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时热点。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他们的研究成果，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论风靡天下，宏观文学史讨论风起云涌，[1]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学史著作，并推动中国文学史学史学科的建立。[2]九十年代，曾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过渡时期。世纪之交，古典文学研究界呈现“回归文献、超越传统”的发展态势。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的提升，人们在总结过去成就与不足时，自然会联系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历史，联系到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甚至还要上溯千年，比较中外，视野越发开阔，心态相对平和，评价也更加客观。
此前，我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弘扬民族精神 探寻发展规律----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年感言》等文中曾对近年研究有所论述，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空前扩大，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学术研究后继有人。与此相关联，综合性、专业化的研究学会相继成立；二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成为常态；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断。虽有平庸之作，但邃密扎实的学术力作亦不在少数；四是学术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努力站在历史高度，深刻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追求，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五是学术研究重点业已明确，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当务之急。[3]
事实上，四十年来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卢兴基《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7）、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梅新林主编《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黄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分总论、诗歌、词学、散文、小说、戏曲、文论等七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等著作，洋洋洒洒，数百万字，论述极为详尽。
这里，很难再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我试图从宏观发展趋势，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略作阐释。
一、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
这里所说的经典有两重涵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两者来源不同，但在当今中国事实上已经引领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一段时间，关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遇到工业文明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历史糟粕便一览无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把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伤害。在新形势下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特质，去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去指导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这样一段名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4]历史的发展，服从于社会基础的变化。个人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未来发展，也应该由此作出解释。但在具体研究中，可能由于学科划分的原因，我们只是关注作家的精神创造，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因素。[5]进入新世纪，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与高校科研单位联合举办多场研讨会，集中讨论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逐渐改变过去那种脱离物质生活实际去研究文学的空疏弊端。
恩格斯《反杜林论》又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6]这个道理很简单，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研究历史、研究文学，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否则只是空中阁楼。近些年来，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作家物质生活研究等，注意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其实质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去研究文学，走进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内心世界，所得结论切实可据，触摸可感。
关注阶级与阶层的变化，也是经典作家反复讨论的问题。不同阶级、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产生有不同的文学形态。不同的时期，社会和家庭结构通常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文学会很敏锐地反映出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研究文学，需要社会学的视野，需要注意文学中所反映这种阶级和阶层的变化，以及他们的文学诉求。二十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平民文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三十年代，郑振铎就撰写了《中国俗文学史》，打破了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只关注精英文化的禁锢，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最近四十多年，地不藏宝，《神乌赋》、田章简牍等出土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人们注意到，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空前变革，推动形成东汉文化平民化与世俗化的趋势，建安文学由此而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体裁、文学题材，乃至文学思潮，往往源于民间。即便是一些外来文化，也经常是通过民间扩展开来，逐渐影响到上层社会，最后演变成为士大夫文化。
以上所述，是经典作家早就论证过的一些基本原理，只是我们又重新发现了他们的价值而已。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也面临着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譬如中国文学，前有“选学”，后有“红学”。再往前推，其实文史哲不分，都尊奉着共同的经典。那就是所谓的“六经”，周、汉尊奉“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唐代扩展为七经，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典籍。[7]他们传递着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譬如中国人向来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追求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在思考问题时，注意事物的整体性和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又譬如，中国人特别强调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意识，表彰奉献精神，注意合作理念，也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中国人重视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礼义的遵从，以勤勉为荣，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思想，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传统价值观基础之上，由此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经典，就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上来，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上来。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到充分发展的基本经验。
