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从传统“泛文学观”走向现代“纯文学观”的重要成果，便是原先长期被忽视的小说戏剧地位的不断提高，然后逐步与诗歌、散文一同定位为中国文学的四大文体。而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3）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则以早期新体文学史的方式确认了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发展曲线上彼此并不同步，戏剧的鼎盛时代是在元代，而小说的鼎盛时代是在明清时期。所以就明清小说戏剧地位与成就而言，是小说盛于戏剧，与此相契合的两种文体的总体研究格局也是如此。本文将以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为三大关键节点，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独立、复兴与自觉“三段论”中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演变历程，然后重点就文献整理、经典诠释、理论研究与文学史撰写四大板块对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主要成就加以简要总结，最后归结于学术史的反思与展望，并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
在1949年建国以来的七十年间，正与新中国成立、进入新时期与新世纪三个关键节点相契合，中国古代文学先后经历了学科独立、复兴与自觉的三个历史阶段，同时对明清小说戏剧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种划时代的新学术传统即当代学术传统由此拉开了序幕。就在建国不久后的50年代前期发生的两件大事，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是1951年前后“中国文学”的古今分科与“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设置。从历史逻辑的维度看，这是“五四”时期新旧文学之争的延续及其在学科设置中的反映，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深受苏联高校专业精细化分科影响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学科大调整。由于“中国文学”学科划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两个学科，原先通行的“中国新文学”便逐步被“中国现代文学”所取代，而将此前的中国文学全部归结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明清文学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二是1954年至1955年对俞平伯、胡适唯心主义学术的批判。从1954年李希凡、蓝翎先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第9期）、《评〈红楼梦研究〉》（《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0日）重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主观唯心论观点和方法，到1955年进而溯源至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与方法论而开展学术批判，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当代学术传统，以及社会学—政治学批评范式的主流地位。尽管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论文是个案，但因其以《红楼梦》经典研究为突破口，所以对于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研究产生了直接与巨大的影响，不仅由此引发了持续的红学热，而且推及于包括明清小说戏剧在内的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如果说第一件大事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走向独立，那么第二件大事则标志着当代社会学—政治学批评范式的正式确立，在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上，具有破旧立新、范式重建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复兴开始于1978年，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之年，所以常常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指称相并用。就在新时期走向改革开放之初，得益于理论界思想大解放的有力推动，伴随着对建国以来三十年学术研究的反思，包括明清小说戏剧在内的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同时面临着学术“矫正”与“转型”的双重使命，如果说“矫正”重在“破”，是面向历史的扬弃，那么“转型”则重在“立”，是面向未来的重建。这一由“破”而“立”双重合力的作用，即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复兴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由此可见，新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面复兴以及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牢固建立在拨乱反正、学术复兴基础之上的。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古代文学研究先后经历了美学热、新方法热与文化热的三“热”，以及“重写文学史”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与百年反思大讨论的三“论”，明清小说戏剧研究在此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勃兴于80年代初的美学热在明清小说研究中的代表作，即是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此书以《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评点为专题，通过对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小说批评理论以及梁启超小说美学的理论梳理与总结，充分揭示了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体系性，在明清小说研究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然后迅速由小说推广至其他文体及其经典作品的美学研究，其中《红楼梦》因其自身代表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最高水平和建国以来研究者对其独特的爱好，也同样在美学思想研究中独占鳌头。从美学热依次延伸到新方法热与文化热的三“热”，总体格局大致如此，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既成为各种新方法的实验场，也成为文化批评的重要范本。
