容易学会其用法的史表的帮助，那些未能把自己提高到最初等的教育之上足以使自己能认识日常生活的有用细节的人，当他们体验到有此需要的时候，是怎样地可以随意就发现它们；以及运用同样的这些方法在初等教育所建立的一切部门中是怎样地能够促进初等教育，或是在对真理的系统安排方面，或是在一系列的观察与事实方面。
一种普遍的语言是指以符号来表达的语言，它或者是真实的对象，或者是由简单而普遍的观念所构成并表现为同样的、或在所有的人的理解中可能都同样形成的那些明确被规定的集合体，以及或者是这些观念之间的普遍关系、人类精神的运作和每一门科学所固有的运作或技术流程。从而，凡是认识这些符号、它们的组合方法以及它们形成的规律的人，都会懂得这种语言所写的是什么，并且会同样轻而易举地以各个国度所共同的语言来表达它们。
我们看到这种语言可以用来阐述或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或是一种技术的规则，可以用来说明一种新的经验或观察，一种操作的发明。一种真理或一种方法的发现；就像是代数学那样，当它不得不采用新的符号时，那些已知的符号就会给出解释它们价值的办法。
这样的一种语言，就没有那种与通常语言不同的科学惯用语的不便。我们已经注意到，那种惯用语的使用必然要把社会划分成两个不平等的阶级：一个阶级是由认识那种语言而掌握了所有各种科学的钥匙的人们所组成，另一个阶级则由未能学会它而发现自己几乎绝对不可能获得知识的人们所组成。相反地，普遍的语言在这里就像代数学的语言一样，是和科学自身一起学到的；人们是在认识符号所指示的对象。观念和操作的同时，就认识了符号的。凡是已经学会了一门科学的要素的人，都想要向前深入，他们会在书籍里发现不仅有靠着他已经认识了其价值的那些符号的帮助而可能理解的真理，而且还有人们为了上升到其他的真理所需要的对各种新符号的解释。
我们将要表明，这样一种语言的构成，——假如它把自己仅限于表达简单确切的命题，作为构成一种科学体系的或技术实践的命题，——决不会是一种虚无飘缈的观念，而且甚至于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推行到大量的对象上去；真正妨碍了把它扩大到其他上面去的障碍倒是那种有点令人感到羞愧的必要性，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具有的、为我们的精神所很好接受的精确的观念、明确规定的概念又是何其稀少。
我们将要指出，它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并且每天都在获得更大的领域的同时，会对包含人类全部的智慧的一切对象都带来一种严谨性和精确性，那会使得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容易，使得错误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那时候，每一门科学的进程就会有着数学的进程那种确切性，而构成它那体系的命题就会有着几何学的全部确凿性，也就是说，自然界对它们的对象和它们的方法所能允许的全部确凿性。
所有这些使人类得以完善化的原因、所有保证这一点的办法，由于它们的本性，就应该是永远在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并且是在获得一种永远是在扩大着的领域。
我们已经阐明了对这一点的证明，它将在作品本身之中由于自己的发展而得到更大的力量；因而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出结论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然而直迄现在，我们还只把它设想为是同样不变的天赋才能和同样不变的组成。他那些希望的确凿性和领域将会是何其之大，——假如我们可以相信这些天赋才能的本身、这些人体组成也能够得到改进的话。而这就是要留给我们加以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植物或动物物种的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者退化，可以看作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的规律。
这条规律也扩展到人类；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怀疑：保护性医疗的进步、采用更健康的饮食和居室、通过锻炼发展体力但又不因过度以致损伤体力的那种生活方式、最后还有清除两种最活跃的退化原因，即贫困与过分的财富，——这些对于人类将会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将会保证他们更持久的健康和更茁壮的体质。人们会感到，预防性医学的进步会由于理性与社会秩序的进步而变得更为有效，将会终于消灭遗传病和传染病以及那些起源于气候、食物或劳动性质的一般疾病。将会不难证明，这种希望也应该延伸到几乎所有其他的疾病，看来人们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认识到它们的远因。现在就设想人类的这种完善化应该看作是有着无限进步的可能的，设想有一个时候会到来，那时候死亡只不过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结果，而且生与死的中间值的期限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这难道会是荒谬的吗？毫无疑问，人是不会永远不死的；但是在他开始生存的那一瞬间和他没有疾病、没有意外而自然而然地经历到难以生存下去的那个大家所共有的时刻这两者之间的那段距离，难道不是能够不断地扩大的吗？既然我们这里是在谈可以用数量的或线性的精确性来表示的进步，所以现在就是时候，适宜于我们来发挥无限一同为人所接受的这两种意义了。
事实上，这一生命的平均长度——它应该是随着我们深入到未来而不停地在加大——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在增加，即它连续不断地趋近于一个没有限制的范围而永远不可能达到那里；或者也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即那同一个长度在无数的世纪之中可以获得一个比任何事先所曾指定其限度的固定数量都要更大的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中，那种增加在更为绝对的意义上实际上就是无限的，因为并不存在一条那种增加在其限度之内就必须停止下来的边界。
在前一种情况中，假如我们无法规定那种增加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而又永远在趋近着的那个终端，那么它们对我们而言就仍然是无限的；尤其是假如我们仅只知道那种增加是决不会停顿的，而我们却甚至于不知道在这两种意义的哪一种上，无限一词是可以用之于它们的。而这就恰好是我们目前对人类可完善性的认识的终端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的那种意义。
因此，在我们此处所考虑的例子中，我们就应该相信人类寿命这一平均长度是可以不断增加的，假如没有受到物质方面革命的反对的话；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所永远不会逾越的那个终点是什么；我们甚至于也不知道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否曾确定了它有一个不可能超过的终点。
但是体质的才能、力量、机敏、感官的精细——这些是不是也属于个体的完善化所可能遗传的那些品质之列呢？对家畜的不同品种的观察使得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也可以由于对人类直接进行观察而加以证实。
最后，我们难道不能把这些同样的希望扩展到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上面来吗？我们的父母把他们身上的各种优点和劣点都遗传给了我们，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既有我们身体的显著特征，也有我们某些生理爱好的倾向，——难道他们不可能同样地遗传给我们为智力、脑力、灵魂的精力或道德感受性所依赖的那部分的体质结构吗？难道教育在完善化这些品质时，就不可能也影响到那同一种体质结构、改造它们并完善它们吗？类比并分析人类才能的、甚至于还有某些事实的发展，似乎都证明了这类猜测的真实性，它将会进一步开拓我们希望的界限。
这些便是我们结束对最后这个时代的考察的问题。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它的这份史表对于哲学家是怎样地呈现出仍然被错误、罪行和不公所污染——而哲学家又往往是它们的受害者——的大地之上的一副令人慰藉的景象啊！正是在观照这幅史表之中，他就接受了他为理性的进步、为保卫自由所做的努力的奖赏。这时候，他就敢于把它们和人类命运的永恒枷锁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就找到了对德行的真正补赎和做出了一桩持久的好事的快乐，那是命运以一种要使偏见和奴役卷土重来而致人于死命的抵销行动再也摧残不了的。这种观照对于哲学家乃是一个隐蔽所，在那里面对他的迫害者的回忆是无法跟踪他的，在那里他在思想上和恢复了自己天赋的权利和尊严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他遗忘了那些被贪婪、恐惧或忌妒所折磨和腐蚀着的人们；正是在这里他才真正地和他类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堂里，这个天堂是他的理性懂得怎样为自己创造的，而且是他对人道的热爱以最纯洁的欢乐精工细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