二、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
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多以汉民族文学为主体，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即便是汉民族文学史，也有诸多缺憾，整个框架主要是借助于西方观念构建起来的，与传统中国文学多有脱节。更何况，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吸收外来文明，也一直在积极地传播自己的文化，为繁荣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有一个理想，即文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种文体，更要展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辉煌。他自己撰写过多种文学史，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更希望组织各行专家，撰写一部综合性的文学史。后来，余冠英、钱锺书、范宁等人主持编纂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则将这一设想变成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研究所同仁沿着老所长指引的方向继续努力，完成了《中华民间文学史》（祁连休、程蔷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中国文学通史》（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等著作，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这里特别要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合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首次将古代、现代、当代文学以及历代多民族文学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初步实现了很多学者希望看到文学史古今打通、多种文体打通、多民族文学打通的“三通”。文学研究所很早就成立了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也顺势而为，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分会、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之外，另设中国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拟设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分会等，将中国文学史研究延展到更为深广的时空中去，展现出绚烂的发展前景。
经过长期探索，学术界适时地提出“中华文学”概念，并不断地丰富其内涵。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华文学不仅仅是横向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简单整合，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学”是一个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8]
（一）努力回归中国文学本原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在漫长的岁月中，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自我革新、缓慢发展。1905年9月2日，随着清帝一纸谕令，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画上句号。又过十年，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新青年》）创刊，倡导建设新文化、摧毁旧传统的宗旨，由此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文学革命序幕。在政治文化领域，打倒孔家店，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在文学领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为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对象，被打翻在地。[9]从此，传统文学研究日渐式微，被迫走上革故鼎新的征程。
改造，从传统学科的分化开始。文学、历史、哲学分道扬镳，彼此悬隔。中文学科内部又将语言和文学分开，文学再细分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继续划分，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文学。具体到一个时代，譬如唐代，又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研究初唐文学，再分“初唐四杰”、“沈宋”；研究“四杰”，又分王、杨、卢、骆。总之，学科越分越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便是树木也多不完整，只是碎片。就这样，活生生的历史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丰富多彩的文学史被割裂成一个个电线杆子式的个体。
文体的归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二项改造。本来，《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将中国古代文体划分出近四十类文体，《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论述各种重要文体多达五十余种。在众多文体中，除诗、骚外，多数为文章。至少在先秦两汉，文学的大宗是广义的“文”。二十世纪前后，在西方“四分法”的文体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被限定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类中，前三类为主流，而文章大宗，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作家身份的鉴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三项改造。《文选》收录了一百三十多位作家，《文心雕龙》论及的作家有二百余人。两份名单对比，重叠颇多。在刘勰、萧统的正统文学观中，中国文学渊源于五经，很多经学家被视为文学家。如前所述，他们的这种观点，并非无据。他们所推举的文学家也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是按照现代文学标准，很多文学家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唐、宋、元、明、清文学史研究也有类似现象。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20世纪以来沿袭多年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还有很大距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奉为圭臬的一些重要理论主张，大都是依托于西方语言哲学建构起来的，很难涵盖中国文学史的全貌，也很难用来解释复杂多变的中国文学现象。近年来，文体学、文献学[10]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通识教育也成为业内津津乐道的话题，说明我们都意识到以往研究的偏颇，都希望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更贴近中国文学实际，更希望回归中国文学本原，建构中国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理论体系。
（二）全面展现中华文学风貌
据我所知，民族院校文学系同学除阅读本民族文学经典外，通常还要开设汉民族文学经典阅读课。《诗》、《骚》、李、杜、元、白、韩、柳，都有介绍。反观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似乎很少有开设民族文学经典课程的。这与中文系名实不符。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是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的对象。像产生于公元11世纪的维吾尔族古典名著《福乐智慧》，产生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以及著名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还流传在各个民族地区，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的文学。他们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骄傲，也是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好的教科书。[11]
我们认为，科学认识并研究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同源共生的本质，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在推进中华文化历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目前学术发展情况看，最迫切的工作，是系统深入地清理史料，准确描述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学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近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一些重大课题，就充分照顾到中华多民族语言文学的实际，开展系统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全方位地展现出中华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相信，这些工作，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学理论体系建设，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