至于在“重写文学史”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与百年反思大讨论的三“论”中，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在这三“论”的学理层面，都已超越于明清断代文学以及小说、戏剧文体之上，所以更多的是从明清小说、戏剧甚至特定经典作家作品上升至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理层面，或者与此相反，由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理层面落实于明清小说、戏剧以及特定经典作家作品。就其中的世纪反思大讨论来看，从对整个古代文学，到对通代小说戏剧文学、明清断代文学包含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学术反思，再到以明清小说戏剧为对象以及以小说戏剧经典为范本之研究的学术反思，大体分为五个级次而展开。新世纪始于2001年，因为此前有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的世纪反思的铺垫与推动，而且世纪反思的重心也经历了从重在回顾到回顾与展望并重再到重在展望的历史演变。正是得益于世纪之交百年反思的强势延续，古代文学研究相关领域更加注重理论探索与建构，在总体上呈现为开拓创新、理论自觉的崭新格局与趋势，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由新时期的学科复兴进而走向学科自觉的重要标志。
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种密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在促进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方面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除了延续世纪反思与展望的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以及明代文学学会举办的系列学术研讨会都包含明清小说戏剧研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戏剧研究的专题会议为推进新世纪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走向深化与繁荣以及小说戏剧文献数字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至于新世纪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发展趋势与重要成果，主要呈现为文献集成、跨界融合、回归文本、技术支撑与理论自觉五个方面。与此密切相呼应的是叙事学、阐释学、传播学、译介学、地理学、图像学研究的兴替与分合。上述五个方面的此分彼合，大致可以概括当今包括明清小说戏剧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上述三大关键节点的交替与延续，充分展现了建国七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复兴与自觉三大时段提供了学术史的叙述框架。基于同样的缘由，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学术进程与成就也是时代精神孕育和激励的结果，带有不同历史时段的鲜明印记，下文将要重点论述的四大板块可以为此提供具体而充分的学术验证。
二
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成果的第一个板块，是居于基础地位的文献整理。由于文献考据与整理相对于其他领域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故能承延学脉于七十年间，尤其在文献发掘、考录、编纂与综论四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进入21世纪之后，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宏观导向以及信息化、智能化与数据库建设的有力推动，传统的文献考据与整理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文献发掘。文献发掘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正是《红楼梦》甲戌本、庚辰本以及己卯本、蒙古王府本、列宁格勒本、甲辰本等多种抄本的陆续发现，从而为《红楼梦》研究的兴盛进而成为一门显学奠定了坚实的文献根基。再如法国华裔学者陈庆浩于1987年在韩国奎章阁发现了明末话本集《型世言》，不仅使海内外学者始知而且始睹这部富有特色的话本小说集，而且由此带来的两个重要成果：一是解决了关于《幻影》《三刻拍案惊奇》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成书、源流以及版本等这一长期迷惑不解的“悬案”；二是根据《型世言》各回评者署名情况和一些批语，让学界重新认识和了解了明代小说家陆人龙，并迅速形成了《型世言》研究热。其他如江苏兴化和大丰施氏族谱及有关地照与墓志铭、蒲松龄《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儒林外史》黄小田评点本等的发现，以及吴敢访到《张氏族谱》从而理清了张竹坡的家世、生平与交游等等，对于推进《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除了诸多的零星发现之外，文献发掘还有两条重要途径：一是赴国内外图书馆发掘文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前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都有关于如何访书的详细记载。相比之下，海外文献发掘工作难度更大，但能让散失在海外的戏曲秘笈得以披露和回归，弥足珍贵。二是有组织地从民间发掘文献。比较典型的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的《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十二卷与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主持编纂的《中国戏曲志》三十卷的编纂。此类有组织、大规模的文献发掘具有抢救戏曲遗产的性质。
2.文献考录。包括文献考辨与书目著录。文献考辨成果大致有考录论著与书目提要两种类型。前者既有专就经典名著的版本考辨，亦以《红楼梦》版本系统最为复杂难辨，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其次是“四大奇书”，都有相应的学术专著问世。但更多的是面向群书的文献考录，举其要者有：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原名《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钱静方《小说丛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论著多为文献“考”“录”的融合，在文献考辨中提出不少新证和新论。
与上述考录论著形式丰富多彩不同，书目提要几乎都有固定的格式，通常以小说、戏剧分门别类著录。诸如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傅惜华《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作家出版社1957年后陆续出版），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郭精锐等《车王府曲本提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郭英德《明清传奇叙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皆为小说、戏剧目录的代表。其中孙楷第作为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创立者，其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编纂、修订与完善上；而傅惜华《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向以收罗宏富、考订精审最受学界好评，其中第四编为《明代杂剧全目》（1958），第五编为《明代传奇全目》（1959），第六编为《清代杂剧全目》（1981），堪称戏曲书目著录的集成之作。
3.文献编纂。主要有传谱与文集。由于作家作品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所以作家传谱与文集编纂自然成为文献整理的重中之重。
（1）传谱。包括传记与年谱，其中传记又有合传与单传之分。合传方面主要有赵景深、张增元编纂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庄一拂《明清散曲作家汇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续编》（1997）、《三编》（1999），陆萼庭《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戏曲家论传丛书》。单传以汤显祖最盛，其中《汤显祖编年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以编年方式，对汤显祖的一生创作逐年铺叙，则是编年与评传的两相融合。年谱方面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共收录三十九位戏曲家的年谱，犹如一部晚明戏曲史，可谓这个时期戏曲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至于个体年谱方面则有章培恒《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袁世硕《孔尚任年谱》修订本（齐鲁书社1987年版）、孟醒仁《吴敬梓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张景樵《蒲松龄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路大荒《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等有关蒲松龄的年谱著作。
（2）文集。包括总集、别集与丛书。总集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清散曲》（齐鲁书社1985年初版，2016年增补版），《历代曲话汇编》（黄山书社2007年版）等。《全明散曲》收录散曲作者406家，小令10606首，套数2064套。《全清散曲》收有散曲作者342人，小令3214首，套数1166套，明清两代散曲基本已可窥全貌。此外，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的《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共收录121个地方剧种的368个剧目，是地方戏总集的集大成之作。别集方面，多集中于名家名著。其中徐朔方笺注《汤显祖全集》积半生心血，最见功力，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二十二册以及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李渔全集》二十卷，则卷帙浩瀚，规模宏大，皆为小说戏曲家别集的重大成果。总集、别集之外还有丛书，小说丛书方面的重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1990年后陆续出版）与中华书局的《古本小说丛刊》（1987年至1991年陆续出版），基本收录了20世纪以来所发现的重要小说作品及重要版本，具有集大成之功。而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1980年至1990年陆续出版），巴蜀书社的《明代小说辑刊》（1993年后陆续出版），也都重在收录明清时期的孤本、善本和珍本小说并加以整理出版。戏剧丛书方面的重要成果是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代戏曲丛书》（1983年至1992年陆续出版），中华书局的《明清传奇选刊》（1988年至2004年陆续出版），以及台湾学者王秋桂编纂的《善本戏曲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等。近年来，域外汉文小说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孙逊主持编纂的《域外汉文小说大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后陆续出版）是对汉字文化圈中小说文献整理与文集编纂的拓展。
4.文献综论。相关论文和著作以丰富详细的研究史料，分别对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述评。有关戏曲文献学概论著作，分戏曲目录学、戏曲版本学、戏曲校勘学和戏曲编纂学等四编，每编都阐述了相关知识及实践操作方法，能较好地将学术性与实用性融为一体。有些学者关注到海外小说戏曲研究学术史，结合历史语境、理论形态和文化心理，旨在厘清海外明清小说研究的历史特点和发展方向，富有借鉴意义。
以上四个方面，以被纳入通代或以明清为主体的两种不同方式，同时展示了明清小说戏剧文献整理的主要成果，但从更高的要求衡量，还应大力强化明清两代的本位意识，比如就文献综论而论，迄今尚无专以本土明清两代小说戏剧为对象的文献学著作问世，需要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弥补。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小说戏剧文献整理的发展趋势是走向信息化、智能化与集成化，尤其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而论，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跨界合作的机制、方式、成效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以进一步的改进和优化。
三