（三）以文化天下的启示
近百年来，我们更多地注意到近代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浸润，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近年，一些高校成立了海外汉籍研究所，文化部还组织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全方位地收集整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
通过这样的文化工程，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中华文学不仅滋育了华夏儿女，而且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也产生重要影响，在世界文明宝库中占据重要位置。譬如儒家经典《诗经》《尚书》《春秋》等很早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并通过系列教育举措及科考制度，儒家的“德智”“仁政”等政治理念以及忠孝节义等道德伦理思想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从《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韩国首尔大学编）等韩国现代书目中，可以看到中华典籍在朝鲜半岛留存的踪影。
《旧唐书·东夷传》记载，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前往中国，“请儒士授经”。很多人在回国时，“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等日本古代目录学专书，也保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记。[12]
从现代考古资料看，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应当早于汉代的张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早就传到欧洲。法国安田朴编纂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告诉我们，十七世纪以来，英、法、德、意等国的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中华典籍。在这个时期，很多中华典籍中的一些典故、甚至一些著作也开始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东方文化可以将国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社会责任意识、道德修养追求等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隔阂，弥合国与国、族与族、家与家的分歧，具有化解矛盾危机、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这些思想，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2007年制定实施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特别强调了“走出去”的重大战略目标。文学是最好的传播媒介，可以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让更多的人深入理解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进而真正在世界范围确立文化大国的形象。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以广泛传播的历史契机。
三、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大规模地收集、影印乃至深度整理海内外古籍，不在少数。[13]四十多年来，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龙头，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得到系统整理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可以说，文献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历史时期。[14]
纵观中国的学术发展，文献整理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相对单纯的注释、疏通。譬如东汉后期郑玄的遍注群经，唐代前期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正义》，清代乾嘉学者对重要经典的重新整理，多采用这种形式。这是古籍整理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第二种是系统的资料汇总，多以集注方式呈现出来。譬如《昭明文选》的六臣注，清人校订十三经，大多带有集成特点。第三种是疏解古籍大意，具有思想史价值。譬如魏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王弼的《周易注》，以及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通释》等，与上述两种恪守文字校勘原则的传统注释学很不相同，实际上是一种义理的推衍，思想的阐发。
上述三种文献整理形式都很重要，并无高低薄厚之分，也没有孰轻孰重之别。没有单纯的字词的训释，没有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历代职官的解说，对于一般读者来讲，很多古籍根本无法读懂。所谓的集注，所谓的义理阐发也就无从说起。所以，单纯的文字注释，依然是最重要的文献整理形式。两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经典文献的整理与传播，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每一位整理者都有一种愿望，希望自己的校订注释著作是定本。从学术发展实际看，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所谓定本之说。尽管如此，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孜孜以求。文献整理还是得从基本的文字训释开始，这是前提，是基础。
当然，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将来的学术史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业绩时，该怎样总结和评价？我想，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古籍影印整理。目前，很多文献整理还比较粗疏，甚至说不上整理，而是文献堆积。很多地区都在一窝蜂地以地域冠名，编纂大型丛书。就数量而言，已经远远超出《四库全书》的规模。这些工作当然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传统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为核心内容。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文献学领域，要想超越前人确实较难。不过，新的时代总会提出新的命题，也总会提供新的机遇。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近十年来中国学问之大发现”讲座，认为一切新学问皆由于新发现。四十多年来，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以及电子文献，为传统文献学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最能体现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
学术贵在发现，也贵在发明。新资料的发现，确实让人欢欣鼓舞。但同时，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学术，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学问的高低，不仅要比谁掌握了更多的新资料，更难的是在寻常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这需要学术功力。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组织学者校订十三经的同时，还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通过一种胪列众说的方式，把清朝学术成果具体而微地保存下来。清朝经学著作，此前已有纳兰性德的《皇清经解》，其后又有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具有丛书性质。像阮元设想的这种大规模集成性质的文献研究著作，尚不多见，值得尝试。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李若晖编纂的《〈老子〉集注汇考》等，系统整理经典文献，全面总结前人成果，充分体现时代特色。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基础。
四、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
研究文献学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方法，一条途径。就像盖房子，文学史料只是砖瓦，没有建筑学家的设计，终究不能成为房子。文学史是一座大厦，需要材料的支撑，更需要整体设计。只有这样，原本枯燥乏味的原材料才能焕发出有血有肉的生命活力。这就需要理论的跟进。[15]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样写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册第9页）回想四十多年前那场真理标准讨论，最初不过是一个哲学命题，最后竟转换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具有这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和物质潜能。只有那种能够说服人的理论才具有这样的力量。如果想要说服人，这种理论就必须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推动文学研究事业的进步，学术观念的更新才是根本。凡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无不在文献积累方面厚积薄发。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顾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缺乏通融意识。