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成果的第二个板块，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经典诠释。文学经典因其民族性、开放性与超越性而具有历久不衰的永恒魅力，也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核心之所在。关于明清小说戏剧的经典诠释，首先需要选择和确认经典作品的具体名单，其次是分析与探讨经典作品的诠释路径，最后是总结与归纳经典作品的论争及成果。现综合明清小说戏剧作品本身与学界研究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确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为明清小说戏剧十大经典名著。其中小说名著七部，戏剧名著三部。在七部小说经典名著中，又可划分为三个序列：一是以《红楼梦》居于十大经典名著之冠，堪称超级经典，其余九部皆为一级经典；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号称明代“四大奇书”，是一个同时兼具鲜明时代特征与小说特色的经典组合；三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同问世于清代前期，但总体成就稍逊于“四大奇书”。另外《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三部戏剧经典名著自成系列。
1.《红楼梦》的经典诠释。红学研究一直居于古代文学经典之首，充分印证和彰显了《红楼梦》这一超级经典的巨大而恒久的魅力，而其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延续——从20世纪50—60年代普遍盛行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主体思想—艺术特色”四段论，到80年代的美学研究、文化研究，90年代的叙事研究、传播研究、译介研究、比较研究直至新世纪的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也都明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具有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而《红楼梦》基于文学而又超越文学的典范意义与“实验”功能以及红学研究队伍的代际兴替与延续的确非其他经典之可比。其中新时期的开端是前后两大时段的分界线与转折点，1979年《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室升级为研究所与次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的“三位一体”，一同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持续繁荣。纵观红学研究历程中经久不息的学术论争，逐步形成了作者、版本、后四十回、脂批、题旨、叙事研究与论争的六大热点。其中既有如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之类的综合性研究，但更多的是致力于专题性研究：作者研究方面主要有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译林出版社1953年版）、《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版本研究方面主要有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胡文彬《红楼梦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汝昌《石头记鉴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蔡义江《论〈红楼梦〉佚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至于有关脂批、后四十回、题旨、叙事或与此相关联的研究成果，则主要见于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张锦池《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王蒙《红楼梦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吕启祥《红楼梦会心录》（台湾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版），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等以及为数众多的相关论文。当前学界的热点是跨文本、跨文化的传播研究、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
2.“四大奇书”的经典诠释。与《红楼梦》一样，“四大奇书”也曾经历了从早期的“四段论”到美学研究、文化研究、叙事研究、传播研究乃至新近的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的依次兴替、与时俱进，但与《红楼梦》之间以及“四大奇书”内部都有不同重心的呈现与转移。《三国演义》聚焦于作者之争、版本之争、主题之争、形象之争四个方面；《水浒传》聚焦于作者之争、版本之争、主题之争、金圣叹评点之争四个方面；《西游记》聚焦于作者之争、祖本之争、主题之争、孙悟空原型之争四个方面；《金瓶梅》聚焦于作者之争、主题之争、性描写之争、形象之争四个方面。可见彼此在作者之争、版本之争、主题之争三个方面存在最大公约数，但具体问题与内涵又不尽相同，比如作者研究，尽管都存在着争议，但因《金瓶梅》至今作者无考，所以争议最大，除了相继形成的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穉登说等五大说之外，还有诸多作者“候选人”；再如主题之争，各书都出现了诸多“主题”之论，若加上小说深层意涵的不同理解与阐释，可能显得更为丰富而复杂，但要以《三国演义》朝廷世界的“正伪”之争、《水浒传》江湖世界的“忠义”之争、《西游记》神仙世界的“神魔”之争、《金瓶梅》市井世界的“理欲”之争，也许更为提纲挈领、简明扼要。正因为“四大奇书”自有各自不同的学术焦点，诸如《三国演义》的谋略型、《水浒传》的江湖气、《金瓶梅》的性描写、《西游记》的游戏性，都足以显示各自不同特点与风采的关键所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奇书”作为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的经典之作，在其开创之初即登上了无可企及的高峰，则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正与“四大奇书”名实相副。就此而论，“四大奇书”除了需要深化各自独立的学术研究之外，还要重点强化贯通性的整体研究，尤其需要注重“四大奇书”各自独特“体式”的比较研究，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等都对此作了新的探索，浦安迪著作提出“奇书体”概念，富有启示意义。
3.《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的经典诠释。这两部名著都问世于清代前期，作者蒲松龄与吴敬梓皆有文集传世，学界也分别编有年谱，于是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与作者蒲松龄、吴敬梓及其文集之间形成两条学术主线，彼此可以相互参照、相互阐释，这是“四大奇书”以及《红楼梦》所无法比拟的。归纳《聊斋志异》研究重心，主要有蒲松龄家世生平研究、创作（包括渊源等）与版本研究、社会文化意蕴研究、艺术特色与成就研究四个方面，而在艺术研究方面，则聚焦于整体风格、立意构思、人物形象、小说语言等方面［1］。《儒林外史》与此互有异同，主要集中于吴敬梓研究、创作时间与版本研究、人物原型研究、创作方法与作品思想研究、艺术美学研究五个方面。由于《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所建构的是以女性为主体的狐魅世界与以男性为主体的士林世界，由此延伸于女性世界的理想寄托与士林文化的自我批判，所以尽管在否定科举制度方面不难找到彼此的共通之处，但无论在托愤讽世的题旨还是艺术创造之体式与方法上多有不同，并因此形成互有异同的两个学术论争之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后，《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同样摆脱了先前普遍流行的“四段论”而趋于美学研究、文化研究、叙事研究、传播研究、比较研究、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而传播研究、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显然还有广阔的学术空间；而就《儒林外史》研究而言，则依然以文化研究为中心，充分显示了《儒林外史》文化研究的恒久魅力，但在学术研究的多样性、丰富性、前沿性上却不如《聊斋志异》。
4.《牡丹亭》《长生殿》与《桃花扇》的经典阐释。三部传奇经典问世于明清不同时代，以《牡丹亭》成就最著，标志着明代传奇发展的最高峰；清代文坛有“南洪北孔”之称，说明《长生殿》与《桃花扇》地位相当。现今通行以《牡丹亭》与《西厢记》《窦娥冤》《长生殿》合称中国四大古典戏剧，而《桃花扇》却未能名列其中。在学术研究上，则以《牡丹亭》为冠，《长生殿》次之，《桃花扇》又次之。由于三部名著的作者都有可考史迹与文集传世，而且都已整合为集成性的研究成果［2］，所以也是双线学术的推进与互动，并且在从早期的“四段论”逐步走向美学研究、文化研究、叙事研究、传播研究、比较研究、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的重心转移与延续中逐步彰显彼此互有异同的鲜明特色。
诚然，经典诠释并非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全部，故而有的学者特别提出关注“边缘”问题，如此方能对学术生态本身进行“全景式”的还原，但对明清小说戏剧研究而言，不仅在经典名著的数量上独占鳌头，而且诸多名著的经典化本身即已构成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由此充分印证和彰显了经典诠释的独特价值。所以首先还是需要以经典诠释为核心，然后以经典诠释引领和带动非经典的“全景式”还原与研究。
四
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成果的第三个板块，是具有引领作用的理论研究。其中文体学处于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地位，具有本体论的理论意义，然后是以评点、序跋、专论为主要体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呈现为逐步走向专题—综合研究以及尝试理论体系的建构与集成。
1.明清小说戏剧文体研究。在明清小说戏剧理论研究中，文体研究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论题，学术成果也最为丰硕。首先是文体辨体研究，主要围绕“小说”与“戏剧”总概念、亚概念、根概念三个层级展开文体理论研究。所谓“总概念”，意指“小说”与“戏剧”本原意义上的文体理论；所谓“亚概念”，意指“小说”与“戏剧”总概念下文言小说（传奇）、白话小说（话本、章回小说）、杂剧、传奇（戏剧）等；所谓“根概念”，意指根植于“四大奇书”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的文体概念。就以上三个层级与明清小说戏剧的关系而言，分别具有包含其中、介乎其间与根基所在的不同关系。在戏剧文体研究方面，郭英德将文体的基本结构比作人体结构，从外至内依次递进地分为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并具体体现在其《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的学理逻辑与理论分析之中。小说文体研究方面，早期的代表性成果是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试图建构“小说学”的文体谱系。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创造性地拈出感事、咏事、含事、演事等术语，着力从叙事学的维度探讨小说如何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问题，然后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中华书局2011年版）进而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理论加以融会贯通。有学者关注到文体关系研究，即小说戏剧两种文体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主要涉及文体异同辨析、戏曲与小说题材关系研究、同类故事在戏曲小说间演变的考索、艺术特性与创作手法的相互渗透研究等论题。
2.明清小说戏剧评点研究。评点作为中国戏曲史发展中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与文学批评体式，具有多重功能与价值，包括文本价值、传播价值与理论价值，是文体之外的另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论题，其热度要远远超过序跋和专论另两种载体。评点研究的焦点人物是金圣叹，先后有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刘欣中《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多部专著以及大批论文问世。至于超越个案的整体性研究，则有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20世纪的明清戏曲评点经历了“文学批评”视域下金批《西厢》研究、“戏曲学”视域下的“‘戏曲’评点研究”、“评点”的戏曲评点研究三个历史阶段。
3.明清小说戏剧序跋研究。序跋这一重要体式研究的兴起远晚于评点研究，但已成为世纪之交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小说序跋方面，早期的名家名著资料汇编多有收录小说序跋，从曾祖荫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的开创，至丁锡根三卷本《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集成，为序跋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3］。在理论研究方面，始于20世纪50年代有关《水浒传》《红楼梦》的序跋阐释。20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是从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开始纳入序跋内容，另一方面则是从毛庆其《明清小说序跋初探》（《学术月刊》1985年第12期）开始明清小说序跋整体性的独立研究，其后的论著由整体研究、断代研究分别推向专体研究、个体研究等，包括诸多论文尤其是硕士、博士论文多有新意，但其不足是缺乏动态性考察与本体性辨析。与小说相比，戏剧序跋研究更加滞后。