勿需讳言，我们曾有过片面追求观念更新、理论先行的教训，习惯于借用现成的观念来阐释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也曾信奉苏联灌输的研究模式去探寻规律，沉迷于机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我们更曾迷信西方现代学说，用以“净化”我们的传统。一时间，“老三论”、“新三论”、现代派、后现代派等，各种新方法论轮番登场。“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16]世纪之交，当迷雾散去，我们突然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渐行渐远，现代派的理论显然于事无补，后现代派理论更是鞭长莫及。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似乎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迷失了方向，或加入大众狂欢之中，解构经典，颠覆传统；或转向传统文献学，潜心材料，追求厚重。客观地说，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确实比那些言不及意的空洞议论更有价值。但不可否认，这种回归也隐含着某种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们对于理论探寻的兴趣，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这又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当文学研究徘徊不前时，回归经典便成为学术界的自觉选择。当然，时代在发展，传统的经典理论也应与时俱进。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近年，记忆文化理论、口述历史理论、写本钞本理论，其实都在努力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努力接近历史真相。尼采说，世界上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解释。“后真相”（post-truth）的时代思潮，促使我们对历史角色塑造问题、经典资料来源问题、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异同问题等进行重新思考。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材料的处理相对简单，依违两端，要么疑古，要么佞古，即便是中立的“释古”，或曰“走出疑古时代”，其本质还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现存史料。事实上，现存的史料，有不同的来源，有当时的信史，也有后来的羼入，种种复杂的叠加，形成很多矛盾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或者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似都不足取。实事求是，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
[1]1985年非常特殊。这一年，人们戏称为“文艺方法论年”。3月，《文学评论》等单位在厦门组织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4月，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扬州组织召开“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在武汉召开“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古典文学研究界关于新方法论的讨论相对滞后。1986年《文学遗产》第3期刊发《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示》，反应强烈，波及面很广。1987年，由《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等单位在杭州召开“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此后，又陆续在桂林、大连、漳州等地召开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1989年，此后，方法论的探讨逐渐退潮。
[2]文学史著作，如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文学史批评，如戴燕《中国文学史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余来明《“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等都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
[3]这些论文收录在《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凤凰出版社，2011）等论文集中。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册第574页。
[5]罗素《西方哲学史》英国版序言：“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这就需要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由此看来，这种弊端并非中国特有。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册第91页
[7]当然也有在此基础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九）就在此基础上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但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8]2015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联合举办“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就中华文学命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中华文学形成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及内涵外延、中华文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及其在中华民族历史融合与民族精神建构中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此后，《文史知识》开辟“中华文学”专栏，邀请专家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9]《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5号“通讯”一栏发表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妖孽一词，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司空曹操祖父，故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
[10]如曾枣庄有《中国古代文体学》上下卷，另有五册为先秦至近代的文体资料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山大学有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九种，包括孙立《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林岗《口述与案头》《明清小说评点》、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戚世隽《中国古代剧本形态论稿》、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至于文献学的概论、专题研究著作，更是不胜枚举。
[11]参见李炳海《民族融合和中国古典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刘亚虎、邓敏文、罗汉田《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民族出版社，2001），郎樱、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2005）等论著。
[12]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有详尽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厚厚三大册可见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
[13]南江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籍影印出版》，刊《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南江涛、贾贵荣《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从1949到2010年，新编丛书443种，涉及子目五万条。具体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古籍丛书（按一种计算），经典著作、类书、工具书等一千余种，涉及古籍子目近六万种。
[14]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出现重要转机。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和洛阳召开。2005年第6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现代文学史料学”专号。2005年，新华出版社版出版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等。
[15]参见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点》的译者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6]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