4.明清小说戏剧专论研究。在小说理论研究领域，黄霖、韩同文编著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对历代小说理论批评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小说理论发展历程。然而有关小说专论却少而又少，直到晚清才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黄人《小说小话》（1908）等陆续问世。与此相反，因受词为“诗之余”，曲为“词之余”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戏曲领域则留下了诸多戏曲专论，成为戏曲理论最为集中、最为典范的代表。其中的热点是承续20世纪后期研究之势的李渔研究，而且评价呈日益高涨之势，主要以李渔《闲情偶寄》为中心而广泛涉及戏剧创作与演出理论，并在研究领域与观念上有了新的突破。其他戏曲专论多受学界关注的有徐渭《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剧品》、李调元《曲话》与《剧话》、焦循《剧说》等。其中《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5.明清小说戏剧专题—综合研究。这是明清小说戏剧理论研究同时走向分化与综合的重要成果，两者都有论、史以及两者融合等不同取向。一方面是通代研究中的以明清为主体，其中属于专题性理论研究者，诸如陈衍《中国古代编剧理论初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祝肇年《古典戏曲编剧六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陈洪《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蔡锺翔《中国古典剧论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吴士余《中国小说思维的文化机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赵山林《中国戏曲观众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奇玉《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分别延伸至小说戏剧的艺术论、编剧论、创作论、演出论以及女性戏剧理论研究等；而在综合性理论研究方面，则日益趋于理论探索与建构，更具理论批评的集成性价值。其中小说领域从黄霖《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到宁宗一等《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谭帆《“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更加注重“小说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戏曲领域从赵景深《曲论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齐森华《曲论探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侧重于整体性研究，到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以“戏剧学”、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曲学”引领戏剧史研究，再到谭源材《中国古典戏曲学论稿》（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分别以“戏曲学”“戏剧学”命名，直至新世纪谢柏梁《中华戏曲文化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出版，也同样具有趋于戏曲理论体系性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是以明清小说戏剧理论研究为对象，同样也是专题性与综合性理论研究的双向并进。其中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从小说序跋、评点、笔记杂著、小说本文、目录学著述、史论、诗文和小说专题论文等八类古籍中搜集了大量小说理论材料，并进行反复鉴别、校勘和整理，撰成第一部《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具有开拓性意义。
总观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第三个板块的四个方面成果，以文体学研究为核心，以评点学研究为聚焦，然后推及序跋、专论以及专题—综合研究。相比之下，通代研究成果盛于明清两代，所以尤其需要强化后者更为系统、更为专题、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
五
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成果的第四个板块，是具有集成效应的文学史撰写。20世纪是中国新体文学史从开创走向兴盛的世纪，故有学者将20世纪称为“中国文学史的世纪”［4］。而就建国七十年间的文学史撰写而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至“文革”结束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9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自世纪之交起为第三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业已进入文学史学的理论自觉阶段。其中的明清小说戏剧史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1.通代文学史中的明清小说戏剧史研究。从50年代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与詹安泰、容庚、吴重翰编纂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60年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到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纂的十二卷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90年代陆续出版）、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章培恒、骆玉明所著《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再到21世纪初傅璇琮、蒋寅总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明清小说戏剧皆为其中的核心内容，而明清小说的地位与分量又远远高于同期的戏剧。
2.通代小说戏剧史中的明清小说戏剧史研究。关于小说戏剧通史，从早期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至20世纪80—90年代成果日益显著，主要有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1981年版），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李庆番《中国戏曲文学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许金榜《中国戏曲文学史》（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杨子坚《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徐君慧《中国小说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其中《中国戏曲发展史》与《中国小说通史》皆为四卷本，第三、四卷为明清小说、戏曲通史。两书充分吸纳了学界新近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观点、方法、体例以及史料诸方面都有所创新，是问世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戏曲通史的集成之作。与此同时，还需重点关注诸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之类专体或专题小说戏剧史论著作。
3.明清断代文学史中的小说戏剧史研究。主要有吴志达、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中华《明清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993年版）等。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重在阐释明清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难点和意义，其中第二讲《明清文学史研究的成果——明清文学史研究概说》第三节，专论“小说、戏曲研究成为显学”。徐朔方、孙秋克所著《明代文学史》以小说、戏曲、诗文为文体建构文学史框架，同时分为明初、明中叶与晚明三个阶段，对明代文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与论述，其中明代小说戏曲史居于中心地位，集中体现了作者持续性学术思考的重要成果，比如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这一重要论题的提揭与分析，即能另辟蹊径，富有新意。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所论包含了近代期间的小说戏剧。
4.明清相对独立的小说戏剧史研究。先就明清两代的小说史著作观之，主要有时萌《晚清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方正耀《晚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其中的一个热点是晚清或者说近代小说史研究，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以编年形式逐年载录与叙述近代小说发展史，因而较之一般的文学史体式，不仅能更直观地显示近代小说创作的盛衰起伏轨迹，也有助于读者进而把握近代小说发展的整体框架和演变规律，所以除了学术史意义之外，同时兼具文献学的重要价值。至于专题性的明清小说史之作，还有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白楷《世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陈美林《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而且这些专体小说史普遍兼具小说辨体的意义。再就明清两代的戏剧史著作而论，周妙中《清代戏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与金宁芬《明代戏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可以贯通明清两代的戏剧史。金著在勾画明代戏曲发展变化的轨迹中，尤其注重对明代每个时期的戏曲形式和重要作家作品进行重点探讨。周著则以作家为纲，以作品为目，在内容安排方面特别关注戏曲理论、曲选曲谱、花部、地方戏及少数民族戏曲，颇有填补以往戏曲史缺陷之效。有些著作关注到戏曲作家作品的同时兼顾演出情况，体现了从文献角度梳理戏曲史的努力。在专体文学史方面，则有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郭著将明清传奇分为生长、勃兴、发展、余势、蜕变五个时期，结合社会情状、文化思潮、曲坛动向、体制、声腔、主题、派别等因素对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目前小说戏曲史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是通史包括专体与专题史盛于明清断代史。鉴此，明清小说戏曲史研究应该从通史、专体与专题史以及编年史上加以进一步的分化与综合，不断推出富有创意的集成之作。
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每逢整的年份，大都会有学术回顾与反思的论著出现，同时又交织着新时期（改革开放）、世纪之交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从而形成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三大序列的学术史成果。尤其是2019年5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纪念中国文学研究70年”学术研讨会以及刘跃进所长所作的主旨演讲，集中体现了建国七十年来学术总结与反思的最新成果与导向。诚然，任何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都不是仅仅面向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意义。正是通过对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从而初步汇总和提炼为以下六个论题，期与学界同仁一同思考与探讨。
一是传统文献与信息技术的关系。经过七十年来的不断累积，明清小说戏剧文本、史料与研究成果逐步汇成了海量文献，迫切需要加以系统的整理与开发。在此传统文献业已进入集成化的重要时段，尤其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帮助解决文献的发掘、聚集、解读等问题。传统文献整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紧密合作，不仅仅是借用科学技术提高效率的问题，亦非仅仅是为了建立数据库并为学界所共享，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化、智能化、集成化乃至可视化的过程中重组新的序列，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
二是跨界交融与回归文本的关系。从建国初期确立社会学—政治学批评范式，到新时期先后经历了美学热、新方法热与文化热的三“热”，以及“重写文学史”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与百年反思大讨论的三“论”，明清小说戏剧伴随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跨界融合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进入新世纪之后，通过跨界融合而推进学术创新，既是学术大势所趋，更是学术创新所需。与上述跨界交融趋势相辅相成的是回归文本的呼声，从改革开放之初旨在矫正社会学—政治学批评僵化模式而回归文学本身，到世纪之交百年反思关于回归文本的学理探讨，再到新世纪走向“文本学”的理论建构，彼此的路向与内涵互有同异。总体而论，在跨界交融与回归文本之间的确充满矛盾，但在彼此的矛盾之中又充满张力，这就可以为新世纪的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提供强大的学术创新契机与动力。正所谓“过犹不及”，关键是如何在跨界交融与回归文本的矛盾张力中臻于内在的有机统一。
三是时间轴线与空间轴心的关系。陈寅恪曾在《长恨歌笺证》一文中就文学史研究的时空关系问题提出了如下期许：“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5］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文学史研究如何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也就是要求臻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的有机交融，实际上就是要求重新建构时空一体的新型文学史范式。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线性文学研究思维的惯性作用，包括明清小说戏剧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普遍注重时间维度忽视了空间维度，所以从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到文学地理空间理论与方法的逐步融入与运用，实际上都是对以往线性思维的矫正以及时空交融范式的重构，新世纪以来明清小说戏剧研究中基于“场景”与“场域”的空间阐释与研究，即是对此作出的学术回应与探索，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广阔的学术前景。
四是叙事形态与文化隐喻的关系。就文体的本原意义而论，明清小说戏剧都属于叙事文学，都具有典型的叙事文学特征。而当这种叙事文学经过时空交融范式的重构之后，更加凸显了文学景观的重要功能与价值，为如何通过叙事形态而揭示文化隐喻提供了一个典型范本。表面看来，叙事形态与文化隐喻只是以往“四段论”中“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二元关系的延续或翻版，但彼此在学术宗旨与路径上都是对前者的重构与超越。
五是文本体系与图像谱系的关系。与当今读图时代思潮相契合，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学图像研究受到了学界空前的重视，其中明清小说戏剧更是独擅其长，主要聚焦于文本插图以及跨文本传播的图像谱系研究，不仅涉及到地图、景观、人物、历史遗物等等的图像载体，也不仅涉及以此图像为载体的文学传播研究，更重要的是文本体系与图像谱系的互文性阐释。正如地图作为地理学的“第二语言”一样，包括文学地图在内的图像谱系也可以视为文学的“第二语言”，而文本体系与图像谱系的“双重语言”显然胜于文本体系的单一语言。另一方面，按照美国地理批评代表人物罗伯特·泰利等观点，作家既是叙述者，又是制图者，文学创作与故事叙述的过程即是制图的过程［6］。就此而论，也可以说明代“四大奇书”的作者依次是军事地图、江湖地图、市井地图与西游地图的绘制者。而在这方面，目前日益兴盛的古代文学图像研究几乎还未涉足，所以对于明清小说戏剧研究而言，文本体系与图像谱系相互交融同时具有拓展与升华的双重意义。
六是实践探索与理论引领的关系。在建国七十年来的三个历史阶段中，从破旧立新、范式重建到拨乱反正、学术复兴，再到开拓创新、学科自觉，几乎都是实践探索与理论引领双向并进。但总体而论，是理论引领滞后于实践探索，彼此的学术成果也是长期处于失衡状态。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集中体现在小说戏剧文体学研究的勃兴，并进而推向“小说学”“戏剧学”的理论探讨与建构，这对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理论引领之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但与此同时，还需以“小说学”“戏剧学”为统领，逐步走向更为深入、内在的文体系统——诸如明清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章回小说）以至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市井小说、神魔小说之类的文体学理论探索与建树，由此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明清小说戏剧文体学理论体系。与此重在内部文体学相对应，则是由内而外进而走向学科跨界的理论探索与建树，诸如明清小说戏剧文化学、叙事学、阐释学、传播学、地理学、图像学等等，彼此内外交融、双向拓进，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理论引领作用。
以上六个论题或者说六对关系，也同样适合于包括明清小说戏剧在内的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正预示着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其中理论引领与信息技术的相互交融尤为重要，也是决定未来明清小说戏剧研究能否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的关键所在。
［1］参见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76—406页。
［2］汤显祖文集的集成性之作，分别是徐朔方以1962年编纂的《汤显祖诗文集笺校》重新编订的《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刘辉笺注的《洪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康保成和日本学者竹村则行合著的《长生殿笺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徐振贵主编的《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齐鲁书社2010年版），王季思、苏寰中合注的《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另有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版）和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4］陶尔夫《文学史的世纪及其四个时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6］参见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